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在海外殖民时期与东印度群岛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引言

随着欧洲人发现了美洲大陆从而引发了一场东半球与西半球之间生物、农作物、人种、文化、传染病、甚至思想观念的突发性交流时，印度洋世界的文明交往早已持续了几个世纪。

跨印度洋世界的文明交往

当荷兰人以及其他欧洲人进入这片领域时，他们发现的是一个个已经高度发达的异国文明。伴随着殖民扩张，各文明在印度洋世界互相碰撞、融合。在此过程中，奴隶充当了一个最佳的媒介。
一方面，奴隶的根本属性是人，是文明的创造者和承载者；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商品。这种文化和经济的双重角色将整个印度洋世界有机地联系起来。因此，涉及了人口流动、文化传播和经济交流的奴隶贸易为我们审视文明交往与融合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视角。

印度洋世界的文明交往与跨大西洋世界有着本质的不同。首先，印度洋世界更多的是不同种族间的交往，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化交流；其次，印度洋世界的物质文明要比大西洋世界高度发达；最后，印度洋世界的奴隶贸易是双向的、复杂的，奴隶既可以从西往东，也可以从东往西，甚至散居在印度洋的各个岛屿。
与高傲的、充满种族歧视的欧洲白人相比，奴隶作为被剥削阶层与当地居民几乎没有什么隔阂。因此，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要比我们认为的更加广泛、影响更加深远。在印度洋世界内部再也没有比好望角更能体现奴隶作为文明交往主体的范例。
早在欧洲人到达之前，印度洋世界就已经有了最早的交往模式，中东、东印度群岛都是东西方交往的纽带。而南部非洲北有撒哈拉沙漠阻隔，两边有大洋环绕，属于“文明的飞地”。

如果说东印度群岛体现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与融合，那么在大洋彼岸则是奴隶影响了南非。生活在南非地区的科伊科伊人和桑人以游牧为生，对农业生产毫无经验。因此，奴隶劳工便成了理想的选择。
东印度群岛在印度洋世界的奴隶贸易网络中起码扮演了双重角色，首先是其作为奴隶转运港的地位。1653年，第一位名叫亚伯拉罕·范·巴达维亚的奴隶被运抵好望角。
由于17世纪上半叶巴达维亚的大部分奴隶都来自南亚地区，因此，虽然奴隶的名字暗示了他的地理起源，但他极有可能是经由巴达维亚转运至好望角的印度裔奴隶。其次是它作为奴隶供应源的地位。据南非历史学家罗伯特·谢尔估计，在整个贸易时期，进口到好望角的6964名奴隶中有7%来自东南亚。开普殖民地兼具美洲种植园和东印度群岛社会的特点。

一方面，开普殖民地需要大量劳动力从事物质生产，因此男性奴隶比女性奴隶更受欢迎；另一方面，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虽然巴达维亚政府颁布的婚姻禁令对所有殖民地都具有约束力，但对奴隶的性剥削并不是东印度群岛的专属。许多曾到过好望角的游客评论说，奴隶小屋就像妓院一样，几乎没有什么官方的限制。
那些想要和女奴结婚的自由人可以花150弗罗林买下她的自由，许多通过这种方式获得自由的妇女最终都能赎买回自己孩子的自由。以曼达·格拉西亚为例，1714年她通过与吉列姆·弗里斯内结婚，赎买下自己的所有孩子。其中一个儿子甚至加入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去了东印度群岛，从而成为了第一批好望角的奴隶移民。
在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许多来自孟加拉的女性奴隶通过解放和婚姻逐渐融入好望角的移民社会，其中最著名的是安西拉和她的女儿安娜·德·科宁。虽然并非每一位女奴都可以获得婚姻作为奖赏，但多数人在最后都成了自由人。

以玛丽亚为例，她与汉斯·罗格·特罗斯特生了两个儿子，后者并未选择与她结婚，而是迎娶了一位来自鹿特丹的女士，但仍在1687年将玛丽亚释放了，作为她忠心服务的奖赏每释放一名女性奴隶，奴隶人口的性别比就会增加，自由人口的性别比就会降低。
其结果是在历史上的某一时刻，东西方都发生了一场所谓的“克里奥化”的进程。文明交往离不开宗教或近似宗教的价值系统带来的强烈的文化政治属性。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经阿拉伯商人和印度穆斯林传播至东印度群岛，而现在又通过奴隶贸易网传播至南非。
在17世纪早期，印度奴隶构成了好望角奴隶的最大群体。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接近一半）来自科罗曼德尔海岸和孟加拉，这两个地区都是伊斯兰教的大本营。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印度奴隶对在好望角传播伊斯兰教做出了巨大贡献。好望角的印尼奴隶主要来自南苏拉维西，主要是望加锡人和布吉人。
自17世纪初期以来，戈瓦王国以武力在布吉人和望加锡人生活的地区传播伊斯兰教，从而建立了伊斯兰教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地位。在荷兰人征服这片土地之后，许多当地的贵族和奴隶被流放到好望角，其中便包括谢赫·优素福，他通常被认为是南非伊斯兰教的创始人。

1694年，巴达维亚政府将他和49名随从，包括两名奴隶流放到好望角，他被安置在一个逃亡奴隶和其他流亡者的集结点。正是在此，优素福建立了南非历史上第一个有凝聚力的穆斯林社区。虽然荷兰东印度公司鼓励奴隶皈依基督教，但好望角的情形几乎与东印度群岛如出一辙。
奴隶主认为释放奴隶是对他们财产的清算，此外，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鼓励勤俭的力量。其结果是许多奴隶都变成了最好的穆斯林，包括那些曾经接受基督教的奴隶。伊斯兰教在东西两个殖民地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在东印度群岛，宗教是奴隶的“逃生舱”，许多奴隶通过皈依伊斯兰教摆脱了被奴役的命运。
在好望角，伊斯兰教是不同种族背景的奴隶们联系的纽带，情感的依托以及身份认同的依据。1760年在开普敦发生的奴隶起义，其主要根源就是参与者具有相同的宗教（穆斯林）和种族（布吉人）背景。时至今日，开普马来人仍是南非最大的穆斯林群体。

奴隶贸易对于南非的影响

奴隶对南非历史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明显的是语言。被运送到南非的奴隶来自印度洋世界各地，因此他们的语言也各不相同，这包括布吉语、爪哇语、马达加斯加语、泰米尔语等，更重要的是还有两种通用语言：马来语和葡萄牙语。

在各种语言的互动过程中逐渐演变出了新的语言，伴随着这种新语言的形成，那些祖先来自荷兰的欧洲后裔，也逐渐产生了新的认同。他们不再称自己为荷兰人，而是称为非洲人，他们的语言逐渐被称为南非荷兰语。奴隶们对南非人的饮食也有很大的影响。
今天南非人餐桌上的许多食物都可以追溯到来自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奴隶，比如咖喱、咖喱肉末、烤肉串、番茄炖肉、蘸有糖蜜的炸麻花等等。来自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奴隶不但是令人满意的体力劳动者，还是技术精湛的工匠。
由于南非当地居民并没有创造高度发达的文明，正是依靠这些奴隶才得以将许多工艺技巧传入南非，来自巴厘岛的兰顿是少数几个能留下姓名的奴隶。1698年，5岁的兰顿被以60里克斯达尔德的价格出售给了塞缪尔·爱思唯尔，作为一名工匠，这个价格显然十分的便宜。

1707年，爱思唯尔返回荷兰结婚并再也没有回来。5年之后，39岁的兰顿被以100里克斯达尔德的价格释放。兰顿是一名非常杰出的工匠，他甚至还与公司和斯泰伦博斯的教会订有合同，但他可能过得非常拮据，直到去世时仍是单身。除了奴隶，南非地区的本土居民有时也扮演着文明交往的使者角色。
1657年，多曼被荷兰人送往了巴达维亚。荷兰人想要他学习荷兰文化以便充任翻译一职。在巴达维亚，科曼不仅提高了语言技巧，还学会了使用枪炮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从爪哇人那里学到了游击战术。
当1658年，多曼返回南非时，科伊桑人与荷兰人之间的矛盾一触即发，而多曼则成为了这场战争的关键领袖。多曼之所以能够在南非的反殖民主义斗争中扬名，主要是因为他在印尼停留期间目睹了印尼人对荷兰人发起的游击战，他将自己在印尼看到的东西运用到了反对荷兰殖民主义的新战线上。

像多曼这样的非洲人以及那些被贩运的奴隶和流亡者是在印度洋世界，南非和印尼之间建立历史联系的重要人物。这种联系一直持续到了现在，并掀起了一股潮流。当纳尔逊·曼德拉身穿“马迪巴衬衫”进行国事访问时，这或许是他纪念这种联系的一种方式。这种源于印度尼西亚的名为巴蒂克的蜡染工艺，显然为南非人民的生活增添了许多色彩。
当哥伦布到达美洲引起的文化交流在大西洋世界风生水起时，另一种交往模式已经在印度洋世界存在了数个世纪。早在欧洲人抵达这片海域之前，印度洋世界的交往模式是通过贸易和人员往来联系起来的，这种交往模式通常建立在双方关系平等的基础之上。

结语

近代以来，随着全球贸易的扩大和奴隶贸易网络的扩张，奴隶逐渐充当了交往的主体。由欧洲人主导的奴隶贸易是一种不对等的、剥削的交往模式，也正是这种模式扩大了印度洋世界的交往范围，将印度洋东西两端沟通起来，并逐渐与大西洋世界汇集在一起。从这方面说，印度洋世界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贸易的集散地和文明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