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火第一部分关于出神的实例

第三部分　通往厄琉息斯之路
离经叛道是通往智慧宫殿的必由之路。
——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第八章　引火烧身未来的沙箱
如果你喜欢小装置、小发明，那么拉斯韦加斯一年一度的消费电子产品展可谓你的朝圣之旅；如果你喜欢超级英雄和绘画小说，那你的天堂就是圣地亚哥国际动漫展。但如果你正在追寻的是出神的踪迹，你想看到的是出神的四种力量怎样全效启动并发挥作用，那么启程前往沙漠节日，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用来筛选出埃里克·施密德（Eric Schmidt）的沙漠节日——火人节。
在里诺东北部大约三小时路程处，有一片以黑石沙漠著称的广阔碱滩，在这里每年都可以看到所有来自本书第二部分的主要选手。托尼·安德鲁斯穿着紫色佩斯利花纹的衣服，在一辆“第一音效”公司的艺术车中吼着低音。米奇·西格尔也在周围，在尘土飞扬中向围观的好奇群众演示神经反馈。安卓·琼斯竖了一个巨大的圆形屋顶，用来展示他那能够催眠的神奇艺术。那里有享誉世界的性学治疗专家召开的专题研讨会，常春藤联盟教授所办的神经行为学讲座，以及萨沙·舒尔金梦到过的所有基础胺。或许在远处，甚至都可以发现穿着火焰般制服和翼衣的红牛空军正在进入城市当中。无论怎样描述这场盛事，毫无疑问的是，火人节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出神交易展，当之无愧。
埃里克·戴维斯写道：“火人节极大地拓展了享乐性出神的传统[1]
，（广阔的）视野，令人迷惑的声波，以及一种感官刺激的自我意识过剩……都有助于动摇那些业已稳定的架构……（这是一种）为把思想中匆忙不间断的实时结构调整到同一节拍而设计的全感官大脑机器。”
迈克尔·迈克尔斯[2]
（Michael Michaels）是火人节最初几个创始人之一，他也同样以这场盛事中“危险的看园人”而著称，并解释道：“在火人节中，我们找到了能够打破那个限制自身盒子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所做的就是把现实分离打碎。火人节是转变的发动机——它既有硬件也有软件，可以加以调整和改进。而我们则已经完成这些工作了。把人带到这个既广阔又干旱的地方，没有比这里更严酷的条件了。人们舍弃了自己的行囊，在他们看来，随身带着的东西是属于过去的自己的。这也使人到了一个不得不与他人联系的社区环境里，在这里一切皆有可能。由此打破了旧有的现实，帮助他们意识到其实可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现实。”换句话说，这是经由剪裁过后的转变发动机，通过借助STER的无自我性、无时间性、无刻意性和丰富性来启动转变。
转变发动机已经在世上产生许多真正的变化，并且这种变化越来越多。这就是本章的关键所在。如果说上一部分考察了这四种力量的兴起过程，那么这一部分则紧接着提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这些力量所提供的基本灵感能够带来现实的创新吗？之前我们探索了一些研究，这些研究证实：非寻常状态能够在控制条件下，有意义地提升创造力和问题解决能力。在这里将跨出实验室，看看出神能否“在野外”帮助解决复杂问题。火人节或许是开始这项调查的最佳场所。
第一件需要注意的事情就是谁将出现在火人节上。不像是在伍德斯托克时代，参加者无非是反主流文化而又放荡不羁的文化人，他们曾“激发热情，内向探索，脱离体制”。毫无疑问的是，现今仍然有许多朋克摇滚般另类的无政府主义者、工业艺术家，以及有时难以适应主流生活的仓库住户。但是如今，“火人”（参加者自称为“火人”）中的阶层包括强有力的亚文化群体，以及游牧式的高科技精英人士，可以接触到资本、市场和全球性交流平台。
蒂姆·费里斯提到，几乎所有他认识的硅谷亿万富翁，都服用致幻剂来帮助自己解决复杂问题，他也提到火人节是这些亿万富翁用以走出自我、走向强大[3]
的最为偏爱的地点之一。连环企业家、火人节的长期参与者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在《重新加密》（Re/Code
）中指出：“如果你没有去过（火人节），就无法真正了解硅谷。你可以去参加最疯狂的洛杉矶集会，再乘以一千倍，其结果也无法接近于火人节所带来的震撼。”
在某些圈子当中，提到“沙漠盆地”或“黑石城市”，能够让你立刻与那些一同经受过火焰严酷考验的人建立友谊。参与到成功举办的火人节阵营中去，已经从反主流文化的街头形象变成了职业生涯建构的素材。记者瓦内萨·华（Vanessa Hua）在《洛杉矶纪事报》中写道：“在部分科技文化中，火人节如此深入人心[4] ，以至改变了工作节奏，甚至作为经过许可的职业性发展形式在简历上出现——所有的迹象都表明，部分以往被认为离经叛道的元素已被纳入到规范之中。”
特别是在过去十年中，对于想要参加包括达沃斯、TED及其他高利益集会的人来说，参加火人节已经成为日程中常规性的一步。2013年，哈佛大学法学院研究员、“感恩而死”乐队（the Grateful Dead）的前任抒情诗人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5]
，偶尔在火人节上吟唱：“花大半个下午的时间与火人节市长拉里·哈维以及在这里的根·温思利·克拉克交谈。”这是世界上最为臭名昭著的集会之一，反主流文化的王室成员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最高指挥官在这里亲切地交谈，而这个指挥官后来成为美国总统候选人。
三年后，真正的总统[6]
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白宫记者晚宴上拿这件事开玩笑地说：“就在最近，一个年轻人来找我，说她烦透了政客总是阻碍自己梦想成真——就好像我们真的要让马利亚去参加今年的火人节一样。这定然不会发生。伯尼（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可能会让她去，但我们不会。”
如果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也开始对火人节发表评论，且埃隆·马斯克认为火人节是硅谷文化的中心所在，那么关于火人节所发生的事情可能不只是一个长达一周的集会。这就是这次评测需要探讨的第二个问题——为何许多富有创造力和天赋的人要跑那么远去火人节，参加一年一次的集会呢？通过简单的排除法，他们的目的不可能是性、药物或者音乐。这些嗜好无论多么诱人，在任何一个主要城市里也不过就是商品而已。一定有什么更引人入胜的“东西”，鼓舞人们从自己日程安排中拿出一星期的时间来，漫步在一个极不适合人类居住的盐滩上，而这盐滩又处在一个无名之地的中央。
最近关于火人节的研究进一步揭晓了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2015年，牛津大学神经心理学家莫利·克罗基特领导了一支科学家队伍[7]
，与黑石城市人口普查委员会合作，一起对火人节的力量进行更深入的调查。在他们的研究中，75%的参加者都表示自己在这场盛事当中经历了转变的体验，同时85%的参加者表示他们从中得到的益处持续到了之后的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这真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比率：3/4参加这场盛事的人，都从中得到了有意义的改变。
这并非偶然。在凌晨两点走入这场事先有意策划的骚动中央，周围是喷火的巨龙、装饰着霓虹灯的巨型海盗船和银河嘻哈乐的跳动节奏，失去所有熟悉的参照点，完全脱离时间，远远超出了正常状态下的清醒意识。这场盛事的疯狂程度，所需要的基本自我信任感，创造并栖息了富有传奇色彩的转换性自我，这所有的一切通过相互结合而创造成一个“临时自主区域”[8]
——在这里，人们可以挣脱自我，哪怕只有短暂的一个星期而已，变成他们所渴望的任何一个自己。这是世界上转变状态技术中唯一的、最伟大的集中点，由每一个人共同设计，没有谁是特别的。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测评中最终也是最重要的类别：火人节所持续鼓舞着的惊人创新力。参加者把沙漠盆地当作一个超大号的沙箱——在这里可以想象、检验各种不同的想法，而想法又往往能自由分享给任何一个人。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在2013年的谷歌开发者大会上说：“我喜欢去火人节[9]
，（这是）一个人们可以尝试新东西的环境。作为技术员，我认为应该要有一些安全的地方，用来做实验，分析其对社会、对人的影响，而不必应用到整个世界中去。”
2007年，埃隆·马斯克就这么做了[10]
，他把特斯拉电动跑车的早期雏形首次带到火人节中亮相。对于他的可再生能源公司“太阳城市”（SolarCity）和超高速运输系统“超回路”（Hyperloop），马斯克也同样是待在沙漠盆地时想出了新的主意[11]
。由于信守火人节的“赠送”规则，他将这两者都送了出去。“太阳城市”到了马斯克的表亲手里；“超回路”则以白皮书的形式在网上出版，向全世界提供了最大化的利益，因为它的灵感启发了两家不同公司的诞生。
Zappos[55]
的创始人兼CEO托尼·谢[12]
（Tony Hsieh）告诉《花花公子》，集体意识的体验（他将其称为“忙碌的转变”）就是他参加火人节的原因。那种“在同一空间里与他人联结为一个单位的感觉，与音乐、与其他人联结……这就是我参加火人节的原因”。对谢来说，火人节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致他把火人节的思想融入了Zappos的企业文化中，使谷歌开启“忙碌的转换”能够尽可能地容易。同样地，托尼·谢也是“市中心项目”（the Downtown Project）的领头人，这个项目的目的是利用激进包容、交互艺术和其他火人节的核心元素，来复兴拉斯韦加斯的中心地区。
虽然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13]
，托尼·谢的努力也同样面临着挫折和挑战，但如果事情持续发展下去，能与原先有所不同的话，便足以令人备感惊奇。托尼·谢在火人节中率先应用了新想法，试图重塑一家财富500强公司的文化，并重振（使产值达到3.5亿美元）一个已经颓废的城市核心，这是在真实世界当中的结构性改变，牵涉到其中所有的风险性与复杂性。
马斯克的计划同样如此，并非没有复杂性。但彻底改造交通运输和率先应用能源运输新网络这两件艰险的事情（更不用说他为了把火星纳入殖民地范围而付出的努力），已经使得他们先前为解决这些问题做出的努力付诸东流。这些事例证明，非寻常的意识状态与文化能够提供一条不同的前进道路——这种方法让我们得以用新的眼光去重新思考难以解决的挑战。
所有这些实践性应用也激励了火人节组织自身的发展。“几年前，我们出席火人节并在他们年度TEDx会议上发言，之后又受邀参加了‘危险的看园人’所主持的一个小型沙龙，并不只有硅谷科技巨子出席的沙龙。高盛集团的高级副总裁、全球最大的几家极富创造力的广告公司的负责人，以及世界经济论坛领导人，都谨小慎微地出席了这个小型沙龙。这些老总用的是一些稀奇古怪的化名，在这里，他们能够远离闪光灯，远离媒体与市场的监督。其目标是打造一个基于扩大后共睦态的共享体验：一个永久的火人节社团，在这里，那四种力量的实验能够全年进行。”
正如火人节的联合创始人之一威尔·罗杰[14]
（Will Roger）最近写的那样：“我认为，提议是在现代科技繁荣发展的情况下还能被发现的、乌托邦分离主义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彼得·蒂尔的海上家园也好，托尼·谢在拉斯韦加斯打造一个新兴城市的尝试也罢，都属于这个部分。但火人节这个永久性社团，按理就是其中最有趣也最可有成就的部分。”
2016年夏天，他们真的成功了，以购买飞行农场为结局。飞行农场位于火人节遗址北部几英里远的地方，面积近四千英亩，布满了间歇性喷泉、温泉及湿地。火人节永久组织声明：“这是火人节革命所有的组成部分[15]
，从一个短暂的实验，变成了对社会、经济和艺术规范及结构皆有所影响的全球性文化运动。火人节文化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变得越来越有认可度和影响力。”
决堤之时
这个故事最有意思的部分之一，并不只是“火人”试图为出神建立一个属于其的故乡。除此之外，从平地之中建造一座城市，这其中最艰难也最真实的经验教训正从内华达州沙漠之外几千英里的地方浮现于世。因此，如果想要继续探索非寻常状态是如何“在野外”帮助解决复杂问题，就应该出发去世界上最荒芜的几个地方——那些久经自然灾害蹂躏又被旷日持久的战争所毁坏的地方。
要想更好地理解一个只有一星期长的集会是如何给予人们如此长远的影响的，了解这个集会的准备工作就变得十分重要。准备期间，所有火人节中心组织的工作就是勘测街道、安放一些临时的卫生间,以及建造这个临时城市所需要的其他东西：营帐、巨大的艺术品、发电机、医疗设施以及维持秩序的人员——由志愿者组织进行。“火人”聚集到一块儿，一同创造一个有七万人的城市，在此期间，当面临地球上一些最为恶劣的条件时，他们用完全不同的方式组织工作、发动群众——利用“共睦态”所带来的联结力量来完成这个艰苦卓绝的事业。
那些技术最先真正应用到测试是在2005年。这一年的8月29日，距离技术应用结束还不到一个小时，墨西哥湾海岸飓风卡特里娜就登陆了。等到风暴结束之后，从弗罗里达到得克萨斯，挽回飓风所造成的破坏需要花1080亿美元[16]
。卡特里娜也由此成为美国历史上破坏力最大的五大飓风之一。
与此同时，在内华达州，却是晴朗的天空与轻柔的微风，火人节正在全力进行中。五角盆地阵营异常繁忙，满是五角大楼的高级官员、未来主义者和黑客，五角盆地忙于为整个节日设置并试运转电视直播和紧急无线网。然而，当“卡特里娜”的消息传来时，他们都从各自手头的工作中抽身出来，想进一步了解这场飞来横祸。
加利福尼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师、NASA的一位承包商布鲁斯·戴默（Bruce Damer）对此有详尽的记录：“其中一人接管了一个侦察卫星[17]
，这时五角无线卫星电话响了，电话那头总管问‘发生什么事了’，还让我们不要有所回应。接着，我们得以掌控事情的发展，观察‘卡特里娜’的进程如何。”没有一个人会错过用高等科技炫耀自己的机会，全体五角盆地的工作人员都在营地周围点燃了大量肼闪光信号灯（一种军用规格的闪光棒），并相应调整了卫星的设置，使它也能够追踪从空间中发来的光芒。
但卡特里娜对墨西哥湾海岸实时的猛打狂扫所带来的影响令人警醒。五角盆地的市民希望能够提供帮助，其他许多“火人”也持同样的想法。对这场灾难非常关切的火人节参加者募捐到超过4万美元灾后重建资金后，一支先锋队伍离开火人节，驱车南下前往墨西哥湾海岸，开始了援助工作。
他们受到无国界医生组织的鼓舞，把正在形成中的组织称为“无国界火人组织”。[18]
那时，新奥尔良成为全美人民的关注点，但“火人”决定把密西西比沿海城镇作为援助工作中心，因为密西西比和新奥尔良一样遭到了重创，却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忽视了。
第一件事就是在一小块停车场土地上建立一家商店，并为诸如乐施会和红十字之类的慈善组织建造一个急需的物资分配中心。在之后的八个月里，他们为废墟搬迁和重建工作捐赠了100多万美元。从修复比洛克西被夷为平地的越南寺庙，到重建整个派林顿小镇，火人节组织事无巨细，一一完成了所有事情。正如CNET（IT行业与数字生活领域的媒体）所指出的那样：“当十几二十个不可救药、脱离实际的社会改良家毫无计划地出现时，他们可不是什么乌合之众。150多个人，带着沉重的设备、水和食物，多年以来都在条件艰苦、远离电网的环境中勉力生存，渐至繁荣发展，因而，他们在这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在离开之前，火人节组织同当地居民一起，从洪水的废墟之中建造起了一座巨大的雕像。一如往常，这座雕像在他们为宣泄心中情感而燃起的巨大火焰中化为灰烬。派林顿小镇一个居民说道：“城镇毁于一旦，政府和领导人都放弃了我们，（‘无国界火人组织’）来到了这里，提醒我们即便是在那样绝望的情况下，飓风带来的破坏也仍然有转变为艺术、庆典和团结的可能性。”
从那以后，无国界火人组织就成为一个国际性的组织，从2007年秘鲁地震、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到新泽西州的飓风桑迪，无国界火人组织一直都非常活跃。他们与当地人所建立的关系也得到了回报——那些社区的领导人在随后的几年中来到了火人节，想知道那非凡的能力与巨大的热情究竟从何处而来。
火人传播其影响力行动中更离奇的一个案例是，戴夫·华纳博士（Dr.Dave Warner）向遭受战争破坏的阿富汗传播其核心精神。数据形象化专家同时也是入侵卡特里娜卫星的黑客华纳，2001年正在阿富汗的贾拉拉巴德（Jalalabad）。贾拉拉巴德距托拉波拉（Tora Bora）山洞只有三十英里，而十年前，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正是在这个山洞中与美军交战时发生了一次事故。华纳是位个子高大、留着长长灰白色头发和胡子的男人，他在简历上如是描述[19]
：“美军军事演练前指导员……神经科学家，博士，古罗马壁画科技化的空想家，热忱的‘火人’，致幻剂方面的业余人士，贪得无厌的干涉者，所有美国国防承包商里面最奇怪的一个人。”
华纳和一帮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家，自称为“协同攻击力量”，已经在贾拉拉巴德张贴告示，传播“公开信息原则”。基于火人节激进包容的原则，华纳坚持“协同攻击力量”的所有计划都不必保密，信息能够分享给每一个人。他还告诉一个战地记者：“为了给伊渥克族（Ewokes）建造‘太阳炉’，我正在拆解‘死亡之星’。”[20]
因此，华纳开了一家“火人酒吧”，在这里，他用免费的饮料交换大量的信息。这可不仅仅是一座小房子那么简单，真的——里面覆盖着竹子，陈列着一些喜力啤酒和用旧罐子装着的烈性酒，是一个简单的乘凉之处，却也宣告“我们共享信息、交流（和啤酒）”。
在这智慧的集会中，再细小的事情也位列其中：重建项目，军事行动，建设计划，水文地理学勘测，卫生诊所的位置，投票地点，本地农民的名字，甚至那些农民所耕种的作物。华纳从他“啤酒换数据”（以此闻名）的项目中提取出了所有的信息，并把这些信息都输入他所发明的数据形象化工具里，所得到的结果要好于任何一家你能想到的间谍机构，而且——由于华纳之前拒绝了安全许可的介入——他可以把这些数据“赠予”任何一个想要的人。
很多人都向他索要数据。五角大楼、联合国、阿富汗官员、援救工作者以及记者，都依赖于他的数据。这是世界上最混乱的环境之一，而在这里，赠予、透明度以及激进包容拯救了无数生命，也节省了大量资金。
“无国界火人组织”及“啤酒换数据”是火人节原则融入危机地带最早的两个案例，后面很可能还会有其他的类似案例。苹果公司前总经理皮特·赫什伯格（Peter Hirshberg）在他的著作《从比特币到火人节到更远》（From Bitcoin to Burning Man and Beyond
）中写道：“‘火人’在不利环境中自行安排市政设施方面已经有许多经验[21]
，在日常服务——水供应、电力、交流频道和卫生系统——处于瘫痪状态、混乱而又危机重重的情况下，也擅于保持正常的功能运转。在这样的环境下，‘火人’不仅能够生存下来，还能在那里创造文化、艺术和社区。”
因此，火人节组织社区事务的前领导人罗齐·冯·利拉[22]
（Rosie Von Lila）曾分别两次、三次受邀去五角大楼和联合国，目的是讨论基础设施及灾后规划。冯·利拉说道：“我真的很惊讶他们竟然对这些事情如此感兴趣，传统组织已经意识到了自上而下动员的局限性，并且正在认真学习自下而上的社区动员是如何运作的——这正是火人节社区的核心经验——正可以应用到一些非常关键的环境中去。”
或者说，真的可以用到任何一种环境中去。火人节“示范项目”[23]
随处可见，从印度乡间专用地上的太阳能装置（黑石太阳能），到毁坏城区中的实验性社区空间（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的“发电机”项目），再到智能手机应用软件——包括“火聊”（Firechat），曾在火人节中设计为一种对等交流网络，但之后在俄罗斯的抗议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由于“火人”竭力保卫开放的信息源泉以及非商业性的获取途径，他们的付出可以由所有人共享，却很难被审查。
火人节的“局部燃烧”如今已在近三十个国家燃起熊熊烈焰，从以色列到南非再到日本，全世界人民都可以获取其中的体验。这被称为“反主流文化的移民社群”，未免有点太局限了。毕竟，反主流文化跟灾后重建、情报搜集和城市规划又有什么关系呢？
所有的这些项目，无一例外都为长期存在的复杂问题提供了富有创造性的解决方式；而这些复杂问题都曾公然蔑视地球上最强有力的军队、政府和援救机构。这个社团由出神打造而成，通过依靠聪明才智、协同合作与坚持不懈的辛勤工作，“火人”正从其诞生的地方——庆典仪式出发，将影响力远远扩大到庆典仪式以外。
赫什伯格补充道：“‘火人’并不是发明了火人节这个节日的人[24]
，也没有发明艺术汽车、‘临时自主区域’，就像苹果公司也不是个人电脑的发明者。但就像其他富有冒险精神的革新者一样……‘火人’将火人节的概念贯彻得非常漂亮，而且通过努力，火人节对文化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果有可能的话，将影响未来。”
破坏婆罗门
“火人”通过志愿者在地球上条件最为恶劣的地方，用有限的预算来贯彻原则、应用技术，在本章节的事例中已经涉及大量富有创造性的阶层——拥有“火人”探索行动所需资源、影响力和时间的人。而且在通常情况下，这一直是有效运作的方式。
至少可以将其追溯到厄琉息斯秘仪，在这其中还包括柏拉图、毕达哥拉斯在内的许多名人，出神文化总是通过某个受过教育的精英人士来传播。在欧洲[25]
，有16世纪的法国讽刺作家拉伯雷（Rabelaisians），以及18世纪的大麻俱乐部——两者探索转换状态、性开放以及追寻灵感的自由。20世纪20年代，上流社会人士梅布尔·道奇·卢汉（Mabel Dodge Luhan）[26]
在陶斯镇的家中，就曾召开服用致幻剂酶斯卡灵的沙龙，参加者从D.H.劳伦斯（D.H.Lawrence）到乔治娅·奥·吉弗（Georgia O’Keeffe，20世纪初女画家），再到卡尔·荣格（Carl Jung，瑞士心理学家），数不胜数。20世纪60年代，伊莎兰研究机构的创始人和全体教员[27]
都被混合着不羁与学术的文化所浸染，而他们都是从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以及欧洲知识分子群体中费心选拔出来的。虽然这些运动都是从一小部分精挑细选出来的人开始发展，但在运动结束的时候对哲学、艺术和文化产生了极不相称的巨大影响。
2013年7月，在美国犹他州的山区里，我们体验了这种动态变化的一个现代实例，在那里有人数虽少但极富影响力的革新者，正基于其所谓的“共享巅峰体验的力量”[28]
，打造一个社区。这些人由乔恩·巴蒂斯特（Jon Batiste）和他的新奥尔良前进乐队所领导，我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大群艺术家、活动家和企业家之中，漫步通过了一片山杨树林。大约30分钟后，队伍来到一片撒满了大片野花的草地上，还有一张我们见过的、最大的餐桌。这张餐桌有1/4英里长——就像一条笔直的线延伸过去，横跨整个山腰——上面铺着白色亚麻餐桌布，可供一千人同时进餐。
坐下来之后，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所有的细节设计，令人们无不又惊又喜。既像是手动曲柄装置的收音机正从一个盗版调频站点播放爵士音乐，又像是刻着沃尔塔·惠特曼诗歌的不锈钢威士忌酒瓶。主人亲自为客人服务，呈上由多道极富创造性的美食构成的晚宴。之后，东方正缓缓升起一轮满月，而西方还散发着光芒的夕阳徐徐落下，时间契合得如此完美，那一晚，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为团队中显而易见的集体感而举杯庆祝。
晚宴之后，整个山杨树林都布满了LED（发光二极管），成为仙境一般的地方。摄影棚里演奏各种各样的音乐，从富有节奏感的电子乐到口语诗。蝴蝶和萤火虫悄无声息地把汽车装饰得如同艺术品一般，在泥泞的小路上到处飞舞。远处，圆顶屋、帐篷和亭子在半山腰散布开来，人们聚集到一起，相互团结、相互协作，一同度过这个盛夏的周末。
“火人”的痕迹在这里到处都是——远程操作装置，富有迷惑性的营地、艺术、表演以及奇异的想法——但也有两个关键的不同之处：这里是在海平面以上9000英尺，而且并不会在一星期以后就消失不见。这个时值盛夏的集会是一场介绍性的开场派对。就在七个星期之前，这场集会的主人——巅峰系列（Summit Series）——已经买下了一整座山。
巅峰系列的联合创始人之一杰夫·罗森塔尔（Jeff Rosenthal）解释道：“我们想要一个永久的家[29]
，想要打造一个城镇，能够完全专注于转变状态所真正能够提供的东西：创造力、协同力、创新力、创业能力以及社团。而且由于有共同的愿景，我们得以能够众包4000万美元，买下了一个山上的滑雪场（粉末山，Powder Mountain），似乎有整个曼哈顿那么大。”因此，当“火人”还在开始建造自己的出神“祖国”时，巅峰系列早已经迈出了这一步。
在这片大地上，已经有五百多个站点，而像理查德·布兰森、科比·布莱恩特（Kobe Bryant）、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首席营销官贝丝·康斯托克（Beth Comstock），以及耐克总裁特雷弗·爱德华兹（Trevor Edwards）都早已经允诺要参加这一活动。而且，他们没有采用典型的豪宅度假计划，而是禁止建造规模过大的独立家庭住宅，集中发展紧密相连的邻里集群，从而积极培养社团。所有都是按照白金级LEED环境标准[56]
来打造的。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由出神鼓舞而形成的生态小镇——尽管一开始并不是这样形成的。
巅峰系列始于2008年。这一年五位二十岁出头的企业家聚集到一起，来解决一个共有问题。他们并不认识任何真正成功的企业家，也没有人可供问询相应的意见。因此，这个五人组想出了一个富有创造性的解决办法：给商业领导者打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邀请他们去滑雪。
19个人出现了，包括Zappos的托尼·谢和脸谱网的联合创始人达斯汀·莫斯科维茨（Dustin Moskovitz）。罗森塔尔解释道：“我们认识到，如果把一些非常聪明又各有不同的人聚集到一起，分享一种心流的、拟真的体验，将起到非常强大的效果。一生一世的友情就这样形成了，使得网络单调乏味、交易买卖的性质得以剔除。我猜你会说那次旅行中所发现的事情之一就是，转换状态能够增加商业效益。”
这场一次性的实验很快就变成了巅峰系列，一系列基于那些原初顿悟的“非会议”（nonconferences）。这一系列被称为是“TED与火人节的交集”[30]
或者“更时尚的达沃斯”，已经拨动了人们的心弦。巅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那19人的滑雪旅行，而第二件大事则是前往墨西哥的60天旅行，第三件则发生在白宫。
奥巴马总统在听说这个组织之后，邀请其35位年轻的领导人共进晚餐，讨论有关千禧文化与创新性未来的事情。他们在白宫当中所分享的事情自那以后开始投入应用，对于其目的和收益都非常有价值，是关于社会创业家的一种愿景。
如今，当巅峰系列组织周末活动时，你会发现并不闻名的企业家、积极分子和艺术家与“寻爱者”、埃里克·施密德及玛撒·斯图尔特（Martha Stewart）混迹在一起。这种类似于植物中“异花传粉”的交流，已经产生了一些有趣的协同合作。巅峰系列动员了一支由海洋生物学家、风险家及慈善家组成的队伍，来组织一次穿越加勒比海的“保护海洋”的旅行，并且为建立一个自然保护区而筹集了超过200万美元的资金。他们对致力于全球K-12（美国从幼儿园到高中12年级）教育的非营利性组织“承诺的铅笔”（Pencils of Promise）提供支持，该组织已建造了四百余所学校；同时，还帮助推行“坠落的口哨”[57]
组织的工作，这是一个致力于根除刚果儿童士兵现象、有着超过12万名成员的全球性网络组织。
但他们所感兴趣的并不只有非营利性工作，还成立了一个风险基金会，帮助许多创业者茁壮成长，其中包括“买一送一”的制鞋公司TOMS，眼镜制造行业新兴企业家华拜·帕克（Warby Parker），以及拼车巨擘优步。通过利用非寻常状态来促进社区发展，他们使得职业网络、慈善事业及风险资本中那个严肃而古板的世界焕然一新。
而巅峰系列并非利用那些经验教训来加速改变的唯一组织。麦泰全球（MaiTai Global）[31]
开办于2006年，其创始人是风险资本家比尔·泰（Bill Tai）和风筝冲浪传奇人物苏西·麦（Susi Mai），通过利用体育运动（大多是冲浪和风筝冲浪）来作为集体心流和创业者能力的刺激物。他们之间建立起一种强有力的伙伴关系。比尔·泰名列硅谷半数最有名的公司的董事会之中，而苏西·麦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授予“红牛运动员”终身地位荣誉（这是体育运动中的终极荣誉之一）的女性。
麦泰一连举办了许多天集会，其中包含滑板运动系列、创始人之间的非正式谈话、刚刚兴起的最高点马拉松以及转换之后的节日气氛。苏西·麦解释道：“把自己的经验用战略化的方式进行组织运用[32]
，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人以合适的比例相互搭配，并且让他们感受非常有效的状态转换体验，这种体验能够加快社交纽带的形成。这些做法跟火人节和巅峰系列所采用的做法是一样的。”
麦同时指出，在这些文化之间有许多纵横交错的沟通与交流。“我们之前从火人节社区那里得到了许多帮助和支持。‘火人’似乎天生就知道我们想要做什么，因此他们就出现了。这是一个共享性很强的社区，因此‘火人’从出现的那一刻起，就开始打造一些基本概念并组织起来，让每一个人都参与其中。”
事实上，每个人的参与度都非常高。时至今日，许多企业都已经利用社团内部的才能与关系，来筹集风险基金并找到关键合作伙伴，其中大多是在沙滩上握手谈成的生意，并在一次精彩的冲浪之后完成。正如泰所说，那时“每个人都感到激情澎湃”。他们同样也开始把体育运动当作创业成功的筛选器。麦解释道：“我们已经注意到的是，风筝冲浪与企业家能力挑战有许多相同之处。如果一个人具备这种运动所需要的毅力与精神，那这也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他的人格，以及他在生活当中的大致表现。”而这种相同之处也并非只是观念上的。多年来，麦泰成员所成立和领导的企业，其市场总值已超过200亿美元[33]
，这使其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企业家（及运动）团体之一。
在这些发现的基础之上，麦泰创立了“极限科技挑战”项目。“挑战”并没有让颇有前途的创业者一味地寻找资金，而是让他们去拉斯韦加斯电子消费展，通过竞标来实现自己过程的转换。泰解释道：“我们没有让那么多创始人和风险资本家参加那些时长大约三十分钟的会议，否则，投资者还得继续对未来的领导人进行‘秘密审查’；我们就直接让创业者待在一个能展现真正品质的环境里。”
历经筛选，最后留下的人收到了一份前往内克尔岛的邀请函，那里有理查德·布兰森的加勒比海“世外桃源”。在那里，决赛选手将在风筝冲浪活动的间隙定位布兰森本人所在之处。在内克尔岛上，正如火人节以及巅峰系列的粉末山一样，所有的一切都是专为“共睦态”的产生而设计的。在受邀前往内克尔岛上讨论有关心流以及企业家能力时，我们亲身体验了这一切[34]
。从带你去吃早餐的悬崖边飞速移动的直线，到令人瞠目结舌的巴厘灵感建筑，再到一份体育运动的概括清单，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能够促成一种无刻意性的注意力中心状态。
一天早晨，布兰森在后廊一边喝水果奶昔一边告诉我们：“当我确实到达（心流）时，我得到了额外的两个小时来完成一项伟大的工作，而且剩下的12个小时真的非常有效率——因此这样试图去争取生活中的平衡是非常重要的；与此同时，人们也可以尽情狂欢。”
布兰森和麦泰在主持“卡本作战室”[35]
和“区块链峰会”时也采用了同样的方式，“卡本作战室”是一个致力于加勒比海域能源持续的跨国组织，而“区块链峰会”则是为转换货币探寻有益社交应用的国际财团。他们通过将富有热情和天赋的人聚集到一块儿，一起活动、工作，来规划一个方向，通往更富创新性和更可持续的未来。
举一个恰到好处的例子：内克尔岛主屋的瞭望台上放着一个雪松木热浴缸，宾客在那里沐浴、谈论、看星星；而这是许多个深夜集会中的一个，在这一夜，布兰森创立了他最富有前途的公司。他回忆道：“在那里我有了关于‘维珍银河’（Virgin Galactic）的想法[36]
，美国航天局仍没有造出一个我可以乘坐的宇宙飞船，而如果等的时间太长，我就不再想去了。因此，我在想，来造一个自己的吧。我是说，哪个正常人不会抬头看那些星星呢，不会想去那里看看呢。”
而让革新者变得拥有和他们一样“正常的思想”正是巅峰系列、麦泰及布兰森所完成的最出色的事情。新一代的企业家、慈善家及积极分子意识到非寻常状态并不仅仅可供消遣娱乐，事实上也能够加强信任、扩大合作并加快突破。他们正在一如既往地从根本上打破这一切。
普通民众的巅峰
如果出神的四种力量献身事件的唯一证明是少数幸运者参加了奇特的聚会，那么，其影响力将颇受局限：“缓慢滴流地出神。”然而，如今正在兴起的出神更加变化多端。这些革新者的企业、项目所起到的影响正逐渐扩散开来，甚至已经开始出现在普通大众身上——人们正在追随的、一种可预见的出神扩散模式。
杰弗里·摩尔（Geoffrey Moore）在他具有深远意义的著作[37]
《跨越鸿沟》（Crossing the Chasm
）中，精准地概括出了新思想是如何获得吸引力的。首先，当突破发生时，只有那些愿意接受新奇科技所带来的风险与不确定性的人才会使用这项科技，他们将作为“早期采用者”做一笔交易，来交换新科技所特有的利益。接着会出现一道坎，摩尔将这道坎称为“鸿沟”，任何想要吸引更多观众的新思想都必须要跨过这道坎。摩尔认为，只有在“鸿沟”的更广阔一边吸引到“早期的多数人”，才是分裂性的创新所该具有的真正标志。
直到现在，主要关注点都放在了先锋者和早期采用新科技的人身上——他们是主导这场四种力量革命的最显而易见的领导者。在这里，我们想投入精力将更广泛的出神应用所具有的标志加以归类，把关注点移到那些已经跨越了“鸿沟”的地方，那里的“早期多数人”才具有非凡的意义，正开始将状态改变的工具与科技应用到日常生活中。
就拿第一种力量——心理学——作为例子。由于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及其他人的工作，新一代的积极心理学家正在重新改变冥想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努力去掉它所包含的精神性含义，并为其能为人们带来的好处提供基于实证的确认。冥想的新版本作为基于注意力的减压方式而闻名，已经在一些地方赢得了人们的信任，而这些地方绝不可能接受其原本的样子。如今已有1800万美国人将冥想作为生活中的习惯[38]
；而且，到2017年末，美国所有的企业中，将有44%的企业会为员工提供注意力训练[39]
。自从安泰（美国保险公司Atena）开展项目以来[40]
，预估在卫生护理费用方面，每个雇员都能因此节省2000美元；同时每个雇员还能在生产效率上提升3000美元。这个在投资上的量化回报就能帮助解释，为何冥想与注意力产业在2015年上升到了近10亿美元[41]
。这曾是专属于追寻者和专家学者的范围，现在却成为企业或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需要着重考虑的部分。
而且，积极心理学的影响已远远扩散至工作场所以外。在哈佛大学，泰勒·本·沙哈尔[42]
（Tal Ben Shahar）关于幸福的课程是这所学校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课程，与此同时，关于幸福科学的主流图书持续占领畅销书榜单首位。虽然专注于如何使生活最优化，但它不只是让人更快乐，同时也在促进人的成长。鲍勃·基根的一位研究生最近从校园生活中发现，（从能力综合提升来看）千禧一代中的许多人[43]
都已达到了父辈要中年才能到达的成人发展阶段。
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进步。像瑜伽、太极拳和气功这样的沉思练习活动经由表现认知上的发现而获得了主流认可，成为在美国最受欢迎的室内活动。以瑜伽为例，这项已有五千年历史的传统运动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一直都是反主流文化的消遣娱乐活动而已。然而，自从研究者开始发现这项运动不仅可以提高认知功能，还能够降低血压时，普通大众开始跨越那道“鸿沟”[44]
。2015年，大约3600万美国人[45]
将瑜伽作为生活中的习惯。这项通过改变形体从而改变精神的活动已经变得备受欢迎，在参与度上已经超过了橄榄球运动[46]
。
在这场革新运动更具高科技性的一面中，状态改变疗法就像经颅磁刺激技术一样，已经比抗抑郁药的功能更加强大，许多硅谷总经理都开始使用这种未被临床试验认可的方法，由此来“整理”精神上的“硬盘驱动器碎片”，从而使表现获得迅猛提高。像戴夫·阿斯普雷（Dave Asprey）的“防弹执行”（Bulletproof Executive）这样的公司，正在帮助人们通过使用从智能传感器到促智药（一种能够刺激大脑功能发展的补充剂）等方式来改变日常生活。市场发展得如此迅猛，以至于这家公司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就成长为一个市值达九位数的企业[47]
；而与此同时，其他成百上千的公司正蜂拥挤入这个市场。
在药理学领域，人们正在接受越来越多能够转换状态的物质。大麻，这个曾经被认定为是“恶魔之草”的东西，已经成为美国增长最为迅速的产业[48]
。粗略估计，整个大麻制品经济[49]
（包括法律上的和医疗上的）如今已价值62亿美元，并预计在2020年上升到220亿美元。2016年末，美国已有28个州赋予医用大麻以合法地位，而且其中有8个州——科罗拉多、华盛顿、俄勒冈、内华达、加利福尼亚、马萨诸塞、阿拉斯加，以及哥伦比亚特区——已把大麻的消遣娱乐功能也纳入合法化轨道。研究者相信，在未来的五年中，另外14个州也将紧随其后。正如马里兰大学一位药物政策教授皮特·路易托（Peter Reuteo）[50]
最近告诉CNN（美国有线新闻网络）的那样：“对大麻合法化的支持竟处于长远的增长当中，这真是前所未有，我觉得这看起来并不像是一个短期内的突然变化。”
而大麻也只是所有改变中最为明显的迹象而已。无论所检验的是像LSD这样的迷幻药，还是像MDMA这样的迷魂药，精神转变药物已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受欢迎。3200万美国人定期服用致幻剂[51] （十个美国人里几乎就有一个），并且表明自己这么做是基于慎重考虑。如美国全国卫生研究所2013年出版的一份期刊[52]
所述，最普遍的动机是“增强神秘体验、内向反省及好奇心”。驱使我们前进的是超越，而非堕落。
科技方面也实现了同步发展。几十年前，只在少数几所大学的实验室里才会有的那些价值上百万美元的大脑成像装置机器，如今已变得跟口袋里的智能手机一样随处可见。现在，只要有几个即插即用的传感器，人们就能够测量自己的荷尔蒙、心率、大脑电波及呼吸，更清楚地了解自己实时的健康状况。
举例来说，2016年夏天，iWatch的主要设计者杰伊·伯拉尼克（Jay Blahnik）给我们展示了其产品的路径地图。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苹果手表将把这些传感器都连接起来，变成一个能够搜索从肥胖症到巅峰表现，甚至所有事物的开放资源平台。在一次24小时的β测试中，超过三万人为阿兹海默症研究主动贡献了自己的个人数据，比规模第二大的研究参与人数还超出四倍。
苹果公司也只是更凶猛势头的一部分而已。2000—2009年，企业只为神经学科技保有了不到400项的专利[53]
。这个数字在2010年翻了一番，在2016年又翻了一番。有了这些设备所提供的数据，不仅能让人更快地拥有健康的体魄，也能更快地加深自我意识；花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时间去训练，就能够掌握过去瑜伽修行者和僧侣几十年才能掌握的东西。
这些都是那四种力量越发深入主流大众的实例，如此情况下，那四种力量可能早已经不足为奇了。这也不是没有原因的。谷歌公司工程指导师雷·库兹威尔（Ray Kurzweil）曾经指出，对于非科学家的普通大众而言，对人工智能进行探究是件颇有难度的事情；因为当人工智能出现在现实世界中时，“看起来不会比一个会说话的自动取款机更吸引人”。
对于出神而言亦如此。中产阶级妇女进行昆达利尼瑜伽练习，商人微量服用致幻剂，痴迷科技的人紧紧跟进生物测定学的最新发展，《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
）动画系列走进火人节——这些发展变化或许看来平淡无奇，却是转变状态的“会说话的自动取款机”，证明“鸿沟”已被跨越，曾经最前沿的东西如今已融入日常生活。
世上无新事
美国西部荒漠之中，成千上万不易适应新环境的人暴晒在八月炙热的太阳之下，聚集于此崇拜着、庆祝着。这些寻求者拒绝父辈古板保守的信仰，却又因自己那短暂社会中的无神论而毫无灵感可言，因而出现在烈日之下的旷野之中。他们热切渴望直接的神秘体验，跋山涉水千万里就是为了找到这种体验。
他们彻夜无眠，跳舞[54]
、奏乐，变得极为兴奋，蜂拥在一起去看主演的精彩表演。这些艺术家站在巨大的脚手架上，猛烈煽动人群，直到人群进入了一种集体性的恍惚。
之后，当回归自己的正常生活时，这些人原本所熟知的世界就被自身完全转换了。怀着自己最近参与的加入仪式异常激动的心情，对现存的社会、政治及精神传统发起挑战。他们所付出的努力是如此引人注目，以至聚集的城镇都被称为“烧焦”区域。
历史上也曾有一个特定的时间、在一个特定的地点发生这些事情，但不是如今的这一天，也并非在黑石荒漠。1801年，在美国肯塔基州的坎恩瑞吉（Cane Ridge），所发生的事件则是“第二次大觉醒”运动，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宗教复兴运动之一。
该运动对于美国宪法的影响至今尚有余波，虽然当时美国的西部边界直到阿巴拉契亚山脉为止，但迷幻充满生机的传统却已在美国种下根基。那些聚集到坎恩瑞吉的人，属于那个时代最大的复兴运动的一部分。超过两万人的移居者风餐露宿，聆听站在高层平台上的巡回传道者发表演说，台下则是因即将到来的出神而慌乱急躁的民众。两场布道之间，人们在自己的帐篷、披屋旁闲逛游走，用小提琴和班卓琴演奏后来演化成为蓝草音乐（美国南部乡村音乐）的苏格兰·爱尔兰曲调。虽然集会表面上的目的是虔诚的，可也有许多的酗酒与通奸现象。就算是在这样的时刻，“圣灵的感觉”也难以掩盖在表象之下。
这些复兴运动为一个深感破碎与忙乱的世界提供了连接的纽带、团结的社区。在之后的半个世纪中，一整代狂热的年轻人都加入了进来。第二次大觉醒运动促生了从节欲到女性堕胎权的各种社会公平正义运动。在之后的许多年里，为美国政治注入了激进主义的良知，甚至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的山顶显灵也是发生在一个“烧焦”的地方。
因此，当考虑这四种出神力量的出现及其所导向的地方时，今日之革命，与其说是例外情况，不如说是正常现象，意识到这一点或许也大有裨益。一直以来，就美国人的宗教与精神而言，比起间接的暗示，美国人更喜欢直接表明，比起渐进发展更喜欢立刻改变。这些总是从教堂中的长凳和讲坛蔓延开来，一直扩散至城镇与乡村。
在本书中，可以将此时此刻看作一场独立存在的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只有这一次，经验主义代替了虚无的神秘。从内华达州荒漠、墨西哥湾海岸及阿富汗的受灾地区，到犹他州山区、普通大众的人行道，人们正聚集到一起见证着一切。他们所发现的是，人群共同结合起来时所拥有的能力、适应力、革新力、创造力远比任何一个单独的个体更多更强。这样的发现无论是在今日还是在两百多年前，都有非凡的意义。因此，即便真的“世上无新事”，每一次的发现也仍然值得一睹真容。
第九章　烧毁房屋
虽然很多人可能已经跨越了“鸿沟”，将非寻常状态中的好处纳入生活、工作当中，但并不意味着这场革命就不会产生任何问题。从历史上看，每一次出神出现，都会造成剧变与滥用。其原因是，即便那四种力量所带来的灵感能更好地稳定体验、减小风险，也总有人试图刻意歪曲其用途。
回到“吹笛人、异教团体与专制主义者”，在那一章节我们接触到了一些危险，考察了非寻常状态对个人和团体所带来的陷阱与诱惑——换句话说，是强制与劝服的二重性问题。在这里，将继续深入探讨这一线索，将注意力的中心点放到两种如今在强制和劝服上有最大既定利益的体制上：军队与商人。
在这个事例中，你将看到非寻常状态如何与其他强有力的科技一起，通过实际应用，在伦理道德及政治方面产生众多复杂而又难以预料的结果。
极小的傻瓜
1953年，美国国防部遇到了麻烦[1]
。美国海军领航员弗兰克·施华伯（Frank Schwable）上校的飞机在朝鲜被击落，之后他却出现在了中国无线电广播上。他坦白说，自己曾接收到使用生化武器的命令。这起事件简直就是公关的噩梦。如果美国国防部让施华伯继续持此说法，国防部中的部分官员就会因违反《日内瓦公约》而被逮捕；若国防部否认他的说法，那就是在伤害一个授勋军官及战俘。
正如安妮·雅各布森（Annie Jacobsen）在她最近的著作《五角大楼之脑》（The Pentagon’s Brain
）中讲述的那样，国防部部长要求道[2]
：“这是用战争犯罪的新形式来全力污蔑朝鲜的活动，也是对残暴行径进行改良的新形式，也就是精神谋杀，或者说‘精神扼杀’。”如果说施华伯是专制主义式精神扼杀的受害者，那么他的证词就完全无效，而爱国精神则得到了支持——干净利落地解决了一个难以应付的问题。
美国国防部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精神扼杀是一个比较笨拙的词。而美国中央情报局一直以来都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上，谨慎地考察[3]
一个更富吸引力的口号：“洗脑”。这个词轰动一时，简洁概括了“冷战”时代最深的恐惧之一——你的个性、你的自由意愿都会被一个集权主义国家所劫持。
美国中央情报局给美国大众及其军事行动文化所灌输的洗脑说法，其恐惧程度如此深入人心，使得洗脑都成为“冷战”时期的主要威胁之一。因此，即便洗脑这种可怕的妖魔鬼怪是他们自己凭空想象出来的，为了能够与它相搏，完善思想控制设备与药物成为最高的机密、最高的优先事项。
在施华伯的无线电声明发表之后不久，美国国防部官员风闻，宾夕法尼亚大学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神经科学家[4]
可能已经发现了他们一直以来在寻找的技术。几乎每一个政府机构的代表——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美国联邦调查局、陆军、海军、空军以及国会——都争着去敲约翰·利里博士（Dr.John Lilly）的门。
根据需求来通过机器催生出神状态，利里已成功解决这其中两大技术问题[5]
。第一是将电极插入、贯穿头骨并进入大脑，但这总是会造成太大伤害；第二则是横穿神经末梢的单向脉冲电流常常会对大脑回路造成不可恢复的篡改。
而利里采用的方法是，利用不锈钢微管插入实验者的头骨中，然后让细丝上的电极滑脱并贯穿而过，这样一来几乎不会产生肿胀现象，也不会有持续性伤害。他还制造了一个机器，通过向大脑发送双向电流脉冲，刺激神经元，而不会使神经元失去平衡。这个过程本身实际上毫无痛苦——至多就是在微管导引进入时刺出的小孔。电极在大脑中想插多深就多深，从大脑皮层到杏仁体都可以嵌入电极。而微管导引也能够在大脑中植入数月甚至数年而不被探测到。
利里发现，灵长类动物[6]
的愉悦系统——也可被称为大脑的基本出神回路——与性唤醒网络直接相关。雄猴在训练之后会使用设备来进行自我刺激，出现连续16个小时的极度兴奋，而后陷入8小时的深度睡眠，此后又会立刻开始，不断循环。他还发现，愉悦是一种无尽的动机，可能是一种可令人全身心投入的追求（至少对于雄性来讲是如此）。
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负责人让利里就他的工作向美国国防部做一个基本情况介绍，当时出于上文所述的原因，他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利里在其自传《科学家》（The Scientist
）中叙述道：“只要有了这个机器，谁都可以在人身上悄悄地进行这个实验。如果这项技术落入一家秘密机构的人手中，他们就能完全控制某个人，在极短时间内彻底改变他的信仰，几乎不留下任何证据。”[7]
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发生，利里制定[8]
了一系列详细的不可谈判的条件，只有在这些条件之下他才会愿意讨论自己的发现。他所说的内容将公之于世，所分享的一切也都将由他本人及他的同事复验。远在莱纳斯·托瓦尔兹（Linus Torvalds）将源代码赠予Linux（一种可免费使用的UNIX操作系统），或是萨沙·舒尔金出版自己的化学“食谱”，或是埃隆·马斯克分享所有的特斯拉汽车和电池专利——甚至远在“专利”这个词出现之前——利里已经表明了他资源开放的立场。
而让他没有预料到的是，军队有多么不屈不挠。在最初的演示之后不久[9]
，利里又接到了消息。这一次是桑迪亚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一个子公司，国防工业长期承包商）的一个匿名代表。他想“学习将微管导引插入大型动物头部的技术”。利里再一次坚持公开自己的成果，但同意让那个人来，并拍摄自己最新的实验过程。
几年后，《哈珀》（Harper’s
）杂志[10]
针对桑迪亚公司对其“超级骡子”项目的详细介绍，写了一篇深度报道。超级骡子是一只安装了电极植入物和太阳能罗盘的驴马杂交动物。这只骡子负载着颇像一个手提箱式核弹的重物，不顾形象地沿着笔直的线路行走。如果偏离路线，它就会痛苦地受到惩罚；如果遵循路线，则会愉快地得到奖励。利里在看这篇报道时，目瞪口呆地认出了照片上的那个人就是来拍摄他实验过程的人。而桑迪亚公司已然成功地掌握了通过机器催生出神的方法，并将其利用到核武器战争中。
利里十分震惊，研究还未完成，他已意识到政府机构将要攫取并利用这一技术。他否定了将人或动物作为测试对象进行实验的做法，并得出结论：只有自我实验才是探寻精神边界的唯一道德方式。利里离开了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终止了所有“神经生理学援助”的研究。然而，尽管放弃了地位和本可获取的研究资金，将自己的名誉——归根结底是生命都置于风险之中，而几十年来，其研究成果对于军队及情报团体而言，仍具有无休无止的吸引力。
掌控转变的人
2010年，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蒂姆·吴（Tim Wu）发现，从电报到无线电，再到电影，以及最终的互联网，这些信息技术趋向于以相同的方式表现——始于空想主义、民主化，终于中央集权、霸权化。蒂姆·吴在著作《大变迁》（The Master Switch
）中将其称为“循环”（the Cycle），无论何时有新突破出现，在权力与控制之间总是会反复出现这样一个决斗。他解释道：“历史展示了信息技术的典型发展模式[11]
，从某一个人的爱好变为某一个人的产业，从临时应急的新发明变为灵巧美观的产品制造奇迹，从可以自由获取变为被单一的公司或企业联盟所完全控制，是（一个）从公开到密闭的系统。”
例如，20世纪20年代初，无线电话接线员把一个个电塔串联起来时，人们才得以通过开放的广播媒体来彼此交谈、分享想法。《科学美国人》写道：“所有这些互相分离的社区与家庭将通过无线电连接到一起[12]
，仿佛从不曾因电报和电话相互连接一样。”但这并不是结局。
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与RCA（BMG唱片集团旗下一家唱片公司）合作创立了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控制带宽并建立了一家经营至今的大型跨国公司。到了2000年，另一家巨头集团“清晰频道传播公司”（Clear Channel Communications），控制了市场份额以及三十多个国家的电台播放列表。这无疑是一体化而非早期先锋者所设想的民主化的多样性。
鉴于“循环”的不可避免性，蒂姆·吴认为没有什么比是谁拥有这个平台更重要的问题了——人们获取及分享信息的方式。这促使他在2003年末创造了词语“网络中立”，并引发了一场关于互联网中民众与企业力量之间平衡关系的持续性会谈，这同时也是他2010年一本著作的题目来源。他写道：“在任何有关言论自由的问题之前[13]
，首要的问题是‘谁控制着大变迁’？”
当信息技术实实在在地开始出现时——牧场主为把农场与城镇连接起来而建造电报线，而无线电站点也建造了巨大的AM天线——正在变得越来越虚拟：互联网的“0”和“1”，以及谷歌搜索计算程序的无限复杂性。有了出神的四种力量，信息技术正从虚拟走向感知。
出神科技并不仅仅局限于硅片与显示屏。随着约翰·利里的早期研究告一段落，出神科技是关于如何微调大脑内部的“扭结”与“杠杆”的知识。当调整正确时，就会产生那些关于无自我性、无时间性、无刻意性及丰富性的宝贵体验。而且，最后一阶段——丰富性，是平常无法获得的信息。正如W.B.叶芝所说：“世界上充满神奇之物，耐心等待着我们以更灵敏的感官去一一发现。”[14]
一旦信息技术变得可被感知——就像在非寻常状态的案例中一样——“循环”就会变得更加强大。我们的头脑变成了平台。在进入与控制之间的拔河比赛，就会变成为认知自由而战的决斗。民族国家不断地试图调整塑造意识的外在化学物质，那当它们试图调整内在的神经化学物质时，又会发生什么呢？
如果这听起来遥不可及，那么精英运动员为了确证自己荷尔蒙、血样及神经化学物质的独有基线，早已服从于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生物护照”。[15]
在没有官方许可的情况下，荷尔蒙、血样及神经化学物质的相对基线有所变动，运动员就会受到惩罚，甚至犯罪指控。这跟以前的政治制度用来宣告某些书籍具有危险性的方法类似：不需要想太多就可以知道，一个政府是如何宣布特定的大脑化学产业是具有危险性的。神经传送物质的特定结合足以说明问题，当它穿过你的血流，就足以让你成为考察名单上的一员，甚至可能更糟糕。
因此，因出神的四种力量正在不断发展而欢呼雀跃，这的确很吸引人，而这种发展也将为民众释放出神状态。但如果认为那持续存在的历史模式——为争取“大变迁”控制权而打响的战斗——这一次将不再适用的话，那就太天真了。
从间谍到疯子
这场关于利里的大脑刺激装置的战斗，是“循环”运转的早期案例之一——出神科技是能继续由公众自由获取，还是会终结于集中控制之下。自那以后，这场斗争就演化为情报团体的“间谍”与反主流文化的“疯子”之间，一场长达几十年的“猫捉老鼠”的游戏。像利里这样的科学家反复地为转换意识而率先应用新的科技，迟早会使得政府企图将这些科技武器化。否则，为某些最高机密的新应用而工作的间谍，就会泄露机密，从而被疯子加以重新利用。虽然这一部分即将谈到的故事十分奇异、令人难以置信，但一贯地强调了蒂姆·吴的论点，那就是控制“大变迁”是一场高风险的游戏。
结果显示，当时来敲利里家门的国防官员，有很大一部分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他们是MK-ULTRA（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精神控制项目）的一部分，可以说是一个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也是最臭名昭彰的洗脑项目。大约有80个组织参与其中，包括大学、学院、医院、监狱以及制药公司。其目的是找到能够控制并迷惑人的化学物质，比如敌方战士、平民以及国家首脑等人——包括一个“间谍对间谍”计划，给菲德尔·卡斯特罗悄悄放入一支浸泡过LSD的雪茄[16]
。
杰伊·史蒂文（Jay Stevens）在《暴雪天堂》（Storming Heaven
）中详细叙述道[17]
：“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内部，（特工）定期服用LSD，在办公场所、在机构聚会上出现迷幻的感觉，以同事的状态为参照来衡量自己的精神平衡情况。早晨你转个身的工夫，就会有自以为是的家伙往你的咖啡里偷偷放几毫克LSD。这是一种肆意玩弄思想的游戏，而思想却是最为高贵的东西。有时候就会发生一些让人备感尴尬的事情。对此已经麻木的间谍会情不自禁地哭出声来，或是感伤于他们之间所谓的‘同行情谊’。”
除了这些兄弟之间可笑滑稽的举动，这个项目同时也卷入了一些更严重的判断失误之中。他们反复给精神病人服用药剂，导致其中一个德特里克堡生物武器中心的化学家[18]
跳下了或者掉出了（证据很矛盾）纽约酒店13楼的窗户。而且，在非蓄意后果的记录当中，MK-ULTRA明显提到了那个不小心释放出来的庞然大物：20世纪60年代的致幻剂革命。
在亚西比德第一次盗窃“吉肯”近2500年后，一个叫肯·凯西（Ken Kesey）的年轻学生也偷了一点——但这次是从美国中央情报局偷出来的。像亚西比德一样，凯西的事例也因其具有说服力，又饱受争议，并没有那么令人反感。凯西将自己的行为伪造成是去参加斯坦福大学一个免费的研究生写作研讨会，经受了一次刑事审讯与自我放逐。就像苏格拉底怀疑亚西比德到底是不是一个值得教育的学生一样，斯坦福大学写作系主任、文学名流华莱士·斯蒂格纳（Wallace Stegner）对凯西的评价也不高。斯蒂格纳认为他是“一个天赋极高的文盲”[19]
，也是“对文明社会、理智主义和严肃清醒的一个威胁”。结果证明，这些评价并没有偏离事实。
凯西的小说《一次越过布谷鸟窝的飞行》（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的背景调研就是在一个精神性机构展开的，他当时正在一家美国退伍军人行政医院（这对许多参与MK-ULTRA的年轻作家和管理医生都非常陌生）做志愿者。他的一个朋友为了赚点儿外快，让凯西去参加报酬为75美元的专项实验，一些医生为了研究“精神模仿性”药物而进行了那些实验——“精神模仿性”药物就是LSD那样、可以引发罹患精神疾病时的精神性崩溃状态的化学物质。后来凯西告诉《斯坦福校友》（Stanford Alumni
）杂志说，那些科学家“不敢自己亲自试验”[20]
，“因此就雇用了一些学生。参加完实验回来的时候，他们看了我们一眼说，‘不管他们做了什么，不要让他们再回到那个房间’！”
凯西住在佩里路，住宅周围都是波西米亚风格的房子。凯西和他日益壮大的“恶作剧”队伍把东西从实验室拿了出来，放到外面进行实验。汤姆·乌尔夫（Tom Wolfe）在《令人振奋的兴奋剂实验》（The Electric Kool-Aid Acid Test
）中详细写道：“志愿者凯西完全投身到门罗公园兽医医院的科学研究中[21]
，不知怎的，自己就起来了，自己走出了医院，自己去了佩里路。”
乌尔夫继续写道：“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22]
，佩里路都是一条供大学生联谊会举办活动的路，在某年秋天一个美丽的周六下午，大家都坐在外面的草坪上[23]
……玩着触身式橄榄球……一个小时之后，凯西和朋友就会画下一些全世界只有他们和另外几个最先锋的神经药理学研究者才会知道的东西。”
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反主流文化知识所要详细记录的研究对象。凯西将这次实验搬到了帕罗奥图之上的山区里，圣汤普森猎人、地狱天使以及尼尔·卡萨迪［来自凯鲁亚克的传说《在路上》（Kerouac’s On the Road
）］都出现了，就像是一支叫作“感恩而死”的奇怪的小乐队，这支乐队由吉他手杰里·加西亚（Jerry Garcia）领导，他胆小却有奇异的吸引力。他们有大量日光荧光涂料，频闪闪光灯以及原型艺术汽车，一辆获得1939年“国际收获者”称号的、有外围装饰的汽车，凯西和他的恶作剧朋友培育出了西海岸的致幻剂文化。间谍在搏斗中失去了对“大变迁”的控制，硅谷也好，外面更广阔的世界也罢，都不会与其一样。
在之后的十年中，东方神秘主义、两性解放，以及“跟随你的天赐之福”给美国主流文化的传统价值提出了一个直接的挑战。“然而，正当疯子热衷于与更多的观众一同分享出神科技时，间谍却一直对自己偶尔培育出来的运动十分感兴趣。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水门事件爆发，西贡陷落，国防部意气消沉，亟须鼓舞士气。”《财富》杂志报道说：“一轮越战之后的真正反思[24]
，在特遣部队三角洲成立时达到了顶峰，那是一个以寻找新思想为使命的军官骨干核心组织。”而在搜寻那些新思想上，没有人比吉姆·钱农（Jim Channon）更在行。钱农是美国陆军中校，一个在越南服了两轮兵役的经验极为丰富的老兵。“我就把去那些地方逛一逛当作周末值班一样[25]
，就像伊莎兰研究机构一样，跟他们交朋友，调查出神科技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等到钱农享受完自己的热水浴缸与水晶乳冻甜食之后，他带着一开始的所有目的和企图，已经变得和当地人一样了。他亲手写就了[26]
“第一地球营操练手册”（The First Earth Battalion Operations Manual），使其成为特意培育非寻常状态的案例，其中包括体验博爱的能力，感知特殊气息的能力，体验挣脱自己身体的能力，探究未来的能力，以及可能是最值得纪念的——“用闪闪发光的眼睛与敌人进行不期而遇的对抗战”——这能够完全改变一支军队。
听起来可能很激进（又很老旧），钱农的宣言在军队的进步思想者中，以一种神奇传说般的地位出现。古板保守的《军队回顾》[27]
（Military Review
）杂志在1980年发表了“把我传送到斯波克：新的精神战场”一文，作者海军上尉约翰·亚历山大（John Alexander）认为“一个可能会对通常认为的时空概念构成挑战的新战场范围，正在众人视野中慢慢耸现。显而易见的是，作用于精神（或物质）的武器早已存在，只是其能力还有待商榷”。甚至美国军队那个有名的“尽你所能”的宣传口号，都是从特遣部队三角洲的使命中分离出来，用以解锁人类潜能的。
多年后，美国国防部委托开展任务“特洛伊武士计划”（Trojan Warrior Project），这是一项对“绿色贝雷帽”（Green Berets，美国第五支特种部队）开展长达六个月的头脑—身体—精神的高强度训练计划。其中包括与一位西藏僧侣一起冥想，在计算机前沿实验室里进行神经及生物反馈技术系列实验，与一位本笃会僧侣一起祈祷，以及训练合气道，一种致力于实现人与宇宙和谐为一的日本战术。这是对出神的神经生理学的正面攻击（以及海豹突击队“头脑体操馆”的直接原型）。对于盾形徽章，他们将古代与现代的神话故事相结合：一匹坐于两把相交轻刀之上的木马。他们的座右铭是“愿力量与你同在”。
不断前行的时代孕育出一些无可否认的“白帽子”红利——从普通人的注意力及减压项目到在海军陆战队训练着的战术——但也有一些是“黑帽子”的应用。钱农在其军事操练中，为音乐的镇静、安抚及鼓舞功能做了不少游说，希望将来在战场上盛行的会是低音乐器，而非炸弹。他稍微沉思了一下，又补充了一点[28]
，如果其他都失败了，“不愉快、不和谐的声音可以用来迷惑敌方战士的方向”。
但这个补充说明获得了关注。2003年5月，《新闻周刊》[29]
刊登了一则对于“精神电子项目”（PSYOPS）的简介：残忍而非同一般。这揭示了美国军方拘留单位正在结合使用亮光与能够迷惑心神的声音，以及其他转换意识的战术，促使伊拉克战俘的精神防线土崩瓦解。一位美国政府特工人员说：“相信我，这真的有用。在训练中，他们强迫我听巴尼《我爱你》（I Love You
）那首曲子，一直听了45分钟。我再也不想经历一遍了。”
这一声源相当于启动了一千段音效素材。但媒体并没有承认美国军方这种在伦理上颇有疑点的审讯战术，与此相关的新闻循环愉快地推进，在播报动物园大熊猫和本地天气的缝隙间，电视主持人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巴尼对我们也是一种折磨”。一开始试图给军队灌输人类潜能运动的理想主义，如今已沦落为服务于心理战的工具——而这种循环还在不停地猛烈地转动。
直至今日，循环也不曾中止。想想美国政府在火人节中所扮演的秘密角色。表面上，这节日——在美国土地管理局早已遗忘的一小块沙漠上，为期一星期的集会——并非你所想象的“高价值目标”。但在开办的那几天里，这场盛事使得当地成为全国最受关注的城市，而这一“荣誉”颇具疑点。即使这期间所发生的暴力犯罪比大多数中等规模的郊区都要少，却吸引了众多单独的州及联邦机构，为它配备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高科技间谍装置，其中包括红外线护目镜，战术机动车辆以及便衣特工。
通过《信息自由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而新近发行出来的文件经过大量重新编辑[30]
，表明美国联邦调查局执行过一项针对火人节的、持续多年的情报计划。美国官方说是为了侦查国内的恐怖分子，并追踪来自极端分子的潜在威胁。但更可能的原因是，美国联邦调查局正从其之前的“反碟计划”（COINTELPRO）剧本中抽出一页来重新演绎。这个计划曾在20世纪60年代用于渗透并破坏“黑豹”（Black Panthers）、“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及美国印第安人运动（American Indian Morement）。如果这是事实，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测，对火人节的监督会迅速上升，还有加强的警力、特工密探的安插，以及对无暴力犯罪的激进控诉。而且，难以辨别这是一次异常现象，还是一股势头的开端[31]
，2015年在火人节上执行逮捕任务的便衣警察与秘密特工急剧增加了五倍。
如果说情报团体知道在那沙漠当中有些大事情在发生，那是正确的，他们只是不太搞得清楚具体到底在发生什么而已。这是因为，除了外在明显的信号以外——那如火一般的爆炸、狂野的戏服，以及彻夜舞蹈的聚会——真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存在于人们的脑海之内的。对于一般大众法的施行监督而言，“这个节日，看起来一定像是一个更加热闹的狂欢节，或者是新年前夕的纽约时代广场，只不过少了些醉汉、多了些拥抱”。但对高层要员来说并非如此。在一些案例中，当五角盆地阵营强行征用间谍卫星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最高指挥官就会出席这场盛事，他们真的会参与其中。
而且，这个不断重复的“间谍屈服于疯子”模式，从海豹突击队“头脑体操馆”里的嬉皮士浮缸，到凯西在美国退伍军人行政医院里运气不佳的遭遇，到陆军中校钱农在伊莎兰研究机构的热水浴缸里泡澡，再到火人节中的五角盆地，这些都清晰地强调了对于“大变迁”控制权或正面或后方的竞争。更重要的是，这阐释了出神的中心挑战之一：如何确保转换状态的强大技术不会用于歧途。
需要指出的是，“工具是道德中立的”这句话不过是大学哲学论文中的常备品，但在出神科技的情况，这却是令人十分不安的真理。正如前文所述，完全作用下的出神常常促生出共鸣、同情与幸福。但这只是其中80%的表现。那剩下的是什么呢？
即便是这样一个对过去半世纪的简短调查，也能够显示出神很容易就被扭曲为黑暗面。非寻常状态的标志之一——无自我性，是从洗脑急速转变而来的，而洗脑却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防部所拼命寻找的一种状态。无时间性缺乏参照点，作用起来跟患妄想狂的精神分裂症很像，而且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都是单独限制的关键所在。正如约翰·利里所意识到的那样，无刻意性的愉悦神经化学物质可在任何能产生下一次狂喜感时产生依赖。信息丰富性可以看作能使人吐露实情的麻醉药，正如MK-ULTRA文件所试图做的那样，又或者放大到足以压制不愉快的意愿，就像军事警卫队在伊拉克精心安排的那样。
同样地，只有相对发达的社会才能发明原子弹，而即便是远远欠发达的社会，也能轻而易举地引爆一颗原子弹，出神力量总是引诱着那些不知该如何独立复制出神的人。然而一旦看到正在运转的出神，一旦能够自己画出基本的逻辑，终结出神的力量、伤害最初的创造者，并不会花费太大力气。
索玛，美味的索玛
如果说按照计划进行军事工业中复杂的出神操纵令人深思，那么，同样可能产生的一个结果则是人最终会被自己的欲望所支配。事实上，控制而非对欲望施以高压——就像很多极权主义国家做过的那样——通过说服的方式，就更有希望获得成功。
2007年，一些世界上最著名的品牌[32]
——苹果、可口可乐、美国运通公司、耐克、三星、索尼和福特——为一项购物行为的神经科学研究投入了700万美元的资金，想知道有没有更有效的方式来销售产品，联合各方力量来为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一项神经市场研究签名担保——试图用直接的大脑扫描来代替误导注意力团队。
市场研究员、咨询师马丁·林德斯特伦（Martin Lindstrom）与英国神经科学家杰玛·卡尔弗特（Gemma Calvert）一同组队开始此项计划。三年来，他们同时使用功能磁共振成像和脑电波来扫描两千多位做出过许多购物决定的人的大脑。研究员发现，电视节目与电影中的产品广告安排几乎不起任何作用，而且香烟盒上的警告标签实际上只会让吸烟者抽更多的烟，以及——最出乎意料的是——看起来，购物与灵性依赖于相同的神经回路。[33]
当宗教信仰极为虔诚的研究对象注视着神圣画像，或者仔细回想自己对于上帝的概念时，大脑扫描显示在尾状核部分有异常活跃现象，而尾状核则是与愉快、爱与安宁感觉相关联的愉悦系统的一部分。但林德斯特伦和卡尔弗特也发现，当研究对象看到与像法拉利、苹果这样著名品牌有关的图像时，相同的大脑区域也亮了起来。卡尔弗特报告说：“总而言之，无法用可识别的方式区别出实验对象的大脑对著名品牌与宗教圣像、人物的反应之间的不同……显而易见的是，人们对于著名品牌的情感联系……与对信仰的感觉有很大的关联。”[34]
林德斯特伦对神经市场革命的高调支持，使他名列《时代》杂志“100位最有影响力人物”。但这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批评家马上指出，仅仅是精神象征与公司标志使相同的大脑区域活跃起来，并不会让购物变成一项宗教性体验。可能在2007年林德斯特伦确实过分夸大了神经市场的能力（他毕竟是个市场商人），而在之后的十年里，纯商业目的驱使下对大脑神经中的“扭结”与“杠杆”稍作调整，已更多地成为现实。
举例来说，2013年，我们受邀为广告研究基金会的年会发表主旨演讲。一个包括了几乎所有你能想到的大品牌的全球共同体——从可口可乐、沃尔玛、宝洁，到像J.沃尔特·汤普森、奥美环球及奥姆尼康这样的创意公司，再到脸谱、谷歌和推特这样的科技巨头——这个基金会希望了解“心流”在广告业所能发挥的作用。这种意识状态能促进购物行为吗？这种出神技术能用于增加市场份额吗？
知道一些促进了商界发展的成就，有助于理解其可能性。20世纪末[35]
，从思想销售即所谓的“信息经济”，逐渐向感觉销售，或者说作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所说的“体验经济”倾斜。这就是为什么零售店都开始变得像主题公园一样，也是为什么户外零售商坎贝拉不再像沃尔玛一样把商品都摆在货架上，而是把商店变成有巨型猎物的山、人造山坡及巨大水族馆的狩猎者的天堂。星巴克为何能够把一杯50美分的咖啡卖到4美元，这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在工作与家庭之外，休闲的“第三种去处”。[36]
但我们在广告研究基金会[37]
所讨论的，是下一步该如何做：如何从“体验经济”向作家乔伊·潘（Joe Pine）所称的“转换经济”移动。在如今的商业界，一个人可能会变成他所买的东西——或者就像潘所解释的那样：“在转换经济当中，顾客就是产品本身！”
表面上，人们喜欢那些能够帮助他们变成心目中的自己的产品，这听起来并不错。以健身产业为例。在体验经济中，毫无争议的行业巨头之一便是“探界者健身馆”（Equinox Gyms），他们将最先进技术的设备、精品店大厅及桉树蒸汽沐浴结合在一起，打造成了一项奢侈体验。你可能会也可能不会瘦成那些到处散布的黑白照片上的模特那样[38]
，但在那里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身价百万的花花公子。
在转换经济当中，混合健身公司的花费一样多，但对于上文提到的额外体验，却已完全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承诺：在“赤身裸体”的密闭室（就像健身者这么叫自己的体验地点）里汗流浃背三个月以后，你将脱胎换骨。你看起来当然会不一样，但由于他们注重迎接挑战、攻克极限，你可能也会有一个与之前不一样的行动及思考方式。这就是许多人都乐意忍受煎熬、额外支付费用得到的积极“转换”。[39]
但如果进一步商业化，让积极转换的欲望来促成个人的改变并不需要花费太多。想想最近一个吉普运动（Jeep campaign）[40] ，组织者在郡县集会上建造泥塘。重节奏的音乐砰砰拍打着，同闪光灯一道放大着兜风的愉悦，吉普人让参加集会的人跳入其中一辆固定铰链式卡车，开动马达，纺线，搅得泥浆飞扬。这种体验的新奇性，感知上的迅速转换，灯光、音乐、激动的人群，一切的一切都足以启动大脑的愉悦机制，使这群精力充沛的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暂时忘记接下来几个星期不得不面对的无首付的租赁选择。
吉普运动所起到的效果很不错，因为它为参加者有效地创造了一个巅峰觉醒的状态，并给予其毕生都在梦想的转变（从购买四驱吉普开始）。在那些放大了的条件之下，突出的特点——也就是说，人们越来越关注即将到来的刺激增加因素。但是前额叶皮层的活动低于平常水平，大多数由神经冲动控制的大脑机制也不再工作。对不习惯于这种结合的人来说，代价颇为昂贵。
计算机游戏产业在这条路上可能走得比任何人更远。美国最顶尖的“上瘾”研究专家尼古拉斯·卡达拉斯（Nicholas Kardaras），最近对《异视异色》（Vice）杂志解释说：“游戏是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业[41]
，雇用最优秀的神经科学家与行为心理学家，让那些打游戏的人尽可能迷上游戏。开发商用导电皮肤反应、常规心电图及血压测量仪器来对一些青少年做游戏上市前的β因素测试。如果这款游戏没有使血压急速上升到140~180毫米汞柱，就得返回去重新调整，直到能够对使用者产生极为刺激、兴奋的影响……计算机游戏所产生的多巴胺就跟性产生的一样多，并且几乎能够与可卡因媲美。因此，肾上腺素与多巴胺的这个组合对‘上瘾’而言的冲击力，就像连环组合拳的猛击一样厉害。”
现在，大企业了解了人类最深切的渴望，又准确地知道该如何满足这些渴望，因此在这场影响巨大的游戏当中处于显著优势地位。谷歌调试研究员基于过去的历史，以及网上那些目标明确、到处跟着我们、直到我们购买否则誓不罢休的广告，采用了与此相同的方式。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对超越自身的渴求会深刻影响我们的决策。
一旦理解了林德斯特伦所说的“购买生物学”，你就能够运用花言巧语从那些毫无戒备心理的消费者身上找到使他们产生愉悦感的神经化学元素，从而深度影响他们的购买行为。随着智能社区的快速发展，百分百的出神都具有转变性，而与此同时，八成以上的出神可以变成你想要的任何东西。
随着出神四种力量的不断发展，能够让人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做出决定的方法已经变得越来越明确了。我们在广告研究基金会上发表主旨演讲以后不到一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就开展了一项实验，这项实验显示了上述方法实际上多么简单。
研究中，听众被连上脑电图传感器和心率监测器，一位受过训练的说书人[42]
给听众讲了一个令人心碎的、欺凌儿童的故事。接着她号召听众为一个致力于结束儿童欺凌的组织捐款。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科学家仅仅回顾了一下计量生物学数据，就预测出哪些人深深触动于这个故事，又有哪些人会选择给这个组织捐款，精确率达到70%，仅仅是依据生理学数据，就足以预言未来消费的走向。
他们还发现了如何促进这种冲动的发展。讲故事若要达到最佳的效果——也就是说，能够赚最多的钱——必须很富有吸引力，能够展现出积极故事元素与消极故事元素之间的显著对比。由于说书人在舞台上颇谨慎地戴着一个听筒，研究员就能够用生物反馈来给她及时的回应，告诉她该如何改变内容，或是增加紧张感，或是加深共鸣，不断指导观众转变自己的行为。
尽管这项研究聚焦于一个相对温和的“劝服”例子，但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为此提供资金的事实让我们驻足思考。想象一下，新闻播音员或者政客用相同的技术，通过解读并调整神经生物学数据，就能够拨动心弦、煽动众怒、鼓舞希望，甚至引起共睦态。如果“焦点小组政治”品位拙劣，那么，“生物反馈政治”将如何走下去？
《连线》杂志联合创始人、未来主义者凯文·凯利（Kevin Kelly）对此有一些想法。在2016年一篇关于时下宠儿——欧酷莱（Oculus）和“魔法跳跃”（Magic Leap）等虚拟现实的文章中，凯利将虚拟现实潜能作为一项监察、控制的技术来检测。“一个成功主导虚拟现实宇宙的公司很快就能够大量地储备不仅是你还有其他三十亿人的喜好，以及许多其他的细节。这并不难想象[43]
。在现实生活当中这样做需要大量费用，而且会造成侵扰。但在虚拟现实中做起来就便宜得多，也隐秘得多。”
很快，虚拟现实系统就会开始追踪从眼神注视到声音语调的一切——就像是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式的计量生物学变得越来越完善一样——神经化学物质、荷尔蒙、脑电波，以及心脏连接。凯利继续道：“这种深入各类世界的对人行为的广泛追踪[44]
，能让你买东西，重导你的注意力，编辑你的兴趣史，下意识地说服你，量化你为自我提升而付出的行动等。如果说智能手机是人们乐意带在身上的监测装置，那么虚拟现实就是人们心甘情愿进入的整个监测状态。”
因此，想象一下安卓德·琼斯（Android Jones）正在创造的那种拟真视觉体验，一种早被设计为促进状态转换，之后又加入这种生物反馈循环的体验。为了能够得到身在更高处的激动喜悦，人们将非常乐意用自己的私人细节来交换。这将成为心醉神迷的新代价。
在赫胥黎的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45]
中，可以看到这是如何发生的。赫胥黎将时间设定在2054年，描写了一个过度商业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被强制洗脑，性成为一种消遣（以团体“狂欢”为形式），以及索玛——一种能够提供“所有基督教义与酒精的好处却没有其缺点”[46]
的迷幻性、抗抑郁药剂。
“在（乔治·奥威尔的）《1984》……人们被强加于自身的痛苦所控制；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却是被强加于自身的愉悦所控制。简单来讲，奥威尔害怕的是人的恐惧将会摧毁自身。而赫胥黎所害怕的则是人的欲望将会摧毁自身。”国家可能会有目的地侵入人的头脑，对行为加以塑型、控制，虽然这听起来有点像“冷战”时期妄想狂的后遗症；而跨国公司有目的地通过调整潜意识欲望，来让人们买更多的东西，这个看似遥远的前景却已在眼前。
出神想要自由
因此，如果这两支流动的力量——商业化与军事化——足够强大到能左右人最深处的驱动力，我们又有多少可能性能够维持自身的独立性呢？毫无疑问的是，这是一场双方并不势均力敌的战争。与每一个人每次行进一小步相比，政府与企业在控制出神上拥有更大的利益和更多的预算。在那些旧有规则之下，我们根本没有任何机会。
在《大变迁》中，蒂姆·吴将这场战役描述成超越以往任何其他信息科技的战役，承认是在民族国家与跨国企业之间不可避免的拔河战——而且，其中任何一方若是不受抑制，必会造成失衡。国家会因为过于雄心勃勃而惨遭失败，企业则会出现垄断现象。蒂姆·吴相应地呼吁对“所有来源于信息控制的力量”[47]
加以限制。他写道：“如果我们相信自由，那这自由必是源于私人与公众相互联结的自由。”
因此，本书中所见到的大多数“普罗米修斯”都对公开资源表明了立场。当政府敲响自家的门时，约翰·利里要求自己的思想能够公之于众。当萨沙·舒尔金在以此禁药取缔机构的制裁中得到暗示后，就出版了自己所有的药理学配方。在米奇·西格尔意识黑客聚会的民主化努力之中，它是一味开发的高潮冥想应用程序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下载的原因，这是维持着火人节移民社群志愿者的东西。资源公开的出神一直都是私人与公众之间联结的最好平衡力。
一旦真的能够自由获取那些公开分享的思想，并且利用这些思想来解锁非寻常状态，又会发现什么呢？一个关于无自我性、无时间性、无刻意性以及丰富性的可自我鉴定真伪的体验。简单来讲，就是所有理性神秘主义所需要的东西。它去掉了中间人，并在确定的生活体验中深深扎根。能够持续更新并推进自身理解力，超前于任何其他人的意志，来限制或者赋予新目的，这可能是打破僵局的关键所在。
蒂姆·吴对此表示同意。“这个循环由破坏性的创新来赋予其力量[48]
，这种创新……使得主导力量濒于崩溃，从而改变了世界。这种创新极其罕见，却是使循环得以继续运转的力量。”可以通过公开资源的方式来获取非寻常状态，这使蒂姆·吴的“破坏性创新”变得不那么“罕见”了，而能够分享、分配这种创新也使其变得不那么容易被同化。虽然出神的四种力量并不能保证这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但可以保证大多数人都能够自己做主。
这就是这些特殊状态的终极困境：所有解放的到来，都离不开哪怕是微不足道的责任。这些状态能够带来强化了的表现与创新性的视角，但也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当人处在自己已经难以控制的势头与军事化、商业化的危险之间时，在“转换”的风口浪尖上“睡着”，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容易。
第十章　享乐性工程
因此，如果将出神纳入民主化轨道的责任不偏不倚地落到我们身上，需要记住的一点是，界限再也不会是提供保护的屏障了。我们是自己走出界限，从而站在这里的。当开始探索意识状态时，正如萨沙·舒尔金曾说过的那样[1]
，“没有随随便便的实验”。
这就是最后一章的目的所在，为训练非寻常状态提供一些指导原则，并且分享源于该领域研究的一些关键思想。我们将对一些已知的危险进行区别，其中包括对出神过分热衷的人通常会在什么地方出错，同时为经常遇到的问题提一些解决建议。你可以把本章当作出神的使用手册。
STER的“已知问题”
为了定义出神，本书在关于神经生物学的最后一章中介绍了一个可能的改进方式：改变自我的目标，把它从操作系统变成用户界面。实现这个转换可以帮助减轻心理负担，不必让自己的中央处理器超频负荷就能很好地掌控更多的状态。然而，当开始探索那些状态时，仍然必须要同一系列的“已知问题”进行争斗。就把它们叫作STER的消极面吧。当一个人进入出神的无自我性、无时间性、无刻意性及丰富性时，他就可能会出错，而且是以可预知的方式出错。每种体验都伴随着与其相对应的危险，如果能够提前预知，或许就可以避免。
无自我性：这与你自己无关
你可以把它叫作弥赛亚救世主情结，这错不了。当然，弥赛亚救世主总是成群结队而来，诸多的圣母马利亚、大卫王都是如此，而且至少有一个叫萨姆森（Samson）的人也是如此——他打破了旧耶路撒冷精神病治疗医院的围墙，以此证明了自己的男子气概。记录在册的还有其他成千上万的例子，那些前往耶路撒冷的朝圣者，圣城历史的厚重感让他们感到兴奋。他们并没有抉择什么，而是总结道：“啊，我刚刚有了一种感觉像是耶稣基督的神秘体验！啊，我就是耶稣基督！快把地上弄干净，我要做些什么！”
20世纪30年代，“耶路撒冷综合征”[2]
被首次发现，并鉴定为是由于拜访了世界圣城之一而引起的短暂性癫狂发作。历史性意义与宗教影响力一起压垮了对此毫无准备的人，是精神过度敬畏的表现。有时候，它使得已经具备此等精神条件的人非常痛苦；大多时候是有虔诚宗教信仰的人，偶尔也击垮了普通游客。
心理学家把这种反应称为“极度自我膨胀”。在通常情况下，无自我性的体验是如此新颖又如此引人入胜，以至于就像是从不曾有人有这种感觉一样——而这就是涂抹某种神圣膏药的证据所在。当人站在哭泣墙面前，被一种敬畏的情绪所鼓舞时，所触发的结果就是“耶路撒冷综合征”。这就是为什么火人节要建议参与者至少参加一个月的活动再去做改变生活的决定，也是为什么像在线精神药物百科全书（Erowid）这样的线上论坛有许多类似于“不要相信任何你所想的东西”这样的建议。
在非寻常状态中，多巴胺通常会大大增加，而前额叶皮层的活动则骤然减少。突然之间就能找到以前从未想到过的思想之间的联系。那些联系中，有些是合理合法的灵感，有些则是天马行空的想象一滑而过。2009年，瑞士神经科学家皮特·布鲁格[3]
（Peter Brugger）发现，神经系统中含有更多多巴胺的人相信秘密阴谋与异形绑架的可能性会更大。这些人正遭受着阿波菲尼亚状态[31]
，“一种被富有意义的巧合所征服的趋向”，而且常常察觉到一些其他人浑然不觉的模式。
当前额叶皮层功能关闭，神经冲动控制[4]
了一切，长期规划能力、批判推理能力也都下线了。我们丧失了自己的检查与平衡功能，再加上富余下来的多巴胺告诉说，自己正在建立的联系是非常重要的，必须马上付诸实施——那就是，我自己就是非常重要的，怎么能没有人听我说话呢——并不难想象，这一切将会怎样导向错误的道路。
因此，无论脑海中出现了什么，无论你的体验是多么捕风捉影、毫无依据，记住这一点将有所帮助：这一切都与你自己无关。请把无自我性及其所暗示的一切可能性都当作一场偶遇，记得收拾起所获得的经验教训，重拾日常生活中的角色与责任。正如佛教老师与作家杰克·康菲尔德（Jack Kornfield）所提醒我们的那样：“经历过出神之后，请好好洗一洗自己的皮囊。”[5]
无时间性：这与现在无关
1806年，泽伦·派克（Zebulon Pike）上将出发去勘测落基山脉。[6]
当他穿越科罗拉多，第一次看见那座高达14000英尺的之后以他的名字冠名的山峰时，他在日志中写到，自己想在两天之内最多三天，就在峰顶扎营。三个星期之后，派克和一小队队友在失败中放弃了登顶。派克自己却没能爬上“派克山顶”。这都出于一个不难理解的原因：由于对稀薄的空气与高海拔的极其不适应，他在判断距离以及自己所正在探险的范围规模上犯了极其离谱的错误。
同样的问题也会在遭遇非寻常状态的无时间性特点时发生。在生活中，人们详细并准确估计事情多久会发生的能力会被无时间性严重扭曲。[7]
在通常情况下，前额叶皮层工作活跃，持续扫描着过去以及未来所发生的事情，人们极少花时间完全地活在当下。因此，非寻常状态一把将人推入深度现在的即时性当中，还额外带来一种对于当下的庄严感。
一些深入人心的宗教运动，从19世纪40年代的第七日基督再临论[8]
者，到2012年玛雅日历的拥护者，都在日历上标记出一个“世界末日”，并把所有的赌注（往往会赌输）都压上去。当代精神病分析家甚至为此创造了一个学术词汇[9]
：末世学论（eschatothesia）——对末世的感知，或者说是世界的尽头。超空间词汇（the Hyperspace Lexicon）解释道：“并非绝对是‘时间的尽头’，也有可能是不久后将要面对大事的感觉，一种漫长岁月的结束，在这个时间的标记以后，一切都将与以前完全不同。”
而且，遭受这种扭曲的并不只有自称为预言家的人。任何一个经历过出神、具有清晰性和即时性的人，若是想要把那些灵感带回现实生活中来，都必须对所产生的时间差进行解释说明。一个冲浪运动员在“心流”状态下掉入浪花之中，并且完成了一连串原本没有几个月的艰苦训练便无法在竞赛中成功复现的动作。一位企业家在节日中跳舞时忽然灵光一闪瞥见了一个极有价值的商业模型，但想要实现这个想法，可能需要多年时间来打造一个与之对应的公司。一位音乐家在冥想时，听到了头脑中正在演奏一曲已完全成形的交响乐，而要熟练弹奏这首乐曲却需要他献出余下的毕生时光。
如果预知到了还好，若没有预知，人们便会垂头丧气。比尔·盖茨曾说过：“大多数人都会高估自己在一年内所能做的事情，却低估自己十年内所能做的事情。”[10]
在回想出神带来的深刻见解时，很重要的一点是，当日常生活令人沮丧地逐渐铺展开来，我们需要准确调整“深度现在”两种即时性——“范围之外”与“触手可及”——之间的区别。正如泽伦·派克在高海拔山脉上所学到的艰难经验一样，视野中所呈现出来的物体，有时可能比看到的要远得多。记住：这与现在无关。
无刻意性：不要变成极乐瘾君子
通过无刻意性，一个有所不同的消极面出现了：奖励性神经化学物质与过度流动的灵感之间相结合，让人非常容易上瘾。一旦尝过了出神无刻意性的稍纵即逝之感，有些人就会坚定地认为，那才是生活一直以来应该有的样子：一种永恒的舒适状态。他们变成了对出神上瘾的人，不停追求着那种状态，除了自己能力所及，拒绝做任何其他事情，换种说法就是，“追逐心流”。
想象自己就是一个过滤器——一只满是孔眼的碗。在经历巅峰状态时，那就像是打开了厨房水龙头，用水冲洗你这个过滤器。如果这个过滤器有足够大的容量，尽管不停地往外漏水，这个过滤器还是满当当的。只要水还在不停地冲洗，一段时间内你就感觉自己像是一个杯子，感觉很充实。如果你真的能被圣灵所鼓舞。
然后，水龙头关了，巅峰体验结束了，所有的水都漏了出去。此后许多时候，你都会回到开始的地方重来一遍。而信息正在逐渐消失。之前还很容易抓取的灵感现在却在流失。到了做决定的时候了。是要继续重复塞住孔眼、阻止流失这个枯燥无味的工作呢，还是继续去寻找下一个出神水龙头然后再打开？
面临挣扎时的辛勤努力与坚持不懈或许在这其中能起到一些作用，而这个想法却常常迷失。2014年，瑞安·霍利迪[11]
（Ryan Holiday）就以此为主题出版了一本畅销书《障碍就是通道》（The Obstacle Is the Way
）。罗马斯多葛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曾说，“阻止行动实现的障碍反而推动了行动的进展。前进路上的障碍成为正确之路”，而这本书为这一言论提供了与时俱进的革新。这句话用在出神道路上也是一样正确的。所有“不花工夫的功夫”其实都费了不少功夫。
对于艰难的事情也是一样，剩下的就变得简单多了：享受这个状态，但请一定要付出相应的努力。而且，无论这状态多么诱人：不要变成一个对出神上瘾的人。
丰富性：不要潜得太深
2013年11月17日，尼克·梅瓦利[12]
（Nick Mevoli）最后拿自己赌了一回，结果输掉了自己的性命。这是在“迪安的蓝洞”（Dean’s Blue Hole），位于巴哈马群岛之下近七百英尺深的一小片海洋。梅瓦利是自由潜水社团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在这个社团中，跳水者只吸一口气，就尽可能游得很深。梅瓦利在最初几年就声名鹊起，赢得了不少比赛，又打破很多纪录，在水下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安慰。他曾在博客中如此写道：“水就是对未知、对恶念、对情感的一种包容[13]
，能让你放下过去，在其中自由流动。来到水中，让水耗尽你的所有，但请确信，你的能力将带你回到水面之上。”那一天，梅瓦利在蓝洞里进行了一次72米深的潜水热身，但几乎还没来得及探出头来呼吸一下，就陷入了心跳停止的状态，去世了。这一次，他没能将自己带回来。
娜塔莉亚·莫查诺瓦（Natalia Molchanova）是世界上公认的最伟大的自由呼吸潜水运动员，当应要求对此事发表一些看法时，她说：“自由潜水运动员最大的问题……（是）他们现在潜得太深，又太快。”[14]
之后不到两年，在西班牙海岸外不远处，莫查诺瓦自己进行了一次休闲性潜水。她从容地做完常规的呼吸练习，在腰带上绑了轻量的物体以帮助自己在水中下沉，之后便向下游去，孤身一人。这本应该只是一次用来清醒头脑的调整训练而已，然而，莫查诺瓦也没能回来。
这是自由潜水运动员和其他许多状态转换技术所共有的一个问题：返回太快，你就会一直想着自己是否能走得更远一些。走得太远，有可能你就回不来了。莫查诺瓦在事故前不久还对一名记者说：“在水下向更深处游去时，每个人都知道，我们都是一个整体[15]
，是与这个世界同在的一个整体。”这种感觉被称为“深处的出神”，由肺部一种气态化学物质转换而生成的精神欢快的高潮。所有的潜水死亡事故中，十起中就有一起是这种感觉造成的。
对那些探索非寻常状态的人而言，也存在相似的危险。你可能会在深处待得太久，全身心惊异于所发现的东西，也可能会因为深处而变得极度兴奋。如果说梅瓦利与莫查诺瓦的例子只是关于自由潜水的警戒性故事，而典型人物追求出神的故事又过于极端，那么约翰·利里博士的故事则为人熟知。在放弃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的实验之后，利里在致幻性浮缸研究中走得越来越深。通过精准调整克他命与感官剥夺效应之间的平衡，利里得以快速到达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因此，利里能够与他在那里遇见的“母体”类（Matrix-like）事物保持联系，并且开始在每小时定时给自己注射氯胺酮，有时会一直持续好几个星期。
有一次，水缸中水温过高[16]
，然而当利里试图爬起来去调整水温时，由于氯胺胴的作用，他丝毫动弹不得，倒了下去，淹入水中。妻子托妮走进了实验室，发现丈夫脸朝下浮在水中，面色青紫。托妮赶紧用氯霉素技术救回了利里，然而她也只是恰巧在两天前从《全国探究者》（the National Enquirer
）上学会了这项技术而已。
而这也不足以让利里放慢研究的步伐——深处的出神一直在不停地召唤着他。氯胺胴的药效是如此温和，因此一般都用于儿童及孕妇的麻醉，在行业里有个不成文的称呼叫作“致幻剂中的海洛因”。正如利里发现的那样，如此让人上瘾的，完全是氯胺胴所带来的信息，而不是其所包含的化学物质。
在那回几近致命的溺水之后不久，利里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利里在医院里有一本关于濒死体验的教材，正如后来他所报告的那样，利里又一次见到了在浮缸实验过程中遇见过的“母体”。这些人给利里一个选择：要么跟他们走，永远不再回来；要么就回到自己身体里去，慢慢痊愈，把心思放在更现实的追求上去。最后，利里明白了他们想要传达的消息，放弃了致幻剂研究，退休后与妻子一同在夏威夷养老，一直到84岁寿终正寝。
可能再没有人会像约翰·利里那样，在意识的神秘之中潜入如此之深。他可能只是幸运，又或者，正如他所相信的那样，获得了来自其他领域的帮助。但毫无疑问的是，利里作为一名科学家的严格训练，在面对即使是最易于寻常的体验时，所坚持和保留的批判性、客观性立场，拯救了他的精神，也可能拯救了他的生命。
在这一切之后，利里得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一个人所相信的事实或变为事实，是可以在一定界限以内体现在经验或实验中，这些界限是将被超越的、进一步的信仰。而精神的世界里，是没有界限的。”
如果利里所说的是正确的，意识当中果真无界限可言，那么重要的就是别等到发现所有之后才停下来，而是要在自己失去所有之前就返回去。因为，如果没能够回到坚实的土地上，无论在下面、在外面或者在上面发现了些什么，都不重要了。因此，全心体验，但不要紧握不放。更重要的一点是，不要潜得太深。
这便给出了四条我们探索这些状态时必须遵守的经验法则。“与你无关”和“与现在无关”帮助平衡自我的膨胀及时间的流逝。与此同时，“不要成为一个出神瘾君子”和“不要潜得太深”则确保不会被转换状态中所出现的感觉与信息所迷惑而堕落。
这些就是全部的“已知问题”吗？远远不是。去看看世界上任何一项沉思冥想的传统，或是《精神紊乱的诊断及统计学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就会发现还有许多其他的例子。但这里所说的四项注意事项，则与转换状态的四种核心特性紧紧相连——STER。它们毫无商榷的余地。如果你因为这四者当中的一种而阴沟里翻了船，除了自己也别无他人可责怪。猎人圣托马斯曾写道：“不要同情魔鬼[17]
。买好出神的车票，踏上出神的旅程……如果它（这种体验）偶尔地要比你想象的更厚重一些，那么……可能得停止体验，来抑制住意识的膨胀。”
出神方程式
位于法国沙莫尼、高达12000英尺的南针峰北坡，是滑雪运动中的终极挑战之一。汉斯·路德维格（Hans Ludwig）在《国际粉末冶金杂志》中写道：“如果它的北坡……不算是极限滑雪的话，那这世上就没有可以算得上极限滑雪的地方了。每一条线路都极富特色，数千英尺高的复杂高角度领域，有频繁的死亡危险，必须采用绳索升降，而与顶峰的冰川雪悬挂保护物轻轻相连的，是一片积雪场。”[18]
在这片区域持续数百年的登山运动中，到1994年才有人完整地滑了一次下坡。之后，在2001年，克里斯滕·厄尔默（Kristen Ulmer）决定去试一试。
厄尔默作为世界上最优秀的综合运动员之一，是一位极为出色、富有天赋的山坡滑雪运动员、滑雪登山者、攀岩运动员、冰山攀登运动员及滑翔伞运动员。因为在滑雪上有其他运动中少见的优势才能，厄尔默连续12年被称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女性极限滑雪运动员”。鉴于此，她当然也想成为世界上第一位成功滑下南针峰北坡的女性。
在厄尔默准备下坡的前两个晚上，下了四英尺厚的雪。因此第二天早晨她开始得比原定时间晚了一些。太阳渐渐升起，雪开始变得又软又滑。“我们在一个70度的坡面被定住了[19]
，站在一块一英寸厚的冰上，这时一阵七级雪崩就从我们的登山包上倾泻而下——持续了三个小时。当雪崩结束以后，他们用直升机派出了一队工作人员来营救我们。那些工作人员看到我们还活着觉得十分震惊。其实我也很震惊，我竟然还活着。”
这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一种警醒，但厄尔默的生活中不能没有滑雪。“每一次我感觉到那种恐惧时，我的生命才最饱满，完全处于‘区域内’。我对那种感觉上了瘾，完全停不下来。”
她确实停不下来，第二天又去滑雪了，又差点葬身其中。厄尔默解释道：“接着又是三次接近死亡的体验，五个月的时间里五次差点死去。当停止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时，很清晰的一件事是宇宙正冲我尖叫——而我所想的是，尽可能地变得友善。但是，做一名职业运动员是解救自己的一种办法，是我的身份、我的事业。我已经在这上面花了几十年的工夫。停下来反而觉得很可笑。”
之后，在这场危机的当口，厄尔默第一次去了火人节。“我被彻底震惊了。我体会到了跟在运动时一样的感觉。从相互影响的艺术中出现了那种感觉，从集体心流中得到了那种感觉。就是那种感觉没错，我突然之间就能停下了滑雪，从之前的一切中脱出身来。”或者，就如同《滑雪日志》（Ski Journal
）曾解释的那样：“20世纪90年代，克里斯滕·厄尔默作为第一位真正的女性极限滑雪运动员，曾将自由滑雪的场景极度夸大……但之后，她消失了。”
厄尔默意识到可以通过一系列不同的探寻来接近出神状态。正如她自己所说，这发现“拯救了我的生命”。自那以后，她设计并建造了火人节中一些最著名的艺术汽车（其中有一辆被托尼·谢搬去他的拉斯韦加斯“市中心计划”）。同时厄尔默还接受冥想与表现教练的训练，现在成为赞恩（Zen）滑雪营的领导人。她已数年不曾为出神而用自己的生命冒险。
厄尔默解释道：“我现在仍然用自己进入‘区域内’的次数来衡量生活的质量。如果参加了两个星期的火人节，却只有少数几次获得那种感觉，我就会觉得自己被骗了，那并不值得。但现在我可以尝试多种多样的东西了。这才是真正的变化。现在我知道自己有了选择，那些事情实际上是可以做比照的。”
知道自己有选择可做，这对包括厄尔默在内的许多人来说都意义重大。海豹突击队员介也暗示自己存在相同的困境，退役之后要再开启转换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在像斯阔谷[32]
和杰克森洞这样的体育运动圣地也听到了相似的叙述。我们持续不断地碰到运动员以及他们所爱的人正在寻求能够降低风险的方式。然而，就如同在沙莫尼的厄尔默一样，他们还没有找到任何可以感到同运动时一样生命饱满的方式。
在那些谈话中，总是有人会问：“那进入‘区域内’的最佳方式是什么？”我们会这样回答：“那要看情况。”这取决于你对风险的忍受程度有多大，以及乐意被吊在悬崖边上多远，也取决于你的紧急感，以及你的目标达成是需要几分钟还是几十年，还取决于你所偏爱的方式所传达的行动信息与灵感有多少可信度。
这三个参数——风险、回报与时间——提供了一个比较非寻常状态的方式。不断变化的规模使你能够衡量在其他方面无关的方式——从冥想，到致幻剂，到体育运动，再到任何可以想得到的方式，可以将这些可变因素精练为一个方程式。
价值=时间×回报/风险
在这个方程式当中，“时间”指的是学习曲线，或者说是在STER体验真实出现时，你在一项特别技能上所需要投资的时间。“回报”指的是能记得多少其中涌现的灵感，以及这些灵感是以怎样的频率来驱动积极转换。“风险”指的则是潜在的危险。如果你有可能失去生命或失去理智，那么就应该好好地提前考虑一下。将这些综合到一起，就能为自己的每种追求得到一个大概的“价值”估计。
这则运算方程式在讨论心理学的章节中，反映在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不同治疗方式里。一天之内，结合MDMA的一系列疗程能够使得症状得到显著的减少或减退，但你得愿意注射一剂安非他命才能达到上述目标。五个星期的冲浪——其潜在的危险可能比药物介入要小——能够达到相同的效果，但这需要在一个陌生、有时还很危险的环境中学习一项新的运动。与此同时，冥想——比冲浪更简单也更安全——却需要12个星期，而得到的效果也不如冲浪。这三种方式都能够产生相同的回报（从创伤中恢复而来的安慰），却有不同的风险与时间投资。
如何给这三种可变因素分等，则是一件非常具有主观性的事情——取决于能力、责任感以及雄心。但最后一则分析很简单：这些追求之中，有能够值得投入时间、付出和金钱的选项吗？在那之后我变得更富有活力、更能与他人产生共鸣、更具道德感吗？如果没有，那这些活动也只是生活中仅供消遣的娱乐罢了。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曾有一句妙语：“我对一个人的宗教信仰丝毫不感兴趣，除非这能让他的狗变得更优异。”
这对出神技术来说，无疑更加正确。
享乐日历
1991年，享乐科学研究联合会在意大利威尼斯集会，来自世界上最大的食物与烟草公司代表都参与了这次集会。这次会议旨在抵制“对无他害情况下享乐的加尔文式抨击”[20]
。讨论的主题是：幸福的关键点。
正如普利策奖获得者、记者迈克尔·莫斯（Michael Moss）在著作《盐糖脂》（Salt,Sugar,Fat
）一书中描述的那样，“幸福关键点”是“甜度（或咸度、脂肪含量）——不多也不少——让食物与饮料最美味的精确含量”。不出人意料，享乐科学研究联合会对如何侵入“幸福的关键点”非常感兴趣。
莫斯解释道：“（盐、糖与脂肪）是加工食物的三大支柱，是渴望的制造者，对于如今极为盛行的肥胖，这三者也是要负最直接的责任……盐，通过许许多多的加工方式，能够最大化味蕾在咬下食物的第一时间所感受到的震惊……脂肪，则承担了最大量的卡路里，在诱导人过度进食上有更为巧妙的办法，以及……糖，主要负责让大脑兴奋起来，成为在所有调料中最难以应付的。”
实际上，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盐、糖与脂肪都是稀少而珍贵的。能与甜蜜偶遇的不过就是浆果季节的几个星期，或是偶尔幸运地找到了一个蜂巢。短语“值得他的盐（worth his salt）”（意思是值得一个人付出他所珍视的东西）指向的则是罗马时代，那时士兵得到的报酬是用盐这种必要的矿物来支付的，以及脂肪——浓缩、美味的卡路里——只存在于坚果、油类与肉类中。这就是当我们看到夹在两片脆奶油甜甜圈之间的培根奶酪汉堡就难以自制的原因。
自威尼斯会议之后的25年来，食品产业变得非常善于掌控这些渐进的神经冲动，使得我们吃得忘乎所以。据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的研究，如今美国有74%的成年人与33%的儿童超重或者肥胖。“幸福的关键点”被侵入了，而且快要害死我们了。
但盐、糖和脂肪则代表了一小部分出神所带来的结局。在那种状态下能够一次性获得大脑中所有让人感觉愉悦的神经化学物质。对于大多数革命历史来说，非寻常状态也是稀少而珍贵的体验。因此在思考出神的四种力量是如何让非寻常状态变得像今天这样能够随时获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对这些神经冲动进行小修小补的工作，人们已经做了有几百万年那么久了。如果要挣脱自己头脑的渴望，正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恩·西格尔（Ron Siegel）所暗示的那样[21] ，是“第四次革命性的驱动”，在食物、水与性之后，那么对于出神的几近无所限制的获取，则需要一些来自其自身的监察与平衡。否则，“幸福的关键点”就有可能会成为彻底垮台的爆发点。
因此，这条追寻之路要如何走才能避免被“迷失在高处”呢？如果要用出神方程式来帮助解答这个问题，“进入‘区域内’最好的方法是什么？”那么这里就需要再引入一个额外的概念——享乐日历——这能够帮助分析究竟该多久进入一次“区域内”。
享乐日历提供了一个不需要毁灭就能够征服出神之路的方法，能够把像滑冰和致幻剂这样艰辛且迅猛的方式和像冥想与瑜伽这样缓慢却稳妥的方式进行有机融合，将出神转变为一种持久、长期的练习。[33]
第一步：列出一张表，上面是所有你爱做的事情（或是你喜欢做的事情），而且是可以让你能够挣脱自我的习惯。体育运动，瑜伽，现场音乐，性，大脑刺激，冥想，个人成长创作室，探险旅行，等等。这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请想想转换状态经济的宽广度，以及所要划分的那些方式，它们各有不同而又都用于调整意识，把喜好都写在一个地方会带来新的视角。
第二步：用出神方程式（时间×回报/风险）来给这张列表上的事情所带来的价值划分等级。想想每天的日光浴与年度超级马拉松，或者是一次时长十分钟的冥想和一次观看秘鲁萨满的旅行。
第三步：将活动分类放入五个篮子中：每天，每周，每月，每季以及每年，更激烈的体验通常会带来更大的信息量，但同时也伴随着更高的风险。因此在致力于更有帮助也更频繁的活动时，允许自己有充分的时间来恢复并融会贯通也是合情合理的。
那么怎样才能知道自己的确把正确的活动放到正确的篮子里去了呢？当以一定频率去实施某项特定技术时，你会感到些许失望。当刻意将出神活动结合为一体时，总体来讲，你的动力就会迅速地、令人惊奇地增加，你很容易就能感觉到自己正要脱离自己的控制。慢慢开始，也比在第一轮就滑离轨道要好多了。
第四步：研究表明，人们更容易养成与文化性重要事件相联系的习惯[22] 。因此，将出神练习与已经存在的传统联系起来，就更容易养成一个能够坚持下去的习惯。每天？那就跟日出、日落、晚饭或是睡觉时间连起来吧。每周？那就把它变成独属于你的现代TGIF（Thank God it’s Friday，感谢上帝今天已是星期五）或是安息日仪式吧。每月？与月运周期或是日历上每个月的第一天或最后一天连起来吧。每季？夏至或冬至、春分或秋分，圣诞节，复活节，（美国）独立日，以及万圣节的整一周，抑或和假期连在一起也可以。每年？随你选：生日，纪念日，新年，开学日，无论哪个对你意义重大的日期都可以。
对于每日练习而言，你就是在试着创造一个自我驱动的惯例，因此要尽可能经常地去做，来把它打造成一个坚实的基础。通过把惯例与持续不断的时间地点套在一起，就可以在不必拉低有限意志力的情况下，自动采取积极行为。对于难以应付的（也可能是更愉悦的）每周、每月以及每年的练习，把它们放入缓冲器，确保你不会做得太过频繁。
第五步：最后，你是在与极易上瘾的神经化学物质以及根深蒂固的革命性驱动做斗争。因此，当练习开始能够增加动力时，你怎么能够知道自己是在一条目的明确的道路上行进，而不是在变成一个出神瘾君子呢？简单地回答，那就是你不知道。
长远一点的回答就是：每年，让你的放纵束之高阁一次，完全与之隔绝30天，并且利用这30天去重新衡量校准一下。把这段放空的日子，和那些崇尚忍耐、克制的传统性时节联系起来——四旬斋、犹太人赎罪日、伊斯兰教徒斋月——或者就你自己来影响自己也可以。
当再次回到练习中去时，你已经知道那些活动能够多么让人上瘾，也就有了更多的反馈可以用于调整自己的日历。只要给予那些存在问题的活动以正确的调整即可。如果每天练习太过频繁，那就换成每周。如果每季的练习让你摇摆不定，就换成每年。将“我应不应该”的道德准则换成“更多频次”还是“更少频次”的逻辑。
转换状态是一种信息科技，而你追求的也是一种品质数据。如果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狂喜状态、入禅状态、醉酒而飘飘欲仙、性或是其他任何事情上，那么你就失去了一开始让这些体验显得非常丰富的对比——那些原来让它们“转换”的事物。通过在醉酒放纵与僧侣节制，粗俗性行为与内省的独身生活，以及极度高风险与舒适的家庭生活之间的平衡，你将发现更多的对照，也将更快发现更多的模式。
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曾写道：“离经叛道是通往智慧宫殿的必由之路。”[23]
享乐日历就是为这条路加上了安全的护栏。“如果感觉很好，那就去做吧”是一个感知追寻方面的陷阱，在避免这一陷阱的情况下，通过把“应该”和“应当”从正统方法上分解出来，就增加了我们能够完好无损到达目的地的概率。
万物都有裂缝
如果能够记住STER的已知问题，用出神方程式来平衡风险与回报，并且通过享乐日历的施行来避免对出神过度狂热，我们就能顺利前进了，是吗？
也许。
还有最后一条警告说明需要记住。也就是说，没有人能逃脱作为人的先决条件。我们出生，然后死去，要想弄明白这两者之间的事情是无情而残忍的。正如海明威提醒人们的那样[24]
，“世界摧毁了每一个人”。
然而，如此多的出神传统都否定了这个基本法则。那就是只要解锁出神的秘密，就能够毫不费力地拥有一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想要避免痛苦的企图往往只会催生出更多的痛苦，让自己暴露在最可预见的圈套面前：灵性回避。提出这个词汇的心理学家约翰·威尔伍德（John Welwood）说：“通过利用精神思想和练习，来躲过或避免面对不坚定的情感问题、精神性创伤以及未完成的发展任务，是如今越来越广泛的一种趋势。”[25]
通常情况下，在出神之路上拐入旁门左道，是由于不满意自己的日常生活过于单调。如果是特别不满意，非寻常状态就能提供一个极具诱惑力的逃脱。但可以不用躲避这些挑战，我们可以接受它们，甚至从中吸取力量。
这种回应有一个矛盾的名字：脆弱的力量。布勒·布朗（BrenéBrown）基于此主题的著作与TED演讲在大量观众中都引起了共鸣，他是这样解释的：“接受自身的弱点很有风险，但其中的危险程度远远不及放弃爱、归属感和快乐[26]
——这种体验会让人更加脆弱。只有拥有足够的勇气去探索黑暗，才能发现光明的无限力量。”
能够平衡出神之路上的光明与人类局限的黑暗十分关键，否则就会变得极不稳定、头重脚轻，根基太浅而无法让自身站立起来。印度哲学家尼萨伽达塔（Nisargadatta）将这种困境概括得很好：“爱告诉我，我就是一切[27]
。智慧告诉我，我只是无物。而在这两岸之间，所流淌着的河流就是我的生命。”如果将这个想法安放到已知的非寻常状态上去，那么尼萨伽达塔的“一切/无物”辩证法并不只是辞藻华丽的智慧，还是神经生物学本身的副产品。
“告诉我，我就是一切”的爱，来源于人们经常从非寻常状态中所感受到的敬畏与联结。内啡肽、催产素与血清素能够安抚大脑中的警戒中心，从而让人感到强大、安全和放心。这是一种颇受欢迎的宽慰，疗愈了那些常常无法有如此感受的人。
“告诉我，我只是无物”的智慧来源于信息的丰富性。多巴胺、大麻素与去甲肾上腺素使得意识的比特流变得像洪水一样凶猛。批判性的过滤系统功能下线，而模式识别的能力则上升，人就能以比平常更快的速度建立联结。但在所有智慧之中，人们一直以来试图忽视的残酷事实中出现了一个普遍趋势。约翰·利里写道：“（出神）是绝对无情而高度冷漠的[28]
。它传授自己的经验与教训，无论你喜欢或者不喜欢，都一样。”
在云端之上的每一瞥，都只是暗示我们还有许多脚踏实地的工作需要做，除此以外并无其他帮助。而这也是悖论“脆弱的力量”的解决方式。出神并不会赦免人类的罪行。出神只会将人类与罪行相连接。不是说我们在自身的破碎性中发现了可能性，而是说它就处于人的破碎性之中。
日本人通过wabi-sabi[34]
的概念也传达了同样的思想[29]
——又或是在不完美中找到美的能力。例如，如果不小心摔碎了一个花瓶，日本人不会扔掉碎片，也不会试图拼凑起来企图掩盖所发生的意外。相应地，他们会勤勤勉勉地用金色胶水将花瓶粘起来，这样，花瓶上独一无二的瑕疵回路就会令它更为美丽。
已故的诗人、音乐家莱昂纳德·科恩（Leonard Cohen）可能是这个话题上最杰出的当代评论员。科恩的歌曲《圣歌》（Anthem
）中唱道：“让还能响起的钟声响起吧[30] ，忘却你完美的祭品。万物皆有裂缝，皆有裂缝。那是阳光照入之处。”
出神永远与痛苦相伴——这是人类无法逃脱的限制。在前往出神的路途上，人类所做的一切都无法使自身从这条路上的破碎之美中获赎重生。裂缝总是存在的。幸亏裂缝总是存在的。因为正如科恩所提醒的那样，那是阳光照入之处。
[1]Dirty Pictures
[2]
YairBar-El et al.,“Jerusalem Syndrome,”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76（2000）:86-90.203.这就是为什么火人节要建议人们：关于“减压”或是在参加节日之后返回日常生活，这篇文章是被“寒带猿猴阵营”的“上校”转发量最大也是最具有娱乐性的一篇：“不要与你的长尾小鹦鹉分离”。纽约市火人导引，最初的日期及出版地点已经无从得知。第一段是这样写的：“在你从火人节返回日常生活中的最初三个星期内，不要做任何改变自己生活的决定。”“不要辞职。不要离开你的妻子、丈夫、姐妹、宠物狗、小鹦鹉。不要把你所有的财产都卖光，只为了去西藏做僧侣。不要扔了你的车去环游世界。不要试着去寻找霍比特人阵营。不要为了第二年的火人节就去策划一架巨大的齐柏林飞艇。不要搬家，不要和你的女朋友、男朋友分手或是结婚，不要沉迷于你的盆地情人，不要卖了车子、抛弃朋友或是做出其他冲动决定。这些都很重要，因为盆地将继续存在于你的脑海中，它所带给你的影响有时会像是脱离生活一般的愚蠢可笑。
在火人节中，穿着巨大的兔子戏服和其他重要的朋友进行三人一组的比赛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戏服上两只巨大的兔耳朵就会卡在天花板的风扇叶片上。你要想清楚到底有没有重大的决定要做，并且一定在你冷静下来、安顿妥当之后再做。火人节中所带给你的情绪和压力将仍然存在于你的思想系统当中；别允许它们过分地影响你的生活。”
[23]
William Blake,The Marriage of Heavenand Hell
（Benedictine Classics,2010）,p.11.这个大体上的观察所得，导向了关于通往知识的道路往左走还是往右走的问题。右手边是共同要素最低的、正统道路，满是“你应该”和“你不应该”。想象一下由律师和官僚所开发的出神技术，你就知道了。左手边的路（印度教与佛教的宗教经典就是这条路上较为著名的事例之一，但其他的宗教追求也算在内）探寻的则是所有最易扰乱人心、容易上瘾的追求——性、药物、摇滚——在这些事物之间去更快地实现领悟。按理说，左手边的道路是实现彻底醒悟的最快途径，但要走完这条路的可能性却是最小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提倡一种“中间道路”，在灵活的“释放结构”成为享乐日历的一部分之后，能够在这种结构之下去探索出神的状态。就目前所知，我们还没有发现有这种综合体的存在，希望这对现在追寻出神的人而言，能够有所帮助。
[24]
Ernest Hemingway,A Farewellto Arms
（New York:Scribner,2014）,p.318.
[25]
John Welwood,Toward a Psychology of Awakening
（Boston:Shambhala,2002）,p.5.
[26]
BrenéBrown,“Power of Vulnerability,”TEDx Houston,June 2010.
[27]
Nisagardatta,I Am That
（Durham,NC:Acorn Press,2012）.这条引语有许多不同的变体，我们选择了其中看起来最具说明性的一条。
[28]
John Lilly,Dyadic Cyclone:The Autobiograpghy of a Couple
（New York:Pocket,1977）.关于这条来自利里的引言，以上已经是我们能够提供的最好的原初版本了，这条引言也在别处被广泛地引用。在这里，为了描绘之间的连贯性，我们把利里的“宇宙之爱”换成了词语“出神”——因为我们相信，这两者都指向了转换状态中关于无自我性与信息丰富性之间可相比较的体验。
[34]
源自佛法（小乘）中的三法印，早前国人译为“侘寂”，狭义上是一种特别的审美概念，描绘的是残缺之美；广义上则指一种生存形式；wabi（侘）原指远离尘世、索居禅林的孤寂，sabi（寂）原指“寒”“贫”“凋零”。——译者注结论划船还是驾船
2013年，尽管不合情也不合理，拉里·埃利逊（Larry Elliso）还是想要成功。因此，软件巨鳄甲骨文公司（Oracle）[1]
连同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之一一起，花费超过1000万美元来打造美洲杯帆船赛有史以来速度最快的参赛船只。这艘甲骨文船只配备了未来主义的水翼，能够将整艘船都脱离水面，使得船速能够到达每小时55海里，超越了以往风动力船只的所有极限。
但这些科技都没能在决赛的前六场比试中帮助甲骨文队打败新西兰的船队。虽然埃利逊的队伍集合了一批软件工程师来绘制、计划每一个细节，但再来一场预赛，他们就会被后起之秀基维斯（Kiwis）打得落花流水。尽管甲骨文队设计了复杂精妙的计算机模型，但比赛恰恰没有按照他们设计的模型来进行。
事实上，所有这些昂贵的科学技术都只是使得事情变得模糊不清，即船长杰米·斯皮特希尔（Jimmy Spithill）熟知得不能再熟知的事情——新西兰船队之所以能够打败他们，是因为采用了一种与他们完全不同的划船方式。划船运动中最困难的事情之一就是怎样有效地逆风划行。顺风的时候很容易就能划得很快——任何人只要有一架独木舟、一个大垃圾袋，就能完成这项工作。但在逆风时行进则需要在中插板（船下的大翼）有巨大阻力的情况下，精准平衡航行中的力量。
甲骨文队以“又高又慢”的曲折线路、偏离风向大约45度航行，而基维斯却打破了这项传统，以“又低又快”的原则、偏离风向大约50度甚至是60度航行。这样一来，他们的船就能够突然出现在水翼之上、以比竞争对手快几乎30%的速度在水面锯出一条裂缝。他们当然得要跨越更大的面积，却是以异乎寻常的速度来进行。
斯皮特希尔已经输了六场比赛，再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他不再听从埃利逊，并解雇了他的战术专家。在决赛剩余的时间，为了能够利用水翼所提供的效能，斯皮特希尔牺牲了宝贵的顺风行进的机会。一旦他抛弃了旧有的传统，成功适应自己船只的真实潜力，由他担任队长的甲骨文队就接连赢了八场比赛，为这项古老的国际体育运动书写了一段最伟大的反败为胜的历史。
今日，我们也面临着一个相似的选择。正如同给“美洲杯”船只加上水翼改变了在水上（仅仅就在水面之上一点点）的可能性，可以用前所未有的方式来获取出神也改变了生活中的可能性。体验意识非寻常状态中的无自我性、无时间性、无刻意性及丰富性，能够加快学习速度，促进康复治疗，以可量化的方式影响生活和工作。但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好这些优势，我们必须修正战略、颠覆传统。
就像是旧有的航行智慧更喜欢“又高又慢”——意味着你要把船尽可能地靠近最终的顺风向目的地——我们完全沉浸于不断制定目标、直线达成进步的“又高又慢”的文化中。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超过一半的带薪假期都无人享受，人们要固执地吹嘘夸耀自己每周有60~80个小时的上班时间（即便真正的效率不到50个小时）。我们习惯了忍受与牺牲，即便它们所带来的胜利是虚无而空洞的。
屈服于其中任何一个难点来追寻非寻常状态，乍看上去都是不负责任的，或者至少是深深地违反了人类直觉的。斯皮特希尔了解到，水翼所提高的表现是如此显著，如果不改变引航方式，他就会输给那些改变了方式的人。
对于出神而言也是一样。研究表明，这些体验将人带离日常的意识状态，能够更快地将人推向更远的地方。大部分传统意义上的学校、个人发展以及职业训练对这个事实的判断仍旧是错误的。要探究人类究竟能跑多快、究竟能跨越多少面积是非常困难的，唯一所能做的就是，领会、欣赏优异表现当下的样子。
事后聪明
虽然大部分学生都能够回忆起普罗米修斯盗取火种、捆于石上的大致故事梗概，却没多少人知道他为什么要那么做，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未来的道路将会如何，这个故事又能告诉我们什么。
回到神话中的史前时期，宙斯并非从一开始就是王。他必须要跟提坦这样的巨人决一死战，才能在奥林匹斯山上宣示自己对王座的所有权。当他赢得胜利的时候，除年轻的普罗米修斯和埃庇米修斯两兄弟外，他把所有人都驱逐了出去。宙斯还交给这两兄弟一项任务，制造世界上所有生灵。
埃庇米修斯——他的名字意为“后知后觉”（afterthought）——开始用河泥来制造动物，并赠予它们所有宙斯所分派的天赋：力量、速度、尖牙与毛皮。但他工作得太过匆忙了，等到普罗米修斯按照天神的模样将人类捏成形时，却已经没有天赋可供普罗米修斯赠送给人类了。普罗米修斯——他的名字意为“先知先觉”（forethought）[2]
——为人类深深地感到惋惜，在黑暗中颤抖和无助地问宙斯能不能赐予人类火种来作为补偿。宙斯拒绝了他，于是普罗米修斯盗走了火种，最终受到了惩罚。这就是这个故事中我们所记得的一部分。但宙斯跟人类还没完，跟这两个兄弟也还没完。
宙斯想要确保再不会有人挑战他的权威。因此他制造了一个女人，潘多拉，名字意为“拥有一切天赋的女人”，给了她一个密封的盒子，里面装满了人类的灾难，让她带到世上释放出来。普罗米修斯对于来自宙斯的礼物非常警惕，但埃庇米修斯却太过冲动，难以拒绝这个美丽的姑娘，于是跟她结了婚。
最终——正如宙斯所料——潘多拉无法抵抗自己的好奇心，打开了盒子。当她真的打开时，所有现存的灾难——战争、瘟疫、饥荒、贪婪——都从盒子中飞了出来，深深折磨着人类。但在最后的时刻，潘多拉关住了盒子，只有一样东西还留在盒中：希望。希腊神话的讲述者艾斯乌普（Aesop）解释道：“这就是为什么在人间仍能找到希望，承诺人类她会把所有失去了的美好事物都重新赐予我们。”[3]
也只有现在，人类的希望不像以前一样盲目。我们不必为了超越自己理解以外的力量而持续不断做出牺牲，也不必一直等待能将我们从现有处境中解救出来的援助。如今，已有一连串的当代普罗米修斯接过了神话中历史的火炬。过去人类就只能依靠一个单独存在的使者，而现在，我们已能够从先锋者、创新者所组成的全球性网络中吸取信息与灵感。这将大大增加成功的概率。从3D化学打印机让我们能够探索自己的精神世界，到全身心的性爱让我们得以完全沉浸于彼此之间，到转换状态的科技推动我们进入更为清晰的自我意识状态，再到大型聚会为我们提供一尝“共睦态”滋味的机会，出神的四种力量已打开了奥林匹斯山的大门。这可能为人类提供了所有愿景中最为伟大的一种希望。我们再也不必依靠别人来盗取火种。
终于，我们能够自己点燃火焰了。
致谢
《盗火》一书极大地得益于诸位的洞察力和慷慨之心：我们的代理人保罗·布雷斯尼克（Paul Bresnick），我们的编辑朱丽娅·杰非茨（Julia Cheiffetz），以及在戴伊街（Dey Street）和哈珀科林斯出版社（Harper Collins）的杰出团队。迈克尔·沃顿（Michael Wharton）是位孜孜不倦的战士。我们也得到许多其他朋友和同事的帮助：杰森·席尔瓦,萨利姆·伊斯梅尔，大卫·伊格曼（David Eagleman），贾德森·布鲁尔（Judson Brewer），安德鲁·纽伯格，比尔·泰，苏西·麦，杰夫·罗森塔尔以及全部巅峰工作人员，克里斯滕·厄尔默，迪恩·波特，马特·里尔登（Matt Reardon），还有斯阔谷团队，所有参与在伊莎兰心流基因组计划（FGP）的《盗火》项目的人员，伊莎兰的杰出工作团队，我们的忍者助手卢卡斯·
科恩（Lucas Cohen），戴夫·阿斯普雷，谷歌的杰出团队，特别是亚当·莱昂纳德，安东尼·斯莱特（Anthony Slater），蒂姆·费里斯，迈克尔·麦卡洛（Michael McCullough），斯坦福大学大脑-意识大会，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美国海军特种作战研究大队的领导，SEALFit创始人马克·迪万，火人节的首席执行官马里安·古德尔（Marian Goodell），詹姆斯·哈努扎（James Hanusa），安卓德·琼斯，以及全球“火人”团体，奇普·康利（Chip Conley），迈克·热尔韦（Mike Gervais），肯·乔丹（Ken Jordan）和进化者软件（Evolver），瑞克·多布林，管理分析与规划系统（MAPS），妮可·迪登，尼尔·施特劳斯（Neil Strauss），莱尔德（Laird）和加比·
汉密尔顿（Gabby Hamilton），吉米·金，霍丽斯·卡特（Hollis Carter），迈克尔·洛维奇（Michael Lovitch），BabyBathwater团队，科林·吉恩（Colin Guinn）及其团队，米奇·西格尔，转换意识技术团队，詹姆斯·瓦伦丁，还有感谢理查德·布兰森在内克尔岛（Necker）接待我们，感谢谢尔盖·布林，拉里·佩奇，阿斯特罗·特勒（Astro Teller），鲍勃·基根，罗宾·卡哈特-哈里斯，斯基普·里佐（Skip Risso），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创新技术学院，智能裤（Smarty Pants）的戈登（Gordon）和考特尼·古尔德（Courtney Gould），拉杉·戴尔（Lashaun Dale），克劳迪娅·韦尔斯（Claudia Welss），克丽丝·
贝尔卡以及她在先进大脑监测的团队，劳拉·安妮·爱德华兹（Laura Anne Edwards），沙哈尔·阿兹，莫莉·克罗基特，安德鲁·赫塞尔，感谢鲍勃·科因（Bob Coyne）设计的精美图书封面。最重要的是，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和家庭，是他们使这一切变成可能。关于内行方法的说明
在这本书中，我们尝试把涉及许多不同领域的广阔论点串联起来。因此我们必须连续不断地做决定，确定我们探索每个次级领域的深度以及如何提炼出最相关发现。
因此，我们故意回避“内行方法”——意思是，专家们无休止参与的那些细节问题研究、讨论和争论，这些细节问题无须困惑兴趣广泛的大众。在出现意见分歧的特定研究领域，我们已经尽力把讨论往后推回最近一次的最可靠依据。当没有可靠依据时，我们已经选择我们觉得最可信或最有趣的事物来报道。
接下来列出了我们已经回避的一些较为突出的讨论。假如你对这些领域中的一个或两个兴趣盎然，我们已经冒着风险对其报道，担心我们的报道浇灭你的热情，或是担心被技术人员批评而惶恐不安。我们希望我们正讲述的更宏观的故事有时能带来惊喜，且大部分情况下是差强人意的。
我们大约按照它们在书中出现的顺序列出讨论：
“吉肯”（Kykeon），一种古希腊影响心理状态的混合饮品成分：
对于吉肯的成分是什么，麦角这种最终解释不太令人满意，但人们还没把它明确界定成另一种更好的成分。我们知道吉肯需要“用常规酒按照10∶1稀释”，意味着它十分强效，且我们知道它足够美味，悄悄带点到派对中也无伤大雅。此外，把整个厄流息斯文化习俗中的“人群和背景”从饮品的特殊功效中分离开来十分困难。解码印度教的索玛会掀开一个有关宗教的精彩章节，社会历史也能拿明确的几种特定的化学化合物与它们产生的哲学、艺术和政治相互参照。
海豹突击队（SEALs）与光环效应：
在过去15年中，特种作战部队大体而言，特别是美国海军的海豹突击队面临着不成比例的过大冲击，不仅承担多战线战争的战术责任，还要接受国内媒体的审视。因此，海豹突击队既享受了不加评判的奉承，也承受了日益挑剔的评判。特别是《纽约时报》，刊登了几份有关严肃话题的拓展调查报告，其话题包括美国海军特种作战研究大队（DEVGRU）。在我们的报道中，我们报道了这支队伍本身以及我们对它的感受、它的哲学以及训练方法。其中还包括其他访谈，涉及部队部署方法、一些判断失误或执行任务中出现的错误，但我们尊重他们的事业及其执行方法。
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的可靠性：
2016年6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了使用最广泛的解读fMRI数据的软件算法出现了一个严重缺陷，而这些算法可能已经导致当时高达70%的阳性错误判断。如果这是真的，这会使2015年前实施的研究大批失效（包括我们在本书中引用的一些研究）。此外，研究领域中有些人认为fMRI已被过度使用，质疑流入大脑区域的血流量（fMRI最容易测量的项目）与该区域的思考或活动之间是否有相关性（特别自从幼童们在没有任何血液流入预计涉及区域的情况下仍能进行思维活动后）。因此，估计在接下来几年中，许多研究会推倒重来，还有许多会被修改。虽然要不断修改细节，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对影响我们心理体验“旋钮和杠杆”的神经生物学的最根本观点，会随着时间推移变得更有力。
瞬时脑前额叶功能低下与无自我性：
写本书时，我们着手把所有现有的有关无自我性理论提炼成一个连贯的变化论点。尽管采访过此领域中许多杰出代表人物，我们仍无法达到“复杂性深层次下的简单”。因此，就目前来说，解释我们的清醒意识如何在异常状态中停止工作的主要因素有：瞬时脑前额叶功能低下、瞬态超连接性、默认模式网络中断以及皮质丘脑门控［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原创理念，阿道司·赫胥黎在《知觉之门》（The Doors of Perception
）中对其进行普及］。我们估计其中的一些因素在连续镜头和在音乐会上会奏效，或者可能通过不同的行为机制产生相似的无自我体验，有些可能会遭到反对或被大幅修改。我们也估计，随着捕捉实时历时活动的测量工具越来越精密（与静态快照相对），我们可以得到更为全面的照片，在一个无自我的连贯模型中融合了神经解剖学、神经电流以及影响神经系统化学物质的相互作用。到那时，我们可以展示一些似乎最可信、与我们的出神研究最相关的发现，然而仍留有许多提升空间。（有志于深入此项研究的研究员们，请通过info@flowgenomeproject.com与我们联系。）
选择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剂（SSRIs）和药物治疗心理学： 一般来说，我们支持在执业医生的监督下恰当地并有选择性地使用精神药物，承认在恰当的情况下它们能改变一生。我们也反对开药过量、监督不力，抵制泛滥使用没被临床试验认可的药物，在这些药物滥用方面，市场力量明显起到了有效的干预作用，并且通常是非药物性的干预。
色情刊物的危害：
在过去数年中，一直有一种上升的潮流，社会舆论不断谴责网络色情的负面影响——它不仅带来婚姻危机、不利于青少年性行为规范化、引起勃起功能障碍，而且会使人彻底上瘾。然而更近一段时间以来，出现了一些反驳那些论断的研究，认为观看色情刊物并不会产生那么多的负面影响，且绝大部分观众实际上经历了更多的当面亲密行为和性欲激起。我们不期望这个辩论能很快找到解决方案，而是选择关注许多人都参与其中的简单观看行为。因此，什么会成为社会潮流以及转换状态经济的指示器，值得我们深思。
致幻药物的复兴：
在过去几年中，出现新一轮的全面研究，研究对象包括赛洛西宾、LSD、MDMA、大麻和死藤水。我们不试图在这里做一份对比调查，相信它们在其他治疗中会得到充分考虑。反而，我们选择将此项研究置于更宏观背景中考虑，将它们与出神对话、瞬时无自我性的可测量益处以及此研究中提供的个案联系起来。
极限运动员的自私：
每当一位极限运动运动员逝世时，不管是沙恩·麦康基（Shane McConkey）、迪恩·波特（Dean Potter），还是每年逝去的几十位户外运动团体领头羊中的任何一位，人们总是会插话，说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追寻自己的理想是多么自私。评论家们责问，他们怎么能抛弃悲痛欲绝的配偶、孩子们甚至宠物（迪恩养了条叫惠斯珀的狗）。我们用色情刊物和致幻药物作为治疗手段，回避对其他人的选择进行道德评判，转而关注简单的事实，即运动员们想必会因为一系列或多或少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原因继续选择冒生命危险。我们希望尽我们所能走近他们，去了解那些原因，把他们与更大的画面联系起来，使他们体验出神状态的益处。如果这是值得的，那么我们认为在郊区生活，体验着安静的绝望，却未曾尝过这些运动员一直以来的生活体验（仅仅有时因其丧生）而过早死于生活方式顽疾，是种可相提并论的风险，虽然并没有像运动员的那么耸人听闻。
被过分夸大的传感器技术：
在一些地方，我们强调了智能传感器与可穿戴设备高速发展的潜能，它们给我们提供更多我们身体和大脑的反馈。在过去数年中，技术成熟度曲线指明了几名高调受害者：联邦贸易委员会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且集体诉讼已经向耐克、苹果以及智力训练游戏平台Lumosity施压，因为它们无法提供宣称的好处或精准度。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通常把可穿戴的技术设备划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级别的最前沿工具，它们售价由数万至数百万不等，但未经联邦政府允许，在正式研究中使用这些工具通常需要接受一位医生监督。接下来一类是“专业消费者”级别的设备，其售价为数千至数万美元，提供接近研究级别的数据，可由娴熟的专业执业医生或由有充分资金援助的生物黑客团队操作。最后一类是消费者级别工具，仅付低于1000美元即可购得，通常再多花一点即可购得一个应用加上外部设备。
这些设备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作为“教育娱乐”手段，而正如诉讼和联邦政府干预的看法，它们并不总是像它们被吹捧的那样。即使这些入门级别的工具每年都在升级，它们也很可能会遵循我们在绝大多数的技术领域看到的摩尔定律趋势。
最佳心理学：
随着致幻剂复兴的兴起，这个领域被其他人充分并巧妙地研究。虽然我们鼓励完整性和幸福研究运动，但该领域的绝大部分研究关注于使我们“变开心10%”的增量运动。鉴于从出神中得到的幸福感上升比例为200%到500%，我们更关注于带来更大影响的其他选择（同时也支持所有为普及这些体验做出的努力）。
火人节（Burning Man）的精英主义：
是的，其中很多很可能变糟。但是我们相信，仍有很多比阶级斗争更值得思考或联系当时背景的事。毕竟，阿斯彭（Aspen）滑雪胜地和科罗拉多州最初都是从蓝领矿业城镇中起步，后来才成为一个反传统的天堂，再后来才成为今天洛杉矶和纽约富人的游览之地。虽然这没有破坏那些美丽的山脉。最吸引我们的是把这个事件当成“未来的沙池”，在那儿我们可以在实验室外并在它们的自然栖息地中看到许多出神的力量。当我们讨论火人节文化对社会精英的影响时，我们对它在今天会有什么不同和新奇的影响更感兴趣——特别是三部分影响概念，即参与者对媒体和市场有多少不成比例的过大影响、火人节的成员如何把它发展成更符合习俗、更强有力的全球组织，以及如何在全球展示实践创新。
内行方法中的我们：
自始至终，在这本书中我们讲着各领域领头羊的故事——在我们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渐渐了解并喜欢上他们中的许多人。他们是该领域的发明者，这深深地吸引着我们，而且我们通常有相似的兴趣。有些人，像美国海军特种作战研究大队的海军中校瑞奇·戴维斯，以及先进大脑监测的首席执行官克丽丝·贝尔卡，成为我们友好的同事，一年中好几次交换笔记和点子。其他人，如哲学家杰森·席尔瓦，红牛的安迪·沃尔什，风筝冲浪员比尔·泰和苏西·麦，电影制作人吉米·金，神经系统科学家安迪·纽伯格，已故定点跳伞运动员迪恩·波特以及滑雪运动员克里斯滕·厄尔默，我们曾邀请他们作为心流基因组计划（Flow Genome Project）的咨询委员会，帮助我们推进巅峰表现科学的开源工作。他们是志愿加入的，提供无偿服务。此外，在我们的组织中，他们的成就超出了他们的职位需求，并会在服务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继续做贡献，我们为认识他们，得到他们的支持而深表感激。
（你会乐于聆听他们的成就，他们都卓越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