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强干货！多位作家、专家梳理贵州文学70年发展亮点(16)

黔西北在经济上处于贵州的边缘地位，然而，生活在这块并不富饶的土地上的作家保持着良好的文学传统。一方面，他们和贵州其他地区的作家一样，用极富特色的抒情叙事机制向贵州文学困境艰难突围；
另一方面，他们立足本土地域文学，用质朴的文学抒写方式来维护和实现黔西北文学应该有的地位和尊严。在此过程中，他们各自呈现出自己特有的创作个性。
黔东南州：肥沃的民族文化土壤孕育文化矿脉

莫屈（黔东南州作协副主席、秘书长）：黔东南民族文化养分深厚，创作的作品具有地域特色，封闭的自然条件束缚了经济发展，迟滞了黔东南本土民族文化的汉化进程，为黔东南保存下了一块丰饶的民族文化沃土，很好地保存了原生态的民族文化。
在这里，培养出了一支老中青混编的作家队伍，为新时代黔东南民族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打下了基础。
黔东南三代文学人在慢慢成长、壮大，成为贵州作家队伍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为黔东南乃至贵州文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来黔东南文学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是黔东南文学的发生期。第一次将黔东南的民族风情和文化习俗展示于文坛，向人们描绘了黔东南独特的少数民族生活，塑造了许多富于时代特征的少数民族人物群像。
其中创作成果最丰硕的应该是袁仁琮。他几十年笔耕不缀，进入21世纪还有长篇小说推出，其代表作品《穷乡》《破荒》等，在民族文学文坛有较大影响，长篇小说《破荒》还获得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黔东南文学迎来了发展壮大阶段。
其中，韦文扬的创作，具有旗帜的标识和意义。他创作了一系列表现苗族文化习俗的作品，其短篇小说《蛊》一发表就引起巨大反响。可以说，这是新时期最早对民族文化进行反思、批判的作品之一，作家将作为巫术的蛊与人的命运联结在一起思考，探讨了人的生存和命运的奇特联系，实现了对自身生活和命运的一种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