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经驭传，以传驭说：略论《汉书·五行志》的编纂意图与策略

《汉书·五行志》无疑是一本意义深远的典著，它的内容深刻且又富含极具智慧的思想内涵，让人们敬畏不已，但是这本典著背后所隐藏的信息以及作者的创作初衷，都是近几年学术各界所关注的首要内容。

无数学者都曾对《汉书·五行志》进行研究以及讨论，这些学者的努力无疑将班固的思想及其当时的政治理念，更加清晰地呈现在大众面前令后人所熟知。对于《五行志》文本生成方式的研究，将对全面认识班固的经学、史学思想，乃至整个汉代天人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补充。

一、五行志与天人学体系的重构

1、为何是五行志

一般认为，《汉书·五行志》专载灾异。汉人素重灾异，不仅诏令、奏疏大量涉及灾异事件，而且发展出类型多样的灾异学知识，故班固专设一志记述西汉灾异及论说，既是对西汉政治文化的如实反映，也符合东汉前期宫廷政治和士人知识兴趣的关注点。
不过，班固既没有像一般灾异学论著那样称该志为“灾异志”，也没有据其所载灾异论的共同理论基础称之为“阴阳志”，而是以“五行”为其名，尽管其志文所录董仲舒、眭孟、京房等人的灾异论与“五行”说并无关联。

换言之，“五行志”的命名方式并不能全面反映西汉灾异论的真实形态，它只有在班固选择以《洪范五行传》为文本基础的情况下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在众多的灾异理论中，班固何以对《洪范》五行学青睐有加呢？
刘向、歆父子《洪范五行传论》对班固最大的吸引，应在于他们对古今灾异行事的系统载录和说解。《汉书》虽为断代史，但其“十志”却呈现出系统建构各领域知识体系的雄心。
《律历志》梳理自太昊至秦二世的历法演变，《礼乐志》载录黄帝以来古乐，《刑法志》梳理黄帝以来的兵刑变化，《食货志》梳理神农以来制土处民之术，《地理志》梳理黄帝以来封建、州制沿革。
班固不仅关注作为历史之一环的西汉，更要本于“六艺”，在“道”的层面重建一套囊括古今的知识体系，实现其“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的撰述理想。

同时，对于律历、阴阳、五行、兵刑、水利这些在传统儒学看来均属“小道”甚至“外道”的知识，随着儒学成为知识权威性、合理性之最高来源，只有将它们纳入“六艺”之学的体系中，才可能为它们分门立志，使之与礼乐、艺文等传统儒学知识分庭抗礼。
《五行志》的编纂虽不乏反思汉政或匡正时主的现实考量，但其关注的显然不仅仅是西汉一朝的灾异事件或学说，而是要建立起一整套适合古往今来全部灾异知识的合理结构，并将其纳入“六艺”之学的体系之中。
唯此，对于汉代灾异事件的列举和分析才能获得意义，而刘向《洪范五行传论》不仅建立了系统的占验体系和阐释体系，更对古今灾异行事进行了有效的说解。无论是知识结构还是历史实践，都符合班固的要求。

2、天人学体系的重构

尽管《五行志》专录灾变，但开篇却对“天人之道”做出了系统论述，这自然让我们想到同样旨在究“天人之际”的《史记·天官书》。事实上，《汉书》之《律历志》《郊祀志》《天文志》均论及“天人之道”，但从《史记》到《汉书》，天人学的主体从《天官书》转移至《五行志》，这背后涉及汉人知识观念的重大转变值得讨论。

此后，对西汉天人学架构做出重要调整的是刘歆，他在《三统历谱》中提出《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通过“天时”和“历数”，刘歆不仅将《周易》和《春秋》两部经典加以整合，而且将其上升至“天人之道”的高度。
由此，在战国《易》学以卦象知天、董仲舒以阴阳知天、司马迁以天数知天的路径之外，刘歆又建立起以历数知天的认知路径。不过，与董、马相比，刘歆天人学的最大特色在于他极其强调历数学与经学之间的同构关系，其历算的每个参数、步骤都援引《周易》《春秋》为据，由此将儒家经典纳入究知“天人之道”的知识体系之中。
可见随着目录学的发展，学者对知识的系统性、合理性问题更为自觉；而随着儒学的官学化，天人之学也难以再作为一种纯粹的技术知识而独立存在，儒家经典势必要成为天人学构建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二、依经立传：《洪范五行传》的文本重构

作为《汉书·五行志》的基本框架，《洪范五行传》的文本形态是我们理解《五行志》编纂体例的基础。从存世佚文来看，《五行传》至少包括以下四部分。
第一是开篇，自“维王后元祀”至“建用王极”，叙述“帝令大禹步于上帝”之事，是全篇的背景，在王应麟《玉海》、金履祥《通鉴前编》、黄榦《仪礼经传通解续编》中存有佚文及郑玄注。
第二是“六沴”部分，从“长事一曰貌”至“星辰逆行”，描述“六沴作见”之灾变及六罚、六极，见于《汉书·五行志》《续汉书·五行志》。
第三是“共御”之术，从“维五位复建”至“上下王祀”，论“六事”分司十二月、“三朝说”及“共御”“洪祀”之术，见于《玉海》和《仪礼经传通解续编》，后者存有郑玄注。
第四是五行失性，从“田猎不宿”至“则水不润下”，论五行失性咎由及其灾变，见于《汉书·五行志》《续汉书·五行志》《洪范政鉴》，《续汉志》刘昭注及《洪范政鉴》存有郑玄注。此外，《文选》李善注、《太平御览》等对《传》文及郑玄注亦有征引。

三、援经解传：“说曰”的阐释风格

关于《汉书·五行志》“说曰”部分的归属问题，学界有博士说、夏侯始昌至刘向说、刘向说、刘歆说等不同意见，其中博士说因忽略《洪范五行传》作为“别传”的性质而致误，已为学界摒弃。

平泽步细致考辨了“说曰”与夏侯胜、孔光、刘歆诸人学说的差异，认为“说曰”与此诸说均存在重要差异，结论令人信服。至于刘向说，目前影响较大，但通过对《南齐书·五行传》《五行大义》等中古文献所见刘向《传论》的辑佚，考知《汉书·五行志》“说曰”虽以刘向说为基础，但经过班固改造后，与刘向《传论》已有明显差异。
故班固不再称引刘向而径言“说曰”，实非有意掠美。基于“说曰”特殊的生成机制，只有将其置于与刘向《传论》的比读之中，才能把握班固说解的特点。
首先，班固说解较刘向更强调贴合《传》文原意，但在论及灾异生成机制时，则袭用刘向阴阳说，由此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其说解内部逻辑的割裂。
其次，班固在说解《传》文时大量援引经文或孔子之言，塑造出《五行传》与群经之间的密切联系，《五行志》的经学色彩进一步得到加强。事实上，在讨论刘向《传论》时已经注意到，在说解“五行”失性时，《传论》一般以追述古圣之事的方式叙述顺施五行的必要性，但在《五行志》相应部分，除袭用《传论》之文外，常多出对儒家经传的直接引述。

因此，《传论》本就没有系统引述经传的体例，这一书写方式应始于班固。与刘向《传论》相比，对经传的系统征引显然有助于增加《五行传》与“六艺”经传体系之间的勾连，《五行志》的经学色彩由此得到强化。

总结

从《尚书·洪范》到《洪范五行传》再到刘向《洪范五行传论》，每一次阐释都依托于原有文本的框架或部分概念而加以扩充，最终改变原有文本的阐释向度，建立起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
类似的文本衍生过程也发生于从《春秋》到《春秋公羊传》再到《楚庄王》《玉杯》《竹林》等董仲舒《春秋》学论著的演变过程中，是一种“外向式”的经学阐释史，在西汉今文学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班固显然有志于改变这种阐释机制，他通过“经曰”“传曰”“说曰”的文本形态，构建起一个本于“天”而基于“经”的天人学体系，强化了“经”在整个阐释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以经驭传，以传驭说，西汉《洪范》五行学“外向式”的扩张过程由此被塑造成一种“内聚式”的文本形态，反映出具有古文经学背景的班固强调依经立说、反对离经任意的解经立场。这些意图通过班固巧妙的体例设计和细腻的书写策略灌注于整个志文之中，虽仍存龃龉之处，终无愧一代文雄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