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佩拉宫的午夜：现代伊斯坦布尔的诞生》(4)

年轻记者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见证了土耳其新时代的开始。1922年深秋，他登载于《多伦多每日星报》（Toronto Daily Star）的文章这样写道：“我在电影里看见的伊斯坦布尔纯洁闪亮，难以琢磨。”海明威乘坐火车从巴尔干半岛出发，沿途经过砖红的拜占庭岸墙，绕过水中嬉闹的孩童，驶入小清真寺和矮木屋密集的地区，积满灰尘的穹顶和饱经海风侵蚀的墙板几乎触手可及。他看见乡间赶路的农夫穿着鲜艳的衣衫，蹒跚地跟在全身污泥、刚毛直立的水牛之后；他看见使馆门外的移民披裹着露水打湿的大衣，排着长队默默等待；他看见退役军官身着磨损的制服，昂首阔步地走在街上；他还透过望远镜仔细观察了救援船上的难民家庭，由于空间所限他们只能蜷缩在紧靠轮船围栏的方寸之地，旁边就是喷吐蒸汽的高温管道。
海明威发现，白色掩盖了一切肮脏，人们心如死灰，就像爱人被推进手术室那般绝望。
面纱与闺房、费兹帽与大礼服逐渐消失，苏丹和哈里发制度——象征伊斯兰教神旨的特定体制——不久也寿终正寝。土耳其不再沿用麦加历法，改为巴黎和纽约的计时方式。部长和将军们陆续迁往安卡拉，外国大使馆也跟着搬走了。伊斯坦布尔人去楼空，顾影自怜。土耳其知识分子形容，伊斯坦布尔整座城市都弥漫着挥之不去的呼愁（hüzün），摇摇欲坠的城墙岸壁、落没将倾的华厦宅邸、风蚀雨浸的滨海别墅无一不流露出这股心似掏空的愁思。
然而，两次世界大战间隙，土耳其人的彷徨无措却也隐含着一些意料之外的机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土耳其人学会了用逃避（keyif）来消解内心的呼愁，他们用歌唱掩饰泪水，用欢笑回应恐惧，另一个不同面貌的伊斯坦布尔渐渐苏醒。牛车、电车和汽车在同一条道路上通行，民族分子集会的地方也能看到密谋世界革命的社会主义特工的身影。小巷深处传出的新音乐既有油滑大胆的交响爵士，又有双目失明的亚美尼亚琴手拨弄琉特琴的断续弦音，还有黎凡特黑社会的悲伤情歌。你可以到俄裔美籍黑人经营的马克西姆俱乐部（Maxim club）喝杯小酒，也可以去花园酒吧（Garden Bar）随着棕榈滩七人组（Palm Beach Seven）演奏的乐曲成宿跳舞。
宣礼塔和托钵僧依然存在，可伊斯坦布尔变成了新式的伊斯兰城市。这个城市就像一座小岛，不仅能接纳流浪汉，还向奋斗者张开怀抱。它曾经是繁盛一时的帝国古都，如今却梦想成为单一民族国家的城池。它既想保留穆斯林传统，又要实现现代化。岁月无情，人世流转，如果你看过佩拉大街的冬日残阳，遇见过街头巷尾的乞丐骗子，那么你就会憧憬另一个不同的国家，向往另一种不同的生活，这正是我们凭意志、顺形势想要改变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