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特家族大屠杀，1958

1958
厄尔利从堪萨斯州乘坐巴士前往丹佛，并于 4 月 24 日星期四在市中心的 YMCA 登记。第二天，他乘坐出租车前往奈特位于“豪华”格林伍德村郊区的家，并于中午左右抵达。厄尔尔发现家里无人，便通过一扇未上锁的地下室门进入了房子，并立即开始在家里寻找金钱、珠宝和随后可以典当现金的贵重物品。但当他在壁橱后面发现奈特的0.22口径步枪时，厄尔利给这把栓动步枪上膛，舒服地坐在奈特先生最喜欢的椅子上，一边抽烟一边等待一家四口回家。
后来被报纸形容为“无所事事”的大卫·厄尔利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监狱里进进出出。除了在联邦服刑外，厄尔利还曾在宾夕法尼亚州、俄克拉荷马州和科罗拉多州服刑，并于 1955 年服完刑期，并于 1957 年再次服刑。
正是在那段时间，梅里尔·A·奈特（Merrill A. Knight）结识了他的“远亲”，并在法庭上代表他。出于怜悯或个人责任感，这位四十七岁的律师对这个他过去多次邀请到他家做客的问题年轻人产生了兴趣。

这是一个不幸的决定，却导致了如此可怕的犯罪，堪比近十九个月后发生在堪萨斯州霍尔科姆的克拉特家族谋杀案。尽管卡农市科罗拉多州立监狱的监狱医生诊断厄尔利为“危险的精神病患者”，并将诊断结果纳入他的监狱档案，但目前尚不清楚奈特是否了解当事人的病情。
雷吉娜·奈特夫人是第一个回家的。厄尔利用步枪指着她，强迫她到一间卧室，绑住她的手脚。他告诉她他需要钱。她说她的钱包里有60美元。厄尔利对她大喊这还不够。他想要更多。
还会有更多的人来。
当他试图从她身上榨取更多钱时，奈特夫人的两个继子女走进了门。当他们看到父亲的前客户用步枪指着他们时，他们感到非常困惑和震惊，无法跑出家门。他把十五岁的凯伦带到她的卧室，用长袜把她绑在床上。然后他把十七岁的肯尼斯带到他母亲的房间，用长袜把他绑在床脚附近。
不久之后，梅里尔·奈特在下午 5:30 至 5:45 之间的某个时间回家。和其他人一样，大卫·厄尔利强迫奈特进入第三间卧室，并命令律师将自己的双脚绑在一起。然后他让他平躺下来，但在他把手绑在一起之前，他看到了奈特先生的钱包，拿走了它，找到了 127 美元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然后他将男子的手反绑在背后。
厄尔利又向家人收取了 77 美元，并告诉他们保持安静，天黑后他就会离开。
但随后，发生了其他事情。
瓦里安·L·阿什博 (Varian L. Ashbaugh) 是一位四十七岁的承包商，当天早些时候他在奈特的办公室会见了他。奈特正在为阿什博处理一项重要商业交易的法律事务，阿什博后来向警方提供了以下声明。
“当天早些时候，我曾与美林谈过他正在为我处理的一项重要商业交易。他让我把这些文件带来或邮寄给他，以便他在周六早上前往拉斯维加斯之前拿到它们。（全家人都要去）。
“我白天忘了寄信，但我知道我们要去威尔逊家吃晚饭，所以。我决定把它放在路上。（六点前几分钟）我走到门口按响了门铃。没有人回应，我尝试开门，门没有锁。我把门推开一段距离，看到这个年轻人走过来。
“他非常有礼貌而且冷静。我问他奈特先生是否在家，他说：“是的，但他在浴缸里。”
“然后我问他奈特夫人是否在家，他告诉我她很忙。然后我问他是否愿意把这封信交给奈特先生，他告诉我他很乐意这样做。
“他穿着随意，我认为他可能是骑士队在拉斯维加斯期间雇来看守他们的主场的人。”
阿什博离开几分钟后，厄尔尔去查看他的俘虏。在阿什博分散注意力的过程中，奈特松开了手，扑向厄尔尔，厄尔尔惊讶地说道：“我不假思索地开始射击。” 奈特身中三枪，当晚晚些时候死亡。
在对父亲造成致命伤害后，厄尔尔不想留下目击者，于是他走进母亲的卧室，跨过肯尼斯，朝雷吉娜·奈特的头部开了一枪。他退到男孩身上，走进凯伦的房间，朝她的头部开了一枪。
在从一间卧室搬到另一间卧室之间的很短的时间内，肯尼斯挣脱了束缚，跑出了房子，这时厄尔利向他开了一颗子弹。他没打中，步枪卡壳了。
肯尼斯跑到威尔逊家，他们正在那里举办阿什博参加的晚宴。里面，高中生尖叫道：“妈妈和爸爸被枪杀了！”
几个人跑到外面，发现一辆汽车驶离骑士住所。威廉·彭佩利和阿什博钻进车里追赶。他们只带着一把空猎枪，做了他们唯一能做的事；他们将自己的汽车撞向被盗车辆，将其推入沟渠。厄尔利跳了出来并开始奔跑，但很快就被庞佩利和阿什博制服了。包括肯尼思在内的其他党员很快就到达了，尽管报纸报道并不清楚，但有人拿着未上膛的猎枪。以为已经上膛了，他不再挣扎，坐在地上，抽起了烟。
警察很快就到了，一名报纸记者也赶到了，他询问厄尔利为何射杀骑士队。
“因为我需要钱，”厄尔利回答道。
“做什么的？” 记者问道。
“有人需要钱做什么？” 早早回过神来。
厄尔利被带到阿拉帕霍县监狱，在那里他首先用速记口述了一份供词，然后亲手写下了另一份供词。
美联社在全国范围内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报道称，“他早早地脸色苍白，不停地抽烟，在听警官向记者描述犯罪过程时微笑着”。厄尔利还接受了科罗拉多州利特尔顿一家广播电台的一名新闻记者的采访，该电台当天晚些时候播出了厄尔利的采访。
美联社报道继续说道：“接受电台采访后，厄尔利告诉新闻记者：我在电台帮了你一个忙，现在给我来点烟。”
在美联社当天发布的另一则报道中，警长查尔斯·福斯特援引厄尔尔的话说：“在同样的情况下，我还会这样做。” 福斯特随后提到了厄尔利提交给莱文沃斯假释委员会的信，他在信中写道：“奈特是他唯一的朋友。”
这是一个暴露性格的观点，只会增加公众对大卫·厄尔利的愤怒。
入狱的第一个晚上，厄尔利睡得很香，第二天就把给他的东西都吃了。他拒绝任何类型的阅读材料，包括圣经。他只想要香烟。当一名狱卒给了他半包自己的东西时，厄尔利抓住了它们，转身走开时没有说“谢谢”。
同年（1958年）12月3日，陪审团只用了25分钟就做出了有罪判决，法官判处他死刑。在短暂的审判和整个上诉过程中，厄尔利的法律斗争是在代表国家的精神病学家和代表辩方的精神病学家之间进行的。州政府每次都获胜，厄尔利的处决日期定在 1961 年 8 月 11 日。
在他被关押在死囚牢房的三十二个月里，没有人来探望他，他的亲戚也没有给他写过一封信。
在他活着的最后一个晚上，典狱长走进他的牢房，大声宣读了死刑令。随后，厄尔利被带了出来，“并被引导上坡道，到达六边形毒气室所在的‘顶层公寓’。” 他被命令脱光衣服，并给了他监狱配发的白色短裤，让他在房间里穿。当他坐下并被绑在钢椅上后，厄尔利大声说道：“我很抱歉我这么做了。” 一位天主教神父管理着最后的权利。他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希望上帝能原谅我。”
晚上7点59分，门被锁了。一分钟后，氰化钠颗粒落入一桶硫酸中。当房间里充满白色气体时，厄尔利努力屏住呼吸。他持续了大约一分钟，然后不由自主地深吸了一口气，十秒钟之内就失去了知觉。8点05分，他的身体开始抽搐，然后静止了两分钟。晚上 8 点 07 分，他被宣布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