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削藩有一套，除了推恩令，还有四种手段也一样很牛掰

当初刘邦实行分封制，导致后期地方极大分散中央权力，至汉景帝时进行了削藩，从而引发七国之乱。
到汉武帝时，经过对叛乱的镇压，虽然地方权力有所减弱，但皇帝手中的权力还是不能与秦始皇时代相比，怎么办？
汉武帝采用主父偃的策略，实行了推恩令，这一政令的实施，不仅没有引发诸侯叛乱，反而和平的消解了诸侯王手中的权力。
说起来，推恩令与削藩，本质都是一样的，那么诸侯王们为何能接受前者，而拒绝后者呢？
其实，不是他们愿意接受推恩令，而是被迫接受，但不是被汉武帝所迫，而是受同宗兄弟子孙的胁迫。
推恩令虽然换汤不换药，但这一剂药不在药本身厉害，而在于药引子牛掰。

推恩令的高明之处，并不在于制度本身多么严密，而是在于它充分调动了诸侯子弟们的积极性，因为它改变了一个传统概念，即将嫡长子继承制变成了二子、三子、四子，依次往下，只要你是诸侯王的子孙，不分嫡庶，都有继承权，都要分得一杯羹。
更为关键的是，这些新获得地盘的小诸侯们，还可以脱离原来的王国，不再受原国王管辖，而是直接由各地的郡县来管理，于是，中央集权就这样被加强了。
所以，对于诸侯王的其他儿子而言，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但对于嫡长子而言，无疑这是在削弱他们的权力和财富，实惠都让弟弟们捡了，自己还不敢有意见，你说不同意，弟弟们都起来和你翻脸，你就说你头大不大吧。
由此可见，推恩令名义上是皇帝在施以恩德，让各王子孙有福同享，但实际上极大削弱了超级诸侯王们的政治军事权力，以及他们的势力。
而且皇帝都不用太操心，他们内部就会“积极”地将这项政令推进，由于其他子孙获得实惠，自然会拥护皇帝，而如果原诸侯王稍有情绪，他们就可能群起攻之。
因此，有学者评论说，当初的削藩是把矛盾引到了皇帝身上，而推恩令则是把矛盾转移到了诸侯内部，而皇帝只要坐收渔翁之利就可以了。
果真如此吗？其实推恩令的实施，并不是人们所说的无解阳谋，它的无解是有条件的。

首先，第一个条件要从独尊儒术说起。
汉初自上而下信奉黄老之学，“黄老”连称始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黄指黄帝，老指老子，借黄帝之名，改变了原始道家蔑视政治权力的态度，将道家与法家思想相结合，并兼阴阳、儒、墨等诸家观点而形成，可谓兼容并包，是为道家新学。
汉代的曹参、陈平、司马季主、窦太后、等也是黄老思想的信奉者。
其实这个新学派并没有系统的教义，宗教色彩也不浓厚，只是在崇奉黄帝、老子的前提下，视老子为理想教祖，主要观点还是道家的“无为”思想，即希望天下相安无事，清静无为、与民休养是其最主要的思想。
从汉初到窦太后去世为止，约七十年的时间，是黄老思想的辉煌期。后世的封建王朝在初建期都会实行休养生息的利民政策，非常有助于初建王朝的稳定，也可以说是黄老思想的延续，而秦朝的速亡与秦始皇大肆搞基建，不顾民众死活也有很大关系。
所以，与民休养的这一思想在汉初极大促进了王朝的发展，“文景之治”就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创造的，可见，对西汉政治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但是到了汉武帝，黄老思想逐渐成为王朝的绊脚石，为什么呢？

刘邦为了拿下楚汉争霸赛，先是封了很多异姓诸侯王，汉朝建立后，他逐步铲除了异姓诸侯，又封了同姓诸侯王，以为一劳永逸，没想到后期尾大不掉。
据王国维考证，当初全国有54郡，其中39郡在诸侯王手中，而直属中央仅有15郡，而且这些诸侯王权力极大。
在他们的封地，俨然就是另一个“王国”，其建置与中央基本相同，御史大夫以下全由自己任命，而且富得流油，自己征赋税，调发徭役、兵役，在封国内，可以说集政治、经济、军事权力于一身。
你说说，这么强悍的诸侯王，谁当皇帝能放心呢？如果再坚持“无为而治”，任由其诸侯王发展，那么，皇权由谁来保障呢？
所以，早在汉景帝时，儒学思想就已经抬头了，有识之士早就看出端倪了，要保障皇权，西汉王朝需要从“无为”向“有为”过渡，帝王必须有所作为，皇权必须得到加强。
主父偃所提出的“推恩令”，在本质上就是以儒家思想的“仁政”为核心，对诸侯国以恩赏的名义展开的，从名义上没有给各个诸侯王造反的借口，把压力给到了诸侯王自己，诸侯国内部矛盾重重，也就无法犯上作乱，从而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国家的稳定。
所以说，汉武帝在思想上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政治上实行“推恩令”，两者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也是汉武帝时期最为重要的两个举措。
统一思想，集中皇权，为西汉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但还有一个条件也是不可忽略的，就是在实施推恩令前，中央力量要足够的强大。

其次，足够强大的中央力量。
推恩令并不是汉武帝削弱诸侯权力的唯一举措，他还有别的办法。
首先，不可否认，西汉成功削藩并不是汉武帝一人的功劳，同姓诸侯时有叛乱，为此，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三代帝王在位期间，都曾进行过不同程度的“削藩”，意在加强中央集权。
在汉文帝时期，贾谊提出了“分国而治”的策略，“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及燕、梁它国皆然。”。
简言之，就是多建立诸侯国，将大的诸侯国，分割成若干小国，分封给他们的子孙，这样，诸侯国就会越来越小，势力也就越来越弱，对朝廷构成的威胁也就于无形中化解了。
汉文帝先是以迁移诸侯王的方式来削弱藩王势力，之后采用贾谊策略，在诸侯王去世后，将诸侯国封地均分给诸侯王的儿子们。
因为当时条件不成熟，所以这个策略在当时并没有大规模的执行。

到了汉景帝时期，晁错提出了“削藩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书》）
汉景帝全盘接受了晁错的削藩策略，抓住诸侯王的过错，先是削去了赵王、胶西王、楚王的几个郡、县；接着又削掉吴王的两个郡。
但这种强硬的削藩手段，很快就激化了朝廷和诸侯王之间的矛盾，没多久，就引发了以吴王、楚王为首的“七国之乱”。
为平息叛乱，汉景帝先是将晁错腰斩，但叛军并没有退兵的打算，最后只好派周亚夫去平叛，苦战三个月才平息叛乱。
七国之乱对后世有强烈的警示作用，那就是万不可强行削藩，需要采用相对温和的手段才是上策。
所以，到了汉武帝时期，因为有着前车之鉴，本着既要削藩，又不能采取过于激烈的手段，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无疑是最好的方式，巧妙地将矛盾转稼到诸侯国内部，实在是高明。
可见，武帝顺利颁布“推恩令”，与文景二帝之前的努力也有很大关系，前人的努力客观上为推恩令的实施创造了条件。
不过要想彻底削弱诸侯王的势力，武帝还有配套的政策。

首先，对威胁等级最高的，用叛国罪处理。比如淮南王刘安，他是刘邦之孙，刘邦私生子刘长的长子，刘长死后，文帝把汉初的淮南国一分为三封给刘安兄弟三人，刘长以长子身份袭封为淮南王。
刘安在其封国内聚集了诸多人才，用战国时的旧风气养宾客，而这是汉武帝最为忌讳的。
其父刘长因谋反被废封号，最后绝食而亡，而刘安也步了父亲的后尘，因怀有叛乱之心，被武帝逼迫自杀。
其次，搜罗资料按“禽兽行”办，这是个什么罪名呢？禽兽行原本是指违背人伦的行为，但在武帝朝的解释，多指那些败德行为。
比如国君养尊处优、生活奢侈，眼中没有纪律，心中没有美德，但凡这样的国君被告密后，都会按“禽兽行”处置。
在武帝一朝，有九个封国均因这个罪名遭到除国，由此也可以达到削藩的目的。

第三，用酎金案进行突袭。汉武帝元鼎五年还发生了酎金案，“酎金”指的是地方王侯对中央朝廷的财政供奉。
在文景帝时期，各地诸侯王与中央朝廷的义务关系，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到了武帝一朝，朝廷规定，每个王侯每年都要向中央上交一次金额的酎金。
酎金数量并不会对封国造成什么沉重负担，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朝廷对酎金的品质是有要求的，要真的黄金，而且有规定的纯度和重量，如果达不到就会被处罚。
因酎金不合规定，就有100多位王侯受到处罚，这个数量占到所有王侯数量的一半还多，这些王侯最后都受到削地、降爵、甚至除国的处分。
所以，这看上去更像一个陷阱。
第四，就是任用酷吏进行监督和执法。汉武帝建立了刺史制度，就是派酷吏到地方，对其进行监督，其实这种刺探在文景帝时期也有，不过叫御史，与刺史有一定的区别。
御史大夫有相当的身份和地位，与和他同级的官员相熟并有交情，这就会导致他们在行使督察工作时流于形式。
但刺史就不一样了，他们是皇帝的特使，对皇帝负责，官俸和层级都比较低，而且任用的都是刚进系统的年轻人，既没有什么执政经验，也没那么复杂的人际关系，所以，效率自然也就高了。
而且只要干得好，随时可以空降其他更重要的职位，所以，刺史必然也就努力搜罗地方王侯的不轨行为。
综上所述，推恩令的顺利实施，离不开思想上的铺垫，也离不开文、景两帝的的努力，不过也不得不承认，汉武帝的治国方略确实厉害。#优质作者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