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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副总理陈永贵的子女都从事什么职业呢？

2024-09-26 来源:飞速影视

人称“农民副总理”的陈永贵，因其充满传奇的成长轨迹、不同寻常的“三三制”工作模式、即使身居重要职位依然保留着农民本色的风格而受到广泛关注。
陈永贵本人于1986年病逝，身后共有四个子女，都从事着低调平凡的工作，并共同奉养孝敬陈永贵的夫人宋玉林。

最受牵挂的小儿子

陈永贵一生之中曾有两段婚姻，和他的两任妻子共同养育了四个子女。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是幼子陈明亮。
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今天的首都师范大学）之后，又累积了若干行业打拼的经验值，陈明亮曾经出国到澳洲进修工商管理，之后正式投入贸易行业。
如今，已成为多家公司总裁的陈明亮展现出商业精英的典型形象——正式场合常常西装革履、搭配知性风的无框眼镜，与他父亲当年那身标志性的打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虽然离开老家已经很多年，但陈明亮仍然表现出对故乡的深厚感情和热忱态度，因此被人们视为新一代晋商典范，2008年还曾被选为太原新晋商联盟副主席。
由于时代和个人选择的不同，陈明亮看起来走上了一条和父亲截然不同的道路。但在他内心和成长历程中，仍然保留着当初的种种记忆，父母为他塑造的行事准则也仍长留在他心中。
在当年，因为年纪最小尚未成年，他成了家里唯一一个随父居住在北京、拥有北京户口的孩子，而其他的子女则并没有这样的“机会”。
陈永贵生前一直坚持：子女不能因为父母的职务之便而沾光受惠。即使有位省里领导曾经好心帮忙把他和家人的户口都迁往北京，但最终在他本人的坚决反对之下，户口迁转的手续又原样办了回去。

甚至在陈永贵因癌症而病势沉重的日子里，他最大的牵挂也仍旧围绕着这个小儿子——陈明亮是他家子女中唯一一个有机会接受系统教育的，等于是独苗苗的“读书种子”。
陈永贵病重的那一年，正是陈明亮即将迎接高考的紧要关头。可惜疾病无情，陈永贵因病逝世，距离陈明亮成功考入北京师范学院，也仅仅只相隔了几个月的时间。
哪怕是多年后陈明亮再说起这段往事，也仍然忍不住眼泛泪花。
在大学里求学期间，陈家的经济并不宽裕，陈明亮说自己的大学时光“最拮据时身上只剩下3毛5分钱”。

面对这样的情况，陈明亮并没有“等靠要”，或许这也是父亲以及整个大寨留给他的精神财富之一——从升入二年级开始，他就一边上学一边打工，进行社会实践的同时也为自己累积学习生活所需的费用。
大学毕业后陈明亮进过公司工作、也创业从事过发廊餐厅之类的工作，还曾经涉足商贸领域。尽管在从商之路上也经历过许多风雨和诱惑，但他内心始终有一条“红线”——作为陈永贵的儿子，一定不能做任何会给父亲抹黑的事。

扎根老家的三兄妹

除了幼子陈明亮之外，陈永贵的另外三个子女都没有跟随工作调动前往首都，因此他们的人生轨迹、职业选择无一例外都是从昔阳老家起步。
长子陈明珠是四兄弟姊妹中唯一一个从政的，他在老家担任昔阳县委宣传部长之后，一干就是二十多年，没有挪窝也没有提升。年龄到了退休线后，便按照规定正常退休，安静地过着自己的退休生活。

次子陈明善选择了入伍当兵，他从17岁入伍，一直秉持着从小受到的教育，严格要求自身，兢兢业业当好普通一兵。在陕西当工程兵那几年，陈明善所在部队的首长看中他表现不错，准备在他入党之后就准备给他提干。
但消息传到陈永贵耳朵里之后，却受到了来自他的坚决反对。陈永贵的态度是——只要他是我陈永贵的儿子，不管他干得是否优秀，就一定不能这么做！
于是，陈明善在部队期间始终都是一名普通战士，后来转到昔阳县拖拉机厂成了一名普通工人。拖拉机厂倒闭后甚至一度没有工作，只能在家中操持家事，好多年后才又去电业局上班。

陈明亮的姐姐、陈家唯一的女儿则在昔阳县公安局当上了一名普通干警，日常工作是管理档案。陈永贵的亲生子女们如此，姻亲自然更不必说。这个家庭的媳妇、女婿个个都只是普通职员，不但沾不到任何的光，反而还多多少少感觉受到了压制。
陈家人选择了普通人的行业、从事着平凡的工作，日常消息十分低调，几乎完全不引起社会公众的任何注意。

陈永贵的老伴宋玉林曾经透露，孩子们一开始也曾经有过怨言，认为如果不是在这个家庭背景之下，单凭自己的能力本事没准能够走得更好。但时间长了，所谓“日久见人心”，晚辈们渐渐理解了上一辈的苦心和坚持。
宋玉林说：“老陈不是不希望孩子们在身边，是因为他太大公无私了。”而宋玉林本人，也成了四个子女、乃至第三代晚辈最挂心的家人。

陈家女主人：宋玉林

由于四个子女身在不同行业，又各自有各自的工作，自1986年陈永贵病逝之后，他的夫人宋玉林在北京木樨地的住所便成为家庭气息最为浓厚、也保留了最多回忆的地方。
每每有人从昔阳老家去北京出差时去探访、采访这位老人，往往都会对那套屋子里的陈设留下深刻印象。房子里安置着各种日常家具，除了一套皮质沙发较为“气派”之外，其他陈设可以说都和时尚格格不入。

然而在这套外表看上去毫不起眼的房子里，却几乎处处都能看到房屋曾经的主人之一、那位“农民副总理”留下的痕迹：
客厅中有一列书柜，下层整整齐齐地叠放着一本本影集，里面精心保存着陈永贵多年来出访各国、在大寨迎接国家领导人和各国外宾、在各地参加会议作报告等形形色色活动的的照片。
不管照片的时间、地点、背景如何改变，永远不变的除了他那一身早已成为个人特色的装束打扮，以及时常挂在脸上的既爽朗又朴实的笑容。

宋玉林当年与陈永贵组成家庭、共同生活，也是发生在昔阳老家的事。
1941年时，陈永贵和比自己小九岁的李虎妮结婚。两年后，两人养育了儿子陈明珠。解放战争开始后，属于解放区的昔阳县很快实行了土地改革，前半生漂泊不定、长期给人当长工的陈永贵，也终于有了能够自己耕作的土地。
然而好景不长，正当时间进入新中国、这个小家庭的日子逐渐有了奔头时，与陈永贵相濡以沫多年的妻子李虎妮不幸病逝。

当时的陈永贵并没有多高的职务，但有事在身又充满干劲，每天都在村里、县里来回奔波。家里的事难免顾不上，还很幼小的两个孩子更是需要家人照顾。陈永贵身上并没有不顾家、不爱孩子之类的习气，但工作和家庭也实在是难以两全。
周围的邻居乡亲看在眼里，便纷纷热心帮他留意介绍合适的人选，希望能够促成一个新的家庭。一来二去，有人就想到了担任妇女干部、当时也已经离婚的宋玉林。

妻子宋玉林

宋玉林是位追求进步的妇女，18岁起就在当地担任妇女干部，从抗日战争期间开始便带领当地妇女团体为八路军缝衣做鞋，多次被评为“支前模范”。直到她进入老年，中指上还仍然留着清晰可见的顶针痕迹，就是多年来大量赶工缝制衣鞋留下的。
正像是《刘巧儿》所唱的那样，“他劳模、我生产”，这两个人不管在彼此眼里，还是旁人看来，都是非常适合“立业成家”的搭配。这两个人走到一起时，只是觉得彼此非常合适，能够一起好好过日子。

至于以后陈永贵会成为副总理、到北京去工作，是谁都没有预料到的事情。
重新组建家庭之后的生活如何？用宋玉林自己的话来说，虽然谈不上享了什么福，但内心感觉却很幸福。
宋玉林看到丈夫为了村里工作忙得脚不沾地、精神和体力都消耗很大，就想方设法做点白面面条给他吃。但陈永贵每每看到端来的大碗面条，总是说“盛太多了”，把面条拨出来里留给孩子吃。
宋玉林四十多岁时，生下了小儿子陈明亮。陈永贵本来就非常喜欢孩子，不但自己从不打孩子，村里有人打孩子只要被他知道，必定被他制止甚至还会挨批评。

从出生开始，这个幼小的孩子就得到父亲的特别偏爱。陈永贵从来不叫孩子的大名，总是一边摸着孩子的头或者脸，一边喊他“小淘气”。小孩子难免会有些“皮”有些淘气，他也全然不以为意，反而常常称赞“淘气的孩子脑子好使”。
陈家子女成长的环境，一开始就充满了爱意和宽松自由。
面对突然降临的职务提升、工作变化，陈永贵怀着一种先是忐忑、然后决心全力做好的心态。宋玉林的态度则更加淡定：一开始决定和陈永贵结婚本来就不是为了指望享福，丈夫的职务发生变化也丝毫没有影响她的初衷。

她仍旧坦坦荡荡地在大寨当一位农民，同时还负责在大寨的托儿所照管孩子。宋玉林说自己“从未想过要跟到北京去享福”。
不过，工作上的变化对陈永贵夫妇的生活也并非全无影响。
陈永贵的工作方式，实行着一种极富个人特色的“三三制”——并非长久固定在一个地方，而是将时间和精力分给首都、全国各地和大寨。他认为始终保持基层农民的本色是至关重要的，不能离开土地脱离土地，这样才能充分及时地了解情况。
于是每当陈永贵回到大寨、在这里接待来访的各国外宾，不少来访者出于礼仪惯例和自身的好奇心，想要见见陈永贵的夫人是个什么样子。

最初，宋玉林总是能躲就躲、能避开就避开，她觉得自己只是个时常需要下地干活、经历风吹日晒的农民，衣服也不漂亮不精致，怎么好意思见领导和外宾？丈夫当上副总理是他的工作职务，和自己没什么关系，又有什么好见的？
陈永贵知道之后，还曾经专门找了妻子给她“做工作”，告诉她劳动最光荣，不必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此外，陈永贵还说过去见见“也算是支持我的工作”，有人说我陈永贵“娶了个20多岁的小媳妇”，她一出面，就什么都不用解释了。
即使一开始有一些顾虑，宋玉林也毕竟是生活在新中国、思想进步的女性。有了丈夫的动员，她很快就抛开了思想包袱，参加必要的接待工作。多年之后，他们家里还保存着宋玉林和前来大寨参观访问的荷兰公主的合影。

告慰遗憾的子孙们

当然，说到家庭事务，这两口子之间也并不是全无意见不合之处。曾经发生过的最大争吵，很可能就围绕着子女的未来。
从1985年开始，陈永贵头痛乏力的症状逐渐加重。此前多年经常劳动身板壮实，因此不管陈永贵自己还是家人，都没有特别引起重视。陈永贵凭经验吃了一些药，但却并没有太大的缓解。
最后，北京医院出具的一纸诊断书让所有人大惊失色：肺癌晚期。由于担心影响到病人的心理状态，医生和家人都想尽办法隐瞒病情，但所谓纸包不住火，最后这事还是被陈永贵本人知道了。

陈永贵的反应看上去十分平静，探病的人纷纷劝他配合医生、积极治疗，但他听了却总是摇摇头。他说，总理患上的也是癌症，“不也还是治不好？”
也只有像宋玉林这样朝夕相处极为亲近的人才知道，陈永贵并不惧怕自己的疾病或死亡，但他是真的放不下家庭和孩子，尤其是正面临着高考紧要关头的小儿子。
也正是为了小儿子的未来，陈永贵和妻子难得地吵了架。

宋玉林回忆，陈永贵去世之前考虑到自己的后事，曾经打算把手头全部的8300元钱都交党费。但面对这个想法，宋玉林却提出了截然相反的意见，她考虑到儿子眼看就要考大学了，要是完全不留一点后手，“孩子的学费怎么办”！
最终，陈永贵让步了，为了让孩子能更加心无挂碍地继续学业，他修改了最初的遗嘱。多年后陈明亮说起这件事，还是会忍不住眼泛泪光。
所幸，不但陈明亮自己并未辜负期望，陈家第三代个个都是争气的读书种子——除了一人中专毕业之外，其他六人都完成了大学学业。宋玉林说，陈永贵一生最大遗憾之一就是没怎么读过书，如今后人争气上进，也足够告慰他的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