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就义前，逮捕她的县令泪流不止：杀你不是我本意，请体谅

秋瑾就义前，逮捕她的县令泪流不止：杀你不是我本意，请体谅
在1907年的一个秋日，李钟岳，一位曾经拘捕并监杀秋瑾的浙江山阴县令，在家人不留意的情况下，选择了在自己的房间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当时已经年过半百，享年53岁。
据家人回忆，李钟岳在自缢之前已经多次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包括跃井和自缢，幸运的是家人及时赶到将他救了下来，暂时保住了他的性命。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李钟岳的求死之心如此坚决。尽管多次被救，但最终他还是找到了机会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这位县令如此执着于结束自己的生命呢？他的自杀行为与秋瑾有何关联呢？要了解这一切，我们需要回到秋瑾就义前夕的故事。
1907年7月，对于新任浙江山阴县县令李钟岳来说，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月份。
一封紧急命令从绍兴知府贵福手中送达，要求他抓捕几个人并查封一所在山阴县开办的学校。虽然命令简单，但其中要抓捕的人名叫秋瑾，却让李钟岳陷入了困境。
李钟岳早已听闻秋瑾的才华，并对她深为敬佩。秋瑾的诗篇更是让他心悦诚服。他常以秋瑾的诗句教育自己的儿子，以此彰显女子之才。
因此，李钟岳接到命令后，决定竭力保护秋瑾。然而，为何绍兴知府下令抓捕秋瑾？事情要从几天前说起。

1907年7月6日，秋瑾的表哥徐熙麟在安庆发动起义，但由于准备匆忙，失败收场，徐熙麟本人被捕并遭酷刑处决。更为糟糕的是，徐熙麟的手下在审讯中承认，此次起义与他在山阴县创立的大通学堂有关。
而当时大通学堂的负责人正是秋瑾。浙江巡抚张曾扬迅速下令，要求查封大通学堂并逮捕学堂相关人员。
绍兴知府贵福得知此事后怒火中烧，要求山阴县县令李钟岳立即行动，查封学堂并逮捕相关人员。
尽管贵福催促甚急，但李钟岳心怀保护秋瑾之意，主动向贵福提议先进行调查，以确定事实真相，然后再做决定。
贵福虽不满，但还是勉强同意。然而，作为县令，李钟岳无法阻止或改变命令。他之所以如此提议，是为了争取时间，让秋瑾等人有机会逃脱。
几天后，贵福迟迟未收到李钟岳的回复，只好亲自前往县衙质问。面对贵福的斥责，李钟岳只能无奈地接受命令。

他带领士兵浩浩荡荡前往大通学堂，期间刻意制造噪音，希望秋瑾能够及时逃脱。然而，当他抵达大通学堂时，眼前的景象让他既震惊又失望。
失望的原因在于秋瑾毫不打算离开。
李钟岳原本希望拖延几天，以便给秋瑾逃离的时间，同时也想通过在途中制造混乱来达到这个目的。
然而，他没想到秋瑾会选择留下来。尽管早在几天前就有人劝她离开，甚至上海的一些开明士绅都为她安排了藏身之地，但秋瑾仍然不肯离开。
她有自己的理由：一是要疏散学堂里的师生，不忍心将她们置于危险之中；二是得知表哥徐熙麟被害的消息后，她已经有了赴死的决心。
秋瑾坚信革命需要牺牲，而她愿意成为那个牺牲的人。

尽管李钟岳设法争取了几天的时间，但秋瑾却淡然地疏散着师生。最终，大部分人安全离开，只有少数人选择与秋瑾同生共死。
面对这种情况，李钟岳感到十分无奈。最终，他只能下令将秋瑾和其他七名学生一起带走。
第二天，贵福逼迫李钟岳前去搜查秋瑾的家。尽管表面上李钟岳答应了，但实际上他却想尽办法保护秋瑾。
在搜查时，李钟岳事先确定了秋瑾平日居住的地方，并要求不得对其进行搜查。结果，搜查人员没有找到任何所谓的证据。
多年后，秋瑾的家人与李钟岳的儿子在杭州相遇。秋瑾的家人告诉李钟岳的儿子，如果不是当年李钟岳故意保护，他们全家必将受到牵连。
这一举动不仅是为了保护秋瑾的家人，更重要的是要保护和营救秋瑾本人。
在法庭上，李钟岳竭尽所能地保护秋瑾。
在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五，根据贵福的要求，李钟岳在县衙传唤秋瑾。按照往常的惯例，一般被告被带上来后，通常会先受到鞭打，然后再进行审讯。
但这一次，为了保护秋瑾，李钟岳却采取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
他命令在法庭上摆设座位，请秋瑾安坐其中，然后清退其他人等，由自己独自对秋瑾进行“审讯”：
一开始，李钟岳询问道：“你究竟是否为革命党？”
对此，秋瑾并没有回避，也没有否认。早在得知表哥牺牲的消息后，她已经有了赴死的觉悟，因此她淡然地回答：“是。”

这个回答使李钟岳陷入了沉默，过了好一会儿，他拿出纸笔，请秋瑾写下申辩之词。秋瑾大笔一挥，写下了那句著名的“秋风秋雨愁煞人”。
可以说，李钟岳对待秋瑾就像待贵宾一样。直到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他仍然希望秋瑾能躲过这一劫。
但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县官，他又能做些什么呢？贵福得知李钟岳对待秋瑾的态度后大怒，当即斥责道：“为何不使用酷刑，反而待她如贵宾？”
对此，李钟岳回答道：“我们都是读书人，而秋瑾是一个女子，再加上证据不足，实在难以使用酷刑。”
听到李钟岳的回答，再加上他之前的举动，贵福明白了，他无法指望李钟岳会审问出他所期望的结果。于是，他设计了一个阴谋。
当晚，他赶到杭州，在见到浙江巡抚张曾扬后，贵福谎称秋瑾已经“招供”，且证据确凿。而张曾扬在未核实情况下，直接给贵福签发了“就地正法”的手令。
拿到手令后，贵福匆匆回到了绍兴，并召见李钟岳前来知府衙门，称有紧急公务。
在大堂上，贵福和李钟岳面对面坐着。
贵福掏出手令，冷冷地说：“李大人，这是抚宪大人的手令，现命你立即处决秋瑾，不得有误。如果延误不办，我将向巡抚报告，指控你抗命不遵的罪名。”
看到手令，李钟岳大吃一惊。
他知道背后一定有贵福在搞鬼，因此他说：“没有足够的证据，如何能够杀人？”但贵福早已预料到他的反应，于是怒气冲冲地拍着桌子说道：“今天的决定在你手中，杀人或宽恕都由你决定。你自己看着办吧。”
说完，贵福转身离开，留下李钟岳一脸苦闷。
那个晚上，是李钟岳五十多年来度过的最漫长的一夜。他跌跌撞撞地回到县衙，默坐良久，左思右想，却始终没有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毕竟，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县官，面对的问题太多，他无力改变局面。
最终，时间已经过了子夜，根据手令的要求，他只能安排衙役将秋瑾带到大堂上。
面对秋瑾，李钟岳这位官员深感愧疚，他压抑着内心的焦虑，道出了内心的痛苦：
“我身份低微，无力施展余下所有的力量来挽救你。虽然你的死不是我所愿，但愿你能原谅。”
李钟岳说完这番话后，眼泪夺眶而出，他深感对秋瑾的无助和愧疚。
大堂上的衙役们也情不自禁地相视而愁。
秋瑾则对这位坦诚表露内心的官员深表感激，她明白正是李钟岳过去的保护，才让她得以幸存，并让她的家人脱离了灾难。
最终，李钟岳询问秋瑾是否还有其他愿望，他保证会竭尽全力满足她的遗愿。
秋瑾只提出了两个小要求：
第一，不要处以枭首之刑；第二，不要在执行刑罚后剥去衣服。
1907年7月15日凌晨四点，在贵福的催促下，李钟岳被迫押送秋瑾前往绍兴轩亭口。
在行刑前，秋瑾并不慌乱，她从容就义，展现出英勇的气概，成为一代女杰的典范。
秋瑾的死引起了巨大反响，各大报纸纷纷报道，许多有识之士为她伸冤。
李钟岳因秋瑾之死而深受触动，整个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秋瑾被处决后不久，贵福将李钟岳屡次包庇的事告知巡抚张曾扬，李钟岳被指控“庇护女犯罪”，最终被革职处理。
李钟岳被解职当天，绍兴的士绅和民众数百人沿街相送，直至离城三十里，依然难舍难分。
面对民众，李钟岳感到无比愧疚，悲伤不已。
“我为去留烦恼，未能妥善处置事务，这是我的遗憾。”
回到家中，李钟岳无法摆脱内心的愧疚和沉闷，经常念叨：“我未能保护好秋瑾。”
他始终认为，秋瑾之死，责任在于自己未能尽力保护她。
带着这种情绪，李钟岳渐渐有了殉身之念。
他曾多次尝试自杀，投井、试图上吊，但都被家人及时发现并阻止。
为了阻止李钟岳的自杀行为，家人不断劝解，并加强对他的监护，但他们低估了李钟岳的决心。
1907年10月29日，即秋瑾就义三个月后，李钟岳在家人不备之际，在房间内悬梁自尽，年仅53岁。
如果将李钟岳置身于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他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员，一个小小到无法再小的县级官员。在数千年的历史中，有比他更显赫更有成就的人物不胜枚举。
然而，尽管如此，李钟岳却能够留下青史，为何？
他并没有参与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也没有改变历史的走向。他只是按照自己内心的声音行事，尽职尽责地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然而，正是这种稀有的品质，在当时的环境中显得格外珍贵。因此，他值得后人铭记。
李钟岳去世的消息传到浙江，民众无不为之感到哀痛和惋惜。在杭州城，来吊唁的士绅和百姓络绎不绝，持续了整整三天。上海的媒体也争相报道此事，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续安丘新志》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称之为“浙人追思之”。
随着秋瑾的昭雪，李钟岳的神位也被纳入秋瑾祠，以便后人纪念这位当年义薄云天的县令。自此，秋家与李家成为至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