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怕是要没落了”

「本文来源：人民中国」
去年7月，借本专栏之地，我曾钩沉过文学家小川环树拜会鲁迅的往事（见《“我所见的鲁迅，并不是那样的”》）。其实，当年特地从北京赶到上海来“拜码头”者有三人。除了两位青年文学者，还有一位地质学出身的人类学家（赤堀英三）。后来，两位文学者分别执教于京都大学和九州大学，成为西日本学术重镇。对1935年的南下之旅，特别是谒鲁之事，他们都曾缀文追忆。不过，我写过小川环树，再来写目加田诚，倒未必是出于“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文章做法，而是最近，日本出版了目加田诚的北平访学日记，使八十六年前的那场非正式性文化交流多了一个侧面，平添不少立体感与沧桑感。

《目加田诚<北平日记>——一九三〇年代北京的学术交流》、目加田诚著、中国书店2019年6月10日初版
目加田诚（Mekada Makoto，1904—1994），是重量级的汉学家，曾出任日本中国学会理事长（1971—1975）。1929年，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中文学科毕业后，进入东洋文化研究所，作为服部宇之吉的助手，参与该所购入的陆心源东海楼藏书（四万册）整理工作。后经旧制三高（即今京都大学），于1933年任九州大学助教。同年，赴中国留学，在北京大学修中国文学，跟黄节读顾炎武诗，从杨树达学《说文》，与胡适、俞平伯、周作人、孙楷第、钱稻孙等中国学人浓密交游，后于1935年回国。1938年，升任九州大学教授。《北平日记——一九三〇年代北京的学术交流》（［日］中国书店，2019年6月初版，以下简称“日记”），既是目加田留学生活的点滴记录，也如书的副标题所表达的那样，是发生在“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之间——这个现代中日关系史上转瞬即逝的“小阳春”时节，两国知识人尚不带任何功利负担与杂质的、纯然的智识互动、文化交通的轨迹。
其中，三位学人与鲁迅的短暂交流最值得玩味。

1934年，目加田诚（前排左一）在跟从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前排中央）完成学习后，与老师同学的合影
1935年3月，目加田诚结束了为时一年有半的留学，做好了回国的准备。3月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决定后天出发。”日记就此搁笔。自3月6日南下，直到3月23日从上海抵达长崎的十七天的内容，实为目加田的弟子、九州大学教授静永健所加的注。因此，正文加注释，才是这部日记正确的打开方式——注的部分篇幅甚至更大。当然，更多旁证还可以从目加田本人的回忆文字，及目加田北京时代的好友、也是南行旅伴的小川环树和赤堀英三的文章中寻找。
3月6日午后，目加田和小川、赤堀三人从前门火车站登上赴上海的快车——平沪通车，三时五分出发。平沪通车是那个时代的动车，北京到上海只需四十个小时，可三人却做好了中途下车，边走边玩的准备。于是，曲阜、南京、苏州、杭州，一路蜻蜓点水，直到3月21日，才到上海，四十小时的车程，愣是抻了十五天。但目的地上海是事先就确定了的：一是为见鲁迅，二是目加田拟从上海乘船回国。

左起滨一卫、目加田诚、八木秀一郎、小川环树，于八道湾周作人大宅门前合影（1934年12月）
作为在北京游学的日本学人，目加田心中有对二周的景仰自不待言。二周中，对周作人是相当熟悉的，不仅有师生之谊，知堂平时对东瀛学子也关照有加：三天两头招宴，鸡素烧，关东煮，喝日本酒，听唱片，连家中做了稻荷寿司（一种用炸豆腐皮包的饭团），也会差人送过去，可谓无微不至。周作人的公子周丰一更是学子们日常的玩伴，划船、溜冰、逛庙会、泡琉璃厂、郊外远足，花样翻新不重样。酒也没少喝，且每每留影。日记中有一帧老照片：目加田与滨一卫、八木秀一郎、小川环树四人，在周家大院门前的合影。从日影的斜度判断，应为黄昏的照相。当天，目加田在日记中缀笔：
昭和9年（1934）12月8日
傍晚，去北海。周丰一、滨、小川诸君已在。众一起滑冰（三十分许）。
晚，被招至周君家（八道湾）。泡过汤（指泡浴缸——笔者注），吃鸡素烧，酌日本酒，边听唱片：《明乌》《朝颜日记》。想日本了。
我估计，那张老照片八成是大家从北海溜冰归来，在周宅大门前，周丰一为小伙伴们摄的影。
目加田回国日程确定后，周作人特意设宴为目加田送别。据日记记载：
昭和10年（1935）2月23日
晚，赴周作人邸送别会。
大醉，被人抬回。
检《周作人日记》，这天的记载为：“丰一招小川、桂、目加田、滨，及沈令翔诸君饭。客多大醉，小川留宿。”
蒙知堂一家厚爱至此，我想目加田不可能没对周二先生提出过引荐大先生的请求，但我从日记中没查到。不过，小川环树在回忆文章中倒是透露过，曾与目加田一起请周作人写介绍信的事。周作人有些为难，表示自己写不合适，但忙还是要帮的：“我可以给你们介绍郁达夫，请他来写吧。”于是，三人便先去杭州找郁达夫。

目加田诚三十岁生日，于北京
郁达夫好好先生，且与二周私交甚笃，岂有不应之理？他不但写了介绍信，还充当地陪，带三人游西湖，在聚丰园请喝酒，玩了两天。3月21日一早，三人乘列车从杭州出发，中午就到了上海内山书店。内山老板与鲁迅的交情，日本人圈子里无人不晓。三人径直对内山说明原委，内山请客人在店堂中看书，稍坐，便亲自去接鲁迅。

《随想 从秋到冬》目加田诚著、龙溪书舍1979年9月初版
目加田在随笔集《随想 从秋到冬》中，对鲁迅的第一印象有独特而形象的描绘，值得誊录：
小个子，精瘦，但腰身笔挺，目光冷峻，我仿佛看见一个手握出鞘之剑的人走过来。他来到我们等候的地方，开始用流畅的日语跟我们打招呼。说着说着，一位年轻女性来到他跟前，冲他用右手的食指在左掌心上写了几个字。鲁迅点点头，冲我们说了句“请稍候”，便走出内山书店。
不到一小时，鲁迅又出现在书店。这才落座，从容回答我们的问题，自己也打开了话匣子。也许是心理作用，我们看店员的神情，总觉得店里的空气有些紧张。可鲁迅却若无其事地谈笑风生，一派云淡风轻。
多年后，当目加田于六十年代末在《西日本新闻》上撰写回忆文章时，已记不起当时谈话的内容，只记得鲁迅反复强调的一点，是“中国人与日本人，没有不能相互理解的道理”。在中国待了一年半的目加田，自揣多少了解中国政治的复杂性和鲁迅的处境，便对他说：与其待在这里，不如索性去日本。鲁迅笑了笑：“待在日本，恐怕不好办。”

鲁迅与周作人（左）的合影
在北京与周家过从甚密的目加田，自然了解二周不睦的事实。但兴许是觉得明天就要回国了，现在不问，将时不再来吧，便鼓足勇气对鲁迅提起了知堂，说周作人是北京文坛领袖，近年来发表了很多意味隽永的小品文云云。
来上海拜会鲁迅的日本人，或事先受到内山完造的提醒，或对中国文坛的内幕比较了解，一般会小心翼翼地避开周作人的话题。但也有一些甘冒大不韪，试图“揭秘”者，哪壶不开提哪壶，或为独家爆料而不惜试水者，多为新闻记者，也有少数学者。目加田一介纯文人，应该也并不为爆料，大约是仗着自己与周二先生关系够铁，问也无妨吧，遂铤而走险。而鲁迅即使被问到，倒也未必觉得被冒犯，至于如何作答，则取决于斯时的心情。那天冷不丁被目加田问到，鲁迅淡淡地说道：“周作人怕是要没落了。”目加田一时惊得竟说不出话来。
当晚，鲁迅在日记中记道：
二十一日 昙。……下午得达夫信，绍介目加田及小川二君来谈。
别无置评，照例是云淡风轻。
应该说，这件事或多或少对目加田的中国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战后，特别是“文革”期，他了解到早年交往过一些师长、挚友，只因曾接触日本人这一点，便遭组织怀疑，亲人离反，最终身陷缧绁，人生改道，甚至死无葬身之地的悲剧，所在多有。他曾写过一位北京的老学者，也是他尊敬的《楚辞》研究家，1989年9月，借到儿子家探亲之机，特意从东京转道福冈看望他。老学者谈他自己如何卷入政治斗争，明知“政治很肮脏，但为了活下去，有时却不得不喝脏水”。目加田劝他不妨索性在日本多待些时日，以静观其变，但友人不为所动，去意已决。果然，老学者返回东京后便踏上了归途。目加田引用《楚辞》中的话，为老友饯行：“余固知骞骞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惟恐给命途多舛的朋友再添新堵，他在文章中从头至尾，隐去了友人的名字。

《北平日记》原本
如此，面对种种人间至痛的惨剧，目加田自己不想卷入任何纷争，也不愿给友人制造麻烦。所以，他决定永久封存自己的留学日记。这八卷用钢笔写在线装筒页记事本上的北平日记，被主人珍藏在一只装洋菓子的铁盒中，不仅没想出版，压根就没想知会于人。直到目加田作古八年后，才被整理藏书的弟子偶然发现，后移交福冈县大野城市“目加田文库”中永久保存。

刘柠：作家，译者。北京人。大学时代放浪东瀛，后服务日企有年。独立后，码字疗饥，卖文买书。日本博物馆、美术馆、文豪故居，栏杆拍遍。先后在两岸三地出版著译十余种。
(编辑：陈蕴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