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革命前传：轰动欧洲的《论大学生的贫乏》与斯特拉斯堡丑闻

《贫乏》原书首版封面
作者：沋奚（摘自《论大学生的贫乏》译者前言的第一部分“背景介绍”）
1968年5月的法国，爆发了一场只持续了一个月时间，却能做到波及多国、影响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这场运动史称“五月革命”。国际革命向组织“构境国际”（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SI）在这场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革命惨败后，构境国际依然给予这场运动极高评价，称其是“现代无产阶级运动的最重要经验”。然而，早在68年之前，法国国内另有一场由构境者直接推动的小规模学生运动，这场运动在短时间内将革命的种子播撒向了社会各处，为两年后的五月革命做下了充分的铺垫。
1966年5月，法国全国学生联盟（UNEF）斯特拉斯堡大学分会选举学生会（斯特拉斯堡学生总联合会，AFGES）负责人。六名并无行动规划，但已经“臭名昭著”了的不妥协分子最终被学生会官僚安排上了负责人的角色。事实上选举是按照正常程序进行的，但由于大学生对这种选举压根不感兴趣，学生会里的官僚便可以为所欲为。他们把这六名极端分子选出来，是想使他们坐上官僚的宝座，弄他们个骑虎难下。这样，他们虽有反官僚之意，但却不能公开地否定、推翻自己。他们清楚可以战略地利用官僚的地位发挥积极作用，可他们原本所希望的并不是与官僚机构打交道。这一下，把这六名一向攻击学生会的“反学生”（anti-student）弄得尴尬不已。
不过这六个学生代表没打算闲着，他们一开始便利用自己的位子展开了造反行动。首先在校内成立了一个无政府主义主题的鉴赏向协会，取名为“卡尔·马克思和拉瓦绍尔正名协会”（The Society for the Rehabilitation for Karl Marx and Ravachol）；之后，他们又拨出学生会资金来宣传其中一位同志安德黑·贝赫同（André Bertrand）创作的变道漫画海报《科隆·杜鲁蒂的回归》（The Return of the Durruti Column），这份漫画的灵感来源于在1936年西班牙革命首日建立的杜鲁蒂纵队——一支著名的无政府主义战士纵队。不过这些所谓的行动都太过无力了。接下来的事，终于能够激动人心。这几个学生灵机一动，打算向社会上已有的革命力量寻求帮助，通过转变社会势态，扭转自己的处境，为自己的行动爆破出天地。
于是他们通过同校的朋友，联系上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向组织“构境国际”（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SI），开始与构境者（situationist）一同商量对策。
事实上，构境者对学生问题并不感兴趣，他们尤其担心，面对这些无组织无纪律的懵懂学生，自己在行动项目中很容易就会处在领导者的位置，而构境者是实在不想进入这种关系的；他们也担心这样的共事形式会蔓延到社会上，蔓延到自己和学生的这种有限的联合行动之外。而且更不用说的是，这样一场行动肯定会使构境者和这帮大学生扯上关系，名声受损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他们也并不认为自己可以拒绝帮助这几个找上门来的学生，因为学生们这次不妥协、不让步的行动，有可能使当下正在形成的新社会运动得到发展。最终，根据构境者们的建议，应当写一篇针对学生也针对整个社会的批判文来转变当前的社会势态。
SI的联合创始人，法国人居伊·德波（Guy Debord）完成了文章的创意规划，他确定了文章标题和内容主线，以及这份文本的激进程度；而侨居法国，身为阿拉伯人的SI成员穆斯塔法·哈雅提（Mustapha Khayati）则起草了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并且定期和斯特拉斯堡的学生及巴黎的构境者对文本的撰写工作进行讨论。这帮行动者就这样一步步地完成了整份文本的撰写。
同年11月，那六名学生代表动用学生会资金印刷了一万份《论大学生的贫乏》（下称《贫乏》）的小册子，并选择在开学仪式上进行派发。开学那天，鱼贯进入会堂的学生和教师，每人都接到一份。与此同时，斯特拉斯堡学生会发表声明，声称他们唯一的计划就是解散这个官僚学生会。
这件大学丑闻立即遭到当地、全国乃至国际媒体的强烈谴责，在当时占据了欧洲报纸的头条，一下子把当权者和那些反动卫道士弄得气急败坏而不知所措。当事的那六个学生代表随即遭到学校开除，这是早在他们意料之中的事。除此之外，法院还宣布经正常途径选出的那六个学生代表不合法，学生会后来也被法院责令关闭（后来又复活了）。当权者发动喉舌，全力收拾残局。但事情已经闹大，构境者已经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一本二十八页的小册子，撕烂了当权社会系统精心打造的面具。“让局面再也无法反转”，最后一章的标题赫然醒目。
SI当然没有就此终止行动。出于谨慎，出于对学生后续动作的担心，哈雅提致函斯特拉斯堡学生会（AFGES），要求学生会的学生能够声明自己并非构境者。于是在11月29日，学生会在公报上作出声明，表示学生会主席团中的任何成员都不属于SI，但他们全都完全支持SI的观点。SI随后致函学生会主席安德烈·施内德（André Schneider）和副主席安德烈·维赫-皮奥瓦（André Vayr-Piova），表示支持他们所做的一切。从这以后很长一段时间，SI与斯特拉斯堡学生会的学生们都一直保持着团结关系。
为了对AFGES进行神圣的围剿，布尔乔亚、斯大林主义者和牧师，都联合起来了。全学联想要剿灭斯特拉斯堡大学里的构境分子，但尴尬的是，他们在全市18000名学生中得到的支持可比AFGES要少。但身处资本主义社会的全学联怎么可能孤立无助呢？他们还是获得了大批学贼的拥护，联合了斯特拉斯堡大学的九个学生社团，并在当地全学联分会的支持下，对学校里亲构境的那几个学生开展了司法镇压行动。12月13日，法院下令扣押AFGES的办公室和行政部门，并禁止了他们为解散AFGES而准备于16日召开的大会。
司法机器冻结了事态的发展，这导致SI的学生同志们必须奋起反抗，走向进一步的斗争。一方面，面对记者的围攻，AFGES的同志们拒绝接受大多数采访，并且侮辱性地抵制法国国内那些最庸俗的机构（如法国电视台和《行星》杂志），从而迫使新闻界对这起丑闻作出更准确的报道，迫使他们不得不直接去参考AFGES自己在公报上发表的内容。另一方面，由于这场斗争当前是在司法和行政方面进行的，而且法律事务局仍然控制着全国学生互助会（MNEF）的地方部门，AFGES在1月11日作出反击，决定关闭由MNEF控制财务的大学心理援助中心（BAPU）——“斯特拉斯堡BAPU的存在是对这所大学所有决心自由思考的学生的耻辱和威胁”（来自AFGES的声明）。第二天，BAPU关门大吉。
1月14日，斯特拉斯堡大学代表团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全学联大会，并在大会开幕时要求全体代表团对其动议进行初步表决——他们认为昔日进步的全学联如今已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工具，并且呼吁全世界的革命学生，要和国家里被剥削的大众一起，与旧世界的各个方面进行不懈的斗争，同时呼吁解散整个全学联。可悲的是，会上仅有两个代表团支持这项动议。
斗争虽在继续，但团结之火最终却是断了。令SI不曾料到的是，曾经身处斗争最前线的学生会主席施内德（André Schneider）和副主席皮奥瓦（André Vayr-Piova），最终对SI转变了态度。
事情还得从这说起：一月份，SI的三名成员由于散播关于哈雅提的谣言而被开除。这三名成员的开除与斯特拉斯堡丑闻无关，但其中两人又恰好来自斯特拉斯堡地区。据SI公报所述，斯特拉斯堡大学的一些学生因为构境者没有打算邀请他们加入SI而感到恼火。而被开除的这三个人正是利用这样的氛围，把谣言散播出去，让谣言自己找到学生圈子里那些不懂批判的吃瓜群众。因此，所有被SI拒绝的学生都开始摆起自命的“超越”姿态，聚成了一股反构境力量。他们要审判构境者，超越构境者，他们甚至开始相信报纸上的东西，开始将自己意淫为“斯特拉斯堡公社”的起义大众。皮奥瓦也从此不再是SI的同志，他和其他的一些人成为了谣言的支持者；而虽然施内德也轻信了谣言，但他在仅仅几天后便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毅然决定以自己的学生会主席身份站出来为SI正名。这一下，把那帮反构境者整得不知所措。
校内的事到这里就可以停止叙述了。在社会上，还有一帮滑稽的学者在上演好戏。
比如说这件事。1944年创办至今，一路标榜独立，不依附政党和财团，也不接受政府津贴，作为法国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的《世界报》（Le Monde），在小册子派发后的几天内发表了一系列支持这份文本的声明，由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阿兰·图亨（Alain Touraine）、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等社会学家签署。SI注重对现实势态的直接介入，所以他们当然不支持这其中的任何一位，即便像阿尔都塞和列斐伏尔这种在马克思主义学界里资深望重的人物，也得不到SI的肯定。这帮人的研究虽有价值，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在现实的革命上都确实不著见效，所以SI无一例外地将他们视为建制派。同样得到发表的还有一份反构境者的请愿书，由朱利安·弗亨德（Julien Freund）、安德烈·
尼尔（André Neher）等哲学家签署。《世界报》的社论往往反映的是法国政府的立场，但外界却普遍认为该报的政治立场为中间偏左。在构境者看来，这是荒唐的。所以，对一个业已宣布自己要彻底革命的组织来说，是有必要借机会在台面上与这类报纸划清界限的。而他们早就在文中将这份报纸列入了黑名单。他们在文中嘲讽道，大学生“……也相信那格调对他们来说已经太难的《世界报》是一份真正能反映‘客观’事实的报纸，他们以为看了这些书报就能帮助他们了解政治行情，使他们成为这现代世界的一份子。”
SI在这次行动中可算是见识到了许多学生那愣头青般的蠢笨。整件事情下来，SI发觉应该让自己变得更加激进，更具破坏性，更加对现行社会有害。SI要让自己达到这样的程度：令那些带着虚伪的折中主义兴趣的家伙不再能接受自己。
SI其实并不看重《贫乏》的革命性。面对如此庞杂的资本主义系统，一份专门针对局部问题而写的，数来数去还不到三十页纸的小册子，对普罗革命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但在1967年10月，SI在公报中表示，他们并不完全否认《贫乏》的作用：文本中传达出的一些基本真理可能略微加速推动了落后的法国青年意识到社会中即将爆发的更普遍的危机。不过SI对《贫乏》作用的判断可能是专门针对法国的情况的。SI认为，其它国家的一些青年对《贫乏》有着更加准确的理解，他们已经使得新的社会运动开始更加明确地进行了。比如美国和英国。在1967年3月，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罢工引发了一定的轰动，用SI的话说，《泰晤士报》评论员很不高兴地看到了他认为已经结束的阶级斗争的回归。SI所作的批判，通过世界各地发生的具体事件本身而得到加强。在较小程度上，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情况也是如此。
比如在1965年由荷兰青年成立的一场庸俗无力的反主流运动“挑衅”，SI对它在1967年5月的解散并非没有影响。另外，当时西柏林的学生在批判上也有了某些进步……
《贫乏》是造反文学中极负盛名的一部佳作，初版的一万份震动了全欧洲，后来更是在世界各地的社会运动中被不断翻印。仅就SI所知，翻印数就已经高达三十万份。也有说，光是法国各地的各种野生翻印本就已经达到了三百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