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每一个当代青年：在流动中，人和人重新相遇

9月24日，资深媒体人、《收获》杂志编辑吴越，诗人、译者胡桑，作家、文学编辑王苏辛，以及作家栗鹿做客思南读书会。在这场主题为“雾岛，起航”的分享会上，畅谈《致电蜃景岛》的出发地“雾岛”，以及由“雾岛”延伸的相互重叠、矛盾的多个谜题。
如果我们终将无法避免地同故乡永别，心灵的目的地会在哪里？

《致电蜃景岛》 栗鹿 著
起航：复活童年时代对星空最初的感受
《致电蜃景岛》中的“雾岛”原型是崇明岛，它是崇明岛在另外一个世界当中的化身。这个故事是关于几个家庭里面孩子们成长的故事。一群孩子们因为暑假，终于可以在岛上度过一个夏天。这个夏天里发生了一个孩子神秘失踪的事件，这也是小说开始的疑点。在黎是维、苏夜等几个主人翁成长过程当中，真相渐渐显露出来。
“雾岛”上的生活——在崇明岛和上海的生活，是这本小说的启航的地方。栗鹿生在崇明，崇明是中国第三大岛。儿时的栗鹿在岛上的外婆家度过暑假，家门前有一块很大的空地，夏天晚上，周边几乎所有的邻居都会到外婆家乘凉。外公外婆会切西瓜给他们吃，邻居们会讲很多故事，一般都是鬼故事。
    “我身体比较小，桌子很大，我都是躺在桌子上，旁边的人都是坐在长椅子上。有一次听着听着睡着了，睡着以后周边变得很安静。嘈杂的时候会睡得很熟，突然安静下来就醒了，我就发现周围没有人了，因为我们在空地上夜聊，一睁眼看到满眼的星星，星星之间和星星之间是没有空隙的。”
“我相信很多城市里的人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情形：你会看到一条像河流一样的银河，周遭弥漫着器物，我记得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分不清自己在天上还是在地上，还是在哪里，有一种从天上掉到地上的感觉。我觉得这种感觉是维持到现在不可磨灭的一个印象。我创作这个小说的初衷，应该是复活这样一种感觉，复活童年时代这一段对星空的最初的感受，这就是我小说的起点。”
像岛屿总是需要一座灯塔一样，栗鹿从崇明岛出发，开始寻找点亮她小说那个最重要的灯塔，或者说信号。这部小说的创作经历过一次很大的变动，一开始只是写崇明岛，被命名为《雾岛往事》。但最终这十万字的稿子全部废弃，她觉得自己书写的路径并不对。
“灯塔”这个想法在她心中逐渐清晰。她发现在现实中，花鸟岛的灯塔在远东地区最有名。而在实地采风中更为吊诡的发现是，花鸟岛的原名就叫雾岛。
花鸟岛隶属舟山，“雾岛”就是当地人对它的称呼。回到崇明之后，栗鹿发现崇明岛许多道路的名字和舟山的群岛一一对应，花鸟路、岱山路、嵊山路等，都是舟山群岛的名字。在档案馆工作的爸爸告诉她，崇明以前对舟山群岛有管辖关系。
由此，她收到了一些非常遥远，但是又很神秘的信号，似乎有人铺开一张地图，呼唤她找寻密码。她找到了崇明在另一个世界的化身，在创作和想象中的化身——“雾岛”。
同时，作为一个青年作者，栗鹿非常喜爱关注一些和生活现实相隔很远的东西：天文、心理学，还有一点神秘主义。最初接触天文和观星的时候，她以为自己可以轻易找到很多同好。后来才发现这是一个小众的爱好，这个圈子非常小，非常遥远。在一个大城市中寻找另外一个对天文有爱好，并且开始起步的人，想去共同探讨和学习，就如同寻找另外一个看不到的信号。
观星和写作的爱好对她来说是同步启动的。栗鹿说自己一个是现实感很弱的人，常常不由自主地生发一种虚幻感，尤其在当下，人的行动被暗力按在原地的感觉更加明显。她在写作和观星当中寻找现实的重量。
“因为观星，我对小区里钓鱼的人很有共情。其实差不多就是一个事情——你知道海里有鱼，把它钓上来，是有一种成就感的。看星星也是一样的，你对准它，首先找到天体，找到天体以后，还要用正确的方式焦距对准，还要显示在屏幕上——这跟跟原始的好奇和捕猎的快感有点像，这让我觉得有一种现实的重量压在我身上。
很像小时候坐船回家，有的时候起雾，你看到对岸是有信号灯的，于是知道那个地方是岸。你看到星星，星星其实很远，但是天文书上说星星在那里，你怎么知道呢？你看到的都是别人画的图，有可能是人家造假，阴谋论。但是，当我用光学的方式去把它找到的时候，我的心里是有一种重量在的。观星和观察自然，对我的写作来说是一种滋养，让我知道除我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很广阔。”
栗鹿在小说里写到一件在夏夜当中改变孩子心灵的事情：他们生活的镇子上空有一颗火流星爆炸了。这件事情对孩子的心灵产生极大的震动。他们原来是小孩子，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当他们发现世界上还有天外来客的时候，整个认知的通道被打开了。因此她觉得观星对她来说，反而是一种现实的存在，一种滋养。
回望：在与故乡的矛盾中，面朝更多的可能性
由于生活、成长在崇明岛，而它的土地面积相当大，栗鹿最初并没有发觉那是一个岛。“当你在这个岛上生活的时候，是不会意识到这里跟其他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只有在出岛的时候、坐船离开的时候，才发现自己一直以来是在一个岛屿上生活。原来我们住的地方原来四面都是被水包围。曾经的一种对生活之地的一种想象，被具像化地打破了。”在刮台风的时候，这种陌生化又变得更为强烈。台风对于崇明的日常生活影响巨大，超市和菜场会变得空荡荡，也让人更加清晰地意识到，自己长大的地方是一个闭塞、被隔离的地方。
“我们这一代人有一种复杂性，我出生在90年代，成长在千禧年代。我们的身体、生理是在岛上，但是所接受的是全球化的概念。这种矛盾性是我在小说里期望把握的一个要素，它也作为小说中两个主人翁心灵上的一层矛盾而展开。”
这种矛盾被王苏辛描述成一种“混合状态”。一个是地理上的混合状态，时而在海上，时而在陆地。另一个是人物心理的混合状态，小说中的“雾岛”被更现代的东西所包围着，每一个主人公都是非常时髦的当代青年，他们并没有像传统意义上按部就班地展开自己的人生。他们的心灵状态时而在游荡，时而又向往安稳。
正是由于这样一种“混合”状态，当代青年人与同辈、父辈的和解几乎奇迹般地在人生早期就发生了。“混合”并不是混沌，而是造就了一种更深层的敏锐，和对代际关系的理解，这是一种温和的状态。他们更早开始检测、反思自己身上存在的来自父辈的特质，远在中年时期到来之前，远在那些因为“到年纪了”而造成的剧烈动荡发生之前，和解就已经发生。
混合（或者说矛盾）也发生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既很亲密又很疏离。在日常的一日三餐式的相处中，人是可以非常亲密的。但在精神事物上的交流中，又表现得疏离。包括人与岛屿的关系，同样忽远忽近。主人公成年后去了城市工作、生活，离岛屿依然很近，还是可以回去。由此，小说中不断发生离岛、入岛的循环，在亲密关系中也不断发生过从亲密、回避逃离、再度亲密、再度逃离的循环。
——这是一种循环，也是一种让关系平衡、可持续的动力。在这部小说当中，主人公从小习得这种能力非常早，他们掌握了一种边界感，伴随着自我的发现和觉醒，即知道“我是谁”。这是这部小说现代性的一个具体表现。“栗鹿设置的虚幻的雾岛，可能像一个小圆点一样，随时可以接收到外界任何一种辐射，再通过自己的消耗、通过小说的张力呈现出来。她对混合状态的把握，呈现为一种极为现代的小说思路。现代文明将无可避免地对文学产生影响，其中有一束光照在栗鹿身上，因此她写了这样一部小说。”
对身为诗人和译者的胡桑来说，这是写作过程的一个秘密，写作永远不只是对现实的描摹，而一定是再造。或者说崇明岛的镜像就是雾岛，甚至比镜像还要复杂，它是梦幻的存在。
“我最近在读巴恩斯的《透过窗户》，对一些小说家来说，有一些词汇会提升出来变成更重要的词汇。小说中存在这种词汇、这种意象，并不是所有的语言都是描述性的，都是均衡的、平等的，而是有一些在上，有一些在下。所以雾岛的雾是这个小说里面漂浮起来的，像灯塔一样的存在。由于雾的存在，整个小说笼罩着一种气息。
我没去过花鸟岛，有一次在崇明岛过了一夜，住在很高的地方，可能是崇明岛最高的地方，很高的，可以看到长江在这样流，可以看到长江在暗夜里流转的神秘气息，这种潮流、暗夜流转的气息和夜的含混、混沌的状态是呼应的。这个小说有一种品质：语言上是暗夜流转的状态，精神气息上有一种混沌、模糊、迷离，让人打开想象的一种气息。这两个气息是相互呼应的。
这部小说对人的存在的边界，有一种非常敏感的把握。当主人公们一部分离开了岛，经常在岛和陆地之间游走，就要穿越边界，或者回望过去，回望曾经的存在，这时小说里面的人的关系变复杂了，有了一种更为当代的更新，至少是对中国乡村的想象的更新。其中的人际关系不再属于中国官场现存的、日常伦理的、道德的范畴，而是在伦理和道德层面有更复杂的排列——像雾一样，像江水一样，可以自由流动，在流动中人和人重新相遇。
这种相遇是比较当代的相遇，它有更多的可能性，更自由。黎是维和苏夜的关系中，有一种更放松的状态，不能用传统的对乡村的认识去束缚和衡量。这个岛屿写出了一种流动性、含混性和可能性。”
栗鹿引述了《梦想的诗学》中的一句话，来描述她所创设的这种日常现实和心灵现实的重叠、矛盾和混合，和这种梦幻般的可能性的由来：
人的童年是持续一生的，在夜晚的时候你会遇到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就是为你守夜的曾经的你自己。每次回望过去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孩子。
“我有一个梦境，经常梦到自己还是小孩的状态，在那个梦境里面我生活的地方还是原来的那些老房子和街道，好像有一个自己，是被困在那里。这是一个很神奇的感受，在现实生活中你已经结婚、生小孩了；在另外一个心灵空间当中，你好像是止步不前，好像还是在圆点。我在写小说的时候，就像《梦想诗学》里面说的，与那个孩子重逢。重逢之后有什么样的遭遇，都会让我对这个小说的把握有一种方向，这是另一个层面的故事。”
远航：永别故乡之后，再造心灵的现实
关于上海，关于崇明岛，在大众的印象里，这是一片充满不确定性的、非传统意义上的乡土。或许由于上海处于长江入海口，又是中西文明交汇之地，其历史在两百年间经历了数次大开大合，它的地理跟它的历史融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难以归类和描述的气质。吴越觉得，仅仅是在崇明乡野之间也有很多来自西方的早年的痕迹。上海最大的显著特征就是无法定性，我们不能肯定地说它是江南，或者别的什么——它给居住或者出生在这里的人带来一些气质，即一些摇晃的、恍惚的、无法定义的气息。
海派文化是变动不拘的，好像永远在吹拂着什么，好像对这里的人有一种召唤：你不能一成不变，且需要时刻面对“我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吴越对栗鹿提出了一个问题：你出生在崇明岛，作为一个故乡的意象，它有没有曾经成长过程中对你构成过障碍？你又是怎么样从障碍当中再走出来的，并且写作以它为对象的、献给它的这样一部小说？
在之前写作的过程中，栗鹿并没有把这个问题想得很清楚，反而在写作完成后的这两年感受得较为深刻。她收到过一条豆瓣评论，大致意思是，人离开故乡的时候，并不会感觉到那个时刻其实是跟故乡的一种永别，在很多东西在那一刻已经永恒失去了。
“我在写作的时，虽然经常回崇明，但其实故乡是回不去的。那不一定是地理上的故乡，有可能是心灵上的。故乡之所以珍贵，就是因为那是回不去的一个地方，很多当时的心境和当时的自己，已经完全变化了。
很多时候，当年同班同学的名字忘了，在街上遇到也可能认不出对方——你的身体和心理已经发生了变化。每一次回望故乡时，都会发现故乡在记忆中也不断发生变化。你的记忆会塑造另外一个故乡，这不一定是一种怀旧或者伤感，也可能是一种新的创造。”
栗鹿的作品中有中国乡村和故土的另外一面。乡村书写在中国历史悠久，古代的乡村是田园诗化的。到了近代，出自鲁迅、茅盾这样的作家，乡村又呈现为批判化。而到了当代，乡村又重新被诗意化，尤其是江南这块土地诗性很重。出生在浙江农村的胡桑，对栗鹿的书写感同身受，“小时候走在乡村的幽暗的小路上，整个世界是沉浸的，周围是树林，很幽暗，又有神秘的气息，有时又有一种诡异的气息。诡异的气息笼罩着你，如果你抬头，上面就是星空，你看到了，我也看到了，繁密的星空，星辰很明澈。这一点我们类似：有一种对大地、对土地既亲近又充满好奇，甚至带有一点对神秘的向往。”
心灵在栗鹿的小说里代表幻想的维度。这一幻想和古时的乡村也有联系，即蒲松龄的维度，充斥着鬼怪、神异的世界；同时又包含现代幻想的纬度，栗鹿在小说中频频提到卡尔维诺，也充满对博尔赫斯那种奇异幻想的偏爱、对文本本身的偏爱。    
因此，胡桑认为栗鹿在某种意义上更新了我们对乡村的想象，至少是对江南的想象——不再是田园诗，也不再是中国古代那种鬼怪两居的世界，也不纯粹是当代城市人对乡村的一种诗意化的幻想，而是既充满着现实经验，又极具当代性，完成了对神秘世界的一再越境。
回望90 后的生存经验，吴越的感受是，90年代的一代人是在全球化如火如荼的地球村当中长大的，不管在乡村还是城市中都是如此。小说的最后，孩子们的梦联结在一起，所有人梦联结在一起，非常令人动容。在全球化的视野当中，一种相信未来是美好的、相信每个人的共性会战胜个性带来的邪恶、黑暗的信念，是小说带给她最大的冲击和安慰。
   “雾岛”是作家的再造之镜。“我想到韩松落老师的《我父亲的奇想之屋》其中有一个情节，一个父亲带着一个孩子到了一个神秘的屋子里，这个房子看上去很普通，但是走进去，每个房间的朝向大小都不同，但后来再去的时候，发现房子又恢复到正常的样子。这让我想起前不久去看我的爷爷奶奶，也是在一个县城里面，那是我从小长大、寒暑假会去的地方。对我冲击力最大的地方在于，这个房子以曾被推倒又原址重建的，所有的窗户和门的朝向都不同了，但从地理坐标的意义上来说，那里还是我奶奶家，尽管房子所有的细节全都被推翻了。我站在那里，非常徒劳地，想要把我记忆中的细节全部像挪魔方一样挪对，但结果只有沮丧。”
栗鹿写书的时候，或许也有一种在腾挪魔方的感觉——跟故乡永别以后又再造了一个故乡。这个故乡是以她的名字和她的气息命名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从大地上生长出来、从故乡生长出来的。有一些雨点注定落在这片土地上，有一些雨点去了其他的地方。我们每个人在谈到自己和故乡的关系时，都有权利对我们的故乡进行再叙述——这是故乡对于每个孩子特别宽容的一种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