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加洛：掖城烽火——三支队纪实

引子
＊本文摘自《莱州文史资料》第九辑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专辑(1995年8月)，作者张加洛，原标题《掖县三支队纪实》（原名《掖城烽火》）
正文
（一）依靠党发展党，同时发动抗日武装
“七·七事变”后不久，日寇打到黄河北岸的禹城，济南炮声可闻。我正在济南。10月中旬，邹鲁风同志介绍我与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张霖之见面。张霖之给我传达了《华北决议》，并给了我一份省委出刊的《齐鲁文化》，上面载有《华北决议》，要我回胶东发动游击队。这是事先他与省委书记黎玉同志做了研究决定的。
10月下旬，我带着省委发动游击队的任务回到了故乡掖县。回县后，通过李勋臣与县委接上了联系。
月底前几天，我和吴行之到后吕村沟东孙
阳三小学参加掖县县委会。
在院子东厢房里，我见到了郑耀南、王仁斋、李佐长、李勋臣、郭欣农等人，他们都是掖县的老同志，党的领导骨干。
郑耀南，字德卿，北障郑家村人，他是掖县党组织的老县委书记，1933年遭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通缉后，一直流亡在外。这时，他刚由青岛回来。
他30岁上下，个头适中，左腿有些伤残，穿着灰色旧粗布大褂，未蓄长发，机敏干练。
老郑冲着我，急切询问上级党的情况。我汇报了在济南、烟台接关系的经过。他说:
“我们这几年与上级失掉了联系，也不知道当前的政策，只是摸索着干。你回来的正是时候，你给大家说说吧。”
我传达了《华北决议》和省委指示，谈了华北抗战形势和党今后的任务。讲了一个多小时。当说到，党要在华北发展到“三十万”游击队时，大家情绪亢奋。
王仁斋连声叫好，说：“这么，我们党就要站起来了。”他，二十六七岁，高个子，浓眉大眼，是一个能言善说的人。
老郑兴奋地说：“我们有几十个党员，可以尽快发动起来，要在这个家底上干起来。”他把“家底”二字说得很重。
大家纷纷议论之后，老郑说：“我们县委长时间和上级失去联系，现在县委不很健全，我提议改组县委，重新研究一下分工。”停了一下又说：“书记，我的意见由加洛同志来干。”
经过一番推让就这样决定了。我为书记;老郑和郭欣农为组织；王仁斋和 李佐长为宣传；李助臣为交通；吴行之为秘书。
老郑医我棋据《华北决议》写个东西。他说：“我们的党员同志，只要见到党的文件，他的革命精神就来了。”我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会后我便写了《华北抗战形势与游战争》一文，作为党肉指示发了下去。
第二天晚上，我们改在诸冯小学开会，研究从哪里开始发动抗日武装问题。最初大家的意见不一致。有的说，把党员统统集中起来，组织队伍；有的说，将原有的特务队（共三几只枪，人员不圈定。）为基础，发展武装；……我提出，“要每个党员都能起作用，而且要就地起作用。看看究竟怎么办好？”
老郑说：“咱们看看，究竟有多少个党员能活动呢，我们要好好算一算。”
他主张对党员重新登记，整顿组织。大家一致同意。
掖县有十个行政区，我们根据全县党员分布的状况，重组了六个分区委，指定了每个分区委的书记和副书记。每个县委成员负责一、二个区的工作。分工是：六、七区由郑耀南和王仁斋负责（这里党员较多）；三、四区由我和吴行之负责；五区由郭欣农和李勋臣负责;九、十区由李佐长负责。
经彻夜探讨，最后议定了“依靠党发展党，同时发动抗日武装”的策略方针，要求每个分区委，不拘名目形式，都要建立一支党的外围武装组织。这一方针，即是就地分散面的发动。
我们第一个工作就是加强党内教育，大力发动全体党员起来抗日。
在掖县党的秘密时期，有一个油印的刊物，名叫《红星》。老郑提出恢复这个刊物，他说：“党的刊物有很大的号召力，只要党员同志一看到它，他的劲头就来了。”我们给这个刊物更名为：《民声》。第一期上发表了《华北抗战形势与游击战争》一文。
《民声》成了掖县党的讲台和号角，先后出刊十二三期，由老郑主编、刻版、写稿的主要是我们县委几个人，每人都用过几个化名。
在发动武装期间，大部分党员都行动起来了，但也有个别党员，不想干了。对这种现象，老县委负责人王仁斋表示：“实在动员不出来的，就甩开他，或先放一放，等他愿意了，再来！”当时，我们对这种人，采取的是积极教育争取的方针，经过教育争取，还是不愿意出来的，也就不再勉强了。
由于我们采取了“依靠党发展党，同时发动抗日武装”的方针，党的力量在迅速壮大，各分区委的武装人员也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各个分区委以不同的名义，都先后建立了党的外围武装组织。
各分区委发动的外围组织，有：一、三区“战地服务团”、“抗日除奸团”；四、五区“抗敌前进队”；六区“人民抗日义勇队”；七、八区“抗日锄奸队”；九、十区“掖平抗日救国会”。
这些半公开的抗日组织，人数少者一、二十人，五、六条枪；多者六、七十人，二、三十条枪。成员多为农民、学生、小学教员和一部分商人、旧军人。
我们以北障为活动的中心地点。这个地方位置适中，周围的同志也多，四出联络，比较方便。
已是下雪的时候了。
一天，我忽然接到蓬莱于眉来信。于眉是我受省委派回胶东接关系的人之一。
信上写：“我们这里买卖不错，最近准备到山区去开张……”意思是说，我们活动得不错，正准备拉队伍到山区里去活动。
天家猜度说：“东边也在发动了！”
但特委在哪里呢？当时毫无消息。老郑过去在特委工作过，他估计，特委可能在最东边的几个县里。
由于没有明确联络地址，无法联系。但东边的发动，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
（二）与国民党人组织的“民抗”联合,争取全县统一武装的领导权
掖县的国民党人也在拉队伍，领头人是赵森堂、孙会生、徐志皓等。
孙会生、徐志皓思想进步，历史上和我们有友好来往；赵森堂等人思想顽固，代表着地方上层和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利益。他们发展的主要对象是知识分子。
我们派没有暴露身份的王仁斋打进去了解情况。
几天以后，王仁斋汇报说，他们这个组织取名叫“民众抗敌前进队”，简称“民抗”，一共七个字，标明领头者共七人，即赵森堂、孙会生、徐志皓、杨辅庭、王春塘和张显庭，王仁斋也算进去了。
王仁斋戏笑地说：“我们这七个人，一个人领一个‘字’，去分头发展。”
这个“民抗”组织发展较快，不久就发展了六七十人，二三十条枪，成员大多是进步师生。
年底，济南失守。
这时，统一全县抗日武装，就提到日程上来了。在这方面，关键是要把国民党人发动的“民众抗敌前进队”吸收进来。
我们有一个明确思想：如果不去争取他们一同抗战，随着形势的发展，很可能导致一县区域内，出现多股武装并存的局面。
如何统一？当时，我收到了在山西“牺盟”的共产党员张烈寄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一文，内有一句“在统一战线中要保持党的绝对领导权”。我根据这个原则，提出了各分区委发动的武装，以各自独立的名义，与国民党人发动的“民众抗敌前进队”联合，形成多股对一股的形势，争取全县统一武装的领导权。
这个方案，成为我们统一全县武装的原则和方针。
由王仁斋去找赵森堂疏通。
王仁斋回来后，说：“行了，他听说咱掖县有好多人搞武装，就说，‘这些小股武装
统一起来才好，头目多了是不行的啊’。”
赵森堂是有霸权思想的，他要王仁斋通知大家到城里的励新书店商谈合作事宜。
过了二三天，我和李勋臣、滕绍武、赵冲霄、吴行之等人，分别装扮成几股“独自发展”的武装代表进城去了。
励新书店在城里县政府对面西南角上，书店规模不算怎样，可是在县内教育界，却是因人而名噪一时。
赵森堂是掖县老国民党员，曾任过县党部常委，城北赵家村人，三十五六岁，个头不高，小眼凸嘴，带着眼镜。1935年韩复集撤了各县县党部后，他在县政府教育科任督学，兼顾经营书店。
这一天，他郑重其事地端坐在书店后屋等候着我们。
我们到后，寒暄了一下。
赵森堂说：“嗯，听说你们搞武装？这很好嘛，咱们来开个会，把全县的武装统一起来，现在正是时候。”
大家报了各自的人数、枪数。
赵森堂对别人报武装，听得有一打无一打的，似乎不在他心上，说起自己的武装力量就着意吹墟：“我老哥那一股，现在有六七十人，枪也有几十条，发展起来很快。发展武装嘛，这个玩意还得靠点社会关系……”
这时，我讲了全县统一武装的必要性，然后说道：“先以各股武装为单位，出代表，组成领导机关，再以人枪多少来调整名额。”
赵森堂连声应下，说：“好啊。”
我们给这个组织取名“民众抗敌动员委员会”（简称“民动”）。这是从报刊上寻来的名称，它可以广泛地动员民众，组织武装力量。
最后议定，各股较大的武装，各派一名代表组成领导机构，领导成员分为军事：政治、组织、宣传、外交五席。
赵森党抢先说道：“我干外交吧，敢说我老哥在咱掖县交往很广啊！”他抢外交，认为和外面联系多了，影响也就大了。
赵森堂领了外交一席，余下的四席自然都是我们的了。老郑负责军事，我负责政治，李勋臣负责组织，李佐长负责宣传。
这样，我们取得了“民动”张加洛手绘三支队驻掖城分布图领导权。
这个组织成了我们半公开的组织，我们的主张就是“民动”的主张，我们的行动也就是“民动”的行动了。
掖县在“民动”的旗帜下，以共产党为领导的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了。
（三）争取区队到抗敌阵线上来，各区队都成了攻城武装
1938年1月，正在我们白黑忙着搞武装的时候，日寇几十辆汽车开进了掖县城，在掖县城头上挑起了膏药旗。
掖县商会会长刘子容，成立了维持会，当起汉奸县长来了。
第二天，日寇走了。刘子容在城里组织了二三百人枪的伪保安队。他为了笼络人心，以伪政府的名义，召集乡、镇长和区队长到城里开会。
伪政府秘书张延善，代表刘子容出来讲话。他说：“咱们是掖县人，说来也都是父老乡亲啊。为了维持乡土的安全，大家都应该出把力才是呀。”
接着，又说：“听说有什么人在下面组织‘抗日武装’，这是胡闹！这是要把咱们掖县给毁了！部人希望大家回去劝一劝，别叫这些人再于糊涂事了。现在，我们要讲的是‘中日亲善’、‘中日提携’……
会上，还宣布以六区队队长周亚泉为掖县“警备”司令。周亚泉当场表示：坚决不干。
会议不欢而散。
为了孤立汉奸，壮大抗日力量，我们决定大力争取区队。
掖县的十个区，各区有一个区队，人枪多者七八十，少者三五十，成员多是当地农民，也有旧军人和兵痞等。
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是抗日志士。
我将县委研究争取区队工作，写成了一篇《争取区队到抗敌阵线上来》的党内文件。此文分析了区队成员的成份及政治态度，确定了争取的方针和方法。方法是：既抓上层，也抓下层。抓到一个再去连串。我们深知，争取到一个人，就是一棵枪。
我们，通过“民动”运用各种社会关系，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全县大部分区队都被我们争取过来了。
这样，起义条件成熟了。于是，“民动”决定攻城。
我们在攻城前，对这一行动作了分析：一是可能打下城，那就建立自己的抗日民主政权，猛烈发展武装，控制全县；一是可能打不开城，就把“民动”武装拉到南山里去，储备、扩大力量，待机再攻城。
不久，“民动”组成攻城指挥部，郑耀南任指挥，赵森堂任参谋长。
3月8日夜，攻城行动开始了。
当夜，“民动”各股武装，加上平北乔天华、罗竹风和沙河王寅东、王侯山、侯镜清两股及全县大部区队，共四百余人枪，汇集在城北的玉皇顶。
攻城命令下达后，各部队伍，马上进入四关，控制关隘路口。
当时正值初春，寒气袭人。
攻城，原布置在城里开饭馆的王瀛洲和宿勋臣二人为内应，准备撬开城门，里应外合。
后知，内应被破坏，这个计划没有成功。
天亮时，城门仍然紧闭。
这时，刘子容和伪保安队都爬上了城墙。刘子容从垛口探出头来，说：“诸位乡亲父老，咱们都是掖县人。鄙人只不过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出来维持一下。谁不知道，爱国，是中国人的本分……”
攻城队伍，群情激昂。一霎间，呼号、叫骂之声大作：“不要你维持啦！”“当汉奸是死路一条！”“赶快开门投降吧！”…….
如此僵持了几个时辰。天色已大白。
指挥部孙会生忽然急中生智，提议他不开
城，把他家属抓来。
刘子容家住西大刘村。由朱开印带人用大
车把刘子容一家老小全都架到了城下。
这时，周亚泉站在高处，对城上的刘子容喊话：“我周亚泉，你是知道的。这次攻城，全县区队的兄弟们都来了，你不开城是死路一条，你赶快开城门吧。”
刘子容见到各区队都成了攻城武装，他家的老小也都作了人质，六神无主，心慌不迭。城上的伪保安队也骚动起来，纷纷向城下垮去。
伪保安队分队长张良臣取钥匙，城门大开。
攻城队伍涌进城里，冲到公安局，把伪保安队的枪都缴了，活捉了刘子容。
一枪未鸣，垂手得城。
（四）进城后组建支队部，参谋长之争引发了一宗惨案
进城的当天，四门紧闭，收缴枪枝，捕把维持会的汉奸分子。
攻城指挥部住进县政府。
当时，秩序很混乱。攻城的四百余人，都进了城，县衙门里到处都是人，乱乱糟糟,呼呼喊喊，象赶庙会的一样。
我们临时组建了两支队伍，一支是“政务队”；一支是“警卫队”。挂上臂章，负责维持城里的秩序。
为了稳定秩序，扩大声势，“民动”假托“第五战区胶东游击总司令部”的名义，发布了安民布告。
下午，我们以“民动”的名义，作出了组建部队的第一步决定，即采取控制地盘，分散就地发展的方针，猛烈扩人扩枪。具体做法：一是攻城队伍撤回原区驻防；二是以区为单位，各股武装与旧区队合并。
这个“决定”下达后，各路武装陆续返回了原驻地。
我们以县委发动的“人民抗日义勇队”为骨干，收编原伪保安队的一百余人枪，组建了特务大队；又组建了一个四五十人的卫队。
第二天，我们在县政府召开了各路武装领导人出席的会议，研究决定：将“民动”的武装统一编制，编了一个番号，名为：“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
会上推举了“民动”军事委员、攻城指挥郑耀南为支队长，还假托第五战区“游击总司令于国栋”名义，张贴“委郑耀南任支队长”的告示，以正名声。
三支队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这一点是很明确的。三支队成立不久，以原县委组建了支队党委，我任书记，委员有郑耀南、王仁
斋、李佐长、李勋臣，支队党委共5人。原县委委员郭欣农任县政府财政科长；吴行之任五大队政委。
在建立大队期间，支队党委决定组建党的基干武装，配备党的骨干。
当时，党的基干武装是特务大队和第一、六、八、九大队及警卫、侦察、通讯三个直属队。此外，大队派任政治委员，中队派任政治指导员。
支队部组成人员，安排了为人正直、在各区队有影响的周亚泉为支队副；赵森堂顺势当上了参谋长；王文峰当上了秘书长。
当时按旧军制，支队部下设八大处。即：参谋处（赵森堂兼）、秘书处（王文峰管）、政治处（王仁斋为处长）、军需处（孙会生为处
长）、交际处（徐志皓为处长）、军医处（王云霖为处长）、军法处(曲百川为处长）、副官处（刘慧卿为处长）。
稍后，又设了盐捐处，由滕绍武任处长。
支队部组建后，就着手扩充组建部队。原人数较多的二、四、五、七等区队仍回原处，
扩建为大队；其他以各路武装为基础，分别到各区建立大队。每区建立一个大队，共为十个大队。
此后，又设了第十一大队和预备大队、盐防大队；稍后的县政府，还组建了政务、警卫及特务三个大队和支队部的侦察队、通讯队、卫队三个直属队，一共辖有十七、八个大队。
攻城后的第二天一早，我出城到北乡平里店重组县委，经过城北十里堡，见饭店里人声嘈杂，听去有些耳熟，进去一看，原来是李翔九。
李翔九是城北上官李家村人，曾干过东北抗日联军。他一见我，就责问：“你们攻城为什么不叫我知道？你们安的什么心？！”
李翔九在日寇进掖城的当天，一个人跑到
城里，在伪县政府门前大骂刘子容，被日本鬼子抓到了青岛去。十几天后又被放出来。
攻城时他刚被放回来，怕他把事情弄坏，就没有告诉他。
我劝说了一下，要他进城去。
李翔九进城后，找到支队部，责问老郑攻城为什么不通知他？
老郑说，事出仓促，迫于发动……如此解释了一番，鼓励他参加三支队，共同抗日。
可是，怎样安排他呢？
李翔九自己提出要当参谋长。参谋长这职务，在旧军队里是一个有权势的职务，仅次于主管官。
热衷于权势的赵森堂，又怎么肯让位于李翔九？
李翔九一听是赵森堂当了参谋长，就大吵大嚷起来，说：“赵森堂能当参谋长？我为什么不能当？！”后来，李翔九就干脆跑到披县中学，在大门口挂起一块牌子，上面书写：“三支队参谋本部。”
这样一来，大大激怒了赵森堂。
自进城组建部队后，我们和赵森堂等人的关系已在微妙之中，现在又插上一个李翔九，而且，锋芒直指赵森堂。这就不能不触动赵森堂的杀机。
于是，赵森堂捏造李翔九要夺城篡权，搞了几个人把李翔九捉起来，实施酷刑之后，把
他打死在县府后面的掩蔽部里。
(五）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当
进城两三天，城内秩序稍一稳定，我们就酝酿成立抗日民主政府。
当时，遇到的困难是县长的人选问题。
赵森堂很想当县长。如果当了县长，又是参谋长，那么军权、政权，就可以一把抓了。但他不好公开说他要当县长。
我们则考虑，这个县长，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当。当时我们有个错误的想法，就是不让你当，我们也不当。
县长，请个中间人来当吧。
这时，我们听说，招远县焦盛卿也在搞武装，拉起一二百人枪。
我们委他为“第四支队”，声称掖招两县联合起来，抗日力量就更大了。
他是个“乡绅名流”，富户子弟，是个大烟客。他听说掖县发动了三支队，声势很大，就想靠一靠，沾些油水。所以，一请他当县长，他就慨然允诺，骑着一头毛驴，带上一批随从，打道来披赴任了。
他，三十几岁，灰脸，声音沙哑。他一进县政府的门，就对着我们说：“诸位辛苦了，兄弟来贵处是共同谋求抗日的。”可是，刚坐下不久，他的随从就向我们要豆油。我们明白了，这个乡绅老爷，原来是个一手拿烟枪，一手拿长枪的混死虫。
大家都厌恶这个人。
焦盛卿在这里住了几天，见插不进手，抓不到实权，就对老郑说：“德卿，我想回招远了，那里有些人，有底子，我个外县人来当县长不方便。”说完，骑着毛驴又走了。
这时，我们想到了张冠五。.
张冠五是文登人，大学生，原是韩复集七十四师政训处派在掖县的政训干事。旧政府撤走后，他蹲在黄山后搞队伍，也没有搞出个什么名堂来。
我们把他请来了。
他这个人喜好《三国演义》，性格孤傲清高。他把诸葛亮隐匿之时的诗句：“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抄贴在床头上，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三月中旬，掖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张冠五出任了第一任县长。
掖县抗日民主政府，是山东省津浦路以东的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
这个政权成立不久，颁布了第一个法令：废除一切苛捐杂税，三亩地以下免征捐税；实行平果抑价；禁止烧酒；实行抗日民主教育;征收爱国捐；镇压汉奸，没收其财产等。
当时，政府每月可收入30万元，主要来源是盐捐和救国捐。部队和政府的每月支出6万元，这两个数字都不小。
由郭欣农、滕绍武、郑祥斋等同志分别掌管财政、盐务。老郑又把社会贤达孙康侯老先生请出来，请他协理财务。以后，经济管理复杂起来，成立了一个财经委员会，以孙康侯为主任。
不久，县政府成立了粮价平抑委员会，以张冠五为主任。军需处又筹办了被服厂，修械厂。
这时，我们遇到一个契机，开始酝酿出自己的票子了。
县政府政务大队副张忠厚的父亲张玉田来到城里。他原是青岛鲁中银行的经理，日寇侵入青岛后，他逃回掖县黄山后老家。
我们竭诚接待了他。
过了一段时间，老郑就和他说：“你会理财，我们三支队要出自己的票子。”
张玉田当即爽然地说：“请放心，这个我在行，出票子的事由我承当。”
由张玉田和我们几位办财务的同志共同努力，经营了几个月，到十月底，一种票面非常漂亮的“北海银行”票子出来了。
我们创办发行的“北海币”，以后流通了全胶东，全山东，一直用到一九四九年。
（六）加强抗日部队的政治建设，同志们革命热情大加高涨
攻城后不久，支队部搬到了掖县中学。
这所中学座落在县城北大街的路东，一进门向北是一座二层楼，政治处就住在楼上。
当时，各方面的消息很闭塞。总务科长李空谷对电讯器材很有兴趣。他找了一架破收音机，修修弄弄，就响了。每天晚上10时以后就开始收听广播，深夜在政治处剩下的一、两个人也去听记，然后连夜赶印出来，第二天发到支队各处、县政府各部门和各大队。
3月中旬，我们听到鲁南会战的消息，“日寇被阻止在临沂枣庄一带，给以重大杀伤……”心情激奋。
约莫4月初的时光，我们购下了一所印刷厂，就把油印小报改为铅印八开的报纸。报社设在支队部临大街的西面，报纸定名为《抗战日报》（三日刊），它是胶东最早的一份报纸。
我们从巩固加强抗日部队的政治建设的目标出发，又着手培训政治干部。训练的对象是各大队的政委、政指，训练地点就在政治处，每一批约三四十人，共办了两期，每期半个月左右。
政治处起草政治教育实施大纲等材料，内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原则”、“政治工作理论和方法”等。
训练的方法是，先作启发式的发言，接着组织大座谈、大讨论，最后再小结；或先组织大家讨论而后小结。这些方法很有效，给参加训练的人提高认识，打下了初步的理论基础。
我们有时把学员带到城外南阳河滩上，讨论一会，唱一会，真是热火朝天，兴致斐然。
我们白天搞训练，晚上编讲义。抽空找人个别谈话，进行党的发展工作。那时我们规定，入党需写个报告书，申明志愿，由一人介绍（后改为两人），经审查后即为党员。
每期结业后，我们把申请人的入党报告书交各大队政委带回，待回去发展其为党员。
各大队条件成熟了，建立支部。各大队党支部对外秘密，但在党内则改变了过去那种秘密的单线领导方式了。
我们在短训班中，一边训练，一边考核，把那些历史清白，政治进步的青年人，大量地进行发展。前后约一两个月，就发展了三五十名党员，以后又分散发展了几十名。这些同志一经发展，革命热情倍加高涨。以后经过战争考验，绝大多数都是对党忠心不二的。
（七）特委派俞可范、吕志恒先后来掖，支队政治处改为政治部
3月下旬一天，我在政治处。
忽然，听到楼下有人喊我。我出来看，只见楼下一位30多岁的人，手把着车子，停在那里。
他见到我，问：“你是张加洛吗？我是从东边来的，特委要我来看看你们。”
我一听，高兴极了，马上带着他到老郑那里去，高声喊着：“特委来人啦！”
老郑出来一看，喊着：“啊，石匠！”
这个人也在喊着：“哦，老曾！”
这位特委同志叫俞可范，是胶东特委的老交通。他以錾磨为掩护，从事党的工作。大家习惯称他为“石匠”。抗战前，老郑在烟台停留过一段时间，化名叫“曾××”
石匠开着玩笑说：“你当上大官了。你们的家当不小了啊！”他是个典型的老党员，浑厚纯朴。
他称赞地说：“你们搞了这么个局面，不简单啊。”
他向我们讲述了三军发动的情况，当说到特委书记理琪在雷神庙战斗中牺牲的情景时，老郑脸上黯然神伤，说：“理琪同志是难得的领导人，他的牺牲对我们的损失太大了。”
晚上，俞可范歇在政治处的楼上，我们促膝深谈起来。
他告诉我们，东边的杂牌部队很多，什么人都称起“司令”、“指挥”来了。三军的发展受到阻碍，准备向西移动。
我们也讲述了部队发动的经过，谈了部队内国民党成员左右两派与我们合作的问题。
我说：“他们目前在到处拉人，安插自己的亲信，扩充势力，看样子这样搞下去，一定会有大问题。”
他很关切地问：“你们打算怎样办呢？”我们几个党委几乎同声说道：只要他们抗日，不搞我们的鬼，统一战线还可以搞下去。如果他们硬要捣鬼，我们也不怕。老实说，我们的党员多，力量比他们大，不怕他们翻了天。
他同意我们这些意见，赞成我们按这个精神大胆地搞下去。
他提到，为了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不能将政治处与八大处平列，应将政治处改为政治部。部队要完全改造成党领导的部队，应当是工农武装，不能要兵痞流氓和没有改造的旧军人！他告诉我们，三军的成分很纯洁，大部分是农民和青年学生，都是经过严格审查的。
俞可范说话虽然不多，但提出来的问题都是相当中肯的。他是那么至诚地关怀我们的部队，关怀我们的事业。
他在掖城住了几天，就到莱阳去了。
四月初，特委副书记吕志恒一行二人，又来到掖县。
第二天上午，我们在支队部外靠北东侧一所房子里召开党委会。
吕志恒对我们和国民党合作的问题，非常关切。我作了汇报。接着，老郑说：“现在矛盾还不是很明显，内部存在着危机，还在发展。现在是怎样避免扩大矛盾，争取他们坚决
抗日，不闹分裂。”
吕志恒说：“问题是要壮大我们的力量，从各方面去影响他们。对他们的行动要注意观察，不能麻痹大意。”
那时我们部队已发展到将近四千人枪，部队成份不够纯洁，还发军饷。他不赞成这些作法，对部队成分等问题，希望我们能好好清理一下。
吕志恒又建议将支队党委改为特支委，领导支队和掖县地方党的工作，指定我任特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
（八）欢迎七、八支队东上，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鲁东工委在寿光及昌潍一带发动的八路军鲁东游击第七、八支队，已进入平度的新河镇。
吕志恒来掖县三支队，同时也是为了西去迎接七、八支队东上。过了一二天，我和交际处长徐志皓代表三支队，随同吕志恒一道去了新河。
我们几个人骑着脚踏车，沿烟潍公路西去，将到沙河镇之前，对面来了两位骑车子的人，他们都穿着黑棉袍子，头戴毡帽。
前面一位戴着眼镜，是八支队政委张文通。他一见我们，就说：“呵，我们正要到披县去。你看，你们倒先来了。这好极了，我们一同回新河吧。”
在新河镇一个老财的房子里，我们见到了七、八支队马保三指挥。他蓄着短胡，年约50多岁，是一个干练的老头儿，说起话来还带有乡土风趣。
八支队的副指挥韩明柱，是抗战后第一个来到鲁东的老红军干部。他是四方面军的团政委，只有二十三、四岁，河南人，出语很快，有些话，我们还听不清楚。
第二天，七、八支队召集大队以上干部为我们开了一个欢迎会。马保三致欢迎词，说了七、八支队东上的任务。吕志恒介绍胶东的情况。我代表三支队欢迎七、八支队东上。
我们在新河滞留两三天，随后张文通和我们一同来到掖城。
老郑很关切地询问了他们的情况，当听张文通说七、八支队同志还穿着去年冬天的棉衣时，马上说：“我们送给你们两千套军装，钱款方面也可以送一些。”
张文通在掖城住了几天，等待吕志恒回胶东特委研究七、八支队的东上问题。
这时，我和老郑商量，动员赵森堂去参观七、八支队，或许能受些好的影响。
我们向七、八支队打了招呼。七、八支队的同志们很热情地欢迎他，贴了标语，还列了队。他从来也没有遇到这样的场面，真是有点“受宠若惊”了。
过了两天，赵森堂咧着嘴回来了。他说：“八支队真是好队伍，能打能讲，就是穷，他们东上经过掖县，我们要支援他们一下才好。”
老郑说：“我已答应送给他两千套军装，再送给他们几千元钱，怎么样？”
赵森堂说：“好，好，应该帮助他们。”不过，好景不长，赵森堂的热气很快地就消散了，继之而来的是对七、八支队疑惧厌恶起来。他暗地里对他那一伙人说：“真正的八路军来了，七、八支队里全是共产党。他们这一来，就要和我们三支队里的共产党连成一片了。”
七、八支队的东上，使他们的政治触角竖得更高了。
几天以后，七、八支队由新河开到了掖县的沙河镇。
吕志恒代表胶东特委、三军；我代表三支队又到沙河去。在沙河一个破旧小学里，我们参加了七、八支队召开的大队长以上干部的军政联席会议，研究了胶东特委的建议，即东上招（远）、黄（县），扩大防区、部队休整和行进路线等事项。
会后，七、八支队开始东上了。
当部队经过掖县时，三支队驻城的机关人员和部队在城西的公路两旁列队欢迎他们。
七、八支队从西南面向东北开来，过了一截队伍，出现了马保三、张文通、韩明柱为首的领导干部。
马指挥身着黑薄棉袍，头带褐色毡帽，手拿柱杖。部队战士还都穿着棉衣，破旧不堪，都是青黑一色。但他们一个个情绪饱满，神采焕发。
我们的乐队奏起了军乐，虽然奏得不太整齐，但很有声势。
大家举着标语小旗，高呼着：“欢迎八路军七、八支队东上抗日！”“七、八支队是坚决抗日的部队！”“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当天，在掖中礼堂开了欢迎会，老郑和马保三先后讲话。接着，又在城里鼓楼上设宴，大大款待了一番。
我们送给七、八支队，五千块钱和每人一套军装。五千元是一个很小的数目，若平均分一下，每人摊不到三元。当时七、八支队共有一千七八百人枪，但碍于赵森堂等人，没有多送。
马保三等同志甚为感谢，他们说：“这次可换上单衣了。”
老郑说：“几千元只能做路上的一点开销，提不得。以后有困难，咱们互相支援。”
（九）这是顽杂挑起的大磨擦，必须采取联合行动把他们的气焰压下去
在平度有一支号称：“第五战区直属第十六支队”的杂牌军，领头人名叫张金铭，在平度东乡祝沟成立了司令部，自封为“中将”司令官。
他到处下委，抢占并吞，图谋称霸胶东。三支队成立不久，他曾派他的参议王东朗到掖县来送“委”.我们想：你张金铭算那一柱香头？被我们轰走了。
就在七、八支队东上之后，5月6日这一天，张金铭纠合了莱阳刘东阳、招远焦盛卿和栖霞秦航堂，兵分四路，对掖县三支队发起突然袭击。
一霎时，掖县的夏邱堡、郭家店、朱桥等几个镇响起了枪声。
这是胶东顽固派搞的第一次大磨擦。
当天下午，突然有一支担架抬进了支队部，我上去看望，被拾来的是夏邱镇七大队的一个中队长，他的膀子被打伤了。
他见到我，就喘吁着说：“早上，南面来了四五百人，突然包围上来了。俺们抵挡了一个时辰，就边打边撤了出来……”
他告诉我，部队还在夏邱堡一带抵挡。
接着，又传来徐铭三负伤的消息。他是军械股长，送弹药去夏邱堡时，正碰到张金铭进攻。他有一手好枪法，就带队抵抗，他随七大队从街里撤出时，一连打倒了四五个。在田埂上被子弹打穿胸部，抬回来时已岌岌可危了。过了十几天，他在梅铁医院里牺牲了。
我立即赶到老郑那里，大家都主张坚决跟他打，不管他几路进攻，来势多么凶猛，坚决把他打回去。
支队部立即从城北抽了几个大队，分头增援，中间一路辖三个大队。还组织了一个前线指挥部，由支队部参议孟广兆任指挥，部队马上出发了。
政治部立即发布《告三支队全体武装同志书》和《告掖县父老书》。
当时，我们没有一个有战斗经验能指挥作战的人。对顽军的进攻，大家只是义愤填膺，他们从哪里打，我们从哪里堵，真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开始几天，仗打得稀稀拉拉，双方谁也不比谁更高明一点。这面枪响的紧了，对方就退一退；有时隔着还远，看到个影子，就响起枪来。
这是十足的“拉锯式”的战法。
几天后，张金铭部占据了夏邱堡，又将一部推进到白沙一带。
被袭击几天以后，我赶急去黄县，向七、八支队求援。
黄昏时候，我赶到黄县城，在县政府找到马保三、张文通等同志。我把张金铭进攻掖县的事一讲，马老头气愤起来，他说：“对于这些民族败类，一定要坚决惩罚！”
这时，他们告诉我，后天胶东特委和三军总部负责同志都要来黄县，他们要我在黄县等一等，特委同志们来了以后，共同研究对策。
5月12日一早，我和七、八支队的同志们一起守候在汽车站上。
三军总部同志们乘坐一辆大板汽车开进车站，从车上跳下来十几个人，个个都穿着草绿军装，披着子弹带，腰挂盒子枪，绷带也打得十分整齐，仪态昂扬。
这时，前驾驶室下来一位右手用绷带吊在前胸的人，他就是三军主席林一山。特委成员还有吕志恒、宋澄、柳运光、贺致平，以及蓬莱的孙端夫和于眉、高达三等人。（胶特代理书记曹漫之，已先行回到黄县，住在三军四路队部。)
我们大家汇集在县政府七、八支队的司令部，稍许休息后，召开了胶东特委、三军和七、八支队，及三支队负责人联席会议。
会上，先由林一山介绍了胶东敌硕态势，马保三、张文通介绍了东上黄县情况，我通报了张金铭四路进攻掖县三支队的情况。大家一致认为，这是胶东国民党顽杂挑起的第一次大磨擦，张部的气焰很盛，必须采取联合行动，趁势把他压下去。
会议决定以三军、七八支队和三支队共同组成胶东抗日联军。公推马保三为联军指挥，林一山为政委；同时，成立前敌指挥部，
韩明柱为指挥，郑耀南为副指挥，我为政委。
会上，我把三支队内部情况也概要地作了通报，建议为了争取赵森堂抗日，推荐他来任联军参谋长，众人同意了。
联军会议后，因韩明柱一时不能脱身，决定由七、八支队参谋长刘光汉带领三个大队和三军的两个中队，开往掖县，增援三支队。
我一人先行赶回掖县。
七、八支队和三军增援的部队赶到后，我们立即集结了五六个大队，约有一千多人枪，加上七、八文队的三个大队，在城南白沙一带摆开了阵势。
我们三支队领导和刘光汉等人，马上组成前敌指挥部。
在白沙河套村的大庙里，召开作战会议。
刘光汉身体粗壮，30多岁，曾在四川军队干过，懂得些军事，大家对他很有信心。
我们研究了一下当前的敌情，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战术，组织两三个大队作正面突击，用两个大队插到侧翼包抄敌人，留两个大队做预备队。
那时，没有严格的纪律，到会的人七嘴八舌地说：“我带队正面打冲锋！”“我组织赶死队在前面冲杀！”“我包打包抄，抄他的老家。”
老郑喊了一声：“别这么乱糟糟的，这象个啥，成何体统？!”
大家静下来后，马上分派任务，并定下了进攻的时间和以“红、蓝、白三色的布条套在脖子上”的识别记号。
当晚，指挥部分派人员协助大队进行动员、组织便衣侦察、动员民夫担架、作群众宣传工作等。
第二天拂晓前，白沙反击战打响了。
我部对张部突然发起了攻击。枪壁哇一响，沿麦田穿插，迅猛地收复了几个村子。
张部抵挡了一、二个小时，就向南逃窜,退缩在夏邱堡内。
夏邱堡位于掖平交界，距白沙约10里路。我部步步迫向夏邱堡，很快从东、北、西三面包围了夏邱堡。
张部在夏邱堡依靠土围子，抵挡了一阵，就向堡南逃跑，我部接着冲进去，由于只知猛冲，吃了不少的冷枪，伤亡了几个中队长和战士
战斗结束后，将部队作了调整，刘光汉率七、八支队三个大队进入东南山休整。三支队参战的所有大队，进驻夏邱堡待命。
张部退败后，我们思想上有些松懈了。
第三天下午，我们在堡内一座破庙大院里召开大会，正在讲话间，忽听围子外响起了枪声。
侦察员跑进来报告：张金铭又来了！
说话之间，围子里外都响起了劈劈剥剥的枪声。部队马上各回防地，纷纷爬向围子，朝外还击。
我和老郑在主街北侧的一间屋里，临阵指挥。
双方接火后，一直打到天黑。部队打得很沉着，还展开政治攻势。战士们大喊：“为张金铭卖命是可耻的”、“有本事打鬼子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口号。
深夜，张部的攻势有增无减。我与老郑商量，要城里赵森堂派兵增援，内外夹击，打退张之反扑、可是到了夜里两、三点钟，还不见踪影。这时部队的子弹越打越少了，若打到天明就更麻烦了，于是决定一部分部队先突出去，到张部背后打，搞乱他的阵营。
正当我们组织突围时，围子外的枪声，突然稀疏下来，一刻之后，枪声完全停止了。
有人嚷到：“张部退了！”
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在张部围攻夏邱堡的部队中有李德元一部。张、李两下闹矛盾，张以李德元不卖力气，大骂李德元，李在一气之下，把所部统统撤出，一走了之。张金铭无指望了，就这么撤走了。
这一回，张金铭缩回平度去了，其他几股就不战自退了。
打了二十多天的反顽战役，结束了。
六月中旬，张部进攻掖县失败后，主动派代表到黄县去和联军谈判。
经过据理相争，张部代表承认挑起战端的责任，并保证今后再不肇事，联合抗日。
（十）赵森堂起初也主张反顽，但过了没多久，他似乎回过味来了
张部攻打掖县之初，身为参谋长的赵森堂也主张要打，但好景不长。
他私下说：“有什么打头？打来打去，还不是国民党打国民党？！”
但是，他也不愿意看到张金铭把掖县吃了，他想到的是，掖县三支队，将来也许就是“他”的了。
他的同伙，秘书长王文峰有一句话：“一个槽里不能拴两个叫驴”，一语道出了其中的因由。
这时，赵森堂只是消极应付，借抵抗顽军进攻为名，提枪捐款，筹好后都打了埋伏，不送前方。
当反顽相持的时候，他在北乡过西擅自召开“乡、镇长”会议，公开诽谤东上的七、八支队,说：“七、八支队，我耳朵里也听到了一些话。你们恐怕也听到了。他们为什么能私下提枪捐款？就是因为三支队里有共产党！他们内外勾结，作践我们掖县！掖县是我们掖县人的掖县。我们三支队的东西，外人不能拿！以后他们这样做，你们就不干、不给。设法对付他们！”
他还说，“这是我们三支队里的几个共产党员把他们勾引上来的，是他们作的孽”。
有些乡镇长不了解真实情况，以为他说的话不错，有的人竟然直接抱起他的粗腿来了。
他对他的几个大队长交待说：“这个仗不能打了。要趁这个机会，好好抓些势力，这个以后有用。”于是，他这几个大队长就在下面暗地筹枪筹款，贪污营私，闹得一塌糊涂。
成立联军后，他以联军参谋长的名义，公开组织了40多人枪的卫队，个个都佩带匣子枪，威风凛凜。
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要搞这么大的卫队？还怕哪个把你吃掉？！”他说：“联军参谋长嘛，要有个卫队，这不比咱们在掖县啊！”
反顽战役结束后，支队部研究调换几个在反顽作战中失职的大队长。
这时，赵森堂又借机抓权夺势。
在讨论调换五大队长时，赵森堂把自己的亲信参谋处参谋杨辅庭安插上了。
我们想，不要和他处处顶角，在某些地方也可让让步，于是就同意叫杨辅庭接任五大队长。
在商讨特务大队长人选时，我们提议要二大队中队长、老党员王志斌干。赵森堂坚决不同意，他说：“这个人耳朵聋，性情粗暴，怎么能当大队长？”他坚持要倾向他的三大队副曲鹏飞去干。
那时选配干部，不是哪一个人说了就能定下来的，常是通过部务会大家评议后确定。
部务会上，还有几位大队长也参加进来，他们不知轻重，还觉得赵森堂的推荐有道理。如此一来，形成了两种意见。
在相持不下时，我们举手表决，结果恰好一半对一半。
这时，李佐长从屋里出来，说：“我也
发表个意见，我看王志斌行。我赞成他！”
他一举手，我们就成了多数。
（十一）她俩很留心三支队内部的斗争情况，我叫她俩听听他们还讲了些什么
一天，我正在政治部楼上编写东西，妇救会的方菊珍和杨维华来了。
她们俩人都是新党员，十六七岁。方菊珍成熟，杨维华很机敏。她们俩人很留心三支队内部的斗争，但对内情还不大清楚，只是隐约地有些感觉。
方菊珍问我：“有人说‘我们三支队，究竟算哪一部分的？’，没头没脑，怎么办？”
我一听，她话中有话，便问她从哪里听来的。她看看左右无人，低声说：“是王春塘、杨辅庭他们家里的说的。”
“家里的”是指老婆。杨、王二人的妻子都在卫生处工作。杨、王原都在莱阳乡校及中学教学，方菊珍和杨维华是他们的学生，和他们的家属也搞熟了。
方菊珍说：“他们说‘人家都有个正头香主，我们算哪一炉香？上面也没有个头。这次张金铭敢来欺侮咱们，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正头香主……
“哦，他们是要个头啊！”我一面说，一面思付，他们是要个什么头啊？我意识到这里面隐伏着重大问题，又追问了一句：“你没听他们再讲别的吗？”
“没有……”
我告诉他们：“你们多和她们接近，听听他们还讲了些什么，必要时，也可以附和几句……”
她俩回去后，和她们继续接近。过了一些日子，她俩又来了。
她俩一起说：“她们讲了，说‘我们现在象个没爷没娘的孩子，不知算哪一部分的，要找个出路才好哩！
她们反映的情况，说明斗争的发展，已显露出水火不相容的性质。到此时，我就不能不严肃地说：“你们谈的这些情况很重要，他们现在到处搞人搞枪，谁晓得他们还想搞些什么？我们正需要了解他们的情形。你们就多和他们接触，多引逗她们透露一些真情。”
她们临走的时候，我一再叮嘱说：“这是关系到保卫党，保卫三支队，保卫掖县抗日阵地的大事，你们千万要提高警惕，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啊！”
仅过了三五天，我又从方菊珍和杨维华那里得到了确切情报：他们已经从鲁南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那里领了委，番号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第四纵队第九梯队”。
恰在这时，通讯队长朱开印找我，报告了一个消息：杨辅庭要他一起到莱阳去。
朱开印也是杨辅庭的学生，他们之间有着很好的师生关系。但杨辅庭不知道朱开印已是共产党员，还把他当成自己人。
他问我：“我去，还是不去？”
我一听，马上说：“为什么不去啊？太好了，这事连找都找不到，这是送上门的买卖。你尽管跟他去，摸清他到那里究竟搞些什么，好好了解一下。
他说：“这个，我记得了。”
（十二）厉文礼给咱们派来了一个“县长”，你们看怎么办
在朱开印跟随杨辅庭去菜阳的同时，我们突然收到八专区专员厉文礼写来的“公函”，里面附有一张委任状，指派昌邑土劣尚性初到掖县接任县长。
厉文礼怎么会向我们“下委”呢？
这很可能和赵森堂有关系，他想利用这种形式设法攫取政权。
果然，赵森堂来查询此事了。老郑提议到部务会上议一议。
第二天，在支队部外面大街傍一侧的房子里召开了部务会议。
老郑一上来，就说道：“厉文礼给咱们派来一个‘县长’，你们看怎么办？我们要不要
接这个‘县长’？”
在这个部务会上，只有我和老郑两人是共产党员，王仁斋这时已调到三军搞统战工作去了。其他人都是各处的处长，非党人士，还有赵森堂和王文峰俩人。
王文峰强词夺理地说什么，这是“省府”委派的，不接，就是抗拒“省府”，抗拒“省府”就是抗拒“中央”。
我听到这里，断然说道：“岂有此理，敌人来了，厉文礼哪里去了？我们打的披城，何需他来下委？”
赵森堂说：“县长是该下委的，尚性初是八专区派来的。掖县是属八专区的，这个县长不委任怎么行呵？”
孙会生耐着性子，说：“这是怎么讲呵，我们自己委任的的有吗！”
徐志皓说：“‘去个王八还是个鳖’，我们不要！”
支队副周亚泉，这个老实人，也开口说话了：“我们县长干得好好的，他们为什么要再委一个来？”
赵森堂看到这个情形，忙改口提议：“大家再议一议，今天不作定也好。”
老郑抓住这个势头，问：“我们接不接这个县长？
“要他走！
“掖县真是好欺负啊？！”
“尚性初是个什么东西？！他凭什么能当掖县县长？
老郑说：“那还是请他回去吧。”
赵森堂一看势不可挽，气恼地离开了。
这时，尚性初带着四五颗匣子还蹲在西关。我们通知驻西关的八支队一大队，要他们马上带人到尚性初住的客店去，将他们的枪全
缴下，押送他们离开掖县。
（十三）这个情报非常重要，现在我们该准备摊牌了。
过了四五天，朱开印从莱阳回来了，他汇报说：“杨这次到莱阳，把关防、印信、委任状都弄好了，只等时机了。”
这个情报非常重要。
这几天，老郑身体不好，住在卫生处一个很幽静的独门小院里养病。
我去时，只见他拖着瘸腿，在院子里踱来踱去。
他见到我，就忿忿地说：“刚才赵森堂来过了。”
我问：“他说些什么？”
老郑说：“这家伙跟我过不去了，竟冲着我说什么，‘德卿，咱们都是掖县人，一起发动部队，以后可别闹出笑话！’……”他把赵森堂来后说的话，一五一十地讲给我听。
我说：“他们已经有准备了。”我把朱开印从莱阳回来的消息告诉了他。我说，他这是来成胁、麻痹你。他以为现在有了靠山了，就要走他的路了。
老郑听后，说了一句：“看来形势要变化了。”
我说：“现在到了摊牌的时候了，不是他
们干掉了我们，就是我们干掉他们。”
老郑点点头。
当时，对赵森堂的活动情况，三支队的有关大队及李勋臣为队长的侦察队，还有以王鼎臣为首的地方县委及其部分于部，都向我们反映了不少。
我们二人作了一下分析：他们肯定是要搞叛乱的，目标就是对准我们这几个人。现在的问题是，要掌握他们的动态，控制力量，加紧准备，随时应变。
我们分析了赵森堂他们能控制的力量。他们只不过是几个大队长、中队长，没有下层士兵基础。
我们在城里有特务大队和盐防大队，还有三大队，侦察队，通讯队，卫队，在城外西关还有八支队一大队。
但是，赵森堂手里有一个四十多人枪的卫队，这是一个潜伏的危险。
我们研究了应变的措施，老郑要我去跟八支队同志再研究一下，看看该怎么办好。
七、八支队，这时统一称为八支队。反顽战役结束不久，他们开始陆续向西移动，大部已进入到披境。
八支队的司令部设在平里店新庄。
这是一个闷热的天气，刚下过雨，经过曝
晒，路是半干半滑，连气都透不过来。
我骑着脚踏车到八支队司令部，找到马保三和张文通二同志。马老头告诉我，他们接到省委电令，要他们迅速赶到鲁南去。
我向他们通报了三支队内部情况，他们听后，断然说道：“你们这样合作不下去了。”
我说：“如果他们不搞阴谋，我们有信心和他们团结合作。可是，现在他们是要独吞掖县三支队，要想除掉我们了。”
马老头说：“我们在东面时，与胶特同志考虑过，你们很难搞下去了。”
我提出，要他们晚些走，加强联系，协助我们以应付可能的事端。
马老头和张文通，俩人齐声说：“我们可以晚点走，观察你们的动静，一大队就住在西关配合你们。但事关重大，你们要特别慎重，特别注意啊！”
我回答说：“我们各方面都做了准备，一刻也不麻痹，我们有信心对付这个局面。”
我回到掖城后，八支队特地派了两个枪法好的同志，做我的警卫。这两位同志，忠诚机敏，每当我上街时，总是左前右后掩护着，夜里他俩偷偷地轮留值班，真是忠心耿耿。我和他俩相处了约二十多天，以后他俩随八支队一大队西返了。
为了随时应变，特支委前后发出了几次绝密指示：一是号召全体党员紧急行动起来，加强戒备，积极准备；二是积极发展巩固抗日的力量，争取群众，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随时揭发国民党反动分子的破坏阴谋；三是党员要切实掌握武装，严加控制，严密监视赵、王等人的活动；四是随时准备应变，每个党员要机警沉着，胆大心细，随时听从党的号令。
部队也作了重点的布署。
卫队是党的最可靠的力量，成员大部分是老同志，每个人的枪法都很好，又调整了几个可靠的有胆略的同志进去，把老同志潘占熙从卫生处调去当队副。
特务大队是党的基干武装，中队以上的干部都是党员，又把老党员郝香斋调去任政委。
八大队奉命，每天夜晚秘密调往城里潜伏待命，以备突发事端。
八支队一大队驻防西关。
这时，我和老郑在南门里租了一间屋子，每逢黄昏以后，就到那里去碰头。
这是在极端机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我们研究的是赵的动态，他可能采用的叛乱样式，和我们的对策。
我们知道，不是他们干掉我们，就是我们把他们除掉。除此，别无出路。什么团结、说服、争取，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了。
假如我们失败了，将招致掖县、三支队分裂为二，掖县就会变成顽杂的势力范围，且与昌潍、平度联系起来，将对胶东抗战的局面，带来难以估量的危害。消除了他们，巩固了党的武装，就为统一蓬、黄、掖，统一胶东党的武装，及发展胶东抗战会有极大的益处。
我们反复研究着，有时也辨论着。但这决不是我们几个人的问题。
在这严重的关头，我们党内绝大部分同志都表现了对党的高度忠诚，关心党的命运。但也有极少数的党员，他们看城里很紧张，就干脆不进城了。
（十四）七月四日一举平息叛乱，透着火药味的掖城又安祥如常了
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了。
他们密谋在抗战一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举行叛乱。趁举行纪念会的时机，捕杀三支队的几名为首的共产党人，然后公布第九梯队番号，正式委任编组部队。
这时城里的气氛更加紧张了。
赵森堂轻易不到支队部去，一出街就是前呼后拥，跟上一大堆匣子。
六月过去了。
八支队同志非常关切我们的斗争，不时地派人来打听消息，来的人都住在西关一大队,逢夜里就到我宿舍里来。
他们催促我们，说他们要西开了，要我们早一点行动。
当时，我们一切都已准备好了，只是要选定时机和下定行动决心了。
一天、两天过去了。
时间分外珍贵，一分一秒，对我们有多大的意义啊！也许今天是这样，到明天又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城里渗透着火药味，双方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七月三日晚，是一个漆黑的夜，八支队统战部长和一大队大队长魏培德来了，他们探询情况，又问我们什么时候举动？
他们忧心焦虑，不断地督促着。
我想了一下，断然地说道：“你们先回去
吧，隔一个钟头后，请魏大队长来一趟。”
已是十点钟了，我来到支队部，老郑和佐长还没有睡觉。
我告诉他俩，八支队要提前西返了。我们三人商议了许久，最终决定采取行动。
我们研究后，拿出行动方案：以召开部务会的名义，在会上捉拿赵森堂、王文峰；指派卫队捉拿二大队长王春塘和五大队长杨辅庭，要特务大队、八大队、三大队在城里紧急待命；调八支队一大队封锁城关四厢；调通讯队查封励新书店和参、秘二处。
我们三人作了分工，老郑负责在部务会上捉拿赵、王二人；佐长到电讯局控制电话，切断城内外的联系；我负责布置城关防务，控制内外，防止赵等逃窜。
研究停当，已11点多了。
我回到宿舍，魏培德他们正在等我。
我把决定的事，向他们说了，要他们明天8时前，派3个中队，分别在西、南、北3个城门外，各放置一个中队，离城门一、二百米远，控制好大小路口。防止内外走漏消息。防止逮捕不成，他们外突。随时准备战斗。
魏培德领命，回去准备了。
7月4日，这是对三支队的前途有着决定意义的一天。
早上，我对周围的男女同志说：“今天你们大家都不要出去，什么事也不要问，以后就知道了。”
我那时住在南门里西侧靠城墙的一幢大院子内。我骑着车子，沿城脚向东走，刚走出门外不远，迎面碰上张玉田，他气嘘嘘地跑来，脸色发白，惊恐地说：“加洛，发生了什么事啦？八支队把城门掩了！”我一怔，说：“我知道，没有什么，你回家吧，我去看看。”
我骑着自行车赶到南门一看。果然，城门半掩着，城门外是八支队的人，门里是我们的盐防大队，双方端着刺刀，怒目嫉视。
我心里想，糟了，本来要他们不露形迹门外游动，想不到他们靠上城门啦，这也太明显了，岂不引起赵森堂他们的警觉吗？
我急忙骑上车子赶到了支队部，一看，只见军法处曲百川一个人来了。这时，佐长已去了电话局，只有老郑一人端然危坐，眼神里却蕴藏着焦虑和不安。
时间已是八点钟了。
赵森堂、王文峰等为何还没有来？我心里一沉，难道他们发觉了？这是不可能的。我向老郑说了一句：“我到西关去看看。”就出来了。
我赶到西门，西门和南门一样，也是门半掩着，他们开始扣人了。我到一大队，找到魏培德和李文光二同志，把所遇到的情形告诉他俩。
我说：“就顺水推舟吧，你们就说搞防空演习，捉拿汉奸，来不及通知三支队了。行人还是照样扣。我回去找人来，是他们的人就扣下，可不要跟盐防大队发生冲突啊。”
他们严正表示，就照此办了。
这时，已快九点了。
当我回到支队部门口时，迎面碰上二大队
的政委曲维善和政指张少虹、李春熙。
我很奇怪，他们为什么这个时候回来？
曲维善说：“王春塘要取消政治工作，要把我们赶出来，我们是来和他打官司的。”
我忙问：“王春塘来了吗？”
他们说：“来了，他在励新书店里。”
我说：“来得正巧，免得派人出城去捉了。”我几句话就把今天捕捉计划，对他们三人说了；并要他们分别到三个城门，去协助八支队一大队识别行人。
我走进支队部的门口，穿过长廊礼堂，走进内院时，听到里面人声喧哗，赵森堂、王文峰的卫队也来了。
我想：这下可好了。
这时，从支队部屋里传出了赵森堂的邪恶之声：“八支队在穷作，他们想造反？为什么靠近城门，扣我们的人？”
我为了麻痹赵森堂，一进屋就嚷着：“八支队怎么搞的？净干这种事，你捉汉奸吧，为什么也不通知一下，就把城门靠了？随便扣人，连郝香斋也给扣啦！
说着，我走到赵森堂面前。他站在冲门桌子后面，怒犹未消。
我说：“参谋长赶快写个通知，叫三支队和县政府的人，一概不准出入。以后，咱们再和八支队算帐。”
这时，我见赵森堂脸上的青筋鼓起，冒着汗气；好象一时没了主张。他不自主地提起笔来，手在微微发抖……
也许，他已觉察到有不祥的征兆了。
就在这时，我转身从屋里闪出来，对等在门口的卫队长焦伟堂说：“快，进去！”
说话间，老郑也走出来了。
焦伟堂等人，张着大机头冲进屋里，直指赵森堂、王文峰喝道：“不要动！”
赵森堂惊慌中，手足无措，只有急呛呛地喊道：“德卿，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有话好好说么！哪个大队不听指挥，咱们……”
这时，周亚泉忽然“灵光”起来，他根本不知我们的计划，就自发地指挥起来。他挥着手，大声说：“带出去，带出去！
卫队把赵森堂、王文峰二人砸上镣铐，押到西厢房里去了。
老郑回到屋里，对到会的人说：“没有你们的事，你们先回去吧。”
大家没一个讲话的，个个神态凝重，匆匆离开。
赵、王带来的卫队，按照佐长事先布置的方法，统统被缴械了。
全城立即戒严，特务大队、三大队，几乎都开到了各大街巷口。
通讯队在朱开印带领下，在励新书店捉住了王春塘，还在那里捉到朱由村乡长陶仁基，抄出“第九梯队”委任状、关防、印信和暴乱计划、会议记录等罪证。
王侯山到盐防大队部，捉住了大队长张显庭。
卫队副潘占熙带人出城到过西，在五大队政委姜兢一的协助下，宴请杨辅庭。杨与城里赵森堂通话。佐长接了话，他模拟赵的口气说：“唔唔，潘去。我知道，你放心去吧。”在宴会上，潘、姜捉住了杨辅庭。李勋臣当时也在场。
这样，主要叛乱骨干都捉到了，只跑了个张子敬。
事情发生后，城内城外安祥如常，没有发生任何骚动。
第二天一早，将这些叛乱分子押到西关法场，统统处决了。
这就是所说的“七·四”事件。
为了阐明我们党的正义行动，在《抗战日报》上，一一列举了赵森堂等人的罪状。对旧军人出身的人，也都做了安抚工作。过去和赵森堂有些纠葛的人，也主动地来向我们表明团结一致，合作抗战的立场。
部队空前的巩固和统一了。
（十五）合编后组建的山东纵队第五支队，是胶东八路军的前身
“七·四”事件后，胶东特委为了加强三支队的领导，7月下旬派三军政治部主任李耀文来三支队担任支队政委，又先后派来林月樵、张寰旭、车学藻、阎铁民等政工干部二三十名。
三支队对派来的干部，莫不竭诚欢迎。
当时紧迫的问题，就是蓬、黄、掖抗日根据地和党的武装力量的统一问题。
特委决定三军与三支队合编。
合编前，胶东特委书记王文来到掖县，住在支队部东侧二楼上。我和老郑向他汇报了三支队创建斗争的详细经过，对现有的人枪、资财作了详细的汇报。王文在当时及后来的胶东区党委的党代表大会上，对三支队的斗争，对老郑和我都作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
合编时，三支队尚有三千余人枪，编为三军六十二团，及五十五团两个营。郑耀南任六十二团团长，李耀文任政委，我任政治处主任。
随后，六十二团调驻黄县，郑耀南兼任蓬黄掖警备司令。
9月18日，三军奉命改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
10月，伪军张步云由平度侵犯掖县，调六十二团回掖县参加作战。11月初，又以六十二团为基础，编为第五支队二十一旅，以郑耀南为旅长，李耀文为政委，王兆麟为参谋长，我为政治部主任，李佐长为秘书长，仍在掖平一带与敌伪军张宗援、刘黑七等作战。
1939年1月16日掖城失守。
二十一旅去黄县整顿，又回掖县打了秦家战役，转而去黄山馆一带阻击敌人。
莲、黄、掖失守后，二十一旅随五支队转入山区坚持游击战争。以后，二十一旅番号取消，乃编为六十二团。
3月中旬，我和郑耀南、李佐长3人离开了部队，随山东工作报告团去了延安。
三军与三支队合编，组建的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它就是胶东八路军的前身。
在现役集团军中，直接源于三支队的部队番号如下:
第二十七军二三五团（即原胶东十三团、解放战争中“济南第一团”）一营二、三连；二营四、五、六连；三营七连;第四十一军三六一团。
1959年5月原稿
1995年5月
宙星整理

张加洛手绘三支队驻掖城分布图
附件：
掖县事变(王豫民)
原编者按：本附件选自台湾山东同乡会出版 的《山东文献》第二卷第三期《胶莱河畔》。
作者王豫民，昌邑县人。抗战初期曾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冀鲁边别动总队第二游击司令部参谋主任等职。该到过掖县。这个附件《掖县事变》是《胶菜河畔》第八部分的第二节。附此件的目的是为研究“三支队”发展史的同志提供来自不同方面的史料。
本文写于19年前。为保持资料原貌，对文中所用“共匪”等字样，亦未加改动。现将本节原文附于下，供分析参考。
二十七年五月间，作者与刘绍禹（述舜）同志赴掖县连络，其时掖县抗日部队之干部，多数为我党内同志，惟司令一职由共产党自首份子郑耀南（原编者注：郑耀南未曾“自首”过。)所担任。其参谋长为赵森堂，秘书长为王文峰，大队长杨辅庭、王春塘、张显庭，均为我党内同志。自我等到掖与赵森堂、王文峰、张之敬诸同志见面后，作者便力陈此种局面，系太阿倒持（编者注：太阿，宝剑名；倒持，倒拿；比喻把柄给人家，自己反而受到威胁或祸害。）情形，将来会有不测之祸！当时赵森堂、王文峰、张之敬诸同志亦觉有改弦更张之必要。于是推派张之敬同志随作者先至昌邑第四梯队司令部，续由区司令部副官梁贯三为向导，同去桓台苑城第二游击区司令部共商此事。当经副司令李笑文、秘书长李允斋、政治部主任李资廉，共同研究结果：委赵森堂同志为第二游击区第九梯队司令；
张之敬为副司令；王文峰为该梯队秘书长；杨辅庭、王春塘、张显庭为大队长。
数日后，张之敬便携带各委任令及关防等，返回掖县。作者一人便去莱芜晋谒秦启荣司令，报告鲁东抗日部队之发展，及昌邑第四梯队之活动情形。
张之敬自柜台苑城区司令部返回掖县之后，即与其县中诸同志在秘密筹备中，将如何把我第九梯队的名义揭出？当时掖县城内尚驻有共匪马宝三部队，不能马上行动。拟待昌邑之第四梯队派军协助，以防万一之失。在第四梯队同仁，拟俟教导大队训练完成之后，派三个大队，由作者与副司令王翼心率领，前往披县协助其行动。正在我们筹备出发之际，掖县事变的消息传至昌邑！
二十七年七月四日，郑耀南以马宝三之协助，将赵森堂、王文峰、杨辅庭、张显庭、王春塘诸同志，全部予以杀害。并将我同志们所有部队全队缴械另行改编。我区司令部所发给之关防及委任等物，均被其搜去。当时掖县诸同志中，除张之敬去招远连络焦环洲部，及杜震东因事回家不在县城之内，得免于难之外，其余诸同志，均被共匪一网打尽。这是共产党对我党内同志第一次的杀害！此事虽已有三十八年之久，每一思及，心有余痛！
资料来源：
《莱州文史资料》第九辑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专辑(199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