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晚期，英国贵族阶层是时尚型饮食消费的先锋

前言

中世纪晚期，英国贵族阶层经常举办各种大型宴会，不仅满足了其自我需求的本能，更是一种极具象征性的消费行为。
关于中世纪晚期英国宴会的社会功能，国外学者有颇多研究。由于大型宴会在当时主要涉及贵族阶层，因此有的学者对中世纪晚期贵族宴会的社会功能持质疑和批判态度。

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之父彼特拉克就把欧洲贵族举办宴会等奢侈行为与罪恶联系起来，认为：“天上的巴比伦贪婪可恨，用它的罪恶装满了酒瓶，跪拜邪神教和可怕的巨龙。雅典娜和朱庇特声名狼藉，酒神则举杯相庆。”
现代学者如斯蒂芬·门内尔也认为，欧洲中世纪晚期的贵族宴会，赋予了这一时期大吃大喝的误导性形象，而且宴会只涉及了社会中的一小部分人，从奢侈惊人的菜单中难以计算出每个人实际食用了多少食物。
而以维尔纳·桑巴特和索尔斯坦·凡勃伦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则肯定了欧洲贵族宴会消费等奢侈行为的社会意义。克里斯托弗·戴尔也强调：“消费能告知我们中世纪的物质条件、个人财富水平、生产推动力和人们的心态。”
因此，本文拟以中世纪晚期英国贵族的宴会消费为例，进一步论析桑巴特、凡勃伦和戴尔的理论，阐述中世纪晚期英国贵族宴会消费的社会功能，从而为了解中世纪晚期英国社会的变迁和转型提供新视角。

维护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功能在中世纪晚期，举办宴会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英国贵族的“专利”。他们拥有大量的社会财富，足以支持举办规模宏大的宴会，其宴会消费行为在当时的英国社会起到了引领消费的作用，成为时尚饮食消费的先锋。
英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戴尔的研究表明，中世纪晚期英国最低级的贵族每年的收入大约是10~300英镑不等，虽然这和大贵族或富商的财富比起来可能微不足道，但这在当时也称得上是相当可观。
因此，即使是15世纪中叶芒登小教堂的两位教士，也有实力举办一些中小型规模的宴会来款待宾客，宴会中不乏葡萄酒、乳猪、丘鹬、无花果、椰枣和杏仁等奢侈食物。戴尔的研究进一步表明，14—15世纪英国贵族的收入保持了很好的稳定性，而且展望之后的几个世纪，贵族财富的延续是英国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
正如史家米歇尔·让纳莱所言，宴会服务于政治野心，是经济实力的标志，以它的象征语言，可以有助于稳定一种社会等级制度、群体间的相互依赖或各种类型的契约。
贵族作为社会财富和政治权力的拥有者，往往会借助举办各种时尚的大型宴会，竭力炫耀和展示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尊贵的社会政治地位，其目的是为了强化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专制统治，具有鲜明的维护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功能。早在古罗马时期，宴会消费就曾作为其贵族展示权力和地位的主要方式，成为其维系森严的等级制度的重要手段之一。

而在中世纪晚期的英国，宴会消费仍然是区分英国人社会地位“尊卑贵贱”的重要标志，而且较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英国贵族往往会以就餐座位的高低和排列顺序，以及宴会消费的菜肴数量和质量来区分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可见宴会消费是他们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工具。
令人印象深刻的宴会场景，常常浮现在人们的眼前。中世纪晚期，立体化的宴会大厅，高低不同的饭桌，贵族们根据各自的身份和地位依次而坐，大家一边吃喝，一边观看宴会表演，在享用美食的同时，也享受着视觉和听觉带来的欢乐。
精心准备的宴会仪式不仅展示了举办者的财富、身份和品位，而且也显示了宾客在社会等级制度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座位置决定了人们可以吃何种食物，吃多少食物。据历史记录显示，理查三世的加冕宴会，只有国王享用了三道套菜，其他贵族和女士只食用了两道套菜，而且他们享用的食物也不如国王的美味，另外国王还独自食用了孔雀。
16世纪初，诺森伯兰伯爵的家规显示，在宴会日中，只有领主的餐桌上才能供应鹤、苍鹭、野鸭、丘鹬、红脚鹬和孔雀等鸟类食物。多样化的肉类选择和庞大的肉类数量，是这一时期英国贵族宴会消费的最鲜明特征之一。
如大主教内维尔1465年的任职宴会总共消费了数以万计的鸟类食物，数量惊人，且种类丰富。据记载，这场宴会餐桌上提供的104只孔雀、4000只绿头鸭和水鸭、204只鹤、400只苍鹭和其他野生鸟类，都被居于高桌之上的贵族们享用了，而在场坐在其他位置的400多名贵族的仆人则只能食用1000只羊和104头牛等普通肉类。

该宴会菜单上除了野生鸟类和牲畜肉食之外，还有诸如牡鹿、雄鹿和狍子等奢侈猎物，以及用鹿肉烹制的冷、热鹿肉馅饼。同样，几乎在同一时期的另一场贵族宴会——1474年托马斯·斯托纳爵士的葬礼宴会上，也是按照地位的高低，为参加葬礼的人们提供食物，穷人只能食用碎牛肉、一碟烤小牛肉和烤猪肉；
而地位更高、更富裕的人们则被提供了两道套菜，第一道套菜包括阉鸡浓汤、羊肉、鹅肉和蛋奶糕，第二道则有浓肉汤、烤鸽子、烤兔子、野鸡和小鸡等菜肴，除此之外还包括一些诸如藏红花、胡椒、丁香、蔗糖、鼠尾草和杏仁等奢侈调味品。
中世纪晚期英国贵族所举行的大型宴会，往往与某些政治事件相关，并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比如，15世纪出现的令人叹为观止的“雕刻食物”，就成为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蔗糖作为稀有奢侈的食物，在中世纪晚期被财力雄厚的英国贵族所垄断，他们甚至在宴会中把蔗糖制成了雕刻艺术品，食用前供人们欣赏和阅读。
在1429年亨利六世的加冕礼上，两道铭刻文字的糖雕被赋予了特殊含义，传递了某些政治信息。其中一个糖雕显示了亨利六世是绝对的英国和法国国王，有着至高无上的尊贵地位；另一个糖雕则被命名为“警示者”，告诫人们要时刻警醒罗拉德派的蛊惑。
16世纪初，英国红衣主教沃尔西曾为法国使者举办了一场奢华的招待宴会。在这场宴会上，仅第二道套菜就有一百多盘，而惟妙惟肖的城堡、飞禽走兽、奇珍异鸟和手执枪剑、身披盔甲厮杀打斗的人物肖像等雕刻食物栩栩如生，跃然盘中，不仅向法国使者充分地展示了英国的国富兵强，同时也带有一定的政治恫吓之意。

在中世纪晚期，英国高级贵族之间通过模仿和攀比举办奢侈浪费的大型宴会，借此突出其政治地位，甚至流露出“僭越”王权的危险信号。譬如在1466年红白玫瑰战争期间，沃里克伯爵不惜代价举办了一场60道菜肴的宴会，超过爱德华四世的50道菜肴。
受英国贵族的影响，加之由于中世纪晚期富裕商人和低级贵族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均财富日益增长，所以他们开始越来越多地模仿高级贵族的宴会消费行为，借此展示其不断提高的经济实力，以其作为他们谋取社会政治地位的手段之一。
据记载，从1336年起，英国低级贵族就开始竭力地模仿高级贵族奢侈的饮食习惯。香料作为异常珍贵的进口食物，是贵族宴会消费不可或缺的调味品，更是象征其身份的奢侈食物，因而成为富裕商人和低级贵族模仿消费的对象，他们往往也会使用一些昂贵的香料赋予食物以异国风味，以保证宴会中的食物是他们和宾客们所熟知和喜欢的。
约翰·拉塞尔在《营养之书》中所记载的低级乡绅富兰克林宴会菜单中，就包含奢侈的香料葡萄酒和添加香料的烹制梨，以及在众多高级贵族宴会菜单中都有提及的牛奶麦粥。
因此，当时英国贵族对社会普遍的奢侈消费和各种浪费行为持担忧态度，诸如约翰·高尔、杰弗里·乔叟和亨利·奈顿等14世纪晚期道德评论家们，都蔑视下层民众追求提高地位或仿效胜于其衣着和时尚品的奢侈浪费行为。

针对这一社会现象，英国高级贵族试图通过实行一系列禁奢法案和团体或家庭内部的规定，来遏制社会中的模仿攀比之风，通过立法打压富商和低级贵族，维护旧的社会等级制度和统治秩序。
一些涉及宴会消费的禁奢法案就连国王也不能违反。这就使英国贵族的等级差别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客观上实现了强化封建统治的目的。总之，在中世纪晚期的英国，从国王到贵族都把其政治诉求融入宴会消费之中。透析国王和贵族们的各种宴会消费行为，充分体现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本质特征，凸显了贵族宴会维护和强化封建统治的社会功能。
综上所述，中世纪晚期英国贵族的宴会消费，客观真实地体现了当时英国的社会面貌，其功能主要体现在社会统治秩序的强化、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饮食文化的与时俱进等方面。
透析中世纪晚期英国贵族宴会消费的功能，从中不难看出：当时的英国依旧是一个等级制度森严的封建国家，而举办宴会是英国贵族强化等级制度和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手段；
随着中世纪晚期以市场为导向的封建经济形态得到迅速发展，宴会消费也随之逐渐出现了家庭化和大众化的趋势；当时英国的饮食文化是相对开放的、多元的，更是“欧洲化”的。

总之，贵族宴会消费体现了中世纪晚期英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开始孕育着近代文明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