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花样女王》：战胜这世界最好的办法，就是努力地活着

这部电影的主演，就是因“小丑女”一角成名的玛格特·罗比。她饰演的角色塔尼娅·哈丁确有其人，是美国首位完成高难度冰上三圈半跳跃的花样滑冰选手选手，获得无数比赛冠军荣耀。但1994年的一次体育丑闻断送了塔尼娅的前途——挪威冬季奥运前，她涉嫌与前夫密谋攻击对手南茜·克里根，从而被判终身禁赛。而在她的最后一次比赛上，失常的表现更为她的花样滑冰生涯画上了尴尬的句号。这是一个人才堕落的真实悲剧。但《我，花样女王》却用诙谐、讽刺、冷幽默的口吻讲了这个故事。一方面，影片以不限于塔尼娅本人的各方人物的视角展开故事情节，有时还出现了双方阐述存在矛盾的滑稽状态，例如关于塔尼娅和前夫杰夫·吉卢利的夫妻关系的阐述，两人的讲述一对比，简直是互相打脸。

另一方面，影片一开场就以伪新闻访谈的手法带出影片的主要人物——塔尼娅、母亲和前夫，之后全片伪纪录片/伪访谈录像和正常剧情片两种表现手法相互穿插，中间还时不时打破第四面墙，形成叙事上的间离效果。这样的表现手法不仅让人物立体全面、真实可信，将人物的小毛病暴露无遗；也让全片避免了伴随事件原型的各种意识形态，从而更利于大胆地对“美国梦”进行讽刺。塔尼娅从小开始学滑冰，成为花样滑冰运动员，仅仅是因为她的家庭只能给她这一条出路，但由于她天赋异禀，在赛场上取得惊人的成绩，于是成为了“美国梦”的典范。但“美国梦”原本对塔尼娅是抗拒的，花样滑冰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形象工程，经济条件良好、特别注重形象的人理论上更适合参与，而塔尼娅这种更注重花样滑冰本身、但无论家庭出身还是个人品行都很草根化的“异类”，本身就不是这个领域的宠儿。

而令人发指的是，南茜·克里根作为塔尼娅原来的闺蜜，其实是趣味相投的，但因为她出身好形象佳，技能也过得去，就成了原本被官方扶持的“美国梦”代言人。“美国梦”的压力和自身的好胜心让塔尼娅多了南茜这一假想敌，接着前夫一来为了人情，二来为了继续在塔尼娅身上剥削名利，便“帮”她雇凶报复了南茜，才有了终结她职业生涯的丑闻。在绝大多数人心中，花样滑冰是一种特殊的运动，它似乎不止于竞技，更像基于体育的艺术，体能、外形、技术以及自我展现的意愿把它区隔于其他那些只看重更高更快更强的项目。平昌冬奥会上，羽生结弦的爆红似乎在印证着普通人对于这个项目的某种想象——应该混合着美感与轻盈，有着浑然天成的孤傲又决然疏离于俗世的气质。但是这部针对花滑冠军的传记片《我，花样女王》却执意于写出洁净冰面下的灰色与暗礁，写一个天才运动员如何被人间烟火吞噬，如何被命运戏弄。

美国首位完成了冰上三圈半跳跃的女性选手托尼亚，从小就是冰上天才，这故事讲述了她的一路成长和日后的丑闻。1994年挪威冬奥会赛前，她和丈夫以及丈夫的一位朋友合谋恐吓对手，之后一切失控，恐吓变成了一次真正的攻击，托尼亚就此彻底告别赛场。作为一部传记片，《我，花样女王》有意识地摆脱了常见的叙述方式，某种程度上说，托尼亚儿时的天赋展现，日后的训练与成绩，都作为背景或者粗线条地带过，那些成绩看起来像是天经地义的，最不需要被交代的事情。与此相对的，最被浓墨重彩展现的却是冰场外的生活。父亲的离家，母亲的打骂，以及她自己面对生活的恐惧，她的婚后生活几乎也在复制原生家庭的灾难样本。绝大多数传记片都有意识地对传主的生活进行简化，只挑拣某一条明晰的线索以便更易于传递想表达的内容，但《我，花样女王》却走了一条与此截然相反的道路，它把观众推向一个又一个充斥着无尽细节的生活现场，让你自己去选取和判断，所以，你能看到梦想的起点与鼓胀，看见期盼和希望，看见花样滑冰这种美丽孤傲的运动背后那些溢出体育之外的算计与歧视。

当然，还能看到失意生活对一个人的淹没与折磨，撕扯拉锯的、少见的母女关系，看着这个女孩遇人不淑、误入歧途，以及无法更改的命运追跌和星辰陨灭。“美国梦”嫌弃了塔尼娅，但它最终也没眷顾南茜，南茜没能在冬奥会为美国赢得冠军。而在现实生活中，被立起来又处于宣传需要或个人意外被推倒的“美国梦”代表不计其数。塔尼娅也好，南茜也罢，她们俩只不过和诸多所谓的“美国偶像”一样，是官方形象塑造和舆论宣传的牺牲品罢了。不只美国，任何国家——包括我国——的无数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梦想，但“XX梦”并不真正属于咱们。《我，花样女王》会让人想起一些前作的影子，比如《黑天鹅》，比如《狐狸猎手》，当然，并不是具体某个桥段的相似，而是一种处理方式，借由一种艺术或者运动，写人际间的撕扯，写心理的暗礁，写命运的转折。它整体喧闹又欢脱，即便苦难和挫折也都故意处理得幽默风趣，只是，当你对照她的如今与往昔，总掩不住悲凉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