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苗族战争史略（九）之咸同贵州百万苗民大起义（中）(4)

其一、没有未能完全包容异己,行中正之道，为天下人，各苗族部众之间具有排外性，排他性，在《黔记》中记载了道光三年黑苗因领土问题杀戮红苗的记录，载曰“嘉庆初，黔楚军兴，镇草、铜仁红苗窜入，诡为生苗佃种山地。红苗故點，而生苗愚不之觉也。后乃稍稍侵占，又阴埋碑土中，给生苗共发之，即指之为先世遗业。生苗无以解，于是生苗老果等悉其众以逐红苗，势汹汹。有司乃往渝，谴红苗归故土，而罪生苗之杀红苗者，苗众乃解散”，各苗族支系的基层组织之间依然未能接纳其他支系或地域的外来苗众。
在咸同贵州苗族大起义期间，各苗族起义军之间为争抢城池粮饷地盘依然时有火拼，《贵定访册》载：“同治六年三月，下河苗万余围攻贵定（潘名杰据），炮中姜阿九，苗使溃去”。《大定府续志》《大定县志》也有提到同治二年(1863)十二月陶新春部与岩大五部攻克大定府后，因粮饷火拼，陶新春部负气焚城退回猪拱箐。
其二、在部分地区缺乏族胞群众基础，既有支持起义军，也有反对起义军的苗族同胞，甚至兵戎相见，光绪六年(公元1878年)七月十四日,柳利寨民杨义、张正方、杨老里、杨 向当时在清江厅“查阅营伍”贵州巡抚岑毓英禀称:“咸丰年间，苗匪叛乱，裹胁各寨，惟民一寨（柳利苗族）誓死不从，踞要堵御，血战毙命者七八十人。至（咸丰）六年八月十三日清城被陷，民寨（柳利苗族）五百余家，逃脱不过数拾人”，清江厅《免夫碑》记事，咸丰六年剑河苗族李鸿基率领的苗族义军围攻清江厅，柳利寨苗民“不甘从贼”与清江通判韩超共御“苗贼”（起义军），城破后寨内五百余户人家仅剩四五十人，光绪六年寨民杨义等人联合向贵州巡抚岑毓英反映情况，请求豁免差役之事。巡抚岑毓英的批复回道：“查该民等自变乱以来，实能同心守义，不甘从贼，似此明于顺逆勇于孝忠，自应旌别嘉奖，以分良莠。
先人诚勉效义，复核实叨恩沐恩体恤，允许夫役永免，出批示外，合行出示该谕，为此示仰各该寨人等知悉，嗣后益加奋勉，朝夕勿忘祖德宗功也。”，此时清朝廷将“柳利寨苗人”写为“民人”，夸其民勇于孝忠，理应嘉奖，以示忠良，是对其“生苗可化为熟苗，熟苗可化为良善”的肯定。
在《洪雅县志》中又载：“方都匀府城之陷也，署副将张梁身受重伤，经随徵兵勇背负至落摆苗寨，张梁寻即召苗晓以忠义，屡次乘夜袭取都匀府城，并遣人约各营会取谷纪关，以便进兵。璧光饬提督刘士奇等会张梁军出贼不意，由关后趋下，杀毙逆首吴章，毁贼棚数十座，割取长发首级一百（余），生擒三十（余），救出难民数百，将都匀府城克复”。同治九年黔南苗民义军领袖金干干、天平军首领李文彩共同镇守都匀、独山一线，此线是苗军的生死线，胜或扩大前年战役战果，败或只能退至苗疆腹地作困兽犹斗，清军在都匀落摆苗族的帮助下顺利攻占都匀，苗军大将吴奉章战死，金干干和李文彩的起义军只得转移苗疆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