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性蓬蒿任尔风

本文转自：北海日报
第一次听说陈建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十多岁的我发表处女作后，加入北海“滨风文学社”，认识了一位区船厂的兄长，有一天这位姓陈的兄长拿着一本《小说月报》，问我认识封面人物吗？我茫然地摇摇头。兄长说：“陈建功，北海人。”后来，北海作家协会在市迎宾馆组织一个小说改稿会，陈建功在会上突然点名要认识我，说是听他的姑妈说，某某某（就是鄙人）也喜欢写小说。这是我与建功老师第一次见面。
1995年，陈建功由北京作协调到中国作协，以后好像几乎不写小说了。作家们都传他在一个颁奖会上充满自嘲的即席发言，说“八十年代我算是一个领奖的‘专业户’，现在我是个颁奖的‘专业户’了”。的确，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陈建功的中短篇小说风靡一时，先是煤矿生活的悲喜剧，后是北京平民生活的悲喜剧，如《盖棺》《丹凤眼》《找乐》《鬈毛》《前科》《耍叉》等等，却同时又有写青年知识分子的篇章，如《飘逝的花头巾》等，用王蒙的话来说，“这个作家擅长用‘两把刷子’”。
确实，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出身和十年矿工生活的遭遇，造就了这位故事讲述者的双重叙述风格。当然，他在恢复高考时考入北京大学文学专业，裹挟进思想解放的大潮里，或应是一种历尽磨难后对为人为文之道的沉淀与反省阶段。彼时，即将而立的陈建功，谢辞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献礼项目”，中断了业已立项的电影剧本，从《京西有个骚达子》和《盖棺》开始，“走异路、寻他乡”，这文学的屐痕不仅记下了他人生的觉醒，也记下了他对文学理解的升华。我清楚地记得，在各种“主义”风靡文场的时候，他就说过，别被这个主义、那个主义所迷惑，别追逐着去端那些时髦的饭碗。小说，就是拿你认识的几个人物、你想到的几个人物，把他们搁到一块儿，让他们热闹热闹就成啦。他又说，当然这里说的“热闹热闹”，不是让你当“彼得堡的马车夫”，只是海阔天空地闲扯——你要为你的读者“重新铸造一个世界”！
这番话看似浅白，却使我忽然想起一句古语，“高僧只说寻常话”，既已参透，何须高渺？用陈建功的话来说，你的一篇作品，不求“来世报”，只求三年五年，读来仍有滋味，已算不差。你说你是啥主义？啥流派？
陈建功喜欢并善于把他的人生历练和叙事魅力展现在他的小说里，难怪文学批评家李舫这样评论他：“陈建功的文字，幽默风趣，自嘲而不自弃，反倒显现为一种生命的尊严和神采。他描述人、事、物，寥寥数笔，略有夸饰却传神悦人。……他似乎早已洞悉人生的真谛，亦早就与世界达成了和解。时光荏苒，他甚至不愿意把这些所谓的真谛与和解予以哲理化，更愿意把这讲成逸闻趣事，聊博一笑或亦可深长思之。”
很难想象，有这种境界的人还要去“装”。因此老友们眼看着陈建功官做得越来越大，小说虽搁置了，时不时发表的散文里，依然隔岸观火嬉笑歌哭，一副本真的模样。最为有趣的故事曾出现在一篇报道里，说是有一个重要的会议，司机送陈建功到会场，下车时，迎接的领导趋前几步，抢先握过衣着光鲜的司机的手，热情地“欢迎陈主席光临指导”，搞得司机非常尴尬。为这故事我曾冒冒失失地求证于他，岂料他哈哈一笑，说可能、可能，这叫提着猪头拜错了庙门。
其实，建功老师出席无数次国家级文学艺术和外事活动、会议，建功老师的“派头”是十足的，睿智稳健，风度翩翩。生活中的他，更是喜欢本真。有一次我们闲聊起美国人如何衣着随意，陈建功说，美国人也分场合。他说起他到美国与女儿女婿自驾横穿美国，旅游嘛，何须带身西装？这不是蠢吗？可到了纽约，一个朋友请他吃饭，在哈佛校友会，女儿提醒他，这地方可是要穿西装进去的。他只好跑到商场，买套名牌西装换上。餐桌上他把这事当笑话讲，那大佬哈哈大笑，说门口就有得租，早知道你租一套就成。
作家不能不“平民化”，否则就是“伪作家”。我说的“平民化”，当然不是简单的衣装外表，而是人生修养境界和文艺作品的基本立场。其实陈建功早在几十年前就认定自己是“蓬蒿之人”了。他在一篇题名为《我辈本是蓬蒿人》的随笔里，向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提出挑战。他说那得意洋洋的狂放，不过是李太白获得御赐机遇的轻狂，很快就会尝到思想牢笼的苦果子了。而他自己，却“胸无大志”，认定自己的位置，只在“蓬蒿之间”。
即便到了被文学界瞩目的位置，陈建功还是陈建功。记得他在调入中国作协之始，写过一篇类似告白之类的文章，说自己无非就是想“换一种活法”。他还幽默地说，调入中国作协的第一个春节，家里忽然变得冷清。不像以往，老友盈门。他说，当官了，老朋友们都自尊得很，怕因拍马屁而令人不齿。何必？明年你们就得打上门来！
又一年春节，《文艺报》刊发了一版作协领导书写的贺年卡。贺年卡嘛，不就是说些“创作丰收阖家幸福”之类罢了。没想到建功老师的拜年话是：“我的电话是……有事找我可也。”事后我问建功老师，是不是因此净闹午夜惊魂啦？建功老师说，怎么可能？白日里电话都极少。你低估了作家们啦。
陈建功对作家们好，对家乡的作家更好。我北上工作后，有空就请我一家下馆子涮火锅。因为他对北京文化的谙熟，其实他涮火锅是挑剔的，牛羊肉要涮哪个部位，先下哪盘，再下哪盘，都有说法。当然客人下错了，他也就一笑而已，并不计较。火锅，他推崇烧炭的紫铜火锅，认为景泰蓝火锅啦，嘎斯炉火锅啦，不过是“时新玩意儿”，妨碍了食客的审美。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回，建功老师请我去“爆肚冯”吃特色京味，我俩正吃得津津有味，南三环这“爆肚冯”店的女主人匆匆赶来，说是倒了几趟公车和地铁，就是要来见见建功老师。后来建功告诉我，其实他最怕老板娘闻信赶来，买单免单，推推搡搡，却又不能不事先和爆肚冯的老板约好，“这爆肚，师傅做和徒弟做，就是不一样的滋味儿！”临出门，发现店里的墙上，挂着一个镜框，装着一版《北京晚报》，细看才知是建功老师为“爆肚冯”写的文章。
我说，一个作家的文章，似乎很少这待遇吧？建功老师说，哪里！人家的文章，都铭刻在名山大川庙堂楼阁上啦，我，也就是这小馆罢了。
2009年，陈建功退出了中国作家协会的实职领导职务。在他担任实职领导期间，他主持过好几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评选，一旦离任，即谢辞这些奖项的参与邀请，他说再去参与，人家不便工作。但他转而主持郁达夫奖、施耐庵奖、冯牧文学奖以及常德小小说奖的评奖工作，他说他努力在奖项特色、评奖程序上如何做到公开公平公正有所尝试。他最感欣慰的一件事是，某位著名作家获奖感言里的第一句话是：我很高兴得到这个奖，因为这个奖是干净的！
2018年，陈建功结束了第十二届政协常委的任期，办理了退休手续。我也因孩子高考和家事暂回故乡，到了北海发现建功老师越发“平民作家”了——有时穿着四季裤吃海鲜大排档；踩着自行车去海边游泳……我刚回家乡，打听到某个茶楼通宵营业，忙告诉建功老师，因为他深夜读书写作，或许睡前要吃些点心包子宵夜。建功老师再一传十，带动了好几位自京来买北海房的“平民化”领导到茶楼办卡消费。一到休息日，去这个茶楼早晚茶，时不时与各个从北京来的领导相遇，想起建功老师北海居处悬挂的一句自题诗：弹冠解甲何足庆，率性蓬蒿任尔风。
去年夏天，在我家乡的海边，十里银滩，我骑共享电动车去五星级酒店赴一个海鲜宴，建功老师看见我停车后，连夸这个好，又便宜又方便，问了我如何操作，说准备改天也扫码试骑，还叫也在北海寓居的中国文联副主席郭运德骑行，说这个够拉风。
不过，近读他的一篇小文《铜陵欢喜》，记叙了他在安徽铜陵夜飚电动单车的快乐。记叙他扫码开锁时心怀惴惴，他说有另外一个城市，过了65岁，是扫不开码的。
我曾想说，以后，如有读者在北海见到一位精神百倍的银发老者，骑着共享电动车，呼啸而过的，有可能是建功老师。
但其实我也不清楚，他能不能扫开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