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第一越狱案：日本舞女色诱高官，救出落网间谍，惹蒋介石大怒

1937年2月25日，南京雨花台行刑场上一片肃杀。一阵枪响后，四名罪犯接连倒地。
等法医检验完毕，死刑犯家属被允许进来收尸。
随着一阵阵哭嚎声，三具尸首被先后拉了出来，只剩下一个矮胖中年男人的遗体孤零零瘫在血里……

这个无人收尸的男子，名叫李柏龄。
他不是南京本地人，家小都远在陕西老家。
李柏龄并非籍籍无名之辈，早年在日本留过洋，后来在陕西当过一任县长，和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是同乡世交。
卸任后，李柏龄来南京投靠于右任，被安排在国民党首都地方法院当了个督查长。

于右任（1879年—1964年），原名伯循，字诱人，陕西三原人，国民党元老，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
身为法院高官，即使在那样的乱世，照道理说，依然是可以过上衣食无忧、太平度日的。
然而，在1936年，他被日本女间谍色诱后鬼迷心窍，轻易放走了一名关键罪犯。因为此事，蒋介石震怒，下令对他处以死刑。
那么，日本女间谍为什么会找上他？这个李柏龄堕落的具体经过是怎样的呢？

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中国活跃着大量日本间谍
这还要从之前的一年，中日两国情报组织一次正面交锋说起——

一、松本二郎被捕

1936年6月，国民党中央党务调查处（中统前身）头子徐恩曾亲自部署，捣毁了日本华北驻屯军在南京的秘密情报站。
除了成功抓捕情报站长松本二郎大佐，现场还缴获了大量情报文件，范围涵盖军事、交通、工商业、学生运动、帮派组织等诸多领域。

徐恩曾（1896年—1985年），字可均，浙江吴兴人，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党务调查处处长
当时，中日关系已全面破裂。战争阴云密布，日本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早已名存实亡。
松本二郎被捕后，拒不承认日本间谍身份，咬死自己是大茂洋行的一名韩国商人，名叫吴兴良。
徐恩曾专程向蒋介石汇报后，按照蒋的授意，将计就计，将松本二郎以韩籍罪犯的身份，移交至南京首都地方法院审判。
最终，松本二郎以强奸未遂和从事间谍活动的罪名，被判处十五年重刑，随即转押至中央军人监狱。

中央军人监狱，位于南京市建邺区江东门，与位于老虎桥的首都监狱，位于晓庄的首都反省院，位于宁海路的宁海路看守所，并称为民国时期“南京四大监狱”。图为上海市政协副主席陈同生与难友参观中央军人监狱旧址，1935-1937年，他曾被关押于此。
这个判决作为结果，看似告一段落，但实际上，一场精彩的大戏刚刚拉开帷幕。
一方面，松本二郎是日本远东间谍网的重要干部，掌握着大量机密情报和人员名单；
另一方面，一旦松本二郎在中国殒命，会极大打击情报部门的士气。
因此，松本二郎被捕，对于日本绝不是损失一枚棋子那么简单。
松本二郎的顶头上司、时任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长的松室孝郎少将，第一时间向东京军部电告了此事。
日本方面的营救工作，随即展开。“外交营救”是第一选择。
其时，日本军部气焰正盛。
1921年至1936年，15年的时间里，四任内阁首相先后死于少壮派刺杀。
对外务省，他们更是不看在眼里。
因此，军部跳过了当时担任驻华大使的川越茂，直接主导了这次外交营救。
同年6月中旬，他们派出一位与汪精卫有故交的日本皇室成员，以私人身份出访南京。

川越茂（右二）时任日本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
此时，汪精卫因1935年1月遇刺受伤，正在欧洲修养，且已辞去行政院长和兼任的外交部长职务，因此并未直接插手此事。
他只是拍了个电报，把来人介绍给了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居正。
居正虽然毕业于东京法政大学，有日本留学经历，却不是亲日派，且知此事是蒋介石亲自下达的命令。
故而他对请托之事，一口拒绝，表示毫无周旋余地。
此后，这位协调人又在南京盘桓了数日，最终无功而返。

居正（1876—1951年），字觉生，湖北广济人，时任民国司法院院长
他不禁想着：庙堂的大道走不通，那就只能江湖涉险了。不管用什么方法，把人救出来就行！
这个任务，最终落在了日本军部情报局一处的“鹰机关”机关长小野昭身上。
小野昭是个中国通，能讲一口流利的北平话。他同年8月从东京飞赴天津，在天津逗留一周后，假扮成中国商人，秘密潜入上海。
随后，他在江苏省会镇江设立了临时指挥机关。
为掩人耳目，还调来了一个日本军医和几个女护士，开设了一家所谓的“济难诊所”作为掩护。

民国时期的江苏省省会镇江

二、日方营救计划

靠着盘根错节、四通八达的情报网，小野昭很快就理清了线索，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已经明明白白的摆在了台面上，营救方案也有了一个大致的方向。
先说什么不能做——
首先，武装越狱，行不通。
中央军人监狱戒备森严，有重兵把守；5米高的围墙上遍布电网，高塔岗哨上24小时有士兵值守。
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招来密集的机枪扫射。

大多数情况下，武装越狱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松本二郎被关押在中心位置的重刑犯监区，看守更是严格。
那里只有一条狭窄的甬道，连接两头的铁门。出入都要经过岗亭搜查，没有通行证，外人根本无法靠近。
其次，收买监狱内部人员，帮助松本二郎逃跑，行不通。
进出监狱要经过三道门岗，分属于不同的部门。
重刑犯监区的门岗由狱政科管理，内门岗由监狱警卫大队负责。
而最关键的外门岗检查人员，则直接隶属于南京卫戍部队87师。要想打通所有关节，势比登天。

87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全德式装备，长期担任卫戍南京的重任
潜入交通工具出逃，或者假装重病，在狱外就医的过程里出逃，也是空想。
中央军人监狱，根本不允许车辆进入。
犯人生病也只由狱医治疗，如果治不好就只能听天由命，并没有狱外就医的先例。
接下来，是真正的重点，那就是“什么是能做的”
小野昭和他的团队，经过反复推演，发现只有一条路是有可能走通的：监狱按正常手续，释放松本二郎！
这个思路，初看匪夷所思，细想却并非不可能：
跳过监狱，从原始审判的法院入手，只要拿到一张改判释放裁定书，松本二郎就能光明正大的从监狱里走出来。
沿着这条思路，小野昭很快制定出了全套的行动方案。对他而言，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民国时期的释放证
小野昭要等的东风，就是南京首都地方法院的督查长李柏龄。
作为松本二郎一案的原审法院，首都地方法院拥有复审权。
而复审材料的收集和复审裁定书的下发，都掌握在督查长李柏龄的手里。
他虽然不负责审理案子，更没有权力签字放人，但只要他配合，假文件就能变成真文件，假释放就能变成真释放！
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才能拉李柏龄下水？
根据特务们收集的情报，李柏龄并不是一个容易搞定的人。
此人工作上兢兢业业，生活里胆小怕事，让他提着脑袋为日本人卖命，光靠给钱，几乎肯定是行不通的。
但李柏龄也有个明显的弱点，那就是“好色”。
蒋介石1934年发起了“新生活运动”，倡导“礼义廉耻”、“生活军事化”，要求全国官民革除陋习、提高素质，过“整齐、清洁、简单、朴素”的生活。
由此，除了上海、天津的租界，全国的风月场所、舞厅都大受冲击。
尤其是作为首都的南京，秦淮河畔再没了往日的莺歌燕舞。

蒋介石对自己推行的新生活运动，期望极高，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最后只是草草收场
然而，这种事要想一时间完全堵死，是不可能的。
当时，南京还活跃着一批“交际花”。
她们之前多是舞女，现在舞厅开不了门，她们就化整为零，开始活跃于各类宴请与社交活动。
这些女人都是情场老手，撩男人一撩一个准，着实吸引了一大批狂蜂浪蝶围着她们转。
李柏龄就是其中一个。

三、被色诱的南京高官

但说起来泄气，李柏龄虽然也是个官，然而在政界、军界高官云集的国民党首都南京，却还排不上号。
对几个心仪的交际花，钱没少花，他却没尝到什么荤腥。
李柏龄对此倒也不怎么介意，每日里还是乐此不疲的进出各种局，不为升官发财，只为找女人厮混。

掌握了这些信息，拿下李柏龄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很快，小野昭从上海调来了年轻漂亮的“红蔷薇”。
这个女人，明面上是百乐门的当红舞女，真实身份却是日本军部的女特务。
没费什么周折，红蔷薇很快就搭上了李柏龄。
对这个主动送上门、还不贪图自己钱财的美女，年过半百的李柏龄表现得就像一个十八九的男学生，恨不得掏心又掏肺。
真如张爱玲所说：就像老房子着火，完全不可救药了。
两个人成天腻在一起，你侬我侬，俨然就是一对老夫少妻。
老家的妻小，早已经被李柏龄抛在了九霄云外。
此时，他一门心思就想着和红蔷薇风流快活。
眼看时机成熟，按照小野昭的指示，红蔷薇向李柏龄挑明了自己特务的身份，并表示：
组织上非常欣赏李柏龄的才华，想邀请他去日本从事中国文化研究工作，先给五十两黄金作为路费和搬家费，到了日本还有一笔不菲的安家费。

黄金
至于她自己，是被他的风采和学识所倾倒，情不自禁地陷入了爱河。
只要李柏龄肯去日本工作，自己会始终陪伴在他身边，结婚生子、共度一生。
一边是遭人倾轧、苦苦挣扎的暗淡仕途，一边是唾手可得的黄金、美女、大好前程，再加上早年有东洋留学经历，对日本这个国家并不陌生，甚至比中国更多几分亲近。
李柏龄几乎没有犹豫，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红蔷薇如约带来了五条大黄鱼。
面对沉甸甸、金灿灿的五根大金条，李柏龄满心欢喜，当即写起了辞呈，准备尽快结束这边的事，奔赴日本。
此时，一旁的红蔷薇却拦住了他，说辞职的事情不着急，先带他拜访一下组织的长官。
当晚，红蔷薇就带着李柏龄去见了小野昭。
小野昭对着李柏龄，也是一通夸奖：中日通达、人才难得云云。
直把李柏龄夸得如同身处云里雾里一般，对未来更加多了几分憧憬。
他接连用日语表示，愿意效忠天皇，效忠大日本帝国。
小野昭一看火候到了，这才四平八稳的抛出了营救松本二郎的话题。
李柏龄一听，心里直叫苦：这种掉脑袋的事，如何干得？
可现在已经上了贼船，这个投名状，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只能咬紧牙关，任他们摆布了。
只要自己能脱身，去了日本，也就没人能追究他的责任了。
就这样，李柏龄提心吊胆地接下了这个任务。
倒也不需要他做什么事情，小野昭早已买通了中央军人监狱的几个内鬼，和松本二郎接上了头。
里面、外面都依计行事，营救一事正式进入了冲刺阶段。
松本二郎递交的复审申请书，很快就摆上了李柏龄的案头。
作为高层督办的大案，按正常情况，这份申请毫无疑问是会被立刻驳回的，但李柏龄压住了这件事。
小野昭他们也早已炮制好了一整套假的复审文件和改判释放裁定书。
过了几天，到了约定的日子，李柏龄把这套假文件夹在几份真的复审结果文件里，下发给了和中央军人监狱对接的办事员手里。
当天下午，松本二郎就大摇大摆地走出了监狱，并火速逃离了南京。
李柏龄就借口老家有急事，请了长假，在家中坐等红蔷薇一同出逃。
可左等不来，右等不来，直到天明也不见人影。
李柏龄心知大事不妙，十有八九是被日本人耍了，赶紧收拾了细软，逃奔陕西老家。
然而，李柏龄没想到，他刚到家没几天，就被找上门来的军警堵了个正着。
案发了！他李柏龄摊上大事了！
对于监狱，这是合法手续；对于法院，又没有留底。
这个看似天衣无缝的计划，怎么会这么快就败露了？
李柏龄想不通，实在是想不通。
小野昭却想得通。因为，这事就是他一手捅出去的。
为了一雪前耻，挽回日本情报机关的颜面，顺带羞辱一下中国情报部门，小野昭安排手下的特务，把松本二郎出狱的消息，透露给了上海大公报的记者。
这会不会危及李柏龄？当然会！
但此时李柏龄已经是“用过的草纸”，失去了利用价值，没人在乎他的生死。
果然，这篇“韩籍商人吴兴良沉冤得雪”的新闻，一经见诸报端，立刻引发了中国情报部门的关注。
一路核实下来，监狱确实放了人，而法院根本没有相关记录。
好不容易抓住的日本大间谍，就这么轻轻松松的从眼皮底下跑了！
而罪魁祸首只可能是一个人，那就是已经跑路的首都地方法院督查长李柏龄。
此时，正值西安事变刚刚结束，逃回南京的蒋介石本来就憋了一肚子火，听闻这件事，大发雷霆，要求务必严查、严审、严惩。
中华民国最高法院特刑一庭于1937年2月8日，对该案进行判决：
李柏龄以及中央军人监狱被收买的三名内鬼徐胜、鲁一城、牛阿孝，被一并判处死刑。
十七天后，随着南京雨花台行刑场的一阵枪响，他们走完了可悲的一生，并被永远钉在了汉奸走狗的耻辱柱上。
后记：
小野昭和松本二郎，事后撤回了日本，而女特务红蔷薇一直潜伏在中国国内。
红蔷薇作为骨干情报成员，1939年在上海参与建立了臭名昭著的“梅机关”。
这个传奇女间谍1942年前后被调回日本，从此消失在茫茫人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