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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段落-----
先秦史
《春秋》本纪事之书，治史取材，实为最要。然亦有当留意者。盖孔子之修《春秋》，本以明义，故于元文已有删定，非复鲁史之旧也。不修《春秋》，与孔子所修《春秋》异辞，见《公羊》庄公七年。案《春秋》所记会盟征伐之国，隐、桓之世少，定、哀之世多，非必二百四十年之中，诸侯之交往，果后盛于前也。僖公八年葵丘之盟，《公羊》曰“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国”，而经所记国，曾不逮九②。盖据乱之世，所治国少，太平之世，所治国多，鲁史元文，有为孔子所删者矣。又《春秋》有时月日例。设其事而不月者，则二月中事，一似即在正月。观此两端，即知径据经文，不可以为信史也。《春秋》本文，极为简略。欲知其详，宜看三传。《谷梁》几无记事；《公羊》间有之，仅取说明《经》意而止；皆不如《左氏》之详。然《左氏》记事，亦有须参看《公羊》，乃能得其真者。
如之战，据《公羊》，楚庄王几于堂堂之陈，正正之旗。据《左氏》，则始以和诳晋，终乃乘夜袭之，实不免于谲诈。《公羊》所言，盖取明与楚之意，非其实矣。然《左氏》云：“晋人或以广队不能进，楚人之脱扃。少进，马旋，又之拔旆投衡，乃出。顾曰：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当交战之际，而教敌人以遁逃，以致反为所笑，殊不近情。故有训为毒，以之，又之断句者。然如此，则顾曰之语，不可解矣。必知《公羊》还师佚寇之说，乃知庄王既胜之后，不主多杀，故其下得教敌人以遁逃。然则《左氏》所谓“晋之余师不能军，宵济，亦终夜有声者”，盖亦见庄王之宽大。
《礼记》合群经之传、如冠、昏、乡、射、燕、聘之义，即《仪礼》之传。又如《王制》言巡守之礼，即《尚书·尧典》之传。儒家诸子如《乐记》为《公孙尼子》《，中庸》为《子思子》。及逸礼如《奔丧》《投壶》皆逸礼，见疏。而成。义疏家言，谓“凡记皆补经所不备”。盖所谓经者，原不过数种古书，孔子偶取以为教，并不能该典籍之全。故凡与经相出入者，皆可取资参证也。《大戴礼记》与《小戴礼记》，体例相同。昔人以其无传授，或不之信。然其书确为先秦、西汉古文，治史取材，正不让《小戴》也。
《周官》为古代政典。
《论语》《孝经》，汉人引用，皆称为传。盖传有专释一经者，如《礼》之《丧服传》《，易》之《系辞传》是也。有通乎群经者，则如《论语》《孝经》等是也。《论语》记孔子及孔门弟子言行，与《史记·孔子世家》相出入，极可信据。崔述撰《考信录》力攻之。
《孟子》既特列于经，其余儒家诸子，又多入《二戴记》，今仍存于子部者，仅《荀子》耳。此书言礼，多与法家相出入，足考礼家之流变，又多存古制，其要正不下于《孟子》也。《家语》《孔丛子》虽为伪物，然古书无全伪者，除以私意窜入处外，仍多取古籍为资，实足与他书相校勘也。此凡伪书皆然，故伪书仍有其用。《晏子春秋》，昔人或列之墨家，然除外篇不合经术者若干条外，仍皆儒家言，盖齐、鲁学者，各以所闻，附诸晏子。以考晏子之行事未必信，以考儒、墨子学说则真矣。
道家之书，最古者为《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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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偏端而抹杀全局，此近人论学之通病也。《庄子》书已非完帙，
“《汉志》《庄子》五十二篇，即司马彪、孟氏所注本也。言多诡诞，或似《山海经》，或类占梦书，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内篇众家并同。自馀或有外而无杂。惟郭子玄所注，特会庄生之旨，故为世所贵。”案今郭象注本，仅有三十三篇。盖所删者几三之一矣。以史材言之，实可惜也。其言哲学之义，最为超绝。至论人所以自处之道，则皆社会组织业经崩溃以后之说，可以觇世变矣。《列子》乃晋人伪书，然亦多有古书为据，善用之，固仍有裨史材，而尤可与《庄子》相参证也。《管子》一书，昔人或列之道家，或列之法家，盖从其所重。其实此书所苞甚广，儒、道、名、法、兵、农、纵横家言，无不有焉。辞义既古，涉及制度处尤多，实治古史者之鸿宝也。
《淮南要略》，谓墨子学于孔子而不说，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吕览·当染》，谓鲁惠公请郊庙之礼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其后在鲁，墨子学焉。古清庙明堂合一，实为庶政所自出。墨子所称虽未必尽为夏制，然其道必有原于夏者。儒家所称多周制，周以前制，实藉墨家而有传，诚治古史者所宜措心矣。又墨子初学于孔子，故后虽背之，而其言仍有与儒家相出入者。《亲士》《修身》《所染》三篇，人所易见。此外多引《诗》《书》之辞亦足与经传相校勘，或补其阙佚也。
名与墨并称，亦与法并称。今《墨子》书中，《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小取》六篇，实为名家言。盖古哲学之传，墨子得之史角者。古哲学宗教恒相合，明堂为古宗教之府，固宜有此幽深玄远之言。其引而致诸实用，则控名责实，以御众事，乃法家所取资也。名家之书，今存者惟一《公孙龙子》。此书《汉志》不载，而《隋志》有之。或疑其晚出近伪，然其说似有所本。名家玄远之论，仅存于《荀子·不苟》《庄子·天下》《列子·仲尼》三篇中，读之亦可考古代纯理哲学焉。近人多好以先秦诸子与希腊哲学相比附，以偏端论，固亦有相会处。以全体论，则非其伦。章炳麟谓诸子皆重实用，非言空理，其说是也。惟名家之言，如此三篇所述者，不甚与人事相涉。
法家宗旨有二：一曰法，二曰术。法以治民，术以治骄奢淫佚之贵族。其说具见于《韩非》之《定法篇》。可见晚周时政治情形。法家之意主于富国强兵，故独重农战；其时剥削农民者为商人，故多崇本抑末之论，又可见其时生计情形也。其书存者，有《韩非子》及《商君书》。《韩非》多言理，《商君》多言事。《管子》书中，所存名法之论，多穷源竟委之言，尤足见原本道德之意。
纵横家之书，传于今者有《鬼谷子》。辞义浅薄，决为伪物。《战国策》却系纵横家言，此书所述行事，意皆主于表章说术，大事或粗存轮廓，小事则全非实在，甚或竟系寓言，列之史部则缪矣。
阴阳家、农家、小说家之言，今皆无存者，仅散见他家书中。杂家存者，惟一《吕览》。此书中所存故事及古说甚多，亦为史家鸿宝。
《汉志》分兵书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家。其书之最盛行者为《孙子》。多权谋家言，间涉形势，而于阴阳、技巧阙焉。盖权谋之道，通乎古今；形势亦有相类者；阴阳多涉迷信，寡裨实用；技巧非器不传，亦且随时而异，故皆无传于后也。《墨子》书《备城门》以下诸篇，多技巧家言，亦间涉阴阳，然殊不易解。《吴子》《司马法》，皆篇卷寥寥，罕存精义。然其辞不似伪为，又多见他书征引。盖古人辑佚之法，与后世异。后人辑佚，必著出处，任其辞意不完，散无友纪，逐条排列。古人则必随义类聚，以意联缀，又不著其所自来，遂成此似真非真，似伪非伪之作，致启后人之疑也。《六韬》一书，后人以其题齐大公而诋其伪，此亦犹言医者托之黄帝，言药者寓之神农耳。其书多言制度，且多存古义，必非可以伪作也。
数术之书，今亦无一存者。《汉志》形法家之《山海经》，非今之《山海经》也，说见下。方技之书，存者有《素问》《灵枢》，皇甫谧谓即《汉志》之《黄帝内经》，信否难决，要为古医经家言。《神农本草》，淆乱已甚，真面目殆不可见。清代辑本，以孙星衍《问经堂丛书》本为最善，然所存亦仅矣。医药非专家不能解，就其可知者观之，可略见古代自然科学之情况。又医经所论，多涉阴阳五行，又多方士怪说；本草亦有轻身延年等语；又可略见古代宗教哲学及神仙家言之面目也。
诗赋之属，诗即存五经中，赋则《汉志》所著录者，今存屈原、荀卿二家。屈原赋即《楚辞》，多传古事，且皆系神话，与邹鲁之传，仅言人事，虽若可信，而实失古说之真者不同，尤为可宝。荀子赋即存其书中，亦有可考古事处。
以上皆先秦之书。汉人所述，辞义古者，实亦与先秦之书，不相上下。
董生之《春秋繁露》，虽隶经部，亦可作儒家诸子读。韩傅之《诗外传》，则本
系推广诗人之意，非规规于说《诗》。其书多引古事，与各种古书相出入，足资参证。刘向之《新序》《说苑》《列女传》，专于称述行事，取资处更多矣。
古书之稍近于史者，当首推《周书》。
故自古有《外传》之称。清儒信今文者，谓《左氏》即据此书编成，虽未敢遽断，然二书确为同类，则无可疑也。二书之意，皆主记当时士大夫之言行。盖由记言而推及记行，由嘉言懿行而推及于莠言乱行，实仍右史之遗规也。次则《吴越春秋》及《越绝书》。二书虽出汉代，其说实传之自古。古书之传于后者，北方多，南方少。此二书为楚、吴、越三国之传，尤可宝矣。《华阳国志》，其书尤晚，然其言古蜀事，亦二书之伦也。
自立条理，编纂古史者，当首推《世本》。此书久佚，观诸家所称引：则有本纪，有世家，有传，又有居篇，作篇，居篇记帝王都邑，作篇记占验、饮食、礼乐、兵农、车服、图书、器用、艺术之原，即后世所谓典志。盖《史记》八书所本。其体例，实为《大史公书》所沿袭。故洪饴孙撰《史表》，冠诸正史之首也。《大史公书》：《汉志》著录之名如是。此为此书之专名。史记二字犹今言历史，乃一类书之公名，非一书之私名也。以此书在史记中为首出，遂冒全类之总名耳。本纪，世家，世表，年表，盖合《春秋》系世而成，间亦采及《尚书》。如《五帝本纪》述尧、舜事，皆据《尚书》；其述黄帝、颛顼、帝喾之事，则据《大戴记·五帝德》。《五帝德》亦《尚书》之类也。其列传则纯出于语，
引最多，虽已亡佚，仍时可见其遗文者，以皇甫谧《帝王世纪》为最，谯周《古史考》次之。《帝王世纪》，搜辑颇博。《古史考》则因不满于《大史公书》而作。然《大史公书》，谨守古人“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之法。见《谷梁》桓公五年。存录古书，不加窜易，多足见古事之真。看似疏漏，实可信据。谯氏、皇甫氏意存考证，而其考证之法实未精。其说未必可据，而古说之为其所乱者转多矣。
晚出无征，而颇为后人所信者，有两书焉：一曰《竹书纪年》，此书传出汲冢。世所通行之本，为明人所造，已无可疑。然所谓古本，经后人辑出者，实亦伪物。盖汲冢书实无传于后也。参看第四章。《穆天子传》，本名《周王游行》，见王
隐所撰《晋书》。书中所述穆王经行之路，皆在葱岭以西，必西域既通后伪作，更了无疑义也。参看第八章第八节。
后世学者，专精古史者，亦非无人。赵宋之世尤甚。其书之传于后者，亦尚有数家，而以罗泌之《路史》为最有用。刘恕《通鉴外纪》次之。盖古史本多荒诞，惟此乃足见古史之真，而后世之纂辑者，多以为不足信而删之，则买椟还珠矣。惟泌之书，广行搜采。故其体例虽或可议，其材料实极有用。且此书论断，亦多有识，非空疏迂腐者比也。清马之《绎史》，网罗颇备，体例亦精，最为后人所称道，然删怪说亦嫌太多。又引书不著篇卷，引佚书不著所出，亦美犹有憾者也。马书用纪事本末体，专存录元文。又有李锴《尚史》，用正史体，以己意撰为纪传，则又不如马书之善。
古代史料，传于后者，当分官私二种。官家之书，又可分为四：《礼记·玉藻》曰：“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郑注》曰：“其书，《春秋》《尚书》其存者。”《汉书·艺文志》亦云。《汉志》云：“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误。见《玉藻疏》。
其说当有所本。《周官》小史，奠系世，今《大戴记》之《帝系姓》盖其物。《吕览》云：“夏之亡也，大史终古抱其图法以奔商；商之亡也，大史向挚抱其图法以奔周。”
亦当属此类。有记名人言行者，则《国语》《论语》是。国者对野之辞。论同伦，类也，犹言孔子若孔门弟子之言行，以类纂辑者耳。《尚书》所录，皆当时大事。《春秋》所记尤详。小史所奠，虽若为一姓作谱牒，然当时之强族，因兹而略可考见；即其年代，亦因其传世之远近而略有可推焉。至于典礼一门，则上关国故朝章，下及民生日用，其所涉尤广矣。然系世既多残脱。舜禅于禹，其年辈当在禹之前。然舜为黄帝八世孙，禹为黄帝之孙，则无此理。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谓古书所谓某某生某某者，率非父子，盖其世系实多阙夺也。典礼所存亦仅。又古者礼不下庶人，所述皆士以上制，民间情形，可考者甚少。《春秋》体例，盖沿自古初，故其辞既简略，又多杂日食灾变等无关政俗之事。《尚书》亦当时官话耳。据此而欲知其时社会之真，盖亦难矣。
民间传说，自非史官载笔，拘于成例者比。然传述信否，亦视其人之知识程度以为衡。咸丘蒙谓“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瞽叟亦北面而朝之，舜见瞽叟，其容有蹙”，孟子斥为齐东野人言。《万章上》。然颜率谓齐王“周伐殷得九鼎，一鼎而九万人挽之，九九八十一万人”，《战国·东周策》。此固当时所谓君子之言也，与齐东野人亦何以异？此等离奇之说，今世亦非无之，苟与野老纵谈，便可知其情况。惟在今日，则真为齐东野人之言，在古代，则所谓君子之言者，实亦如是耳。其知识程度如此，其所传尚可信乎？夷考古人治史，用意不越两端：一如《诗》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者。《大雅荡》。推而广之，则《汉志》论道家，所谓“历记古今成败存亡祸福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者也。一如《易》所谓“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大畜·象辞》。孟子所以欲尚论古人也。
《告子下》。此可谓之政治学，谓之哲学耳，皆不可谓之史学也。职是故，古人于史事信否，绝不重视。遂流为“轻事重言”之弊。见《史通·疑古篇》。此义于读古史最要，必须常目在之。不但时地人名，绝不
审谛，甚或杂以寓言。如《庄子·盗跖篇》是。又其传授皆资口耳，既无形迹可凭，遂致淆讹无定。兴会所寄，任情增饰；阙误之处，以意弥缝。其传愈久，其讹愈甚。信有如今人所言，由层累造成者。然观其反面，则亦知其事迹之真者之逐渐剥落也。
传讹者实因此不能订正。间有加以考辨，如《孟子·万章上篇》所论，《吕览·察传篇》之所言，亦皆以意言之耳，不知注意事实也。而其不加考辨，甚或以意饰说者，更无论矣。古代之史材如此，治之之法，又安可不讲哉？
古人既无记事之作，则凡读古书，皆当因其议论，以臆度其所据之事势。至其所述之事，则当通考古书增减讹变之例，以求其本来。此非一言可尽，亦非仓卒可明。要在读古书多，从事于考索者久，乃能善用之而寡过也。辨古书真伪，古事信否之法，梁任公《中国史学研究法》《史料搜集》一章，言之颇详，可资参考。惟其书为求初学了解起见，言之过于确凿。一似有定法可循，执此若干条，便可驾驭一切者，则不免俗所谓“说杀”之弊耳。大抵所谓辨伪者，伪字之界说，先须确定，而今人多不能然。其所谓伪者，忽而指其书非古物，忽而泥于用作标题之人，谓其语非其人之所能出，遂概断为伪物。如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摘《管子·小称篇》记管仲之死，又言及毛嫱、西施，而指为伪作之类。其实由前之说，古书之伪者并不多。以伪书仍各有其用也。如前所述，《鬼谷子》全为伪书，无用。
《列子》《孔子家语》，则仍各有其用。由后之说，则古本有一家之学，而无一人之言，凡书皆荟萃众说而成，而取一著名之人以为标题耳；而辗转流传，又不免有异家之书羼入。此古书之所以多错乱。然编次之错乱是一事，书之真伪又是一事，二者固不容相混也。
据实物为史料，今人必谓其较书籍为可信。其实亦不尽然。盖在财产私有之世，事无不为稻粱之谋。而轻脱自，有意作伪，以为游戏者，亦非无之。今之所谓古物，伪者恐亦不啻居半也。即如殷墟甲骨，出土不过数十年，然其真伪已屡腾人口。
第三章民族原始
中国民族缘起，昔时无言及者。此不足怪也。民族缘起，必在有史之前。十口相传，厥惟神话。此本非信史。亦且久而亡佚。世界民族，有能自言其缘起者，率由邻族为之记述，吾国开化最早，则又无之。亦且昔时之人，暗于域外地理。既即以国为天下，复安知族自何来？其以为振古如斯，亦其势耳。自瀛海大通，国人始知世界之大，吾国不过居其若干分之一；而近世诸民族，其初所依止者，亦多非今所栖息之乡；而目光乃一变矣。
凡一大民族，必合诸小民族而成。后来所同化者虽多，而其初则必以一族为之主。同化之后，血统实已淆杂，而此一族之名，与其文化之骨干，则巍然独存。此不易之理也。为吾国民族之主者谁乎？必曰汉族。
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昔时民族国家，混而为一，人因以一朝之号，为我全族之名。自兹以还，虽朝号屡更，而族名无改。如唐有“汉、蕃”之称，近世亦有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说是也。近之论者，或谓汉为朝号，不宜用为民族之称。吾族正名，当云华夏。然夏为朝号，与汉无殊。华族二字，旧无此辞；①日人用之，义同贵胄。中国今日称名，往往借资东土，设使用此二字，两义并行，亦有混淆之虞。又似合中华全国之民，而称为一族者，则对满、蒙、回、藏诸族，又将无以为称。夫称名不能屡更，涵义则随时而变。通行之语，靡不皆然。若执一辞之初诂訾今义为不安，则矢口陈辞，悉将触禁，固哉之诮，在所难辞矣。
研究吾族缘起者，始于欧洲之教士，而东西各国之学者继之。其说，略见蒋智由《中国人种考》、刊清末之《新民丛报》中，后上海亦有单行本。何炳松《中华民族起源新神话》中。见《东方杂志》二十六卷二期。多无确据，且有离奇不可思议者。国人罕读外籍，初亦不之省也。清末，译事渐起。时则有日人白
①民族：汉族之名，无不合理。
河次郎、国府种德者，著《支那文明史》。东新译社译行之。易名《中国文明发达史》。说主法人拉克伯里（TerriendeLacouperie）。谓中国民族，来自巴比仑。以两族古代文化，曲相附会，绝不足信。国人以其新奇可喜也，颇有称述之者。又或以其说为蓝本，而自创新说，其引据杂乱，虽少愈于外人，实亦一邱之貉耳。
民国以来，发掘之业稍盛。乃有据考古之学，以言吾族缘起者。发掘所得，以河北房山县周口店之遗迹为最古。其事实始于民国纪元前九年。先是有德医家哈白勒（Dr.K.A.Haberer）者，尝在北平买得龙骨，以寄其国明星大学教授舒罗塞（Prof.MaxSchlosser）。是年，舒氏于其中得一臼齿，谓为人类或类人猿之遗。因谓人类元始，或可于中国求之。以其物得自药肆，来历不明，人不之重也。入民国来，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兼考古生物。十二、十三年间，师丹师基（Dr.O.ansky）在周口店得化石。以寄瑞典阿不萨拉大学教授韦满（Prof.
C.Wiman）。十五年，又得前臼齿、臼齿各一。研究之后，断其出于人类。是年，瑞典太子来游北平，世界考古学会会长也。北平学术团体，开会欢迎。安特生（Dr.J.G.Andersson）即席宣布其事，名之为北京齿（Pekingtooth），而名生是齿者为北京人（Pekingman）。十六年，步林（Dr.B.B.Bohlin）又得下臼齿一。步达生（Dr.DavidsonBlack）协和医学院解剖学教授。亦断为人齿，而名生是齿者曰北京种中国猿人（Sinanthropuspekinensis）。案叶为耽名之曰震旦人。见所著《震旦人与周口店文化》。商务印书馆本。后又续得牙床、头骨
等。事遂明白无疑，为科学家所共信矣。案人类遗骨之最古者，当推爪哇猿人（Pithecanthropuserectus）。西元千八百九十一二年间，发见于爪哇之突林尼（Trinil）。
次则皮尔当之曙人（EoanthropusDawsoni）。北京人之形体，据科学家说，当在猿人之后，曙人之前，距今约四十万年，自不能谓与中国人有关系。然真人（Homosapiens）之出现，约在距今二万五千年前。其时有所谓克罗麦曩人（CroMagnonrace）者似系白种之祖。格林马底人（Grimaldirace）者，似系黑种之祖。而黄种之祖，则无所见。林惠祥云：有史时代，黄种率在亚洲之东。自新疆以西，即为白人。然则有史之先，非有极大迁徙，黄种即当生于东方。人类学家有所谓“文化区域”（culturalarea）者，谓文化传播，苟不受阻阂，向四方之发展必均；而其缘起之地，则在其中点。文化与种族相连，亦可借以论种族。新疆为黄种西界，而美洲土人，亦为黄种，则其东界实在美洲。黄种发祥，当在二者之中，即亚洲东境。
见所撰《中国民族史》第三章。此说颇有见地。北京人之发见，虽与中国民族无涉，仍可资以讨论黄种之缘起矣。然人种缘起是一事，民族缘起又是一事，要与中国民族无关也。
美国人类学家，或谓：一百万年前，北极一带，气候甚暖，哺乳动物，皆原于是。其后气候稍变，动物南迁。时则中亚地尚低平，为半热带林木所覆蔽。猿类仍依榛莽，人类渐入平地。人、猿之分，实由于此。夫动物既由北而南，则原人亦或初居于北。北说陆懋德主之，见所撰《文化史》，载《学衡杂志》第四十一期。因之，迩来美国探险队，屡游蒙古，探索甚殷。得大动物遗骸甚多。亦有各时代及极古器物。然人类遗骸，卒无所得，则证据究尚不足。抑即有所得，亦为荒古之事，以论人类缘起则可，以论中国民族原起，仍渺不相涉也。
近岁发掘之业，使中国民族原起，更生新说者，莫如民国十年辽宁锦西沙锅屯，河南渑池仰韶村；十二、十三年甘肃临夏、旧导河县。宁定、民勤，旧镇番县。青海贵德，及青海沿岸之役。皆地质调查所所掘。此诸地方，皆得有采色陶器。与俄属土耳其斯单及欧俄、意、希、东欧诸国相似。与安诺（Anau）、在俄属土耳其斯单阿思嘉巴（Askabad）附近。苏萨（Susa）波斯旧都。在西南境，近海。两处尤酷似。安特生因谓中国民族，实自中亚经南北两山间而抵皋兰。见所著《甘肃考古记》，及《地质丛报》中《中华远古之文化》。曾友松《中国原
始社会探究》主之。谓邃古中亚，温暖宜人。后直冰期，为所掩抑，民乃迁移。西南行者，经小亚细亚入非洲。东北行者，入外蒙古、西伯利亚、美洲，南行者入印度、南洋群岛。东南行者入中国以及日本。冰期既逝，气候稍复。远出者或复归，或遂散播。时当旧石器之高期。久之，还归者复四出。或适北欧，或由里海至两河间，阿母、锡尔。或至非洲，或走蒙古、西伯利亚。其居巴勒哈什湖、伊犁河畔者，则中国民族也。其时西北山岭，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人以田猎为业。迨入塔里木河流域而知渔。时当新石器初期。及其中期，则入甘、青、宁夏。至末期，乃向绥远、陕西，东至山西、河南，西南至西康。此时渐事农牧，其文化中心在甘肃。及石铜兼用之世，则进入湖北、安徽、山东，而其文化中心在河南。故甘、青遗址，为新石器、紫铜器两期，仰韶村、沙锅屯略同，而河南安阳小屯村之殷墟，则在青铜器之世也。
《甘肃考古记》，综诸遗址，分为六期，见下章。是说也，论者称为新西来说。见林惠祥《中国民族史》。缪凤林、金兆梓驳之。谓安特生以仰韶采陶与欧洲及土耳其相似，而疑其同出一原，尝以其说质施米特（H.Schmidt），德国考古学家，尝在安诺研究者。施米特不以为然。斯坦因（SirAurelStein）考古新疆，得汉、唐遗物甚多，先秦物则一无所有。采陶之术，起于巴比伦，事在西元前三千五百年。其传至小亚西亚，在西元前二千五百年至二千年。传至希腊，则在二千年至一千年间。阅时皆在千年以上。河南、甘肃，初期皆无铜器，度其时必早于西元前二千五百年，何以传播反速？且安诺、苏萨，皆有铜器，范金之术，何不与制陶之技并传乎？夫文化果自西来，则必愈东而愈薄。甘肃陶器，安特生固谓其采色、图案，皆胜河南，然又谓陶质之薄而坚，及其设色琢磨，皆在河南之下，因此不敢坚执二者之相同，则谓其来自西方，似无确据。
吴金鼎《高井台子三种陶器概论》，谓甘、青陶器，实与河南、山西不同，载《田野考古报告》第一册。又中国文化，苟与西方关系甚深，则种族之间，亦必有关系，何以仰韶村、沙锅屯人骨，步达生又谓与今华北人相同乎？缪氏文曰《中国民族由来论》，见《史学杂志》二卷二、三、四期。金氏文曰《中国人种及文化由来》，见《东方杂志》二十六卷二期。步达生之说，见所著《奉天沙锅屯河南仰韶村古代人骨与近代华北人骨之比较》。然则新西来说，似亦未足据也。
近数年来，又有主张中国民族，起自东南者。其原，由于江、浙、山东古物之发见。民国十九年，南京古物保存所在栖霞山西北甘夏镇，发掘六朝陵墓。卫聚贤主其事。得新石器时代石器数事。是年，山东古迹研究会发掘历城城子崖；二十二年，又与中央研究院合掘滕县安上村；皆得有黑色陶器。其甲骨则类殷墟。二十四、五两年，江苏武进之奄城，金山之戚家墩，吴县之磨盘山、黄壁山，浙江杭县之古荡、良渚，吴兴之钱山漾，嘉兴之双桥，平湖之乍浦，海盐之澉浦，屡得新石器时代之石器及陶器。杭县有黑陶，与山东所得绝相类。于是东南与西北之文化，得一沟通之迹。南京、江、浙陶器，文理皆为几何形，山东邹县及二十六年福建武平所发现者亦然，与河域陶器，为条文、席文者，迥不相同，而与香港北平地质调查所所陈列。及辽宁金县貔子窝民国十六年，日本滨田耕作所发掘。
所得，转若相类。台湾番族陶器文理，虽与此殊科，服饰犹极相似。西南苗族，制器之技殊拙，其制几何形图案则工。滨田耕作云：山东、辽宁，皆有有孔石斧。陕西亦有之。朝鲜、日本及太平洋沿岸，则有有孔石厨刀。大洋洲木器所刻动物形，或与中国铜器相类。北美阿拉斯加土器，亦有似中国者。见所著《东亚文化之黎明》。汪馥泉译，黎明书局出版。松本广信谓印度支
那及日本远州、武圆，皆有有肩石斧，古代铜鼓，或绘其形。见《人类学杂志》。又太平洋沿岸及南洋群岛，皆有有沟石斧，而二十年林惠祥在厦门，二十六年梁惠溥在武平拾得石锛，背亦有沟。见陈志良《福建武平石器》。则古代文化，与东南洋之关系，殊为深切。中央研究院自十七年以后，迭在河南发掘。县之辛村，巩县之塌坡，皆获有黑陶。安阳侯家庄，县大赉店，则黑陶采陶并有。而其时代，黑陶在后，采陶在先，可见东西两文化交会之迹。卫聚贤云：河域陶器，皆为条文、席文，惟殷墟兼有几何文。江、浙石器时代，有戈、矛，有钺，南洋土人亦有钺。河域皆无之，殷墟独有。见所著《殷人自江浙徙河南》。予案《诗·商颂·长发》云：“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即《史记·殷本纪》“汤自
把钺，以伐昆吾”所本也。可见殷人用钺甚旧。又云：今世所谓采陶者，以红色为地，饰以黑文，即《韩非子·十过篇》所谓“禹之祭器，朱染其内，黑画其外”者。甘肃所出，地为浅红色。间有深红，则类于紫。所画黑色既浅，笔画亦粗。仰韶村及山西夏县西阴村十五年清华大学研究院所发掘。所出，则红色分深浅两种，较甘肃为鲜明。所画黑色较深，笔画亦细。又有画白色者，为甘肃所无。《史记·五帝本纪》言舜陶河滨，《左氏》襄公二十五年，谓虞阏父为周陶正，则虞人善陶。虞即吴，殷人起于东南，盖亦善陶。河南、山西陶器，盖参以殷人之技，故其制益精。见所著《中国古文化自东南传播于黄河流域》及《浙江石器年代讨论》，皆载《吴越文化论丛》中。罗香林云：日本畿内、北陆、山阴、山阳、四国、九州，皆有铜铎，安艺则与铜剑并出。此物中国古代亦有之，《淮南子·
缪称》谓“吴铎以声自破”，《盐铁论·利议》谓“吴铎以舌自破”是也。晋愍帝建兴四年，晋陵今武进尝得之。见所著《古代越族文化》。予案此物传入河域，盖即木铎之祖。
掘，既多贝类，有以为饰者。有以为币者。其大者或以为饮食器。又有水牛遗骸；又甲骨文中，已有米麦字；见《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皆足征其原起东南。滨田耕作云：甘、青、仰韶村、沙锅屯采陶，所绘皆动物形；所用颜色，同于中西亚。貔子窝亦有采陶，所绘皆几何形，颜色较劣，易剥落。此采陶亦石器时代物，可上推至西元前数千年。陈志良在南京，曾得一采色陶球。卫聚贤在镇江大谷山，亦曾得采色陶片。询诸土人，谓类此者尚多。见卫聚贤《江苏古文化时期新估定》。附刊《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探报告》后。吴越史地研究会本。则东南亦有采陶，不待西方之传播，安特生之论，自未可偏据也。
谓西方文化，曾传播于东方，亦非无征不信之论。然其时代，则有可商榷者。当西元前数世纪至后一世纪之间，有所谓斯西亚文化者。其原出于斯西亚民族（Sytuirn）。地在黑海北之草原，东暨叶尼塞河上流。亦或称斯西亚西伯利亚文化。属于青铜器时期。今绥远一带，有其遗迹。故又或称为斯西亚蒙古文化焉。其前乎此者，则为新石器时代，甘、青采陶，与之相似者也。商、周铜器，文理或原于动物形，如螭龙饕餮之类。或谓实本于斯西亚。然此等文化，盛行于西伯利亚，其年代尚后于周，而我国铜器之饰，殷时业已盛行矣。况斯西亚所绘皆大动物，其形生动猛鸷，我国古铜器，则殊不然乎？李济《殷商陶器初论》。朔垂文化，现经中外人士，累加勘察，大体已可概见。自长城以北，可分打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三种。打制石器，西至新疆，东至东三省，遗迹环绕沙漠。
细石器限于兴安岭以西。其时代遗物，或类西伯利亚及北欧，亦有类西南亚及中欧者。此两种石器，皆猎牧民族所为。惟磨制石器，出于河域之农耕民族。多与有孔石斧及类鬲之土器并存，与山东龙口所得者极相似，可以知其所由来。打制石器，多在西辽河、松花江以北。辽河下流及老哈河流域，则打制、磨制，二者并存。磨制石器，北抵黑龙江之昂昂溪，东至朝鲜北境。可见此三种文化之分野。西南亚之文化，尝西至甘、青，东至绥远，自系事实，然其时代，必不能早于东南方，亦非中国文化之骨干也。民国十七年，洛阳东北金村，因大水发见古墓，其钟之文理，近于安徽寿县之铜器。铜器则错以金银，并嵌以水银像。其像颧骨甚高，日本原田淑人、梅原末治，皆断为胡人。此亦一东西文化交会之迹也。其墓，论者谓属战国时，未知信否。即如所言，自考古学言之，为时亦已晚矣。
滨田耕作云：鬲为中国所独有，盖鼎之所自出。辽东甚多，仰韶亦有，甘、青前三期无之，第四期乃有，至第五期则多矣。此可见东方文化，传播于西方之迹，并可略考其时代也。
中国文化，原于东南湿热之区，江海之会，书史所载，可为证据者本甚多。如食之主于鱼与植物也；衣之用麻丝，且其制宽博也；人所聚处曰州；其宫室则以上栋下宇，革陶复陶穴之风也；币之多用贝也；宗教之敬畏龙蛇也皆是。西洋文化，始于埃及，继以巴比仑，更继以波斯，又继以叙利亚，希腊，迦太基，盖事同一律矣。然泛言东南，则将与马来人混，是亦不可无辨也。马来即古越人，亦为吾族分支之一，然与汉族自有区别。有史以来，北族辫发，南族断发，中原冠带，其俗执之甚固，度非一朝一夕之故，一也。黥额文身，本系一事。五刑之黥，盖起于以异族为奴隶，其后则本族之有罪者，亦以为奴隶，而侪诸异族，乃亦黥其额以为识。以此为异族之识，则吾族本无此俗可知，二也。马来之俗，最重铜鼓，吾族则无此物，三也。殷墟有柱础人，文身，见《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
此可谓殷人起自东南，效越人刻之技以为饰耳，不可谓殷人有文身之俗也。梁任公谓今福建人骨骼肤色，皆与诸夏异；见所撰《历史上中国民族之研究》。林惠祥谓闽人体质，颇类马来；见《中国民族史》第六章。则后世自不能无混合，此且恐不止闽人。然在古代自各异，清野谦次谓貔子窝人骨，类今华北人，与仰韶村、沙锅屯亦极相似。可见汉族自为一支，东西两种文化，并为其所吸受也。
《尔雅·释言》曰：“齐，中也。”《释地》曰：“自齐州以南戴日为丹穴，北戴斗极为空同，东至日所出为大平，西至日所入为大蒙。”可见吾国古代，自称其地为齐州。济水盖亦以此得名。《汉书·郊祀志》曰：“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以嵩高为中，乃吾族西迁后事，其初实以泰岱为中。故《释地》又云：“中有岱岳。”《礼运》谓“因名山以升中于天”，此古封禅告成功者之所以必于是也。齐州即后世齐国之地，于《禹贡》为青州。在九州中偏于东北。然《尧典》又有“肇十有二州”之说，则北有幽，西北有并，东北有营；古代西南封，必不如《禹贡》之恢廓，其地固略居封域之中矣。李济谓城子崖之黑陶，实起自缘海。《城子崖发掘报告序》。何天行谓城子崖及杭县黑陶，皆不及日照所出。见所著《杭县良渚镇石器与黑陶》，《吴越史地研究会丛书》本。
施昕更亦谓杭县黑陶传自山东，时代较后。见所著《杭县第二区遗址文化试掘简录》，在《吴越文化论丛》中。可见汉族缘起，必在震方也。
第四章古史年代
历史之有年代，犹地理之有经纬线也。必有经纬线，然后知其地在何处，必有年月日，然后知其事在何时。举一事而不知其时，即全不能知其事之关系矣。然历史年代，有难言者。今设地球之有人类，为五十万年，而列国史实，早者不越五千年，有确实年代者，又不及其半，是则事之有时可记者，不及二百分之一也。况于开化晚者，所记年代，尚不及此；又况蒙昧民族，有迄今不知纪年之法者邪？
《韩非·说难》云：“《记》曰：周宣王以来，亡国数十，其臣弑君而取国者众矣。”宣王元年，后于共和纪元十有四年。《史记·三代世表》曰：“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具。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春秋》托始鲁隐公元年，实周平王四十九年，后于共和元年百十有九年。足征古史纪年，起于西周末造，史公之作，自有所本也。
古史年代，见于《尚书》者：尧在位七十载而咨四岳，四岳举舜，后二十八载而殂落。舜生三十征庸，二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尧典》今本《舜典》。殷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高宗五十有九年。祖甲今文以为大甲。三十有三年。其后嗣王，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无逸》。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洛诰》。穆王享国百年。《吕刑》。盖所谓“或颇有”者也。案古人言数，多不审谛。《大戴礼记·五帝德》：“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曰：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荣伊之言，固已荒诞，孔子之言，虽稍近理，亦岂得实？又《小戴礼记·文王世子》云：“文王谓武王曰：
女何梦矣？武王曰：梦帝与我九龄。文王曰：女以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国焉，君王其终抚诸？文王曰：非也。古者谓年龄，齿亦龄也。我百，尔九十，吾与尔三焉。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果如其言，文王死时，武王年已八十七；周公为武王同母弟，极小亦当七十；而犹能诛纣，伐奄，有是理乎？盖古人好举成数。此在今人，亦有此习。特今人所举成数，至十而止，古人则并及于百耳。明乎此，则知《尚书》所举尧、舜之年，皆适得百岁，亦举成数之习则然，非事实也。《诗·生民疏》引《中候握河纪》云：“尧即政七十年受河图。”《注》云：“或云七十二年。”案尧立七十年得舜，辟位凡二十八年，则
尧年九十八。若言七十实七十二，则适百岁矣。《史记·五帝本纪》云：“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此即《尧典》三十征庸，二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之说。古者三十而有室，四十曰强仕，过三十即可言四十，故舜以三十登庸。相尧亦历一世，中苞居丧二年，则践位必六十一。自其翼年起计，至百岁，在位适三十九年也。舜相尧历一世，则尧之举舜，不得不在年七十时矣。然则《尚书》之言尧舜，盖先臆定其年为百岁，然后以其事分隶之耳。《文王世子》之言，亦以文王为本百岁。盖凡运祚非短促者，皆以百岁言之也。昔人言君主年岁，于其在位之年，及其年寿，似亦不甚分别。《周书·度邑》载武王之言曰：“惟天不享于殷，自发未生，于今六十年。”此言似自文王时起计，以文王受命称王也。
然则享国五十，乃以年寿言之。文王之生武王，假在既冠之后，则文王死时，武王年三十余，周公当不满三十。《无逸》历举殷、周贤王，享国长久者，以歆动成王，而不及厥考，明武王年寿不长。《中庸》言武王未受命，盖以其克殷后未久而殂，非谓其受命在耄耋时也。高宗享国，《汉石经残碑》作百年，《史记·鲁世家》作五十五年。盖当以《石经》为是。《吕刑》言穆王享国百年，而《史记·周本纪》谓“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又云：穆王立五十五年崩；事同一律。今之《尚书》，必后人所臆改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年数巧合，当无讹谬。刘歆以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贾逵、马融、王肃、韦昭、皇甫谧皆从之。见《诗·文王疏》。盖以《周书·文传》，有文王受命九年，在，召大子发之文，九年犹在，明其七年未崩。案《史记》谓文王受命七年
而崩，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孟津，年代与刘歆异，而谓再期在大祥而东伐同。《伯夷列传》曰：“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扣马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岂有再期而犹未葬者？《楚辞·天问》曰：“武发杀殷何所悒？载尸集战何所急？”《淮南·齐俗》曰：“武王伐纣，载尸而行，海内未一，故不为三年之丧始。”然则武王当日，盖秘丧以伐纣；后周人自讳其事，谓在再期大祥之后；然文王死即东兵，犹为后人所能忆，其事终不可讳；作《周书》者，遂误将文王之死，移后二年也。此等零星材料亦非无有。然前后不相衔接，无从整齐排比，孔子之所以弗论次也。
然共和以前，年代虽不可具知，其大略，儒家固犹能言之。《孟子·公孙丑下篇》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尽心下篇》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韩非子·显学篇》言：“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乐毅《报燕惠王书》，称昭王之功曰：“收八百岁之畜积。”其说皆略相符会，盖必有所受之。刘歆作《世经》，推校前世
年岁，唐七十，虞五十，夏四百三十二，殷六百二十九，周八百六十七，后人虽多议其疏，后汉安帝时，尚书令忠，訾歆横断年数，损夏益周，考之《表记》，差缪数百。杜预、何承天亦皆讥之。见《续汉书·律历志》及注。然其大体，相去固不甚远。由其略以古人之言为据也。若张寿王、李信治黄帝调历，言黄帝至元凤三年汉昭帝年号。六千余岁；宝长安、单安国、杯育治终始，言黄帝以来三千六百二十九岁；皆见《汉书·律历志》。则大相径庭矣。《汉志》言寿王移帝王年录，舜、禹年岁，不合人年，盖所谓言不雅驯者，固不当骛异而疑习见之说也。
共和以前年岁，亦间有可考者。如《史记·晋世家》云“靖侯以来，年纪可推”；《汉书·律历志》言“春秋殷历，皆以殷，鲁自周昭王以下无年数，故据周公、伯禽为纪”；又《史记·周本纪》，载厉王立三十年而用荣夷公，三十四年，告召公能弭谤，三年而国相与叛袭王是也。然此等必断续不完具；亦且诸说相校，必有龃龉而不可通者；如《秦本纪》《秦始皇本纪》纪秦诸君在位年数，即有异同。一国如是，众国可知矣。此史公所以不为之表也。
言上古年代者，至纬候而始侈，盖汉人据历法所造也。《广雅·释天》云：“天地辟设，至鲁哀公十有四年，积二百七十六万岁。分为十纪：曰九头，五龙，摄提，合雒，连通，序命，循蜚，因提，禅通，流讫。”王念孙校改为疏讫。《书序疏》引《广雅》作流讫。《校勘记》云：“流讫王本改疏讫。”司马贞《补三皇本
纪》云：“春秋纬称自开辟至于获麟，凡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岁分为十纪，凡世七万六百年当作纪卅二万七千六百年。一曰九头纪，二曰五龙纪，三曰摄提纪，四曰合雒纪，五曰连通纪，六曰序命纪，七曰修飞纪，八曰回提纪，九曰禅通纪，十曰流讫纪。”二说十纪之名相同，循蜚修飞，因提回提，流记流讫之不同，当系字误，惟无由知孰正孰误耳。而年数互异。案《续汉书·历志》，载灵帝熹平四年蔡邕议历法，谓《元命苞》《乾凿度》，皆以为开辟至获麟，二百七十六万岁；《诗·文王疏》引《乾凿度》，谓入天元二百七十五万九千二百八十岁，《文王》以西伯受命；则《广雅》实据《元命苞》《乾凿度》以立言。《路史余论》引《命历序》，谓自开辟至获麟，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岁，则《三皇本纪》所本也。《汉书·王莽传》：“莽改元地皇，从三万六千岁历号也。”三统历以十九年
为章，四章七十六年为，二十千五百二十年为纪，三纪四千五百六十年为元。二百七十五万九千二百八十者，一元与六百十三相因之数；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年者，三万六千与九十一相因之数也。盖其所本者如此。
汉人言古帝王世数，亦有甚侈者。《礼记·祭法正义》云：“《春秋命历序》：炎帝号曰大庭氏，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黄帝，一曰帝轩辕，传十世，二千五百二十岁。《校勘记》云：“《监、毛本》同。《闽本》二千作一千。惠栋校《宋本》同。”次曰帝宣，曰少昊，一曰金天氏，则穷桑氏，传八世，五百岁。次曰颛顼，则高阳氏，传二十世，三百五十岁。案《诗·生民疏》引《命历序》云“颛顼传九世”，未知孰是。次是帝喾，传十世，四百岁。”又标题下《疏》引《易纬·通卦验》云：“遂皇始出握机矩。”《注》云：“遂人在伏羲前，始王天下也。”又引
《六艺论》云：“遂王之后，历六纪九十一代至伏羲。”方叔玑《注》云：“六纪
者：九头纪，五龙纪，摄提纪，合雒纪，连通纪，序命纪。九十一代者：九头一，五龙五，摄提七十二，合雒三，连通六，序命四。”《疏》云：“谯周《古史考》，燧人次有三姓至伏羲，其文不同。”《曲礼疏》引谯周云：“伏羲以次有三姓至女娲，女娲之后五十姓至神农，神农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亦纬候既兴后之说也。
《书疏》引《雒师谋注》云：“数文王受命，至鲁公惠公末年，三百六十五岁。”又云：“本惟云三百六十耳，学者多闻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因误而加。遍校诸本，则无五字也。”案《乾凿度》谓入天元二百七十五万九千二百八十岁而文王受命，今益三百六十岁，更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凡二百七十五万九千八百八十二年，较二百七十六万年，尚少十八，则《乾凿度》与《雒师谋》不同。依《乾凿度》，文王受命，当在春秋前四百七十有八岁。若依《世经》，则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即位十一年；周公摄政七年；其明年，为成王元年，命伯禽俾侯于鲁；伯禽至春秋，三百八十六年；文王受命，在春秋前四百十三年也。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集解》引徐广曰：“自共和元年，岁在庚申，讫敬王四十三年，凡三百六十五年。”又《周本纪集解》引徐广曰：“自周乙巳至元鼎
四年戊辰，一百四十四年，汉之九十四年也。汉武帝元鼎四年封周后也。”案《六国表》：起周元王，讫秦二世，凡二百七十年。元王元年，至赧王五十九年乙巳，凡二百二十一年。依《史记》年表，共和至赧王，凡五百八十六年；至汉武帝天汉四年，则七百四十五年也。《正义·论史例》云：“大史公作《史记》，起
黄帝；高阳，高辛，唐尧，虞舜，夏，殷，周，秦，讫于汉武帝天汉四年，合二千四百一十三年。”张氏此言，自共和以后，当以《史记》本书为据。共和以前，除舜三十九年，见于本书外，《集解》引皇甫谧：黄帝百，颛顼七十八，喾七十，《御览·皇王部》引作七十五。挚九，尧九十八；《世纪》古帝王年数，伏牺百，神农百二十，少昊百，亦皆成数。惟颛顼、帝喾不然，未知何故。然《御览》又引陶弘景，谓帝喾在位六十三年，《路史》同。六十三加七十八，加九，凡百五十，则亦成数矣。此等亦必有其由，惜无可考也。又引《竹书纪年》，谓夏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自汤灭夏以至于受，用岁四百九十六年；《正义》引《竹书》曰：“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百七十三年。”七百之七，当系误字。周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正义》皆无异说，亦未尝别有征引，似当同之。依此计算，自黄帝至周幽王，合一千六百十八年。东周以下，依《史记》本书计，至天汉四年，合六百七十四年。两数合计，凡二千二百九十二年。较二千四百一十三，尚少百二十一。未知张氏何所依据也。又《水经·瓠子河注》，谓成阳尧妃祠，有汉建宁五年成阳令管遵所立碑，记尧即位至永嘉三年，二千七百二十有一载。《北史·张彝传》，言彝上《列帝图》，起元庖牺，终于
晋末，凡十六代，一百二十八帝，历三千二百七十一年。亦未知其何据。
《路史》引《易纬稽览图》云：“夏年四百三十一，殷年四百九十六”，此
造《竹书》者所据也。造《竹书》者，盖以为羿、浞之乱，历四十年，故益四百三十一为四百七十一。此书真本，盖亦未尝有传于后，唐人所据，其伪亦与明人所造等耳。夫魏史必出于晋，晋史于靖侯以上，已不能具其年数，安能详夏、殷以前？况晋又何所受之欤？受之周欤？周何为秘之，虽鲁号秉周礼者，亦不得闻，而独畀之唐叔？且韩亦三晋之一，何以韩非言唐、虞以来年数，其不审谛，亦与孟子同？即魏人亦未有能详言古代年数者。岂又之生人，而独藏诸王之冢中欤？于情于理，无一可通。
以历法推古年代，本最可信，然昔人从事于此者，其术多未甚精；古历法亦多疏舛；史籍记载，又有讹误；故其所推，卒不尽可据也。刘歆而后，宋邵雍又有《皇极经世书》，推尧元年为甲辰，在民国纪元前四千二百六十八年，西元前二千三百五十七年，亦未知其何据。金履祥作《通鉴纲目前编》用之，元、明以降，《纲目》盛行，流俗言古史者遂多沿焉。
先史之世，无年可纪，史家乃以时代代纪年。年代愈古，则材料愈乏，而其所分时代愈长。看似粗略，然愈古则演进愈迟，变异亦愈少，据其器物，固亦可想见其大略也。分画先史时期，大别为旧石器（palolithic age）、新石器（neolithicage）、青铜器（bronzeage）、铁器（ironage）四期。旧石器中，又分前后。前期三：曰芝良期（Chellean），其所用器，只有石斧，略别于未经制造者而已。曰曷朱良期（Acheulean），则兼有石刀。芝良期及曷朱良期，皆仅能以石击石，去其碎片，用其中心而已。其时代，约距今七万年至四十五万年。曰墨斯梯灵期（Mousterian），始能用石片，故其锋较锐。初有骨器，而为数甚少。其时代，约距今二万五千年至七万年。后期亦三：曰阿里诺新期（Aurignacian），骨器稍多。
始知雕塑，其艺颇为后人所称道。曰苏鲁脱灵期（Solutrean），石器两面有锋。骨器益多，制亦益善。曰马特兰宁期（Magdalenian），此期之用石器，非复以石击石，而有似钻之物，介于其间，故其大小可以自如。此三期，约距今二万五千年至五万年。六期之后，别有所谓阿奇林期（Azilian）者，骨器既衰，石器亦小，考古者名之曰小石器（microlith）。考古者臆想其时，或为用土器之萌芽焉。然陶器之迹无存，故称之曰尾旧石器时期（opipalolithie）。新旧石器之别，非仅以其精粗，亦视其有无弓矢等物以为断，而陶器之有无，尤为考古家所重。有陶器，则视为新石器之始；无陶器，则视为旧石器之终。旧石器时代，大抵恃搜集为生。新石器时代，始知渔猎，多能用火。其末期，且有进于农牧，知用铜者。然紫铜之器，不坚而易坏，故仍列石器期中，至能合铜锡为青铜，乃别为铜器时代也。
铜器时代，人以农牧为生。有氏族，新石器时代行图腾制。宗教亦有统系，前此行杂乱之拜物教。人群之规制稍备矣。文字之兴，实在新石器时代之后。故石器时代，适为先史时代，铜器铁器时代，适为有史时代也。以上所论，皆据欧洲考古学家之说，吾国发掘之业，方在权舆，自不能不借助他山，以资推论。然人群进化，异地同符，铢铢而较之，一若不胜其异。苟略其细而观其大，自有一致百虑，同归殊途者。观其会通，与曲说附会，相似而实不同，固不可以不辨也。
吾国发掘所获遗迹，当列旧石器时代者有五：曰周口店，略视墨斯灵梯期。曰河套，民国十二年，德日进（Père…Teilhard…de…Chardin）、桑志华（Père…E.…Licent）所发掘。一为无定河。一为宁夏南之水洞沟。案此外甘肃东境，山西、陕西北境，亦有零星旧石器。曰周口店之上洞，皆在旧石器后期。河套遗迹较古，盖在后期之始。上洞骨器制作颇精，饰物技艺亦优，当在后期之终，于黑龙江呼伦之达赖湖为近。亦德日进、桑志华所掘。达赖湖及广西桂林武鸣遗迹民国二十四年，杨锺健、裴文中与德日进同掘。皆在尾旧石器时期。然武鸣有一石器步日耶（H.Breuil）以为系属重制，则其前，尚当有更古之旧石器时期也。新石器时代，甘、青及河南遗迹，安特生分为六期：曰齐家期，约在西元前三千五百年至三千二百年。曰仰韶期，自三千二百年至二千九百年。
曰马厂期，自二千九百年至二千六百年。为新石器及石铜过渡时期。曰新店期，自二千六百年至二千三百年。曰寺期，自二千三百年至一千年。曰沙井期，自二千年至一千七百年，则入铜器时期矣。铜器时期，南方似较北方为早。良渚钱山漾，皆有粗制石器。钱山漾尤多。而古荡有孔石斧，似用铁器旋转而入。又多石英器，其质甚坚，非金属不能穿凿，则已在石铜兼用之期。可见南方文化，历时甚长。惜乎发掘不多，时代尚难推断。然北方之知用铜，系由南方传授，则似无可疑者。殷人起于东南，已如上章所述。殷墟铜器，据地质调查所所化验，含锡逾百分之五；中央研究院所化验，含锡逾百分之十；其为青铜器无疑。日本道野松鹤，分析其若干种，以其中不含锡，指为纯铜器时期（copperage）。梅原末治则云：其中虽不含锡，而含铅、铁、砒素颇多，兵器则仍含锡。然则他器之不含锡，盖由中原锡少而然。
抑铜锡器之始，必用为兵，久之乃以为他器。殷墟之兵，文理悉类鼎彝，盖非以资实用，则其进于铜器时代久矣。见所著《中国青铜器时代考》。胡厚宣译，商务印书馆本。予案《越绝书》载风
胡子之言，谓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当此之时作铁兵。又载薛烛之言，称赤堇之山，破而出锡；若耶之溪，涸而出铜。见《外传·宝剑篇》。则石铜二器之递嬗，昔人早已知之。
审谛，要非绝无根据。然则南方之知用铜，尚在黄帝之先。夏以后，其技乃稍传于北，故有铸鼎象物之说。《左氏》宣公三年。黄帝与禹，年代皆略有可考，则南方之知用铜，其年代亦可微窥也。今安阳之小屯村，十七年后，中央研究院陆续发掘。地质凡分三层：下层为石器，中层为石铜过渡之期，上层为铜器。历城之城子崖，地质亦分二层：下层为新石器，上层为铜器。小屯殷墟，城子崖为谭国故址，则铜器之传布于河域，年代又略可推矣。
第五章开辟传说
案印度古籍，有所谓《厄泰梨雅优婆尼沙昙》（AitareyaUpanishad）者。其说云：太古有阿德摩（Atman）先造世界。世界既成，后造人。此人有口，始有言，有言乃有火。此人有鼻，始有息，有息乃有风。此人有目，始有视，有视乃有日。此人有耳，始有听，有听乃有空。此人有肤，始有毛发，有毛发，乃有植物。此人有心，始有念，有念乃有月。此人有脐，始有出气，有出气，乃有死。此人有阴阳，始有精，有精，乃有水。又《外道小乘涅论》云：“本无日月星辰，虚空及地，惟有大水。时大安荼生，形如鸡子。周匝金色。时熟，破为二段，一段在上作天，一段在下作地。”《摩登伽经》云：“自在以头为天，足为地，目为日月，腹为虚空，发为草木，流泪为河，众骨为山，大小便利为海。”《三五历记·五运历年记》及《述异记》第一二说，其为窃此等说，加以文饰而成，形迹显然，无待辞费。
至其所谓先儒说者，虽若与此是一，然以盘古氏为生存，而不谓其已死，则显与其所谓古说者，同出一原，而与其第一二说，迥不相侔也。《路史·初三皇记》，谓荆湖南北，今以十月十六日为盘古氏生日，以候月之阴晴，此即《述异记》所谓古说，尚存于宋时者。《山海经·海外北经》云：“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在无之东。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大荒北经》云：“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谓烛龙。”此即一事而两传，与《述异记》所谓先儒说及古说相似，足见其为中国旧说。吴、楚间说，明言盘古氏有夫妻二人，且南海有其墓；南海中有其国，其人犹以盘古为姓；则人而非神矣。
古氏族酋长，往往见尊为神，然不害于实有其人。故所谓吴、楚间说者，与所谓先儒说、古说，并不相悖。所谓先儒说古说者，虽涉荒怪，亦不能以此而疑吴、楚间说之凿空，不含史实也。然则所谓盘古氏者，必南方民族所共尊之古帝；南海中之盘古国，后虽僻处遐方，在古代，或实为南方民族之大宗矣。
《后汉书·南蛮传》，有所谓瓠者，以为高辛氏之畜狗，长沙武陵蛮之祖，此与盘古本渺不相涉，夏曾佑始谓与盘古是一，谓吾族误袭苗族神话为己有。见所著《古代史》。予昔亦信其说，今乃知其非是而不可以不辩也。夫夏氏之疑，乃谓吾族古帝，踪迹多在北方，独盘古则祠在桂林，墓在南海耳。吾族开化，实始于南，不始于北，已如第三章所述。然则古代神话，留遗岭表，又何怪焉？抑《后汉书》瓠之说，实仅指武陵一隅，尤显而易见者也。其说曰：“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万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瓠。下令之后，帝大喜。而计
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
瓠不可妻之以女，又无封爵之道，议欲有报而未知所宜。女
闻之，以为帝王下令，不可违信，因请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瓠。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于是女解去衣裳，为仆鉴之结，着独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寻求，辄遇风雨震晦，使者不得进。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瓠死后，因自相夫妻。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其母后归，以状白帝。于是使迎致诸子。衣裳斑斓言语侏离。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其后滋蔓，号曰蛮夷。外痴内黠，安土重旧。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其渠帅曰精夫，相呼为徒。今长沙武陵蛮是也。”此说依据蛮人地理、风俗、言语、服饰、居处及中国待之之宽典，其为秦、汉间人所文饰，显然不疑。《注》云：“今辰州卢溪县西有武山。黄闵《武陵记》曰：
山高可万仞，山半有瓠石室，
瓠行迹。今案石窟前有石羊、石兽，古迹奇异尤多。
瓠像也。”《路史·发
可容数万人。中有石床，
望石窟，大如三间屋。遥见一石，仍似狗形，俗相传，云是
挥》云：“有自辰、沅来者，云卢溪县之西百八十里，有武山焉。其崇千仞。遥望山半，石洞罅启。一石貌狗，人立乎其旁，是所谓瓠者。今县之西南
瓠祠，栋宇宏壮。信天下之有奇迹也。”《注》云：“《辰州图经》云：
瓠之像，今其中种有四：一曰七村归明
三十里有
石窟如三间屋。一石狗形，蛮俗云
户，起居饮食类省民，但左。二曰施溪武源归明蛮人。三曰山。四曰仡
僚。虽自为区别，而衣服趋向，大略相似。土俗以岁七月二十五日，种类四集，扶老携幼，宿于庙下，五日，祠以牛彘酒，椎鼓踏歌，谓之样。样，蛮语
祭也。”卢溪，今湖南泸溪县。自唐至宋，遗迹犹存，种落可指，可见《后汉书》所云，乃一种落之故事，今乃以此推诸凡南蛮，并谓吾族称说，谓他人父，可谓重诬矣。干宝《晋纪》，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皆谓蛮族杂糅鱼肉，叩
槽而号，以祭瓠。见《文献通考·四裔考》。《路史》谓会昌有盘古山，今江西会昌县。湘乡有盘古堡，今湖南湘乡县。雩都有盘古祠。今江西雩都县。成都、今四川成都县。淮安、今江苏淮安县。京兆今陕西长安县。皆有庙祀。又引《元丰九域志》，谓广陵今江苏江都县。有盘古冢庙。固与瓠绝不相干。今广西岩峒中，亦有盘古庙。兼祀天皇、地皇、人皇。此盖又受吾族传说改变。俗以旧历六月二日为盘古生日，远近聚集致祭，与《路史》所述荆湖南北，及《辰州图经》所述辰州土俗相类。而闽、浙民，亦有奉瓠为祖者，其画像仍作狗形。他种落传说，亦有自称狗种者。二者犹绝不相蒙，安得据音读相近，牵合为一哉？
第六章 三皇事迹
第一节纬书三皇之说
少昊，谓德合五帝座星者为帝，故实六人而为五。见《曲礼疏》。案《后汉书·贾逵传》，载逵奏《左氏》大义长于二传者曰：“五经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
为火德。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令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案汉人言五德终始有二说：一以为从所不胜，周为火德，秦以水德胜之。汉承秦，故为土德。此说承自嬴秦，一主相生，刘向父子衍之。汉以火德，承周之木，而以秦为闰位。汉自以为尧后。黄帝号为黄，其为土德，无可移易。黄帝以后，颛顼以金德承之，则喾为水德，尧为木德矣。故必于黄帝后增一少昊为金德，而颛顼以水德，喾以木德承之，尧乃得为火德也。此为古学家于黄帝、颛顼之间增一少昊之由。然实六人而为五，于理终有未安。造《伪古文尚书》者出，乃去遂人而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少昊、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伪孔安国传序》。如是，则少昊虽增，五帝仍为五人矣。此实其说之弥缝而更工者也。案《周官》都宗人，“掌都宗祀之礼。凡都祭祀，致福于国”。《注》云：
“都或有因国无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礼记·王制》云“天子诸侯，祭因国之在其地而无主后者”；而《春秋繁露》，有九皇、六十四民；《三代改制质文篇》。此《郑注》之所本也。九皇、六十四民者，存二王之后以大国，与己并称三王。其前为五帝，封以小国。又其前为九皇，其后为附庸。又其前六十四代，则无爵土，故称民。三王，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合八十一代。古以九为数之究，八十一则数之究之究者也。《史记·封禅书》载管子说：今《管子》之《封禅篇》，乃取《史记》此书所补。谓古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七十二益三
皇、五帝，更益以本朝，亦八十一。窃疑三皇、五帝，使外史氏掌其书；自此以往，则方策不存，徒于因国无主及登封之时祭之；实前代之旧制。孔子作《春秋》，存二王以通三统，《白虎通义·三正篇》曰：“王者存二王之后者，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统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敬谨谦让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行其礼乐。”案服其正色者，夏以孟春月为正，色尚黑。殷以季冬月为正，色尚白。周以仲冬月为正，色尚赤。王者受命，有可得与民变革者，有不可得变革者。正朔为可得变革之一端，举此以概一朝所独有之制度也。《三教篇》谓夏之教忠，忠之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之教敬，敬之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之教文，文之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三者如顺连环，周而复始，穷则反本。盖儒家谓治天下，当三种制度迭行，故二王之成法，不可不保守也。
立五帝以昭五端，《公羊》隐公元年《解诂》：“政莫大于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诸侯不上奉王之政，则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后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则不得为政，故先言王而后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号令则无法，故先言春而后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则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后言春。五者同日并见，相须成体，乃天人之大本，万物之所系，不可不察也。”而于《书》，则仍存前代之三皇、五帝，以明三才、五常之义，《古今注》：“程稚问于董生曰：古何以称三皇、五帝？对曰：三皇者，三才也。五帝，五常也。”三才为天、地、人，与《含文嘉》说合。五常可以配五行，则儒家言五帝者之公言也。实六经之大义也。儒家三皇、五帝之说，其源流如此，与流俗所谓三皇者，实不相合也。
流俗三皇之说，出于谶纬。司马贞《补三皇本纪》云：“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十二头。澹泊无所施为，而俗自化。兄弟十二人，立各一万八千岁。地皇十一头。火德王。姓十一人。姓上当有夺字。兴于熊耳、龙门等山。亦各万八千岁。人皇九头，乘云车，驾六羽，出谷口。兄弟九人，分长九州，各立城邑。凡一百五十世，合四万五千六百年。”《注》云：“出《河图》《三五历》。”新莽下三万六千岁历，三统历以四千五百六十年为元，已见第四章。两“万八千”合为三万六千，四万五千六百年，则一元十倍之数也。《太平御览·皇王部》引《始学篇》，谓天皇、地皇各十二头，万八千岁。人皇九头，人各百岁。《洞纪》：天皇、地皇，亦各十二头。《帝系谱》：天皇、地皇，亦各万八千岁。于人皇皆无说。《路史》引《真源赋》，则天皇十三人，地皇十一人，各万八千余岁。人皇九人，四万五千六百年。
案《御览》又引《春秋纬》，谓天皇、地皇、人皇兄弟九人，分为九州，长天下；《河图括地象》，谓天皇九翼；则纬书旧说，天皇、地皇、人皇皆九人，其年亦仅百岁。《始学篇》所采。自三万六千岁之历出，乃改天皇、地皇之年，各为万八千，而又增其人数为十二也。《补三皇本纪》之说，自谓出《河图》《三五历》，而《御览》引《河图》：天皇九翼，与《补三皇本纪》之说异，则《三皇本纪》天皇、地皇之说出《三五历》，人皇之说出《河图》也。天皇十三人之说，未知所本，地皇十一人之说，则决为天皇十三人之说既出后，乃减一人以就之者。要皆以意造作而已矣。《御览》又引《遁甲开山图》荣氏《注》，谓天皇兄弟十二人，地皇兄弟十人，人皇兄弟九人。十人盖十二人之夺。《御览》又引《遁甲开山图》曰：“天皇被迹在柱州昆仑山下。地皇兴于熊耳、龙门山。人皇起于形马。
”《水经·渭水注》：“故虢县今陕西宝鸡县东。有杜阳山。山北有杜阳谷。地穴北入，不知所极。在天柱山南。”赵一清云：“《寰宇记》：凤翔府岐山县下云：岐山，亦名天柱山。《河图括地象》曰：岐山在昆仑山东南，为地乳。上多白金。周之兴也，
鸣于山上。时人亦谓此山为凤皇堆。《注》：《水经》云：天柱山有凤皇祠。或云：其峰高峻，回出诸山，状若柱，因以为名。《御览》及程克斋《春秋分记》并引之，今缺失矣。”岐山，今陕西岐山县。熊耳，在今河南卢氏县南。龙门，在今山西河津、陕西韩城县之间。《水经·渭水注》：伯阳谷水、苗谷水并出刑马山。孙星衍校本云：当在今清水县界。然则《遁甲开山图》谓三皇兴于陕、甘、晋、豫之境也。案《御览》引《春秋命历序》，谓“人皇氏九头，驾六羽，乘云车，出谷口，分九州”。《路史》引云：“出谷，分九河。”九河不可分，必九州之误。
谷则无疑。《三国·蜀志·秦宓传》：宓对夏侯纂，谓三皇乘
县西南。乃夸张本州之言，不足信也。《遁甲
谷口之谷，系指
车出谷口，即斜谷，在今陕西
开山图》，专将帝王都邑，自东移西，尤不足据。《路史注》引《遁甲开山图》：人皇出于刑马山提地之国。又引《雒书》云：人皇出于提地之国。以《御览》之文校之，上提地之国四字当衍，此语当出《雒书》也。《说文·示部》：“，地，提出万物者也。”提地二字，似因此附会，未必有地可实指也。
《礼记》标题下《正义》云：《易纬通卦验》云：“天皇之先与乾曜合元，君有五期，辅有三名。”《注》云：“君之用事，五行代王，代字从今本通卦验增。亦有五期。辅有三名，公、卿、大夫也。”又云：“遂皇始出握机矩。”注云：“遂人在伏羲前，始王天下也。”则郑以天皇为上帝，五期之君为五帝，继天立治，实始人皇；而其所谓人皇者，则为遂人，此犹是《含文嘉》之说。《广雅》十纪，始自人皇，纪名九头，见上章。亦相符合。足见天皇、地皇之说为后起也。
第二节巢燧羲农事迹
服虔云：“自少以上，天子之号以其德，百官之号以其征。自颛顼以来，天子之号以其地，百官之号以其事。”《礼记·月令疏》引。案古地名与氏族之名，不甚分别。以地为号者，可略知其地与族，以德为号，斯不然矣。然十口相传，必其时之大事，社会开化之迹，却因之而可征也。
吾国开化之迹，可征者始于巢、燧、羲、农。《韩非子·五蠹篇》曰：“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鸟兽龙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肠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曰燧人氏。”《庄子·盗跖篇》曰：“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食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炀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
《易·系辞传》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田以渔，盖取诸《离》。”《经典释文》云：“包，本又作庖。郑云：取也。孟、京作伏。牺，郑云：鸟兽全具曰牺。孟、京作戏，云服也。化也。”《白虎通义·号篇》云：“下伏而化之，故谓之伏羲。”《风俗通义》引《含文嘉》云：“伏者，别也，变也。戏者，献也，法也。伏戏始别八卦，以变化天下；天下法则，咸伏贡献；故曰伏戏。”盖今文旧说，孟、京所用。郑说则本于刘歆。《汉书·律历志》载《世经》曰：“作网罟以田渔取牺牲，故天下号曰炮牺氏”可证。《易》但言佃渔，歆妄益“取牺牲”三字，实非也。《礼记·月令疏》引《帝王世纪》曰：“取牺牲以共庖厨，食天下，故号曰庖牺氏。
”则又以庖字之义，附会庖厨，失之弥远矣。今人或以伏羲为游牧时代之酋长，观此自知其非。
神农亦德号。《礼记·月令》：季夏之月，“水潦盛昌，神农将持功”；又曰：“毋发令而待，以妨神农之事”；此神农必不能释为人名也。《易·系辞传》曰：“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又曰：“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案《礼运》云：“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而捭豚，汗尊而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明堂位》曰：“土鼓，蒉桴，苇，伊耆氏之乐也。”《郊特牲》曰：“伊耆氏始为蜡。”蜡为田祭，故熊安生谓伊耆氏即神农。见《礼记》标题下《疏》。综观三文其说是也。《郊特牲》又云：“四方年不顺成，八蜡不通，以谨民财也。顺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盖因蜡祭之时，行交易之事，与《易传》之文，亦相符会也。
《御览》引《遁甲开山图》云：
自相矛盾。窃疑治石楼山南之说，不出《开山图》，而《御览》误引也。韩子谓，民食果蛤，不胜禽兽虫蛇；庄子谓“昼食橡栗，暮栖木上”，又谓“民不知衣”；
则巢、燧二氏，必居榛莽湿热之区，从可知尔。
《御览》又引《诗纬含神雾》曰：“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易·系辞传疏》引《帝王世纪》曰：“有大人迹，出于雷泽，华胥履之而生包牺。”按《淮南子·地形训》曰：“雷泽有神，龙身人头，鼓其腹而熙。”《山海经·海内东经》曰：“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作：“鼓其腹则雷。”在吴西。”《鲁灵光殿赋》曰：“伏羲鳞身，女娲蛇躯。”李善《注》引《列子》曰：“伏羲、女娲，蛇身而人面。”又引《玄中记》曰：“伏羲龙身，女娲蛇
躯。”古者工用高曾之规矩，殿壁画象，亦必有所受之。然则伏羲在沼泽之区，又不疑也。《管子·轻重戊》曰：“伏羲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八卦益以中宫，是为九宫。明堂九室，取象于是。明堂之制，四面环水，盖湖居之遗制。伏羲之社会，从可推想矣。雷泽，盖即《五帝本纪》舜之所渔。《山海经》谓在吴西，吴即虞，二说亦相符合。《汉志》谓在城阳，地在今山东濮县。《左氏》大之后，有任、今山东济宁县。宿、今山东东平县东。须句、今东平县东南。颛臾，今山东费县。见僖公二十一年。虽不中，当不远。《帝王世纪》谓伏羲氏都陈，见下。盖以《左氏》昭公十七年，梓慎言“陈大
大辰之虚，郑祝融之虚，卫颛顼之虚并举，大辰必不能释为国名，则梓慎所言，盖天帝，非人帝。《御览》又引《开山图》曰：“仇夷山，四绝孤立，大昊之治，伏羲生处。”仇夷山盖即仇池山。在今甘肃成县。荣氏《注》，因谓伏羲生成纪，今甘肃秦安县。徙治陈仓，今陕西宝鸡县。见《水经·渭水注》。《易·系辞传疏》引《帝王世纪》亦云：包牺长于成纪。则去之弥远矣。
《礼记·祭法》云：“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国语·鲁语》作烈山氏。《郑注》曰：“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或曰有烈山氏。”《韦注》曰：“烈山氏，炎帝之号也。起于烈山。《礼·祭法》以烈山为厉山也。”郑氏犹为两可之辞，韦氏则断以烈为山名矣。烈山之地，即后世之赖国，地在今湖北随县。盖徒据音读附会。其实烈山即孟子“益烈山泽而焚之”《滕文公上》之烈山，乃农耕之民，开拓时之所有事。《左氏》昭公十八年，梓慎登大庭氏之库。《注》云：“大庭氏，古国名，在鲁城内，鲁于其处作库。”《疏》云：“先儒旧说，皆云炎帝号神农氏，一曰大庭氏。”《诗谱序》及《礼记》标题下《疏》，均谓郑玄以大庭是神农之别号。《月令疏》引《春秋说》云“炎帝号大庭氏，下为地皇，作耒耜，播百谷，曰神农”，盖诸儒之说所本。《史记·周本纪正义》云：
“《帝王世纪》曰：炎帝自陈营都于鲁曲阜。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后徙曲阜。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颛顼始都穷桑，徙商丘穷桑在鲁北。或云：穷桑即曲阜也。又为大庭氏之故国又是商奄之地。皇甫谧云：黄帝生于寿丘，在鲁城东门之北。居轩辕之丘，于《山海经》云：此地穷桑之北，西射之南是也。”炎帝居陈，盖以其继大昊言之，与云颛顼徙商丘，均不足据，说已见前。《左氏》定公四年，祝言伯禽封于少之虚；昭公二十九年，蔡墨谓少氏有四叔，世不失职，遂济穷桑；则穷桑地确近鲁。《封禅书》载管子之言：谓“古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氏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帝喾封泰山，禅云云。尧封泰山，禅云云。舜
之虚”云然。
封泰山，禅云云。禹封泰山，禅会稽。汤封泰山，禅云云。成王封泰山，禅社首。”《正义》引《韩诗外传》曰：“孔子升泰山，观易姓而王，可得而数者七十余人，不得而数者万数也。”今本无，然《书序疏》亦引之，司马贞《补三皇本纪》，亦有此语，乃今本佚夺，非《正义》误引也。万数固侈言之，然古封泰山者甚多，则必非虚语。封禅后世为告成功之祭，古或每帝常行。千里升封，必非小国寡民所克举，则古泰山之下，名国之多可知。谓自炎帝至颛顼，都邑皆近于鲁，则可信也。《国语·晋语》，谓炎帝以姜水成。
为祝融之后踪迹在南；故传说随之而散布，非其朔也。
《祭法疏》引《春秋命历序》云：“炎帝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纬候之
言，本不足据。《易·系辞传疏》引《帝王世纪》云：“神农氏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
八代，及轩辕氏。”则其说弥妄矣。古系世之传，盖始于黄帝之族，《大戴记·帝系》即如此，谧安所得神农氏之世系邪？《吕览·慎势》云：“神农氏十七世有天下”，或当得其实也。《御览》引《尸子》作七十世，盖十七字倒误。
第七章五帝事迹
第一节 炎黄之争
《庄子·篇》云：“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业，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盗跖篇》曰：“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商君书·画策篇》曰：“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殁，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战国·赵策》曰：“宓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擅杀篇》曰：“今足下以汤、武为不义，然则足下所谓义者，何世之君也？
则答之以神农。”若是乎，自古相传，咸以炎、黄之际，为世运之一大变也。案《战国·秦策》：苏秦言神农伐补遂，《吕览·用民》，谓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神农。《说苑·政理篇》同。则神农之时，亦已有征诛之事。盖神农氏传世甚久，故其初年与末年，事势迥不相同也。然此等争战，尚不甚剧，至炎、黄之际，而其变益亟。
五十六字，殆别采一说，而夺一曰二字；抑或后人记识，与元文相混也。《周书·尝麦篇》曰：“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方。四疑当作西。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命之曰绝辔之野。”《史记篇》曰：“昔阪泉氏用兵无已，诛战不休，并兼无亲，文无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于独鹿，诸侯叛之，阪泉以亡。”《盐铁论·结和篇》曰：“轩辕战涿鹿，杀两、蚩尤
而为帝。”褚先生《补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载田千秋上书曰：“父子之怒，
自古有之。蚩尤叛父，黄帝涉江。”然则《周书》之赤帝，即《史记》之神农氏，为炎、黄二帝之共主。炎帝盖即蚩尤，初居阪泉，故号阪泉氏。后与赤帝争于涿鹿之阿，亦即独鹿，盖逐赤帝而攘其地。其后又为黄帝所灭。蚩尤初为少昊，为两之一，两者，《礼记·月令疏》曰：“东方生养，元气盛大；西方收敛，元气便小；故东方之帝，谓之大；西方之帝，谓之少。”其说当有所本。两
又一，当为大。赤帝时不知谁为之，蚩尤既代赤帝，当别以人为两，涿
鹿之战，与之俱死，《盐铁论》所云者是也。
予昔尝谓神农为河南农耕之族，黄帝为河北游牧之族，阪泉、涿鹿之战，乃河北游牧之族，侵略河南农耕之族。由今思之，殊不其然。昔所以持是说者，乃因信阪泉、涿鹿在涿郡；又《史记》言黄帝教熊貔貅虎，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类于游牧之族故也。其实迁徙往来无常处，好战之主类然，初不必其为游牧之族。若齐桓公，其征伐所至之地，即甚广矣，又可谓齐为行国乎？教熊貔貅虎，乃形容之辞，非实有其事，《史记》固亦云黄帝艺五种，时播百谷草木矣，亦可据其文而断黄帝为耕农之族也。《易·系辞传疏》，《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谓神农人身牛首。《述异记》云：“秦、汉间说：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而相抵。汉造角抵戏，盖其遗制也。”《淮南子·原道》《天文》，皆云共工氏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缺，《山海经·
海外北经》云：“共工之臣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津溪。”蚩尤、共工与神农俱姜姓。予昔因此，谓神农之族农耕，故重牛；黄帝之族游牧，游牧之民，必兼事田猎，故有教熊貔貅虎之说。然古无牛耕；农耕之族，亦并不斗牛；此说亦殊牵强也。阪泉，《集解》引皇甫谧云：在上谷。又引张晏云：涿鹿在上谷。此自因汉世县名附会。汉涿鹿县属上谷，即今察哈尔涿鹿县。服虔谓阪泉地名，在涿郡，今河北涿县。自较谓在上谷者为近情。然以古代征战之迹言之，仍嫌太远。《御览·州郡部》引《帝王世纪》曰“《世本》云：涿鹿在彭城南”，今江苏铜山县。实最为近之。《战国·魏策》云“黄帝战于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起；禹攻三苗，而东夷之兵不至”；此为涿鹿在东方之明证。《集解》又引《皇览》，谓蚩尤冢在寿张，后汉县，今山东东平县。其肩髀冢在钜野，汉县，今山东钜野县。
亦距彭城不远也。
《史记》云：“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同，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丸山《集解》引徐广曰：“一作凡。”《汉书·地理志》作凡，在琅邪朱虚县。今山东临朐县。岱宗即泰山。空桐：《集解》引应劭曰：“山名”，韦昭曰：在“陇右。”鸡头：《索隐》曰：“山名也。后汉王孟塞鸡头道，在陇西，一曰：崆峒山之别名。”《正义》引《括地志》曰：“笄头山，一名崆峒山，在原州平高县西百里。”今甘肃固原县。又曰：“空桐山，在肃州福禄县东南六十里。”今甘肃高台县。熊、湘：《集解》引《封禅书》曰：“南伐至于召陵，登熊山。”召陵，今河南郾城县。《地理志》曰：“湘山，在长沙益阳县。”今湖南益阳县。《正义》引《括地志》，谓“熊耳山，在商州上洛县西十里。
今陕西商县。齐桓公登之，以望江、汉。湘山，在岳州巴陵县南十八里”。今湖南岳阳县。釜山，《括地志》谓在怀戎县北三里。今察哈尔怀来县。泰山本古代登封之处。琅邪自非黄帝所不能至。陇右、巴陵，则相距大远矣。《路史》云：“空同山，在汝之梁县西南四十里。今河南临汝县。有广成泽及庙。近南阳雉衡山。在今河南南召县东。故马融《广成赞》云：“南据衡阴。”其说是也。《殷本纪》，殷后有空桐氏。古所谓江，不必指今长江。熊、湘虽不能指为何地，要
不能西抵上洛，南至巴陵。釜山之在怀戎，则又因涿鹿在上谷而附会。其所在亦不可考。然三代封略，北不尽恒山，则其地必在恒山之南也。邑涿鹿之阿，则仍蚩尤之旧居耳。此可见黄帝经略所及，不过今河南、山东；其本据，则仍在兖、徐之间也。
《史记》又云：“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故黄帝曰有熊。”
《白虎通义·号篇》亦曰：“黄帝号有熊。”《集解》引皇甫谧曰：“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今河南郑县。案郑为陆终之后，、郐人之所居。陆终之先曰吴
回，为高辛氏火正，命之曰祝融。其后裔孙曰鬻熊。鬻熊之后熊丽、熊狂等，咸以熊为氏。鬻熊盖仍祝融异文。单呼则曰熊。黄帝之称有熊，似不应以此附会也。《史记》又云：“黄帝崩，葬桥山。”陕西亦非黄帝所能至。《封禅书》载公孙卿之言曰：“黄帝郊雍上帝，雍，汉县，今陕西凤翔县。宿三月。鬼臾区号大鸿，死葬雍，今鸿冢是也。其后黄帝接万灵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汉甘泉官，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所谓寒门者，谷口也。在今陕西泾阳县西北。黄帝采首山铜，今河南襄城县南。铸鼎于荆山下。今河南阌乡县南。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明明极不经之语，偏能引地理以实之，真俗所谓信口开河者也。
《遁甲开山图》等，将帝王都邑，任意迁移，皆此等伎俩。《史记》之文，不知果为史公元文与否。然《汉书·地理志》：上郡阳周，今陕西安定县。桥山在南，有黄帝冢。王莽自谓黄帝后，使治园位于桥山，谓之桥。见《汉书·王莽传》。悠悠之说，遂成故实矣。史事之不实，可胜慨乎？
《易·系辞传》曰：“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暌》？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疏》言此九事者，皆黄帝制其初，尧、舜成其末，此难遽信。《疏》云：“《帝王世纪》载此九事，皆为黄帝之功。
”《书序疏》则云：“垂衣裳而天下治，是黄帝、尧、舜之事。舟楫，服牛，重门，臼杵，弧矢，时无所系，在黄帝、尧、舜时以否皆可通。至于宫室、葬与书契，皆先言上古、古者，乃言后世圣人易之，则别起事之端，不指黄帝、尧、舜。”《书疏》此说，乃为强伸《伪序》文籍起于伏羲时，虽不足论，然就《系辞传》文义论之，自为平允也。然黄帝以降，文物日臻美备，则可知矣。此史事之传者，所以至黄帝而较详也。
《吕览·荡兵》曰：“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始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
为兵器，以铁为农器也。《左氏》僖公八年，“郑伯朝于楚，楚子赐之金。既而悔之，与之盟，曰：无以铸兵。”《吴越春秋》《越绝书》，皆盛称南方兵甲之利，可见北方之用铜，至东周时，尚远在南方之后。然《管子》已有盐铁之篇，则北方之农器，已甚精利矣。此河域生业之所由日盛与？
第二节黄帝之族与共工之争
黄帝之后，依今文家旧说，继位者为颛顼，依古文家言，则其间多一少昊，已见第六章第一节。古本无后世所谓共主。古书所谓某帝崩、某帝立者，皆后人追述之辞，不徒不必身相接，并不必其在当时，有王天下之实也。故黄帝、颛顼间，果有少昊与否，实无甚关系，而少昊、颛顼等事迹如何，乃为言古史者所必究焉。《史记·五帝本纪》，略本《大戴礼记·五帝德》，于颛顼、帝喾两代，皆仅虚辞称美，无甚实迹可指。综各种古书观之，则其时与共工之争极烈，至尧、舜、禹之世而犹未已。又黄帝灭蚩尤后，不久，二族似仍通昏媾。故颛顼、帝喾，皆与姜姓之族有关，此则其时之事，颇有关系者也。
少昊事迹，见于《左氏》。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朝。公与晏。昭子问焉，曰：少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矣。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挚之立也，凤鸟
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二十九年，蔡墨言：“少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穷桑近鲁，已见第六章第二节。郯为今山东郯城县。郯子言少昊、挚之立，爽鸠氏为司寇，而昭公二十年，晏子对齐景公，谓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薄姑氏因之，而后大公因之，则古代，今山东省，确有一少昊其人，谓为子虚乌有者，武断之论也。然古学家牵合黄帝之子青阳，则非是。
《史记·五帝本纪》曰：“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帝颛顼生子曰穷蝉。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父曰极，极父曰玄嚣，玄嚣父曰黄帝。自玄嚣与极，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史记》此文，与《大戴礼记·帝系篇》合，乃古系世之遗。古未必有后世之共主，然君位相袭，在一部落间，仍是分明。如忽都剌殁，蒙兀无共主，然也速该仍为尼伦全部之主是也。夏太康失国，少康中兴亦如此。自太康至相，不过不为天下王，其为夏之君自若也。参看第八章第一节自明。少昊与大昊相对，乃东西二卿之名，已见第一节。
《汉书·律历志》，引刘歆所撰《世经》，据郯子
之言，谓庖牺、共工、炎帝、黄帝、少昊相继，由周人迁其行序，故《易》不载。又曰：“《考德》曰：少昊曰清。清黄帝之子青阳也，名挚。”颜师古《注》曰：“《考德》，考五帝之德也。”盖即歆等所造。《后汉书·张衡传》：衡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注》举其一事曰：“《帝系》：黄帝产青阳、昌意。《周书》曰：乃命少清。清即青阳也。今宜实定之。”案《周书》此语，见于《尝麦解》。其文曰：“乃命少昊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
曰质。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此文疑有夺误。指清为少昊之名，实属附会。而质挚同音，盖又古学之家，据此而定少昊之名为挚者。郯子于黄、炎、共工、大，皆不言其名，独于少称其名曰挚，疑挚字乃治左氏者所旁注，而后误入正文也。要之少昊确有其人，居东方之地，亦为当时名国，然谓其曾继黄帝而为其部落之长，且为一时共主，则羌无故实也。
共工究何族乎？曰：共工者，炎帝之支派也。《山海经·海内经》曰：“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补三皇本纪》曰：“神农纳奔水氏之女曰听为妃。”《注》曰：“见《帝王世纪》及《古史考》。”郝懿行《山海经笺疏》曰：“二书盖亦本此经
为说，其名字不同，今无可考矣。”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壤，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令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山海经》诚荒怪，然世系为古人所重，虽与神话相杂，不得全虚。云炎帝生祝融，祝融生共工，可见其实为炎帝之族。而云鲧为祝融所杀，其后禹又攻共工，亦隐见二族相雠之迹也。《大荒北经》有禹攻共工国山。又云：“禹杀共工之臣相繇。”《海内北经》云：“禹杀共工之臣相柳。”此系一事两传。又《大荒
北经》言：“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死于此。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此一事两说并载。后土，据《海内经》生于共工，应龙则《大荒北经》谓黄帝使攻蚩尤于冀州之野者也。亦隐见二族相争之迹。
古有所谓。女娲者，盖创造万物之女神？①《楚辞·天问》曰：“女娲有体，孰制匠之？”《注》曰：“传言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说文·女部》“：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天问》之意，盖谓万物皆女娲所造，女娲谁所造邪？犹今诘基督教者，言天主造物，天主又谁所造也？《御览·皇王部》引《风俗通》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人也。亦此一类神话。既可以造万物，遂可以补天地，而其说，遂与共工、颛顼之争相牵合焉。《淮南子·天文训》言：“共工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言共工而不及女娲。《览冥训》曰：“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滥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
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言
①史事：女娲乃造万物女神。
女娲而不及共工，可见其各为一说。《论衡·谈天》《顺鼓》二篇，始将二事牵合为一，然犹云共工与颛顼争。司马贞《补三皇本纪》乃谓，女娲氏末年，“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云云。云与祝融战者？古书言三皇，一说以为伏羲、神农、祝融，撰集古记者或以为女娲即祝融，乃改共工与颛顼争为与祝融战，而司马氏杂采之也。《注》云“按其事出《淮南子》”，乃溯其本原之辞，非谓其文全据《淮南》。古神人本不分，人固可以附会为神，神亦可以降列于人，于是诸书遂列女娲于古帝王，附会为伏羲之妹，《风俗通义》。甚或谓其陵在任城，又或谓其治平利之中皇山矣。见《路史》引《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案任城，今山东济宁县，地近雷泽。平利，今陕西平利县。
《遁甲开山图注》谓伏羲生于成纪，徙治陈仓，地与平利相近，盖因此而附会也。《路史》又引《长安志》，谓骊山有女娲治处，案《汉书·律历志》，载张
寿王之言，谓骊山女为天子，在殷、周间，《长安志》之说，盖又因此附会。骊山，在今陕西临潼县东南。
《帝王世纪》谓颛顼始都穷桑，后徙商丘，乃因《左氏》卫颛顼之虚而云然，说不足信。见第六章第二节。《吕览·古乐》曰：“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此言颛顼都邑最可信据者。《山海经·海内经》曰：“南海之内，黑水青水之间，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楚辞·离骚》曰：“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说文·桑部》“：，日初出东方汤谷所登桑。，木也。”王筠曰：“《石鼓文》有字。
之重文。加者，如字之象根形。《说文》盖本作。若字盖亦作，即
之木，他书作若木，盖汉人犹多作，是以八分书桑字作。《集韵·类篇》云：桑古作。《说文》收若字于草部，从草，右声，似误。”此说甚精。若水实当作桑水。《东山经》曰：“东次二经之首曰空桑之山，北临食水。”又曰：“《东山
之山。北临乾昧，食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海。”空桑即穷桑，经》之首曰
其地当近东海。《史记·殷本纪》载《汤诰》曰：“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则古谓江在东方。青阳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其地皆当在东。后人误蜀山氏之蜀为巴蜀之蜀，《水经》乃谓若水出旄牛徼外，至朱提为泸江矣。
第三节 禹治水
娶
为帝尧。”“不善”，《索隐》曰：“古本作不著，犹不著明，不善谓微弱，”又引
卫宏曰：“挚立九年，而唐侯德盛，因禅位焉。”《正义》引《帝王世纪》曰：“帝挚之母，于四人中班最在下，而挚于兄弟最长，得登帝位，封异母弟放勋为唐侯。挚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德盛，诸侯归之。挚服其义，乃率群臣造唐而致禅。唐侯自知有天命，乃受帝禅。乃封帝于高辛。”《御览·皇王部》引略同。末云：“事不经见，汉故议郎东海卫宏之传尔。”经传所无之说，卫宏何由知之？其妄不待言矣。
孔子删《书》，断自唐、虞，故自尧以后，史事传者较详。然《尧典》等实亦后人追述，非当时实录也。综观古书，此时代之大事，一为禹之治水，一为尧、舜、禹之禅让，今先述治水之事如下。
洪水之患，盖远起于炎、黄之际，《管子》言共工之王，水处十之七，陆处十之三；《礼记》言共工氏之子后土，能平九州；《山海经》亦言共工生术器，是复土壤，以处江水。
帝喾之后，继之者为帝尧。《史记·五帝本纪》曰：“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訾氏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崩，而弟放勋立，是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卑，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其在有虞，有崇伯，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
之于羽山。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改制量。共之从孙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汨九川，陂障九泽，丰殖九薮，汨越九原，宅居九，合通四海。克厌帝心。皇天嘉之，祚以天下”云云。知自共工至禹，水患一线相承。共工与颛顼争，其距黄帝，当不甚远。而《管子·揆度》言“黄帝之王，破增薮，焚沛泽，逐禽兽”；又《轻重戊》言“黄帝之王，童山竭泽”；此即“益烈山泽而焚之”之事，知当黄帝时，业以水为患矣，《禹贡》述禹所治水，遍及江、河两流域；诸子书言禹事者亦皆极意敷张；其实皆非真相。孔子言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
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滕文公下》。正《说文》所谓居水中高土者。兖州本吾族兴起之地，《禹贡》于此独有“降丘宅土”之文。《禹贡》固后人所文饰，然其中单辞只义，亦未必无古代史实之存也。尧时所谓洪水者，断可识矣。
《吕览·爱类》云：“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凿，河出孟门，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淮南·本经训》亦云：“龙门未开，吕梁未凿，江、淮流通，四海溟。”《人间训》则云：“禹凿龙门，辟伊阙。”
龙门，已见前。第六章第一节。吕梁，在今江苏铜山县东南，见《水经·泗水注》。后人或以陕西韩城县之梁山说之。孟门近大行。《左氏》襄公廿二年，齐侯伐晋，取朝歌，入孟门，登大行。伊阙在今河南洛阳县。地皆在河南、山、陕之间。夏都本在河、洛；后人又谓唐、虞、夏之都，皆在河东；因谓禹所施功，黄河为大，而河工之艰巨者，实在龙门、砥柱在今山西平陆县东。之间。此惑于传说，而不察其实者也。言尧、舜、禹都邑最古者，莫如《左氏》。《左氏》载子产之言曰：高辛氏有二子。实沈迁于大夏，唐人是因，至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昭公元年。又云：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晋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昭公七年。又祝谓唐叔，命以唐诰，封于夏虚，启以夏政，定公四年。则尧、禹旧都，必在晋境。顾其所在，异说纷如。
《汉书·地理志》：大原郡晋阳，今山西太原县。故《诗》唐国，《左氏杜注》因之，谓大夏、夏虚皆晋阳，服虔则云：大夏在汾、浍之间，《诗·唐风郑谱疏》。郑氏《诗谱》，谓尧都晋阳，唐叔所封。南有晋水。子燮，改称晋
侯。尧后迁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县。近晋之曲沃。今山西闻喜县。又云：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魏都安邑，今山西夏县。皇甫谧谓尧初封唐，在中山唐县。今河北唐县。后徙晋阳。及为天子，居平阳。舜所营都，或云蒲阪。今山西永济县。禹受禅，都平阳，或于安邑，或于晋阳。《诗·唐风郑谱疏》。臣瓒则谓尧都永安，《汉书·地理志注》。今山西霍县。异说虽多，要不外河、汾下
流及霍山以北两地。顾炎武《日知录》谓：霍山以北，悼公以后，始开县邑。《史记》屡言禹凿龙门，通大夏。齐桓公伐晋，仅及高梁，今临汾东北。而《史记·封禅书》述桓公之言，以为西伐大夏。则大夏必在河、汾下流。近人钱穆申其说。谓《封禅书》述桓公之言曰：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县车，上卑耳之山。《管子·小匡篇》则曰：逾大行与卑耳之溪，拘泰夏。今本讹作秦夏，此系据戴望《校正》改。西服流沙、西虞。卑耳，《索隐》云山名，在河东大阳。今山西平陆县。《水经·河水注》：河水东过大阳县南，又东，沙涧水注之，水北出虞山，有虞城。虞山，盖即卑耳之山。沙涧水，本或作流沙水，即齐桓所涉。《史记·吴泰伯世家》：虞仲封于周之北，故夏虚，即西虞，亦即大夏。《汉志》临晋县，今陕西大荔县。应劭谓以临晋水得名。《史记·魏世家》：秦拔我晋阳。
《括地志》谓在虞乡县西，今山西虞乡县。《水经》涑水所径，有晋兴泽，亦在虞乡。则涑水古名晋水。《注》又谓涑亦称洮，则子产谓金天氏之裔台骀，宣汾、洮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沈、姒、蓐、黄，实守其祀，今晋主汾而灭之者，亦见昭公元年。所宣亦即涑水。《汉志》谓晋武公自晋阳迁曲沃，以大原晋阳说之，虽误，其语自有所本。武公旧邑，实即虞乡之晋阳也。又云：《尚书》言禹娶涂山，《皋陶谟》，今本《益稷》。《左氏》言禹会诸侯于涂山，哀公七年。世皆谓在今寿县。考《水经·伊水注》：伊水出陆浑县今河南嵩县。西南，王母涧之北。山上有王母祠。即古三涂山。《方舆纪要》：三涂山，在嵩县南十里。即古所谓涂山者，王母即涂山氏女也。《山海经》：南望禅渚，禹父之所化。《水经注》：禅渚在陆浑县东。则涂山、羽渊，地甚相近。鲧称崇伯，崇即嵩也。
又古书言禹葬会稽，世皆谓在今绍兴。其实会稽为《吕览·有始览》九山之一，八山皆在北，大山、王屋、首山、大华、岐山、大行、羊肠、孟门。大山，即霍大山。不得会稽独在南。《吴越春秋》《越绝书》皆谓禹上茅山，大会计，更名茅山曰会稽之山。《水经注》：会稽之山，古称防山，亦曰茅山。防即舜封丹朱于房之房，亦即陟方乃死之方。以茅津、茅城推之。《左氏》文公三年，秦伯伐晋，自茅津济，《水经·河水注》：河水东过陕县北，河北有茅城，故茅亭，为茅戎邑。陕县今属河南。地望正在大阳。然则禹之治水，当在蒲、今永济县，旧蒲州。解之间。其地三面俱高，惟南最下。河水环带，自蒲、潼达于陕津、砥柱，上有激湍，下有阏流；又涑水骤悍，无可容游；唐、虞故都，正在于此，此其所以为大患也。钱说见所著《西周地理考》。予谓钱氏之说辩矣。然谓古有所谓唐、夏者，在河、汾下流，不在永安、晋阳之地，则可。
谓尧、禹故都，即在河、汾下流则不可。《太平御览·州郡部》引《帝王世纪》，谓“尧之都后迁涿鹿，《世本》谓在彭城”；而《孟子》谓“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离娄下》。《世本》《孟子》皆古书，可信，诸冯、负夏，诸家皆无确说，姑勿论。鸣条则实有古据。其地，当在山东。见第八章第三节。涿鹿为黄帝旧都，唐尧是因，虞舜稍迁而北，殊近事理。孟子、史公，言尧、舜、禹事，同本《书》说，以《书传》对勘可知。《史记》谓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五帝本纪》。《管》《版法解》。《墨》《尚贤中下》。《尸子》《御览·皇王部》引《吕览》《慎人》。《淮南王书》皆同，必非无据。诸家说此诸地，亦皆谓在兖、豫之域。历山，《淮南高注》谓在济阴城阳，即《汉志》尧冢所在，今山东濮县也。雷泽，郑玄谓即《禹贡》兖州雷夏泽。
陶河滨，皇甫谧谓济阴定陶有陶丘亭。定陶，山东今县。寿丘在鲁东门北，见第六章第二节。负夏，郑玄云：卫地。皆见《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史记》谓舜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亦本《大戴记·五帝德》。《汉志》谓在东海祝其，今江苏赣榆县。虽不中，固当不远。然则自舜以前，都邑固皆在东方也。《周书·度邑解》云“自洛延于伊
，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盖尧遭洪水，使禹治之，用力虽勤，而沈灾实未能澹。自禹以后，我族乃渐次西迁。自伊、洛渡河，即为汾、浍之域。唐、虞、夏支庶，盖有分徙于是者。《周书·史记》解有唐氏、有虞氏、西夏则其国。《史记·晋世家》，谓唐叔封于河、汾之东。《集解》引《世本》，谓叔虞居鄂即大夏，《括地志》：鄂在慈州昌宁县。唐昌宁，今山西乡宁县。盖即《周书》所谓西夏，见灭于唐氏者。故其地既称唐，又称夏。《管子》所谓西虞，则《周书》之有虞氏也。虞夏皆别称西，明其国故在东。然则谓禹治水遍及江、河两域者，固非，即谓仅在蒲、解之间者，亦尚非其实矣。
《禹贡》云：“禹敷土”；《诗·商颂·长发》亦云：“禹敷下土方”；此即《山海经》所谓术器复土壤；复即《诗》“陶复陶穴”之复也。鲧窃帝之息壤，以湮
洪水者。见第二节。《淮南·地形训》，谓禹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时则训》亦谓禹以息壤湮洪水之州。庄逵吉曰：“《御览》引此，下有注曰：禹以息土填洪水，以为中国九州。州，水中可居者。”此语非后人所能造，必沿之自古。然则古人视禹之治水，亦与术器、鲧等耳。治水诚贱湮防，贵疏泄，然此乃后世事。于古则湮防本最易知之法；亦且疆域狭小，无从知水之源流；安有“疏九河，瀹济、漯而注之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等见解。其所习知者，沟洫疏治之法耳。即《皋陶谟》所谓“畎浍距川”者也。其或决溢，非防则湮。湮则《禹贡》所谓敷土，《国语》所谓“湮卑崇薮”也。防则《史记》所谓“鲧作九仞之城以障水”也。《五帝本纪》。后世疆域渐广，治水之法亦渐精，乃以其所善者附诸禹，所恶者附诸鲧与共工。其实《书》称禹之功曰：“暨益奏庶鲜食”，“暨稷播奏庶鲜食，艰食”，《皋陶谟》。
今本《益稷》。亦正犹《礼记》《祭法》。《国语》，《鲁语》。以句龙、后土并称耳。《禹贡》九州，盖后人就所知地理，为之敷衍。凿龙门，辟伊阙等说，则西迁后所见奇迹，以天工为人事，附之于禹也。禹治水之功，非后人侈陈失实，则沈灾久而自澹。抑东方本文化之区，而逮乎商、周之间，转落西方之后，水患未除，农功不进，似为其大原因。然则谓水灾实未尝除，特因西迁之后，纪载阙如，后人遂兴微禹其鱼之叹，似尤近于实矣。
第四节尧舜禅让
与经说不分。见第二章。字之异同，大率《尚书》古而《史记》则为汉时通用之语。论者多谓史公以今易古，以求易晓，其实直录古书，不加删改，乃古人行文通例。
《五帝本纪》曰：“尧曰：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践朕位，岳应曰：鄙德，忝帝位。尧曰：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众皆言于尧曰：有矜在民间曰虞舜。尧曰：然，朕闻之。其何如？岳曰：盲者子。父顽，母，弟傲。能和以孝，治，不至奸。尧曰：吾其试哉。于是尧妻之二女，观其德于二女。舜饬下二女于妫，如妇礼。尧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乃遍入百官，百官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敬。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召舜曰：女谋事至而言可绩，三年矣，女登帝位。舜让：于德不怿。正月上日，舜受终于文祖。文祖者，尧大祖也。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又曰：“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
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又曰：“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荐禹于天。十七年而崩。三年丧毕，禹乃亦让舜子，如舜让尧子，诸侯归之，然后禹践天子之位。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礼乐如之。以客见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专也。”《夏本纪》曰：“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于英、六。《集解》“：徐广曰：《史记》皆作英字，而以英布是此苗裔。
”《索隐》“：《地理志》：六安国六县，咎繇后偃姓所封国。英地阙，不知所在。”《正义》“：英盖蓼也。《括地志》云：光州固始县，本春秋时蓼国，偃姓，皋陶之后也。《太康地志》云：蓼国先在南阳故县，今豫州郾县界故胡城是。后徙于此。”六，今安徽六安县。固始，今河南固始县。郾，今河南郾城县。或在许，今河南许昌县。而后举益，任之政。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集解》：“《孟子》阳字作阴。”《正义》：“按阴即阳城也。《括地志》云：阳城县，在箕山北十三里。”案唐阳城县，在今河南登封县东南。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此儒家所传尧、舜、禹禅继之大略也。
禅让之事，自昔即有疑之者。《三国·魏志·文帝纪注》引《魏氏春秋》曰：“帝升坛礼毕，顾谓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史记·五帝本纪正义》曰：“《括地志》云：故尧城，在濮州鄄城县东北十五里。鄄城，在今山东濮县东。《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县西北十五里。《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其（一）《书·皋陶谟》今本《益稷》。曰：“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傲
虐是作，罔昼夜雒雒。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释文》曰：“傲字又作。”《说文·部》下引《虞书》曰：“若丹朱。”又引《论语》“荡舟。”俞正燮《癸巳类稿·证》，谓《庄子·盗跖篇》曰：“尧杀长子。”《韩非子·说疑篇》曰：“记云：尧诛丹朱。”《书》称“胤子朱”，史称“嗣子丹朱”，案谓《尧典》及《史记·五帝本纪》。则尧未诛丹朱。然《吕氏春秋·去私篇》云：“尧有子
十人”；《求人篇》云：“妻以二女，臣以十子”；而《孟子》止言九男；《万章上篇》：“帝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淮南·泰族训》亦云：“尧属舜以九子”；《书》云“殄厥世”；是尧十子必失其一，而又必非丹朱。《管子·宙合篇》云：“若觉卧，若晦明，若敖之在尧也。”即若丹朱敖之敖。与朱各为一人。罔水行舟，则《论语》云“荡舟。”朋淫于家，则《汉书·邹阳传》曰：“不合则骨
肉为仇敌，朱、象、管、蔡是已。”乃朱与以傲虐朋淫相恶。殄厥世，则《论语》云“不得其死也”。予昔据此，疑实为舜所杀，然罔水行舟非荡舟，朋淫非骨肉为仇敌，殄厥世亦非不得其死。敖乃之借。《说文·山部》：，山多小
石也。《尔雅》释山作。尧，高也。敖在尧，犹言小石在高山。以之牵合人名，更无当矣。《韩子》之文曰：“尧有丹朱，舜有商均，启有五观，商《楚语》作汤。有大甲，武王《楚语》作文王。有管、蔡，此五王之所诛者，皆父子兄弟之亲也。”《楚语》曰：“此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奸子。”邹阳之说本之，而易商均为象。朱、均与象，古书皆未传其有争夺相杀之事，如五观、管、蔡者；大甲更终陟帝位；然则谓五王诛父子兄弟之亲，所谓诛者，亦责问之意而已。以此疑尧之子为舜所杀，则见卵而求时夜矣。
其（二）《史记·伯夷列传》曰：“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大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大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宋翔凤《尚书略说》曰：“《周礼疏序》引郑《尚书注》云：四岳，四时之官，主四岳之事。始羲、和之时，主四岳者，谓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皆王官，其八伯，惟兜、共工、放齐、鲧四人而已。其余四人，无文可知矣。”案上文羲、和四子，分掌四时，即是四岳，故云四时之官也。
云八伯者？《尚书大传》称阳伯、仪伯、夏伯、羲伯、秋伯、和伯、冬伯，其一阙焉。《郑注》以阳伯，伯夷掌之，夏伯，弃掌之，秋伯，咎繇掌之，冬伯，垂掌之，余则羲、和、仲、叔之后，《尧典》注言兜四人者？郑以《大传》所言，在舜即真之年，此在尧时，当别自有人，而经无所见，故举四人例之。案唐、虞四岳有三：其始羲、和四子，为四伯。其后共、等为八伯。其后伯夷诸人为之。《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先王老臣不名。亲与先王戮力共治国，同功于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尚书》曰：咨尔伯，不言名也。案班氏说《尚书》，知伯夷逮事尧，故在八伯之首而称大岳。《左氏》隐十一年，夫许，大岳之胤也。申、吕、齐、许同祖，故吕侯训刑，称伯夷、禹、稷为三后。知大岳定是伯夷也。《墨子·所染篇》《吕氏春秋·当染篇》并云舜染于许由、伯阳，由与夷，夷与阳，并声之转。
《大传》之阳伯，《墨》《吕》之许由、伯阳，与《书》之伯夷，正是一人。伯夷封许，故曰许由。《史记》尧让天下于许由，元注本《庄子》。正傅会咨四岳逊朕位之语，百家之言，自有所出。《周语》，大子晋称共之从孙四岳佐禹。又云：“胙四岳国，命曰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史记·齐大公世家》云：吕尚，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虞、夏之际，封于吕，姓姜氏，此云四岳，皆指伯夷。盖伯夷称大岳，遂号为四岳，其实四岳非指伯夷一人也。”案《书·尧典》言舜摄政：“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如宋氏说，则四岳之三，即在四罪之中。且共工、三苗皆姜姓，既见流窜，而许由亦卒不得在位，则四凶之流放，又甚似姬、姜之争矣。此亦余昔所据以疑尧、舜禅让之事者也，然郑以兜等四人为四岳，实臆说无确据；
而四罪中有鲧，亦黄帝子孙也。又安能指为姬、姜之争乎？
其（三）《史记》言舜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各书皆同，惟《孟子》谓舜卒于鸣条。予谓孟子史公同用《书》说，《史记》此语，必遭后人窜改，此说是也。然昔时以鸣条近南巢，南巢即今安徽巢县。霍山实古南岳，后人移之衡山，乃并舜之葬地而移之零陵。汤居亳在陕西商县，其放桀于南巢；周起丰镐，王业之成，由成王之定淮徐；秦之并天下，楚亦迁于寿春，以为自秦以前，有天下者，皆自西北向东南，如出一辙也。今知中国民族，实起东南，而鸣条亦在古兖域，则昔之所疑，全无根据矣。《礼记·檀弓》“：舜葬于苍梧之野”；《淮南·修务》：“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均未言苍梧所在。即《史记》亦未言
苍梧、九疑究在何地。《续汉书·郡国志》，乃谓九疑在营道。其地为今湖南宁远县。舜之葬处，乃移至湘边。案《山海经·海内东经》云：“湘水出舜葬东南陬，西环之，入洞庭下。”则所谓湘水者，不过环绕舜陵，决非如今日之源流千里。《海内经》云：“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山在渊中，亦洲渚之类耳，决非今之九疑也。《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对曰：尧女，舜之妻，而葬此。此为今洞庭中山无疑。《檀弓》言舜葬苍梧，三妃不从，三妃盖二妃之误。曰不从，正以其死在一地。若舜死营道，二女死今洞庭中，则相去千里，古本无辇柩从葬之法也。然则苍梧、九疑，秦、汉间说，犹不谓在今洞庭中也。钱穆有《战国时洞庭在江北辩》。谓《史记·苏秦传》，言秦之攻楚曰：汉中之甲，乘船下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
《战国·秦策》，张仪说秦王，言秦破荆袭郢，取洞庭、五都。《史记集解》引其辞，五都亦作五渚。《索隐》引刘伯庄，谓五渚在宛、邓之间，临汉水，则洞庭在江北明矣。此说甚辨。然则传说之初，并在北方而不在今之洞庭也。然鸣条果在兖域，则荆、豫间之传说，犹为后起矣。
其（四）《史记·秦本纪》曰：“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孙上疑有夺字。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娶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正义》曰：“《列女传》云：陶子生五岁而佐禹。曹大家《注》云：陶子者，皋陶之子伯益也。按此即知大业是皋陶。”《索隐》曰：“寻检《史记》上下诸文，伯翳与伯益是一人不疑，而《陈杞系家》，即叙伯翳与伯益为二，未知大史公疑而未决耶？抑亦缪误耳？”案《陈杞世家》叙唐虞之际有功德之臣十一人：曰舜，曰禹，曰契，曰后稷，曰皋陶，曰伯夷，曰伯翳，曰垂、益、夔、龙。《五帝本纪》则曰：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垂、益、彭祖，自尧时而皆举用，未有分职；次记命十二牧，次载命禹、弃、契、皋陶、垂、益、伯夷、夔、龙之辞；
而终之曰：“嗟女二十有二人”；明二十二人，即指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垂、益、彭祖及十二牧。翳益即为一人；《陈杞世家》，伯翳与益衍其一；而《五帝本纪》又佚命彭祖之辞；遂令后人滋疑耳。予昔据此，谓皋陶卒而禹举益，既行禅让，何以所禅者反父子相继？然此实更不足疑也。
其（五）《淮南子·齐俗训》云：“有扈氏为义而亡。”高《注》曰：“有扈，
夏启之庶兄也，以尧、舜举贤，禹独与子，故伐启。启亡之。”予昔据此，谓启之继世，亦有兵争。然《周书·史记篇》曰：“弱小在强大之间，存亡将由之，则无天命矣。不知命者死，有夏之方兴也，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国亡。”则有扈为义，乃徐偃、宋襄之流，与禅继之争无涉，《高注》实臆说也。
先秦诸子之文，言尧、舜禅让，有类于后世争夺相杀之事者甚多。然皆为寓言。如《韩非子·说疑篇》曰：“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之弑其君者也。”《忠孝篇》曰：“尧为人君而君其臣，舜为人臣而臣其君，汤、武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又曰：“瞽瞍为舜父而舜放之，象
为舜弟而舜杀之。放父杀弟，不可为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为义。仁义无有，不可谓明。”其视尧、舜、禹、汤、文、武，直卓、懿之不若。然《五蠹篇》曰：“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冬日
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以
为民先，股无，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
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则立说迥异矣，何也？一以著奸劫弑臣之戒，一以明争让原于羡不足之情，皆借以明义，非说史实也。儒家言尧、舜、禹之事者，莫备于《孟子·万章上篇》。此篇又辩伊尹、百里奚、孔子之事，亦皆可作如是观。夫以后世事拟古事者，必不如以古事拟古事之切。后世但有董卓、司马懿之伦，而谓古独有天下为公之尧、舜，诚觉其不近于情。然秦、汉后之事势，与古迥殊，谓据卓、懿之所为，可以测尧、舜、禹、汤、文、武，则亦缪矣。古让国者固多，如伯夷、叔齐、《史记·伯夷列传》。吴太伯、《史记·吴太伯世家》。鲁隐公、《春秋》隐公元年、十一年。宋宣公、隐公三年。曹公子喜时、成公十六年。吴季札、襄公二十九年。邾娄叔术、昭公三十一年。楚公子启哀公八年。之伦皆是。固非若迂儒之所云，亦非如造《竹书》者之所测也。
《论衡》圣人重疑之言，《奇怪篇》。《史通》轻事重言之论，《疑古篇》。可谓最得其实矣。
《五帝本纪》云：“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
得闻，窃疑即本于此。传言谯允南少时，数往咨访，纪录其言于《春秋然否论》。谯氏尊信古文，窃疑宓亦当信《左》《国》也。《左氏》《国语》之文，幕必舜之先世，而贾逵、韦昭咸以幕为虞思，盖亦取与《帝系》相调和，贾说见《史记·陈杞世家集解》。《集解》又引郑众说，则以幕为舜之先。然古人名号不同者甚多，古事传者亦互异，古君民相去无几，耕稼陶渔之事，本未必不可躬亲。况舜又失爱于父，又安保其不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乎？此实与微为庶人不同，然自后世言之，则以为微为庶人，且并穷蝉以下，亦皆曰微为庶人矣。《夏本纪》云：“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为人臣与微为庶人不同，然古之传者，未必知致谨于是。自穷蝉至帝舜，或皆为人臣，而后乃误为庶人，亦事所可有者也。要之古事传者，多非其真；古人措辞，又不甚审谛；观其大体则可，斤斤较计于片言只字之间，必无当也。
似不必曲为调停，更不应以此而疑《帝系》之不实也。《世本》舜姓姚。《左氏疏》引。《左氏》哀公元年，述夏少康事，亦云虞思妻之以二姚，而《史记·陈杞世家》言舜居妫，其后因姓妫氏。《左氏杜注》，谓武王乃赐胡公姓曰妫。《疏》因诋马迁为妄。然古人多从母姓。黄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有四人，《史记·五帝本纪》。即其一证。又安知舜后无姚、妫二姓乎？舜、禹同事尧，而《夏本纪》曰：“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一为颛顼孙，一为颛顼七世孙，相去未免大远。《三代世表索隐》引《世本》、皇甫谧，并与《本纪》同。《墨子·尚贤中》云“昔者伯鲧，帝之元子”，似亦以为颛顼子。《汉书·律历志》《淮南·原道训高注》则以鲧为颛顼五世孙。《离骚》王逸《注》引《帝系》曰：“颛顼五世而生鲧。”则《帝系》本有异同也。遂，《春秋》庄公十三年，为齐所灭。
《杜注》云：“遂国在济北蛇丘县东北。”蛇丘，在今山东肥城县南。此
亦舜居东方之一证。《左氏》昭公三年，晏子曰：“箕伯、直柄、虞遂、伯戏，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齐矣。”此以四人并举，并未言其世次，亦未及其受封之事。昭公九年，《杜注》云“遂、舜后，盖殷之兴，存舜之后而封遂”，已近臆度。《陈杞世家索隐》引宋忠云“虞思之后箕伯、直柄中衰，殷汤封遂于陈以为舜后”，则弥为穿凿矣。遂封于陈，何时更徙蛇丘邪？
第五节尧舜禹与三苗之争
尧、舜、禹虽以禅让闻，然其时各族之间，相争颇烈。《史记·五帝本纪》述舜摄政后事曰：“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五月南巡守。八月西巡守。十一月北巡守。归至于祖祢庙，用特牛礼。”又曰：“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共工果淫辟。四岳举鲧治鸿水，尧以为不可。岳强请试之，试之而无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云归言于帝，乃承上文巡守言之。可知四族为当时强国。共工与鲧，均已见前。兜古书言者较少，似其势较弱。其为尧、舜、禹之劲敌者，则三苗也。
三苗之事，见于《书》之《吕刑》。《吕刑》曰：“王曰：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
差有辞。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问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
常，鳏寡无盖。皇帝清问下民，鳏寡有辞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农殖嘉谷。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德。穆穆在上，明明
于民彝。”案《国语·楚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
语》“：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对曰：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及少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后也。当宣王之时，失其官守，而为司马氏。宠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实上天，黎实下地；遭世之乱，而莫之能御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变，何比之有？”此言实与《尚书》合。然则郑玄谓“自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至罔有降格，皆说颛顼之事；皇帝清问以下，乃说尧事”；见《疏》。其说是也。《礼记·缁衣疏》引《甫刑郑注》曰：“苗民，谓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于少昊氏衰，而弃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变九黎言苗民者？
有苗九黎之后。颛顼代少昊，诛九黎，分流其子孙，为居于西裔者三苗者疑当作之，或为字当在者字下。至高辛之衰，又复九黎之恶，尧兴，又诛之。尧末，又在朝。舜时，又窜之。后王深恶此族三生凶恶，故著其氏而谓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见仁道。”亦隐栝《尚书》《国语》为说。可见此族与颛顼、尧、舜，相争之烈也。
《山海经·大荒西经》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枢也。吴天门，日所出入。有神，人面无臂，两足反属于头。山名曰嘘。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
下地”，即《楚语》所谓“重上天，黎下地”者，之行次。”“令重献上天，令黎
可见此语实自古相传，非司马氏之自神其祖也。《经》又云：“有人，名曰吴回，奇左，是无右臂。”又云：“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有人焉，三面，是颛顼之子，三面一臂。”案《史记·楚世家》，“谓颛顼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
黎为帝喾高辛火正，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卷章疑老童形讹。《史记》之世系，实多称一世。“下地是生噎”句当有讹。《海内经》炎帝之后有祝融，祝融生共工，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见第七章第二节。噎鸣似即噎。炎帝者，祝融之异名，非神农。《大荒北经》又谓颛顼生苗民，苗民黎姓，则三苗九黎，实颛顼之后矣。盖古代或从母姓，昌意取蜀山氏女而生颛顼，蜀山即涿鹿之山，实蚩尤氏故国，蚩尤姜姓，故颛顼之后，亦为姜姓也。
三苗之国，世皆以为在南方。以《国策》《史记》，并谓其在洞庭、彭蠡之间也。近人钱穆，撰《古三苗疆域考》，曰：《魏策》云：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以殷纣之国，左孟门，右漳、釜例之，左当在西，右当在东。《史记》作左洞庭，右彭蠡，无汶山、衡山之文；《韩诗外传》则作衡山在南，岐山在北；显有改易之迹。《禹贡》：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衡山者，《汉志》南阳郡雉县有衡山，雉县，在今河南南召县南。《水经》谓之雉衡山，在《禹贡》荆州之北，故曰荆及衡阳惟荆州。《吴越春秋·吴大伯传》：大伯、仲雍，托采药于衡山，遂之荆蛮，亦即此。汶山者，《齐语》：桓公伐楚，济汝，逾方城，望汶山。《管子·小匡》《霸形》同。《淮南子·地形训》：汝水出猛山。猛或即汶之声转。钱氏谓《楚辞·天问》，“桀伐蒙山”之蒙山，亦即此。
然则洞庭、彭蠡，殆非今之洞庭、鄱阳。彭蠡为水湍回之称，《吕览·爱类》，谓禹为彭蠡之障，乾东土是也。《淮南子·人间训》云：修彭蠡之防。洞则通达之称。《山海经·海内东经》云：湘水出舜葬东南陬，西环之，入洞庭下。《注》云：洞庭，地穴也。在长沙巴陵。今吴县南大湖中有包山，下有洞庭。穴道潜行水底，云无所不通。号为地脉。《水经·沔水注》云：大湖有苞山。《春秋》谓之夫椒山。有洞室，入地潜行，北通琅邪东武县。今山东诸城县。俗谓之洞庭。旁有青山，一名夏架山。山有洞穴，潜通洞庭。《尔雅》《说文》皆云：荣，桐木。《说文》又云：桐，荣也。东冬与庚青通转，桐即洞，荣即荥。《禹贡》：济入于河，溢为荥，潜行复出，与洞庭地穴意类。盖古大河两岸，水泉伏涌，随地成泽，皆称洞庭。故《淮南》谓尧使羿射修蛇于洞庭，《本经训》。《庄子》亦谓黄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也。
《天运》。《书·牧誓》有，《春秋》河东有茅戎，盖三苗之族。予案钱说甚辩。然《史记》先言三苗在江、淮、荆州，继言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则其族似初在南，后乃徙于西。三苗姜姓，姜为炎帝之族，其初固当在东南。后来姜姓之族，多在西方，钱穆《西周地理考》云：大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箕山，《方舆纪要》在平陆县东北，《左氏》僖公三十三年，狄伐晋，及箕。成公十三年吕相绝秦围我箕郜是其地。其后许封河南，箕山之名，乃南迁颍阳。《水经·阴沟水注》引《世本》：许、州、向、申，姜姓也。炎帝后。《左氏》隐公十一年，王与郑人苏忿生之田，有向、州，《杜注》属河内。《庄子·让王》：尧以天下让许由，又让子州支父，即此州。《逍遥游》：尧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四子亦指四岳。霍大山，亦曰大岳。《崧高》之诗曰：惟岳降神，生甫及申。
甫即吕，其后吕尚封于东方，泰山因之亦得岳称。而晋仍有吕甥，其后有吕相。盖亦因洪水而西迁，未必尽舜、禹之所窜逐也。
三危之名，见于《禹贡》。《禹贡》雍州曰：“三危既宅，三苗丕叙。”道川曰：“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雍州之界，为黑水、西河；梁州之界，为华阳、黑水。说黑水者，自当以《山海经》为最古，然不易求其所在。
《史记·五帝本纪》云：“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谓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至于尧，尧未能举。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慝，天下谓之浑沌。少氏有不才子，毁信恶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天下谓之杌。此三族，世忧之，至于尧，尧未能去。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天下恶之，比之三凶。舜宾于四门，乃流四凶族。迁于四裔，以御螭魅，于是四门辟，言无凶人也。”《左氏》文公十八年略同。《史记》上文云：“尧乃试舜五典，百官皆治。”下文云：“舜入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尧乃知舜之
足授天下。”盖《书》“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之传。《大戴记·四代》，谓舜取相十有六人，盖亦据《书》说也。古者官人以族，八恺必禹之族，八元必契之族矣。
兜，穷奇当共工，杌当鲧，饕餮当三苗，《书疏》引郑玄，《释文》引马融、王肃，《史记集解》引贾逵服虔及《左氏》杜预《注》皆同。殊无确据。《淮南子·修务训高注》以浑敦、穷奇、饕餮为三苗，则更必不然耳。
《伪古文尚书·大禹谟》曰：“帝曰：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会群后，誓于师曰：济济有众，咸听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四凶亦必即四罪。
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尔众士，奉辞伐罪。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三旬，苗民逆命。益赞于禹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帝初于历山，往于田，日号泣于天，于父母，负罪引慝。只载见瞽瞍，夔夔齐栗。瞽瞍亦允若。至感神，矧兹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师振旅，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王鸣盛《尚书后案》曰：“禹奉舜命征三苗，作誓，又偃兵修政。舞干羽，三苗自服，古书所载甚多。就予所见：在《战国策》卷二十二《魏策》一篇，又卷二十三《魏策》二篇，《墨子》卷四《兼爱下篇》，又卷五《非攻下篇》，《韩非子》卷十九《五蠹篇》，《荀子》卷十《议兵篇》，又卷十八《成相篇》，《贾子新书》卷四《匈奴篇》，《淮南子》卷十《缪称训》，又卷十一《齐俗训》，又
卷十三《论训》，桓宽《盐铁论》卷九《论功篇》，刘向《说苑》卷一《君道篇》《，古文苑》卷十五扬雄《博士箴》。此事散见群书，晋人掇入《大禹谟》，以己意润
饰之。”案此事传者之众如此，可见当时争竞之烈也。
三苗之苗系国名，后世所谓苗族，则系蛮字之转音，此本极易见之事。近世或混二者为一，因谓苗族先入中国，后为汉族所逐，此真不值一噱，然予昔者亦沿其误。予说谓三苗系国名，九黎则民族之名，
黎。《尧典》之“黎民于变时雍”亦即此。援秦人黔首之义以释之，已非其实，况更牵合后世之黎族邪？
第八章 夏殷西周事迹
第一节 夏后氏事迹
夏后氏事迹，略见《史记·夏本纪》。《夏本纪》曰：“夏后帝启，禹之子。其母，涂山氏之女也。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夏后帝启崩，子帝大康立。帝大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作《五子
之歌》。大康崩，弟中康立，是为帝中康。帝中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帝少康崩，子帝予立。《索隐》曰：“《系本》云：季作甲者也。《左传》曰，杼灭于戈。《国语》云：杼能师禹者也。”案见《鲁语》。帝予崩，子帝槐立。《索隐》曰：“《系本》作帝芬。”帝槐崩，子帝芒立。帝芒崩，子帝泄立。帝泄崩，子帝不降立。《索隐》曰：“《系本》作帝降。”帝不降崩，弟帝扃立。帝扃崩，子帝立。帝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是为帝孔甲。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孔甲崩，子帝皋立。帝皋崩，子帝发立。帝发崩，子帝履癸立。是为桀。《索隐》：“《系本》：帝皋生发及桀。此以发生桀，皇甫谧同也。”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
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汤乃践天子位，代夏朝天下。”《史记》此文，盖据《尚书》及《帝系》，其中“帝大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作《五子之歌》，帝中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诸语，崔适《史记探原》，谓后人据《书序》窜入，其说是也。五观、羿、浞之乱，《尚书》无文《系世》但记人君生卒统绪，故《史记》于此，亦不之及。《大戴礼记·少间篇》：“禹崩，十有七世，乃有末孙桀即位”；《国语·周语》：“孔甲乱夏，四世而陨”；世数皆与《史记》合。
有扈之事，
“被发覆面”。则《录异传》之说，当出羌中。《汉书·地理志》：“右扶风，
县古国。有扈谷亭。扈，夏启所伐。酆水出东南。”，即今陕西县。禹之都，郑玄以为在魏，皇甫谧谓或在平阳，皆不足据。已见第七章第三节。《汉书·地理志》：“颍川郡，阳翟，夏禹国。”今河南禹县。应劭曰：“夏禹都也。”臣瓒曰：“《世本》禹都阳城，今河南登封县。《汲郡古文》亦云居之，《礼记·缁衣疏》，谓《世本》及《汲郡古文》皆云禹都咸阳，咸阳乃阳城字误。不居阳翟也。”《世本》古书，较可信据。②《汲郡古文》，则依《世本》伪造。禹都当在河、洛之间，
县非其兵力所及。《夏本纪》：“大史公曰：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斟寻氏，《集解》引徐广曰：“一作斟氏、寻氏。”《索隐》曰：“《系本》男作南，寻作，费作弗，而不云彤城及褒。斟戈氏《左传》《系本》皆云斟灌氏。”，盖即《左氏》昭公二十三年“郊溃”之，《杜注》云：河南巩县西南有地名中，《水经·洛水注》：洛水北径偃师城东北历中者也。羌即姜，本东方之族。窃疑是时，姜姓、姒姓，皆因水患，西迁河、洛之间，后乃更西向而入陕西。甘，当即《左氏》王子带邑，见僖公二十四年。在今洛阳东南。《甘誓·伪孔传》云：“有扈与夏同姓。”《疏》云：“孔与郑，王与皇甫谧等，皆言有扈与夏同姓，并依《世本》之文。”皆无为启庶兄之说。高诱之云，未知何据。
《甘誓》之文，《墨子·明鬼》引之作《禹誓》。《庄子·人间世》云：“禹攻有扈。”《吕览·召类》亦云：“禹攻曹、魏、屈、骜、有扈，以行其教。”《先己》则云：“夏后柏启与有扈战于甘。”窃疑禹先灭有扈，以封其同姓，至启时复叛
也。自伊、洛之域，渡河而北，则入河东；更渡河而西，即达雍、梁之境；此皆地理自然之势。禹之遗迹，在西方者甚多，盖皆、扈等西迁时，传说随之而散布者也。，今陕西城县。《史记·六国表》云：“禹兴于西羌。”《夏本纪正义》引扬雄《蜀王本纪》云：“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又引《括地志》，谓其地在茂州汶川县。此说亦见《水经·沫水注》。广柔，汉县，唐时为汶川，故城在今四川汶川县西北。《河水注》云：“洮水东径临洮县故城北，禹治洪水，西至洮水之上。见长人，受黑玉书于斯水上。”又云：“大夏川水，东北径大夏故城。王莽之顺夏。《晋书·地道记》，县有禹庙，禹所出也。”《江水注》云：“江州县，江之北岸，有涂山，有夏禹庙、涂君祠，庙铭存焉。常璩、庾仲雍，并言禹娶于此。”临洮，今甘肃岷县。大夏，今甘肃临夏县。江州，今四川江北县。
五观之乱，与羿代夏政相因，然非一事也。《楚语》曰：“启有五观。”韦《注》曰：“启子大康昆弟也。”《汉书·古今人表》“：大康，启子，昆弟五人，号五观。”《潜夫论·五德志》亦曰：“启子大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在洛，是为五观。”《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曰“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于洛之。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则并大康而六矣。《墨子·非乐》曰：“于《武观》曰：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天，天用弗式。”《楚辞·离骚》曰：“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天问》曰：“启棘宾商，九辩九歌。
”又曰：“何勤子屠母，
而死分竟地？”扬雄《宗正箴》曰：“昔在夏时，大康不共。有仍二女，五子家降。”综观诸文，则失德自启，而乱成于大康。盖始荒于饮食歌舞，又有嬖妾蛊惑，诸子争立之事。终至潜踪家巷，夷于氓庶。与荒于游田，了无干涉也。《左氏》昭公元年，“夏有观扈”。《杜注》云：“观国，今顿丘卫县。”卫本汉东郡观县。
观与畔系两县。《汉书》刻本，误以畔观二字连书，中未空格，后人遂误畔观为一县，非也。后汉光武更名。晋属顿丘。后魏曰卫国县。今山东观城县。《汉志注》引应劭曰：“夏有观、扈。”《水经·河水注》“浮水故渎，东南经卫国邑城北。又东，经卫国县故城南”，亦引应说。又《淇水注》：“径顿丘北，又屈径顿丘故城西，顿丘，汉县。晋为郡。故城在今河北清丰县西南。《古文尚书》以为观地矣。”应劭、杜预，盖并用古文书说也。此说似即因汉世县名附会，无确据。《周书·尝麦》曰：“其在殷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国无正，用胥兴作乱。遂凶厥国。皇天哀禹，赐以彭寿，思正夏略。”殷，朱右曾《集训校释》改为启，云形近而讹，其实启殷形并不近；且下文明言忘伯禹之命，讹为夏则可矣，何由讹为殷乎？殷，盖即后来之亳殷，五观据之以作乱。
羿代夏政之事，见于《左氏》。
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使女艾谋浇，使季杼诱。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史记·吴世家》载伍员之言略同。《楚辞·离骚》曰：“羿淫游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天问》曰：“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嫔。冯珧利决，封是射。何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纯狐，眩妻爰谋，何羿之射革，而交揆吞之？惟浇在户，何求于嫂？《注》：“言浇无义，淫佚其嫂，往至其户，佯有所求，因与行淫乱也。”何少康逐犬，而颠陨厥首？《注》：“言夏少康因田猎放犬逐兽，遂袭杀浇而断其头。
”女岐缝裳，而馆同爰止。《注》“：女岐，浇嫂也。言女岐与浇淫佚，为之缝裳，于是共舍而宿止也。”何颠易厥首，而亲以逢殆？”《注》“：言少康夜袭，得女岐头，以为浇，因断之。”案此注恐误。伍员、屈原皆楚人，故所言颇相会，女岐盖即女艾也。
《左氏》杜《注》曰：“羿代相，号曰有穷。，羿本国名。寒国，北海平
寿县东有寒亭。今山东潍县。有鬲，国名，今平原鬲县。今山东德县。乐安寿光县有灌亭。今山东寿光县。北海平寿县南有斟亭。今山东潍县。东莱掖县北有过乡。今山东掖县。戈在宋、郑之间。案据《左氏》哀公十二年宋、郑之间有隙地曰戈为说。梁国有虞县。”今河南虞城县。《疏》曰“杜地名言有者，皆是疑辞”，则杜亦本不自信。然后之言地理者多因之。遂若羿、浞之乱，绵延青、兖，喋血千里矣。此决非其实。《左氏》谓羿因夏民，又谓其不恢于夏家；即《楚辞》亦谓其射河伯，妻雒嫔；则羿都必在河、洛之域。《汉志》：北海郡平寿，应劭曰：“故寻。禹后，今城是也。”臣瓒曰：“寻在河南，不在此也。《汲郡
寻，羿亦居之，桀亦居之。《尚书序》云：大康失邦，昆弟古文》云：大康居
五人，须于洛，此即大康所居为近洛也。又吴起对武侯曰：昔夏桀之居，左
河、济，右大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河南城为近之。又《周书·度邑篇》曰：吾将因有夏之居，南望过于三涂，北瞻望于有河。有夏之居，即河南是也。”《书序》及《汲郡古文》，虽不足信，《周书》《国策》，自可据依。斟说已见前。斟戈，《索隐云》“《左氏》《世本》皆作斟灌”，则戈灌一地。窃疑戈即斟灌，过即斟，寒浞灭二国后，以分处其二子，地亦在河、洛之域也。《夏本纪正义》引《括地志》，谓自禹至大康，与唐、虞皆不易都城。案《御览·州郡部》引《世纪》云：“少康中兴，复还旧都，故《春秋传》曰：复禹之绩，不失旧物是也。”故禹城，在洛州密县界。今河南密县。故城，在滑州卫南县东。今河南滑县。故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今河南巩县。又引《晋地记》云：“河南有穷谷，盖本有穷氏
所迁。”固亦以为在河、洛之域。《路史·国名纪》亦以在卫南，谓即《左氏》襄公十一年城又谓安丰有穷谷、穷水，今安徽霍丘县境。即《左氏》昭之
公二十七年，楚师救潜，与吴师遇处，实羿之故国。其说殊较《杜注》为胜。《水经·河水注》：“大河故渎，西流经平原鬲县故城西，《地理志》曰：鬲津，故有穷后羿国也。应劭曰：鬲，偃姓，皋陶后。”《路史·国名纪》云“羿，偃姓。《世纪》云不闻其姓，失之”，盖本诸此。谓穷在平原不足据，云偃姓，当有所受之。
鬲盖羿同姓国，故羿亡而靡奔之，藉其力为羿报仇。其立少康，则以羿身死世殄，无可扶翼之故。靡盖有穷之忠臣，非夏后氏之遗老也。《史记》谓禹初授政皋陶，皋陶卒，复以授其子益。《楚辞·天问》曰：“启代益作后，卒然离孽。何启惟忧，而能拘是达？”《注》曰：“离，遭也。孽，忧也。言天下皆去益而归启，益卒不得立，故曰遭忧也。”《汉书·律历志》：张寿王言伯益为天子，代禹，则禹、益二族，权力实相颉颃。穷、潜地近英、六，盖偃姓聚居之所。以此为羿之故国，揆以事理，殊为近之。河南之穷，卫南之，或其代夏时之遗迹也。《说文·羽部》“：，羽之风，亦古诸侯也。一曰射师。”《部》“：，帝喾射官，夏少康灭之。《论语》曰：善射。”二字实即一字。《淮南·本经》谓：“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凿齿，九婴，大风，封，修蛇，并为民害。
尧乃使羿杀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断修蛇于洞庭，禽封于桑林。”则羿之族特长于射，自喾至尧皆当征讨之任，宜其强不可御。五观之乱，彭寿是戡。彭寿，疑即舜时之彭祖，因其寿考，乃以是称之。彭城实尧、禹之旧都，然则夏室西迁之初，东方诸侯，声势固犹甚盛也。
羿、浞之事，《夏本纪》一语不及，而后相见灭，少康流离中兴，《纪》亦但云“帝相崩，子帝少康立”，一似其安常处顺者，《正义》以此议其疏，其实非也。古人著书，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所据不同，初不以之相订补，亦不使之相羼杂。
第二节 殷先世事迹
《史记·殷本纪》曰：“殷契母曰简狄，有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于百姓。百姓以平。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报丁立。报丁卒，子报乙立。报乙卒，子报丙立。报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为成汤。”曹圉，《索隐》曰：“《系本》作粮圉。”《祭法疏》引《世本》作遭圉。且云：“遭圉生根圉，根圉生冥。”则较《本纪》多一世。案《国语·周语》云：“玄王勤
商，十四世而兴。”《荀子·成相》云：“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十有四世，乃生天乙是成汤。”与《国语》合，则《世本》似误也。《鲁语》曰：“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又言：“冥勤其官而水死。”《礼记·祭法》同。此外事迹无考。
《殷本纪》又曰：“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诰》。”《书序》同。“作《帝诰》”三字，盖后人所窜，造《书序》者即据《史记》以为资也。《伪孔传》曰：“契父帝喾都亳，汤自商丘迁焉，故曰从先王居。”《疏》曰：“《商颂》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传》称相土居商丘。及今汤居亳。事见经传者，有此四迁。其余四迁，未详闻也。郑玄云：契本封商，国在大华之阳。皇甫谧云：今上洛商是也。今陕西商县。襄九年《左传》云：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杜预云：今梁国睢阳，宋都是也。其砥石，先儒无言，不知所在。”又曰：“郑玄云：亳，今河南偃师县有汤亭，今河南偃师县。《汉书音义》臣瓒者云：汤居亳，今济阴亳县是也。今亳有汤冢，巳氏有伊尹冢。亳，今安徽亳县。巳氏，在今山东曹县东南。杜预云：
梁国蒙县北有亳城。城中有成汤冢。其西又有伊尹冢。蒙在今河南商丘县东北。皇甫谧云：孟子称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不祀，汤使亳众为之耕。葛即梁国宁陵之葛乡也。宁陵今河南宁陵县。若汤居偃师，去宁陵八百余里，岂当使民为之耕乎？亳今梁国谷熟县是也。谷熟，在今河南商丘县。诸说不同，未知孰是。”案经传之文，皆出后人
追叙。其称谓略有一定。古书从无称五帝为王，三王为帝者。帝喾亦五帝之一安得忽称先王？伪传之非，不言可喻。《水经·谷水注》：“阳渠水又东径亳殷南，昔盘庚所迁。改商曰殷，始此也。班固曰：尸乡，故殷汤所都者也，故亦曰汤亭。薛瓒《汉书注》，皇甫谧《帝王世纪》并以为非，以为帝喾都矣。”案《御览·州郡部》引《帝王世纪》曰：“帝喾氏都亳，今河南偃师是也。或言在梁，非也。又云：《世本》言夏后在阳城，本在大梁之南，于战国，大梁魏都，今陈留浚仪是也。”以大梁为古都，于逐渐西迁之迹颇相合。至郑玄之说，则本于《汉志》。王鸣盛《尚书后案》申之曰：薄县，汉本属山阳郡。后汉分其地置蒙、谷熟二县，与薄并改属梁国。晋又改薄为亳，且改属济阴，故臣瓒所谓汤都在济阴亳县者，即其所谓在山阳薄县者也。案《汉书·地理志》：山阳郡薄县下《注》引臣瓒曰：
“汤所都。”
其“汤居亳，今济阴亳县是也”之说：见河南郡偃师县下。亦即司马彪所谓在梁国薄县，《续汉书·郡国志》。杜预所谓在蒙县北亳城者也；而亦即皇甫谧所分属于蒙、谷熟者也。本一说也，孔颖达《书诗疏》，案指《诗·商颂疏》。皆认为异说，其误已甚。又《书·立政》：“三亳阪尹。”《疏》云：“郑玄以三亳阪尹，共为一事。云汤旧都之民，服文王者，分为三邑。其长居险，故言阪尹。盖东成皋，汉县，今河南泛水县。南轩辕，山名，在今河南偃师县东南。西降谷也。”王鸣盛云：降谷，即《续汉书·地理志》：谷城县之函谷。案谷城，在今河南洛阳县西北。皇甫谧以为三亳，三处之地，皆名为亳。蒙为北亳，谷熟为南亳，偃师为西亳。王氏亦力斥之，谓其巧于立说，其说是矣。然于偃师去宁陵八百里，岂当使民为之耕之难，不能解也。又《诗·商颂谱疏》，谓郑以汤取契之所封，以为代号。
服虔、王肃则不然。襄九年《左传》曰：“阏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服虔曰：“汤以为号。”又《书序》王肃《注》云：“契孙相
土居商丘，故汤因以为国号。”《左氏》襄公九年《疏》引《释例》曰：“宋、商、商丘，三名一地。”伪孔、杜预，多同王肃，然则《汤誓伪传》，谓“契始封商，汤遂以为天下号”者，意亦不谓其在大华之阳，乃《疏》强分商与商丘为两地，转谓《伪传》、杜预之说，同于郑玄。又阏伯居商丘之语，亦见于《史记·郑世家集解》引贾逵曰：“在漳南。”《水经·瓠子河注》：“河水旧东决，径濮阳城东北，故卫也，今河北濮阳县。帝颛顼之虚。昔颛顼自穷桑徙此，号曰商丘，或谓之帝丘，本陶唐氏火正阏伯之所居，亦夏伯昆吾之邦，相土因之。”盖依贾说，则杜以商丘、帝丘为二，贾自以商丘、帝丘为一也。《义疏》于此，亦无所疏通证明，支离灭裂甚矣。
欲明成汤先世事迹，必先明其所谓八迁者，《义疏》仅数其四，既为不具。
八迁之可考者如此，而商先世之地，亦有可得而言者。契之本封，郑玄、皇甫谧之言，盖因后世地名而误。汤之所居，《管子·地数》《轻重甲》《荀子·议兵》《吕览·具备》《墨子·非攻下篇》皆作薄。惟《非命上篇》及《孟子》书作亳。《说文》亳字下不言汤所都，然《史记·六国表》，以“汤起于亳”，与“禹兴于西
羌，周以丰镐伐殷，秦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并言，则汉人久混薄、亳为
一。故纬候有“天乙在亳，东观于洛”之文。《诗·商颂玄鸟疏》引《中候雒予命》。以吾族原起东南言之，自以谓在东方为是。商丘、帝丘，贾逵合为一，杜预析为二。案《左氏》僖公三十一年，卫迁于帝丘。卫成公梦康叔曰：相夺予享。此即昭公十七年所云卫颛顼之虚者。而《太平御览》引《世本》曰：“相徙商丘，颛顼之虚”，则亦以商丘、帝丘为一。《世本》古书，较可信据，贾说自优于杜也。蕃，《水经注》以郑西之峦都城当之，此郑谓西郑，今陕西华县。恐非。王国维谓为鲁国之蕃县，见《观堂集林·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蕃，今山东滕县。
其地近亳，当是。王氏又谓《左氏》庄公十一年“公子御说奔亳”之亳，即汉之薄县。案古书传于今者，多出春秋、战国人手，必以其时之地名述古事。《史记·货殖列传》言：“尧作游成阳，舜渔于雷泽，汤止于亳。”其说颇古，其地
固与蕃县密迩也。惟砥石不可考，近人丁山云：汉常山郡薄吾县，今河北平山县。战国时谓之番吾，即蕃。《史记·五帝本纪》：青阳降居江水，《大戴记·帝系》作水。《山海经·北山经》：敦与之山，水出于其阴，而东流注于彭水。《郭注》云：今水出中丘县西穷泉谷，东注于堂阳县，入漳。《汉志》：常山郡元氏县，沮水首受中邱穷泉谷，东至堂阳入横河。又常山郡房子县赞皇山，石济水所出，东至陶入，中邱，今河北内邱县。堂阳，今河北新河县。元氏，今河北元氏县。房子，今河北高邑县。陶，今河北宁晋县。以互摄通称之例言之，颇疑与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