最强干货！多位作家、专家梳理贵州文学70年发展亮点(8)

在人性探索方面，贵州作家创作的知青题材的长篇小说尤为值得注意。叶辛《蹉跎岁月》、《孽债》以及何士光的长篇小说《似水流年》都讲述了知青的生活故事，既刻画了特定年代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丑恶灵魂，也描绘了知识青年在困难时刻的勇敢与善良，他们都希望在积极奋斗中实现自我价值。在现代化浪潮中，乡土人性发生了明显变异。王剑的长篇小说《生活的法典》和肖勤的《守卫者长诗》全面表现了人性的复杂，物欲横流侵蚀下的人性变异。
文学理论：现代性与本土化交织交缠

颜军（贵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在贵州新文学历史上，贵州现代文学理论的起点并不低，但在随后特别是到了当代时期，其发展却处于滞后状态，不仅滞后于中国新文学理论的整体研究状态，还滞后于贵州本土的文艺创作。不过，贵州新文学理论依然在其艰难的发展过程中，为新文学理论建设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民众文学”是贵州新文学理论的奠基者谢六逸倡导的文学观，除此之外他还提出了“大众化”的概念。谢六逸对“民众文学”的强调和论述，构建了贵州新文学理论的重要基础。贵州当代文学理论界讨论过的“乡土文学”“民俗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底层书写”等，都和“民众文学”这一理论有内在的关系。
在现代性的层面上，近40年来贵州文学理论研究具有自觉性、对话性、开拓性的特点。杜国景在《贵州新文学大系·理论批评卷》（1990-2016）“理论探索”这个板块上称：在这个时期当中，贵州文学出现了在全国有影响力、潮流性的成果。比如，林树明的女性主义批评研究、封孝伦的生命美学理论研究等。
在经过1950年至1976年这段相对停滞的文学理论发展时期之后，贵州当代文学理论在1977年之后的新时期迎来了蓬勃发展的多元格局。自1977年至今40余年发展的历程中，贵州文论界参与了许多前沿的文艺学话题的讨论，同时对本土文化的重视程度也非常自觉，体现出明显的本土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