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蒂斯与他的“烟草-甘蔗”情结

费尔南多·奥尔蒂斯 (Fernando Ortiz，1881～1969) 是著名的古巴社会学家。但是，“社会学家”远远不能全貌，社会学仅仅是他的主要学术专业。奥尔蒂斯是一位有灵魂、有热情的知识分子。
奥尔蒂斯年轻时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获法律学士学位，在马德里大学获法律博士学位，22岁任古巴驻欧洲国家领事等外交职务，25岁任哈瓦那检察院检察官，27岁开始在哈瓦那大学执教达20年之久。奥尔蒂斯一生创办、主持了“祖国经济之友学会”“古巴民间文化学会”“西班牙-古巴文化研究会”“非洲裔古巴人研究学会”“非洲裔美洲人国际研究所”等关于古巴本土研究的重要学术机构。奥尔蒂斯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荣誉博士称号，被古巴科学院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奥尔蒂斯涉及的研究领域包括犯罪学、考古学、语言学、法律学、人种学、人类学、音乐、舞蹈和戏剧，并且几乎在每个领域都卓有建树。这些研究成果表现为已出版和发表的20多本著作和几百篇文章。
在这些显赫的学术成就之上，对于我们来说更有意义的是奥尔蒂斯的学术道路。他的道路体现了拉丁美洲优秀知识分子所共有的两个特点，这就是民族性与正义感。
奥尔蒂斯1881年出生在古巴，父亲是西班牙人，母亲是古巴人。1岁时他随母亲去西班牙的梅诺卡 (Menorca) ，在那里度过了童年，14岁时回到古巴的哈瓦那大学念了5年书，在西班牙拿到学位后于1902年回到祖国古巴。奥尔蒂斯的这一身世很有象征性。在混血人种占人口比重绝大多数的拉丁美洲，一位美洲母亲往往在摇篮曲的呢喃声中，就向孩子灌输了对美洲本土的热爱。在已故古巴当代著名作家卡彭铁尔 (Alejo Carpentier) 的小说《消逝的足迹》里，主人公不就是随着母亲声音的召唤从欧洲一步步走向美洲腹地的吗?奥尔蒂斯在关于童年的回忆录里着意提到过两件小事:一是与一位“黑人”同班同学的友谊，二是在看见老师无理惩罚一个年轻人时所表现出的愤怒。这两种天性都在他日后的成长道路上发展成举足轻重的品质。
奥尔蒂斯成长在一个历史交替、思想动荡的世纪更迭时代。当他于1895～1900年在哈瓦那上大学时，正是何塞·马蒂等爱国志士领导的古巴独立革命如火如荼之际，也是在西班牙诞生“九八年代”思想家的时代。古巴是最后一个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拉美国家，它比其他拉美国家晚了半个多世纪，于1898年才获得了名义上的独立。而在“美西战争”中输给美国、输掉最后一批殖民地的西班牙，其知识分子开始对民族文化展开批判性的反思。奥尔蒂斯从殖民地和宗主国两头接受着大时代的熏陶。
奥尔蒂斯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接触了流行于欧洲学术界的“实证主义”思潮。奥尔蒂斯的朋友和导师中有西班牙社会学奠基人曼努埃尔·萨莱斯-费雷 (Manuel Sales y Ferré，1843～1910) ，有意大利犯罪学大师切萨雷·隆布罗索 (Cesare Lombroso) 和恩里克·费里 (Enrique Ferri，1856～1929) 。欧洲实证主义表现出将社会科学自然主义化的倾向。像历史上各种新潮思想一样，它新颖有力的观点曾吸引了一大批来欧洲求学的“边缘国家”年轻人。但是，拉丁美洲的历史现实和古巴独立运动的背景在古巴造就了一种激进、进步的实证主义思想。奥尔蒂斯的学术生涯几乎自起步之时就带上了这种色彩。知识分子的诚实和对真理孜孜不倦的追求使奥尔蒂斯走上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和学术道路。
在14岁时写出的中学生文章《梅诺卡方言》里，奥尔蒂斯就已表现出对社会文化研究的天赋和浓厚兴趣，他一生没有离开宏观意义上的社会学研究领域。但是，他的道路越来越偏离西方的“科学主义”，研究中的历史因素和社会伦理因素越来越多。他的道路最终证明，真正科学的学术研究不仅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而且在自然科学领域都与研究者的立场、感情和他所处的时代密不可分。他早年接触的“社会科学自然主义化”倾向很快在血雨腥风的美洲大陆向人文社会化转变。这是一种从“非人化”向“人性化”的转变。其实，拉丁美洲优秀的理论研究都带有这种色彩，比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涌现出来的“解放哲学”“解放神学”“解放教育学”以及经济学科中的“依附论”，等等。
完成于1906年的《黑人巫师》 (Los brujos negros) 是奥尔蒂斯的第一部作品，在这部早期作品中他已表现出与欧洲主流所不同的反种族主义倾向。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野蛮人”“非正常人群”“犯罪群体”的研究很时髦，奥尔蒂斯的导师隆布罗索曾称这些人是“欧洲灿烂文明中的纯粹野蛮人”。奥尔蒂斯的选题当然也受到了潮流的影响，试图表现美洲黑人巫师中“残存的野蛮因素”。但是，奥尔蒂斯却从这里起步，探求现象背后的成因和本质，逐步走向对种族歧视的否定。果然，仅4年之后，1910年他就写出了《非洲裔古巴人的反叛》 (Las rebeliones de los afrocubanos) 。1914年他发表了重要演说《让我们成为昨天的他们》 (Seamos hoy como fueron ayer) ，宣传向历史寻求真理，号召对殖民主义的批判，鼓吹美洲人民依靠自己救自己。
1916年他写出了纯学术著作《指纹认定》 (La ientificación dactiloscópica) ，这是该专业第一部专著，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赞扬。就在同一年，他发表了《黑人奴隶》 (Los negros esclavos) ，从此开始了对黑人文化的研究。这是他的系列研究《非洲裔古巴人下层社会》 (Hampa afrocubana) 之一。但是从《黑人奴隶》开始，作品中的实证主义“生物决定论”印记逐渐淡化，研究中的历史因素、社会因素明显增加。奥尔蒂斯的深刻转变来自古巴乃至整个拉美进步知识分子传统中注重道德因素的影响，来自对祖国真诚的热爱和责任感。他的这种转变远远完成于古巴革命出现之前，因而对研究知识分子道路更有价值。奥尔蒂斯的理论修养基本上是实证主义式的，这种注重经验、注重调查研究的方法论在上述思想感情倾向的指导下，有助于他克服唯心主义影响，接近真正“科学”的结论。
奥尔蒂斯曾于1915年加入古巴自由党，并成为众议员，7年后，因不满政客行为，渐渐退出政坛。同时，奥尔蒂斯开始接近左翼知识分子，创办了一系列研究本国国情的学会和重要杂志，但始终没有放弃文化研究。1926年奥尔蒂斯在发表了《古巴刑法草案》 (Proyecto de Código Criminal Cubano) 之后，彻底放弃了犯罪学专业。他认为最危险的罪犯是形形色色的当代政治集团。
1930年，奥尔蒂斯因不满本国赫拉尔多·马查多-莫拉莱斯 (Gerardo Machado y Morales) 的独裁统治，流亡美国。在美国，奥尔蒂斯批评美国政府的政策，与美国进步知识分子来往，并继续关于早期殖民史、古巴历史和非洲历史的研究，为日后写作《烟草与蔗糖在古巴的对奏》打下了基础。
1933年奥尔蒂斯回国。1942年他发表《马蒂与种族问题》 (Martí y las razas) ;1945年发表《关于种族问题的欺骗》 (El engaňo de las razas) ;1949年他在为美国拉丁美洲学者刘易斯·汉克 (Lewis Hanke) 关于拉斯卡萨斯的著作所作的序中称这位西班牙传教士、“印第安人的保护者”是“伟大的美洲人，伟大的古巴人”;1950年他在《古巴音乐中的非洲因素》 (La africanía de la música cubana) 中深入分析古巴的混血文化;1951年他写出了《古巴民间文化中的黑人舞蹈和戏剧》 (Los bailes y el teatro de los negros en el folclore de Cuba) ;1952年五卷本《非洲音乐传统中的乐器》 (Los instrumentos de la música afrocubana) 出版，受到音乐界高度重视。
奥尔蒂斯在写作、主编刊物和各种社会活动中明确反对种族歧视，宣传平等观念和种族融合，其影响超越本国国界。海地著名学者让·普赖斯-马尔斯 (Jean Price-Mars) 曾于1951年提名奥尔蒂斯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因为他是一个“50年来为世界和谐而工作的人”。1959年古巴爆发革命，奥尔蒂斯已经是将近80岁的老人。虽然奥尔蒂斯的地主家庭受到冲击，但他认为革命是必要的。这一态度是奥尔蒂斯对古巴历史、古巴社会全面认识的必然结果。80岁高龄时，奥尔蒂斯当选为古巴科学院全国委员会委员。1968年奥尔蒂斯逝世前一年，他仍在写作《黑人游勇》 (Los negros curros) ，继续着他自50年前开始的《非洲裔古巴人下层社会》系列研究。然而，从年轻时的实证主义犯罪学研究到此时的深刻见解，奥尔蒂斯已经成功地完成了他的思想飞跃。
《烟草与蔗糖在古巴的对奏》是奥尔蒂斯全面研究古巴烟草和蔗糖的专著，1940年问世。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一篇浓缩全书内容的长散文，约占全书篇幅的1/5，题为《烟草与蔗糖在古巴的对奏》;第二部分是支撑第一部分观点的补充资料，归于《围绕古巴雪茄的文化转换及蔗糖、黑奴制度在美洲的起源》题下。
长散文《烟草与蔗糖在古巴的对奏》不仅是对这两种支撑古巴经济的基本农作物的全面分析，同时是一篇出色的散文。为该书作序的原古巴国家图书馆馆长胡里奥·列·里维兰德 (Julio Le Rive-rend，1912～1998) 称这篇散文是“美洲最精美的本土化西班牙语散文之一”，称奥尔蒂斯“不‘做’文学，但却可以被称作语言大师”。古巴伟大的革命诗人鲁文·马丁内斯·比列纳 (Rubén Martínez Villena，1899～1934) 也称赞奥尔蒂斯“扎实的见解插上了纯净语言的翅膀、粘上了本土的盐，阅读其作品令人轻松愉快。奥尔蒂斯也许是我们的演说家中最纯真的古巴人”。奥尔蒂斯巧妙构思出烟草的男性形象和蔗糖的女性形象，在合乎情理的对比、优美诙谐的行文中，将两种作物的生长环境、种植、加工、传播、贸易这样的经济、技术内容，将作物起源、黑奴贸易这样的历史内容，将殖民主义的危害、资本主义的同化进程、劳动者的反抗斗争这样的政治内容，将消费者对两种产品的接受、享用、好恶等心理内容，逐一铺陈。
烟草的本土性决定了奥尔蒂斯对它赋予更强的感情，更多的笔墨。也可以说，奥尔蒂斯的美洲情结深深融入了对于这一农作物细致、深情的描写。奥尔蒂斯借用文学式对比和比喻，目的在于使文章轻灵，同时也是潜在的抒情天赋使然。《烟草与蔗糖在古巴的对奏》具有拉丁美洲抒情散文的浪漫特点，同时也就带上了拉美散文过于随意、不够精练的另一特征。
第二部分《围绕古巴雪茄的文化转换及蔗糖、黑奴制度在美洲的起源》共分25节，是一部关于两种农作物的百科全书。按照奥尔蒂斯自己的话说:“《烟草与蔗糖在古巴的对奏》只是一篇梗概性的散文。我没有打算在这一篇散文里完成对整个题目的研究，古巴工业中的这两大产品在经济、社会、历史领域的差别也并非处处如此绝对、简单……围绕《烟草与蔗糖在古巴的对奏》中提出的思想和这些思想所依据的事实，我们可以做一个系统、充实的资料汇编作为注释。”这就是第二部分的目的。奥尔蒂斯的学术功底、知识范围、研究深度，以及政治见解、思想感情，实际上在这些补充性的零散篇章中得到了更完整的体现。奥尔蒂斯在第一部分的长散文中也随处注明了读者应该在第二部分里查阅的章节。
比如，在《古巴的“文化转换”社会现象及其重要性》”一节里，奥尔蒂斯提出了“文化毁灭或文化排斥”“文化兼并”“文化转换”“新文化”等新术语，一一对应古巴及拉美社会所经历的历史进程，殖民主义对本土文化的早期毁灭、殖民主义对本土文化的单向统治、不同文化因素的双向融合以及新文化的出现。为本书写引言的波兰著名功能派学者马林诺夫斯基 (Bronislaw Malinowski)把奥尔蒂斯归入自己的功能学派阵营，并注意到了奥尔蒂斯所提出的文化概念。实际上，两者间存在着本质区别，这是一种“外部人”的冷漠与“内部人”的感情间的立场差别。马林诺夫斯基淡化历史因素，认为存在着没有历史的民族。奥尔蒂斯创造的文化术语系列已经反映了马林诺夫斯基所不能理解、不能接受的反殖观点。奥尔蒂斯本人也否认对功能学派的归属。他反对科学主义的机械学科分类，认为真正的科学研究成果应该是各种学科的综合。
在完全可以独立成章的《美洲黑奴贸易的诞生、它与榨糖厂的关系以及人们对巴托洛梅·拉斯卡萨斯的诬蔑》一节里，奥尔蒂斯以大量资料分析了奴隶制在美洲诞生的罪恶历史，坚决批驳了别有用心的殖民主义者诬蔑拉斯卡萨斯传教士的不实之词，热情赞扬了这位早期基督教人权主义者。
此外，第二部分旁征博引、图文并茂，涉及了烟草种子、殖民者发现烟草的过程、印第安人与烟草的关系、与蔗糖有关的语言、烟草的名称、美洲第一次黑奴起义、蔗糖的天敌甜菜等大大小小的关联问题。
以下摘译奥尔蒂斯长篇散文《烟草与蔗糖在古巴的对奏》片断，以飨读者。
几百年来，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外国商人从这两种神奇植物的农业生产和工业加工中榨取经济利益。烟草和甘蔗编织着我们祖国历史的经纬，缔造着我们的历史人物;它们既是维持我国人民生活的支柱，又是束缚他们的桎梏。这就是烟草和甘蔗对于我们的意味，烟草和蔗糖是古巴历史上最重要的角色。
甘蔗与烟草迥然不同，我们甚至可以说从诞生的那一天起，竞争就开始激励它们，也开始离间它们。甘蔗是禾本，烟草是茄科。甘蔗通过节插生长，烟草通过种子繁植;甘蔗靠粗壮的、带节的茎杆生根，烟草靠小巧的种子发芽。甘蔗的财富蕴含在茎里，无用的叶子被扔掉;而烟草值钱的是叶子，茎杆无人答理。甘蔗在田里常年生长，烟草只存活数月。甘蔗追逐阳光，烟草喜爱阴凉。白昼与黑夜，太阳与月亮。甘蔗热爱从天而降的雨水，烟草依恋诞生于地心的炎热。人们从甘蔗节里榨汁以便利用，从烟草叶里去除汁液因其有害。蔗糖被水溶化，变成糖浆，再被人享用;烟草被火点燃，挥发为烟，再供人品味。蔗糖雪白，烟草棕黑。蔗糖味甜而没有气味，烟草味苦而香气四溢，永远的差异!你是食品他是毒药，你使人振奋他使人麻醉，你是能量他是幻觉，你给肉体以快感，他给精神以愉悦，你是感觉他是思维，你是得到满足的胃口，他是徐徐飘散的梦境，你是维持生命的卡路里，他是烘托想像的烟雾，你自诞生就是平淡无奇的芸芸众生，他是名传四海的个性化贵族，你是医药他是魔术，你是现实他是骗局，你是美德他是恶习。
蔗糖是女性的你，烟草是男性的他……甘蔗是神仙的创造，烟草是魔鬼的作品。甘蔗是太阳神阿波罗的女儿，烟草是地狱女王普洛塞耳皮那的怪胎……
对于古巴经济来说，两者在种植、加工和与人的关系方面也存在着深刻的差异。烟草需要精心管理，甘蔗可以听其自然。烟草种植意味着持续的劳作，甘蔗种植意味着间断的农活。一个是密植，一个是广种。一个只需较少的人手，一个需要众多的劳力。一个靠白人移民，一个靠黑奴贸易。自由与奴役，手工业与卖苦力。一个靠双手，一个靠两臂。一个是人工细活，一个是机器压榨。细致与粗糙。在农业方面，烟草种植催生了农村小镇，甘蔗种植创造了大庄园。在工业方面，烟草加工属于城市，甘蔗加工留在农村。在贸易方面，我们的烟草在世界各地都有市场，而我们的蔗糖在世界上只能找到一个统一的市场。一个具有向心力，一个具有离心力。它们反映着古巴民族化与外向化、主权与殖民化、高耸的皇冠与卑微的麻袋间的对立。
如果把烟草比作男子，蔗糖就好比女性。甘蔗的叶子没有髯毛;哪怕在阳光的灼烤下，也总是清澈明亮。蔗糖的整个生产过程好比女性的梳妆打扮，目的是让蔗糖不断净化，变得越来越白。糖从来更使人联想女性的嘴馋，而不是男性的欲望。由于甜带有女性特征，男人们往往鄙视过于甜蜜的表示，视之为不太光彩的诱惑。在吸烟方面，女人抽纸烟——雪茄的儿子——以接近男人的嗜好;在吃糖方面，男人不是通过甜食、糖浆、蜜饯，而是通过喝烧酒——甘蔗下脚料的儿子——来体味女人的食品。
(在十分随意地阐述了烟草和蔗糖的种种相殊之后，作者开始讲述与两种作物有关的古巴经济和社会史) 。
烟草是蛮荒之地的神奇儿子，甘蔗是文明社会的科学骄子。
烟草被从美洲带向外部，甘蔗被从外部引来美洲。烟草是1492年11月初随哥伦布同来的欧洲人在古巴发现的土著植物。甘蔗对我们来说则是来自远方的外国植物:它最初被从东方带到欧洲，再被带到西班牙的加那利群岛，又从那里被哥伦布于1493年带来安的列斯群岛。烟草是在古巴被偶尔发现的，而甘蔗是被精心筹划引进的。
1850年，古巴与美国的贸易已超过古巴与其宗主国西班牙的贸易。美国不仅毫不犹豫地利用自然地理优势，成为近邻古巴蔗糖的消费市场，而且充当经济宗主国，攫取了种种特权。早在1851年，美国驻哈瓦那的总领事就在正式文件里写道:尽管古巴在政治上受制于西班牙，但在经济上附属于美国。从那时起，属于美国资本的蔗糖就指挥着古巴，美国的关税比古巴的政治宪法还有影响力。我们祖国的全部领土似乎不过是一个幅员辽阔的榨糖基地，而古巴不过是被无名的外国股份公司控制的一个大糖业中心的象征性名称。
烟草过去的情况与蔗糖非常不同。蔗糖在古巴从来是“原料”。在古巴从来不能自由地提炼蔗糖，以它的制成品形式食糖出口海外。在一段历史时期里，连古巴国内消费的食糖都不能在国内提炼，我们吃的许多食糖都由外国炼糖厂将我们出口的粗糖提炼，并以“合理”的增值价格再向我们返销。
而烟草正相反，它曾经完全在古巴种植，在古巴的烟厂进行捻制，再作为明确的古巴产品出口给国外消费者。它带有响当当的真正“哈瓦那雪茄”商标，在市场上自由竞争。而今天则不能如此概论。今天在外国也生产雪茄，这些被当做“哈瓦那雪茄”出售的雪茄有时只有很少的古巴烟草成分，或者根本没有。有些势力集团企图将古巴的烟草业萎缩成农业，即仅种烟草，或者仅仅进行到剔除烟梗的工序。加之古巴不断进口用外国烟草制作的、味道怪异的国外纸烟，上述情况愈加恶劣。这种外国化的趋势仍在继续。不属于古巴的机械和金融资本强化着这一趋势，将古巴置于经济殖民化的境地，这就是自热那亚人哥伦布插手以来的我国历史的特征:他为西班牙殖民地安的列斯群岛制定了第一个经济规划，今天外国人继续为我们规划着我们必须遵从的最新蓝图。
以上这一切受到了古巴烟草经济中一种独特习惯的影响。这个习惯的形成来源于蔗糖和烟草在工业加工方面的不同:前者完全靠机械化，后者全部是手工活。在蔗糖生产的工作流程中，从榨糖、糖炉到熬糖锅、离心机、装糖液器，工人们都是分散地站着干活，在魔鬼般的噪音声中来回走动，互相之间几乎无法说话，也听不见对方。
我们将要描述的“朗读”，在榨糖厂里没有容身之地。在那个锅炉世界里，听不见人的声音。榨糖机、炉膛边，甘蔗堆、晾晒场旁，昔日奴隶们为给自己提神、让劳动带一点节奏而唱的歌谣也已绝耳。如今的榨糖厂是一个巨大的机器魔鬼，每当它舞动，便响起一首震耳欲聋的交响乐:轮子、压榨机、连动杆、齿轮、栓子、活塞、阀门、分离器、运送带轰轰作响，排气阀发出野兽般的吼叫，尖锐的汽笛好像发疯的美人鱼在嘶鸣。
相反，在卷烟生产中，如果人们停止交谈，车间里便一片寂静。卷烟工坐在各自的桌边，手工卷烟，他们一个紧挨着一个，就像是学校里的学生在复习各自的功课。这样的环境促成了一种卷烟厂特有的习惯，这一习惯的前身也许有修道院和监狱饭厅的影子。我们所说的习惯，就是给在车间里干活的工人高声朗读。
给蔗糖生产伴奏的，是嘈杂的机器组成的乐队。寂静和自由的交谈声伴随着一支支烟诞生，整齐划一的节奏伴随着蔗糖出现。烟厂工人在个性化的旋律中坐着干活，并能享受说话和听人说话的快意;榨糖工人来回奔波，干着震耳欲聋、枯燥无味的粗活。
据说，19世纪中叶，在哈瓦那造船厂的两个囚犯卷烟车间里最初出现了这种给卷烟工人念书的做法，随后，“朗读”的习惯在卷烟车间蔚然成风……也许无法准确弄清“朗读”最早是在哪里诞生的，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做法既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纯粹的模仿;它是人们为进行社会宣传而精心设计出来的。有人在当时为此进行宣传，称此法借鉴了流行于美国的、既文明又民主的“大众朗读沙龙”。1865年，无产者的周报《曙光》在哈瓦那刚一问世，就以“卷烟车间里的朗读”的文章鼓吹这一实践……
有了这种高声朗读，卷烟车间等于拥有了自己的内部宣传机关报。历史上第一份朗读物是在哈瓦那一家卷烟厂被朗读的、题为《本世纪的斗争》的书。这很有象征性。马蒂形容卷烟车间里的朗读桌是“宣传自由的先锋讲台”。1896年，古巴出现反对波旁王朝独裁统治的革命骚乱和争取独立的战争，政府在那一年的6月8日贴出公告封闭了烟厂的朗读台。不少朗读者后来成为无产阶级政治领袖，尽管其中有些人受贿背叛或开了小差。
古巴烟草工人是一支支持何塞·马蒂领导的独立革命运动的最勇敢的力量，他们的斗争也最持久。
1895年，启动全国独立革命的命令正是被藏在一支雪茄烟里从骨岛 (Cayo Hueso，即美国佛罗里达的基维斯特，Key West) 被带到哈瓦那的，这支雪茄出自费尔南多·菲格雷多 (Fernando Figueredo) 之手。他是伟大的古巴公民、革命将军、烟草工人。古巴诗人把烟草花比作古巴国旗上那颗“孤独的星”。烟草花呈五瓣星状，白色的花冠镶着发红的边。
直到今天，“卷烟工人协会”仍然是古巴最老的、根基最深的无产阶级组织。在当代，教育在古巴工人中已经相当普及;但曾经有一个时期，烟草工人是古巴无产者中的“教授”。马蒂也曾说朗读者“毕业于车间”。马蒂曾于1891年11月26日对坦帕 (Tampa) 的劳动者发表了著名革命演说，称他们在劳动时，“挣面包的桌子挨着思考的桌子”，说“那些坚持朗读和思考的工厂好比学院，在那些学院里，那一双双白天卷烟叶的手，在晚上又拿起了教诲人的书本”。他们是既会卷烟叶又会翻书页的劳动者。这就是我们的烟草工人。加西亚·加略称他们是古巴的“文明”工人，上了一层“知识分子的釉，感觉在知识上高于其他工人，因而敢于谈论一切，对一切发表意见”。他们爱争论，爱提出不同意见。有人认为，烟草工人的这种知识化程度和浪漫传统，使他们“最终无法理解阶级斗争的新思想”;即便理解，也无法适应无产阶级战略所要求的纪律性。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烟草工人有一种不满足现状的气质，这种气质促使他们思索，追求生活方式的更新。
古巴有两个并行不悖的骄傲，古巴是两种奇特差异的综合:它出产的糖最多，它生产的烟最好。古巴的第一种地位正在慢慢消失，第二种地位谁也无法取代。
我们已经描述过，烟草和蔗糖间一直存在着差别，直到机器和金融资本主义慢慢缩小这种差别，使这两种经济都渐渐失去人情味，它们面临的问题也日益趋于一致。
也许有一天，古巴的民间诗人会这样歌唱，说烧酒从甘蔗那里继承了美德，从烟草那里继承了恶习;说烧酒从大众化的甘蔗身上获得了热量，从精英般的烟草身上获得了灵感;说作为如此父母之子的烧酒——是火，是力量，是精神，是陶醉，是思想，是行动。
酒浸润着大脑，差异就此结束。
索飒，原名刘承军，60年代末于内蒙古草原插队，70年代就读、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专业，毕业后一直从事与西班牙有关的工作，曾赴西班牙及拉美数国进修、考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离退休研究员，著有：《丰饶的苦难：拉丁美洲笔记》（1998）、《思想的旅游：西班牙散记》（2001）、《拉丁美洲思想史述略》（2003），《彼岸潮涌：拉丁美洲随笔》（2007），《把我的心染棕：潜入美洲（2009年8月），并发表各类文章、译文数十万字。本文原载于《拉丁美洲研究》2007年第4期。
原标题：《奥尔蒂斯与他的“烟草-甘蔗”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