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起元的家世衰败和兴起的原因，以及对其文学创作有什么影响？

顾起元作为明代诗人，当时时代背景正在发生着深刻地变革。得益于其祖父将家族迁移到金陵城，得天独厚的经济条件和顾氏子孙的德才兼备，使得顾氏成为了当地的名门望族。而顾起元也因此有了更好地创作环境和学习环境，并且在与其他人交游的过程中，其思想也带有性灵论的特点。

一、顾起元
顾起元，字邻初，又字太初，号遯园居士，是晚明士人的代表，望重朝野。其先代居住在昆山，源自昆山顾氏，当是越王勾践之后。祖上方竹公因幼孤，被张氏抚养，迁至金陵，后至顾国辅显达，始复姓顾。对此，李金堂也略有考证。昆山是顾氏家族较为集中的区域之一。
曾祖顾方竹：顾方竹一方面要求子孙要“勤苦自立”，否则会“饥寒迫身”；一方面也告诫子孙即使饥寒迫身，亦不可为偷盗之事，其家教门风之严谨自兹而知。顾起元以此事记之，亦可窥见方竹教诲对子孙的影响，勤苦自立被其子孙尊奉
祖父张雷及祖母刘氏、吴氏：顾起元祖父张雷，人称忠信孝悌，厚德仁义，封中宪大夫，后辞官经商，导致家徒壁立，生活困窘。直到他的孩子考取功名，家族才逐渐兴盛起来。张雷妻刘氏，为人淑慎孝思，后因病卒，顾起元授通议大夫时其被加赠为淑人。随后张雷续娶吴氏。
顾起元先辈虽然自幼家贫，但是极重修养，以“忠信孝悌”立家，谋以勤苦自立，曾为商为宦，文仕并进，其子孙秉承忠义信达，至顾国辅发科起家，后顾起元兄弟继起，终成为江南望族。

二、 顾氏家族兴起缘由
顾氏家族不但是文学大族，也是仕宦之家。
1、迁居南都，环境优越
曾是六朝故都的金陵，在明代先是帝都，迁都北京后，仍为王朝陪都，并改称南京。同时，作为江南的地域中心，南京政治、经济、文化发达，有更强的凝聚力，吸引众多的周边地区的人们，辐辏而至。
他们或经商，或为宦，甚至移居于此，不但为南京注入新的活力，也为自身的发展寻找到更好的条件。
顾氏先辈方竹因孤苦，被张氏抚养，改姓张，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其得以随张氏迁居金陵，并入金吾卫籍。顾氏家族也因而有了更好的生活基础，得以在更为发达的地区生活，为其日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次的迁徙是顾氏家族的一个转折点。首先，金陵处于江南的中心，生产发达，经济实力雄厚。
同时，作为帝国陪都，其在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有其他城市难以企及的优势。其次，相较于江南地区的其他城市，金陵的政治意味更为浓厚，是士大夫的集聚地，也是众多士人的游宦场所。它所提供的文化环境和政治氛围使顾氏子孙不自觉受到熏陶浸染，进而化为内在动力，促进整个家族的进步发展。

2、学优政事，家底殷实
顾氏家族门风严谨，从迁至金陵的曾祖方竹开始，先辈勤苦上进，对子孙教导极为严格，这使得勤苦上进之风被顾氏子孙所尊奉践行。顾方竹不仅自身勤苦自立，谋求仕进，“学优政事”，也以此告诫子孙，由其奠定的治《诗》的家学传统，也被顾起元继承发扬，再加上顾起元自幼聪慧，极富学识文采，使其家族迅速在南都崛起。
顾氏家族的兴盛发达，与该家族中女性的默默付出及对家族的有力支持是分不开的。顾起元之母王氏，自嫁入顾家便承担起了照顾公婆的主要责任，生四子，皆悉心教导。顾国辅长期为官于外，家里的大小诸多事宜借由王氏承担，养老扶幼，为顾国辅解后顾之忧，使得其能专于仕途，为顾氏的复兴奠定基础。并且四个孩子在王氏的教养下，皆为隽才，堪称名士。另外顾起元的妻子王氏，同样贤良淑德，相夫教子，堪称顾起元的“贤内助”。
顾氏家族的兴盛，最离不开的还有顾氏子孙的自身努力。秉承优良的家学传统，借助金陵优越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顾起元兄弟追求上进，超越父辈，终使其家通显。

3、交游广泛，师友提携
顾氏家族与焦竑、朱之蕃、余孟麟诸文学家族并显一时，相互结交，往来唱和，共同促成了南都人文之盛。而金陵作为帝国陪都，是江南的政治文化中心，人文荟萃，多名流官宦。文人墨客、饱学之士亦喜游历于此。他们与当地士人相互交游，往来提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顾氏便有更多的机会结交名流，拜会大家。
最为显著的是众多才学名望兼具的业师对顾起元指点提携，这些在李金堂的研究中也有提及，如顾起元十七八岁便跟从王可大学诗，后又游于王世贞、方弘静等诸先生之门。随后又得到叶向高、沈一贯等人的赏识，使得顾起元不仅在学业上精进飞快，仕途也一帆风顺。可以说，顾起元在这些大家老师的悉心教导下，不仅提高了自身的文学修养，亦使其广增见闻。
除了老师的提携之外，与诸多友人的交谊，也使顾起元获益良多。与之往来者涉及诗学、词曲、书法、画迹等诸多领域，如焦竑、何湛之等人。
可以说南京人文荟萃，顾氏子孙受此文化大环境浸染，可有更多机会结交名流，乃至学界的泰山北斗，其自身的优良品质，也很容易被名流所赏识，并给予指导和提携。这些都为顾氏家族的兴起提供了重要保证。

三、顾起元的诗学思想
1、才情、理趣与禅思
顾起元的诗歌理论集中体现了他“主情”的诗学思想，其中也多有对传统诗学思想如“诗缘情”等的阐发。又因为晚明儒释道等思想交融，加之顾起元与众多具有理学、佛学思想的师长、友人的往来交游，受其影响，其诗论中也有对诗与理、诗与禅关系的阐释。
“诗者，持人之性情也”——主情思想的阐发
肯定并强调诗歌的情感作用是顾起元诗学思想的基础，也是他对传统诗学观念继承的一部分。诗的本质在于抒发性情，而人的情感由境而触发，并由境决定，人的感情也会随著情境的改变有不同，要遵循情感，符合情境，所作诗歌呈现出来的境界也就不同，因而诗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顾起元指出，诗歌乃是人的感情的表现，诗歌的本质是“吟咏情性”，是对人情感的承载。从诗的本质出发，顾起元对剽窃摹拟不从内心出发的创作予以批评。同时他也对“诗缘情而绮靡”的诗学观点作了正确阐发。

首先，顾起元指出“缘情”之“情”乃是发于人内心的，由于作者感于外物而产生的纯属个人的情感，即其所说的“内激于志，外荡于物”。“志”与“物”相遇即指人内心的情感由于外物的触发，“标举兴会”，而诗自然而出，诗之“旖旎佚丽”也随之而出。
同时，顾起元还更加肯定了绮靡对情感表达的作用，如果没有华美绮丽的辞采就不能充分言说传达感情，进而诗歌的抒情特质就难以体现。若为了修饰情感而故谓绮靡之辞，或欲抛开绮靡而达到其所要表达的情感，这些都不能说是工于缘情的。由此观之，绮靡乃是缘情的必然结果，也是致其情的必要手段。

“诗以持人之性情，天地之神理寄”——诗与理关系
在强调诗言情本质的基础上，顾起元又进一步讲到了诗与神理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其《刘成斋先生诗序》中。顾起元从古人之诗、六朝诗、今摹拟剽窃之诗论证阐释了神理之存寡。神理存在于具真性情真境界的诗中，并通过诗之“音响肤泽”即诗的体格形式体现出来，而在这一点上，汉魏、盛唐诗堪称表率。若只是拘于形式，求表面上的工，则会使神理趋于“伪”。神理的存在除了诗人出自性情的创作之外，还对才学有所要求。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使真情得以传达，而不使“人情流遁”。
“禅与诗无二法”——诗与禅关系
顾起元晚年退居遯园，由于其生活遭遇变故，亲人相继离世，而官场的黑暗，政治的腐朽使其志不得抒，又加之常年为病所困，转而于禅学中寻求恬然自得，读经习禅成为其精神生活的一部分，这也是他赋诗著文、高倡诗歌抒写性情的重要思想渊源。这主要体现在其所作《朗吟集序》中。在顾起元看来，诗与禅的境界是一致的，“禅固以诗而证其真，诗固以禅而神其诣”，并无同异。对于严羽所称“禅有妙悟”、“诗亦有妙悟”，顾起元则奉为谈艺之极。因此，顾起元同样主张“以禅喻诗”、“以诗喻禅”。

2、对拟古之风的批判及其唐诗观
对拟古之风的批判
复古派崇唐，摹拟唐人作诗，最甚者莫过于对杜甫的摹拟推崇。然而因不具备杜甫一样的才学，学杜往往不得要领。顾起元便从才学角度对拟杜者给予了批判——只以其音响肤泽自谓为汉魏、盛唐，得其形貌而使神理寡存。顾起元又借助神理说，对复古派作了进一步的批判。
顾起元的唐诗观
顾起元认为唐诗读之可使人得自然之旨。诗之才趣境界不可摹画，故复古派摹拟唐诗之形却难得唐诗之真。对真性情的阐发、对真境界的追求是顾起元肯定唐诗的标准，也使其唐诗观带有性灵的特色。此外，他的唐诗观还可以从其对唐诗人的评价上看出，其曾从才情、学问的角度，肯定杜甫之才学兼备，为魏晋后之冠冕。
在性灵思潮的影响下，顾起元从抒发真性情角度出发，对复古派摹拟唐诗之流弊进行批判，反对片面摹拟唐诗之形式技巧而“舍真求似”。而主张学习唐诗之真性情与真境界，肯定唐诗中真性情的作品，注重才学，突出杜甫之才学成就，弘扬唐诗自然率真风格，相较于注重雕琢的中晚唐诗，更为欣赏初盛唐纯正之音。顾起元的唐诗观体现出了性灵派影响下晚明唐诗接受的情况。

顾起元的现存作品是后人研究晚明时期南京社会政治历史状况的宝贵资料。因为他从少年起便与文坛中德高望重的前辈交游，使得其诗文创作深受将南京地域文学传统的影响，文风也更加写实，有六朝时期的风采。并且得益于顾氏家族良好的家风训导，顾起元也是一名有责任心的文人，在其诗歌创作中有不少反应社会现实的作品，其传达出的思想对我们现世仍有很大地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