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识见和信仰相对立，关系是每一方都是对方绝对的否定物

自我由于超越了分裂的状态，从而在纯粹意识的领域获得了表现。然而，纯粹意识也是一种异化，它是现实的教化世界的精神的本质的反映，是非现实的世界，是纯粹的被思维物，它的绝对元素是思维。纯粹意识有两个相互对立的形式，即信仰和纯粹识见。
正如信仰和纯粹识见两者，同属于纯粹意识的元素那样，它们两者也同是从现实的教化世界那里的返回。它们有三种显现自己的方式：“第一，它们各自处于一切关系之外，是自在自为的；第二，它们各自跟那与纯粹意识相对立的、现实世界发生关联；第三，它们各自在纯粹意识以内，跟自己的对方发生关联。”

因而我们看到，纯粹意识既存在于现实的教化世界的彼岸，又与其相关联着。对于信仰来说，“它一方面以实在的教化世界为它自己的现实，而自己则构成着教化世界的精神及其特定存在。另一方面，它又与它自己的这个现实相对立，视此现实为虚幻的东西，并且本身就是扬弃这种虚幻现实的一种运动。”
因而，在信仰的世界中，异化本身已经被扬弃。而感性的知识和行动被扬弃后，就出现了崇拜和赞颂，这就是信仰意识。而崇拜的对象则是对于个体意识来说，永远无法达到的彼岸，而“彼岸之成为彼岸，就只还获得了时间上和空间上远离这一规定”。
于是我们看到，在信仰的内在世界里，它虽然以现实的教化世界为现实，然而这种现实对于它来说又只是虚幻的东西，其本身构成了一种扬弃的运动，因而对于信仰来说，异化已经被扬弃，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异化。

而在黑格尔看来，没有异化的世界是不真实的，因而是不合理的，因为作为精神对其自身所显现的现实的概念，在信仰意识中始终只是内在性的东西，并不显现出来。
相反，对于纯粹的识见来说，概念是其唯一的内容。纯粹识见是和信仰相对立的形式，它们的关系是每一方都是对方绝对的否定物。
纯粹识见最初用概念的力量来和信仰斗争，然而概念最初是没有内容的，因此需要在对自己的否定物信仰的否定运动中，将自己实现出来并取得现实性的内容。

通过这一运动，纯粹识见变成一种有内容的精神实体，一方面自我意识在一切对象里，都使自己意识到他自己的这种个别性的行动，另一方面，正相反，自我意识的个体性在这里，是与自己本身同一的，是普遍的。
这样的纯粹识见正是启蒙要宣传的内容。纯粹识见把信仰看成是一团迷信、偏见和谬误的大杂烩，是谬误的王国。
在这一王国里，启蒙面临三个方面的敌人：一方面是天真朴素、没有自身反思的一般群众，另一方面是充满嫉妒心和其他自私心，愚弄天真群众并和专制政体狼狈为奸的教士阶层，还有利用民众的愚蠢和混乱、凭借教士们的欺骗手段坐收渔人之利、满足其私欲和专断的、和实现太平无事的统治的专制政体。

然而，对这三方面的敌人，启蒙的态度是有所区别的，因为它的本质是纯粹识见，因而是自在自为地普遍的东西，那么它与其对手的真正关系，也应当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它只与自己同一的东西打交道。
因此启蒙的行动的直接对象是天真的群众，因为群众是“恶意的王国”的“基地和素材”，一旦把群众从偏见和谬误中拯救出来，也就把统治者从事欺骗和专制的实在性，和力量摘除了。
那启蒙是如何宣扬纯粹识见的呢？黑格尔认为，既然纯粹识见和群众天真的意识本质上具有同一性，那么纯粹识见在群众中的传播，必然表现为一种渗透性的“直接的传达”。

通过两种方式的斗争，纯粹识见否定了信仰的欺骗性和谬误性。然而，由于纯粹识见自身在斗争开始前就抱着这样的意图，它以为自己是在和它本身相对立的一切东西在作斗争，而由于其概念是一切本质性，因此它并不是否定自身以外的什么东西，毋宁只是否定着自身，因而被信仰认为是“谎言”和“目的不纯”。
这样一来，启蒙发现“内容还是一种与自身完全独立无涉的特定存在，还是在信仰里的东西。”如此看来，启蒙并没有从根本上排除信仰，因为对信仰的否定其实是否定着自身，纯粹识见还在狡辩把信仰的本质，说成是不属于自我意识的本身的异己物，而是好像被“暗暗地塞进自己肚子里的一个怪胎”。
同时它还打着否定信仰的幌子，启蒙在这里表现的完全就像个“傻子”，因而被信仰指责“完全不知道自己说什么”，启蒙所直接宣称的不是意识的本质的东西，恰恰又是意识本身固有的本性。

黑格尔指出，其实在这里启蒙对信仰，存在着三个层面的误解：“首先，纯粹思维，就其作为对象来说，自在自为的本质；其次信仰意识对绝对本质的关系，作为一种知识的关系，亦即它的信仰的根据；信仰的意识在它的行动或者说在它的礼拜中，对这个绝对本质的关系。”
通过这三个环节，启蒙彻底把信仰否定了，即使我们知道这只是启蒙对信仰的误解和颠倒。同时，应当注意到的是，由于启蒙和信仰都以纯粹识见为对象，因而启蒙在否定信仰的同时也将自己否定掉了。这样一来，启蒙也就过渡到了纯粹识见的反面，获得了一种与纯粹识见否定性的实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