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度嫌疑人》：这是一部法庭心理片

【说到当代的日本导演，我很难不想到是枝裕和】
为什么会这么说？原因很简单，在当今活跃在我们视野当中的日本导演里头，是枝裕和无疑是影响最大的，不如也可以说，他是目前最接近大师级别的日本导演。

从1995年拿了威尼斯电影节最佳摄影的那部《幻之光》，到把柳乐优弥送上戛纳影帝的那部《无人知晓》，然后再到令所有人公认的最佳作品《步履不停》，以及走向商业气质拿下戛纳评审团大奖的《如父如子》还有前两年让人津津乐道的《海街日记》，是枝裕和的作品大多数给观众的标签就是“家庭生活”“人性微妙”两个代名词。

作为当今世界艺术片领域令人关注的日本导演，他的作品很多层面上都会承载着关于社会现象的意义与审视。
他的所有作品当中，从少年弃子、破碎家庭，或是中产阶级家庭，在他的眼里，其实都是一样的。这很容易让我想到早期日本的另一位伟大的电影大师小津安二郎，同样具有国际影响力，同样擅长拍家庭题材，同样可以抨击生活的不公或者批判社会想象。

像《步履不停》《奇迹》《海街日记》《如父如子》这些电影，亦或是去年的《比海更深》，这些作品所展现出的剧本，都有一种直接打击事件的功能性，这样的方式是非常容易把观众带到电影情绪当中。往往表面看起来它们都比较从容清淡罢了。
看到谢飞导演对是枝裕和的评价如是说：“是枝裕和能在琐事里开掘出光彩，丰富的金子。但难免会觉得他的目光总是试图在平淡中找寻那些正常而又非常的亲情伦理，远离宏大叙事的同时也远离的时代的洪流，成为日本影人中最独立的那一个个体。”

是枝裕和刚开始进入导演行业之前是在日本的TV Man Union专门做纪录片的拍摄，由此就会涉及到非常多的社会写实题材，这也给他在入行之后所呈现的作品，都有社会写实这一面存在，《距离》来自邪教组织“奥姆真理教”在东京的自来水投毒事件，《无人知晓》则来自日本东京西巢鸭弃婴事件的影响。

而这一次，是枝裕和似乎要跳脱出大家对他原有的家庭题材风格的标签，用一部《第三度嫌疑人》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一部犯罪悬疑电影，看类型，这是属于悬疑题材的一个领域，是是枝裕和难得的一次转型，看完这部之后，我甚至觉得，是枝裕和距离“大师”的称号，又近了一步，因为它跟我们熟知的犯罪悬疑电影，是完全不一样的。
从叙事节奏的缓慢、柔和的钢琴曲以及推进特别舒缓的长镜头，都是是枝裕和以前拍家庭剧的手法，推理？更是少之又少。

影片的剧情通过嫌疑人三隅高司（役所广司 饰）的三次供词作为剧本的大体结构，其中以第二次犯罪为故事主要线索。三隅是有犯罪前科的，因为杀害上门讨债的黑社会群体，曾经在监狱里被关押了三十年之久。
之后又因为杀掉所在工厂的社长导致再度入狱，并且被公检部门主张判处死刑，要知道，日本的死刑在日本的法律体系中是曾经提出要被废除的。
但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废除，于是在一定情况下，日本法在判定死刑的过程中是需要慎重考虑的，通常都是会以无期徒刑作为最后的判决标准，于是也有了律师重盛的出现。

福山雅治饰演的重盛朋章要为嫌疑人三隅辩护，在他刚刚接手这个案子的时候，三隅就已经承认了杀害工厂社长的罪状，只是受委托帮忙避免死刑。
但是重盛在对案情的不断深入还原真相之后，却知道真相远远没有那么简单，他陷入了盲人摸象的遭遇，他不知道要去相信什么，但是在法庭上，律师使用什么样的辩护方案，只要能够把嫌疑人从死刑变成无期徒刑，几乎这场官司就已经胜利了。

但在这一方面，三隅不断地在供词当中给出了不同的故事，一开始先是用盗窃杀人后焚尸的简单理由，因为喝酒后发泄的冲动杀人，然后变成了与受害者的妻子有不伦关系，妻子为了骗保而指示杀人，到最后翻供说自己没有杀人，因为之前出狱之后不能适应社会，加上不断地威胁才勉强认罪，每一次翻供，似乎都有不同的理由，
不过另一方面，就涉及到受害者的家属，工厂社长的妻子总是神神秘秘，女儿也因为瘸腿，受到一定的家庭性侵，少言少语而受到关注，并且和嫌疑人有良好的关系。最后的真相，令人浮想联翩。

没有真相，这是悬疑片里面很少见的现象，在我们以往特别熟悉的悬疑片叙事模式当中，为了能够给电影一个很好的结局，通常都会用一种特别反转的方式去挑明真相，在案件进展的过程中，会抛给你各种模糊不清的线索，最后为真相服务。
而《第三度嫌疑人》一开始，就直接交代了三隅的犯罪过程，一开始就告诉了观众谁是凶手，但最后，就是没有给出最终的真相。

因为这部电影最重要的，并不是真相本身，而是游离于真相之外的，导演是枝裕和的社会诉求！让我们看到一件简单的案件背后，牵扯到的所有人物的动机。
假如你用看文艺片的眼光去看这部电影，而不是用悬疑片的眼光来看，或许观感会好很多，是枝裕和在谈论这部电影的时候也说过：“这是一部法庭心理片。”

没人在乎真相！
从辩护律师、到检察官、再到法官本身，或者是受害者家庭，更多的只是想把这个棘手的事情马上翻过去，重新再来。
这难道不是一种对司法界以及性侵案背后的社会沉默的一种深刻的批判吗？
相比故事本身，我更看到的是是枝裕和要通过影片来讲什么，就像福山雅治在影片的最后时刻抛出的问题，这是一个“容器”？是的，案件，故事本身，就是容器，真正重要的，是我要表达什么态度，连到导演自己都并不关心最终的事实真相到底是什么？

在法庭上，审判过程成为了三方利益拉锯战，受害者家属只想瞒天过海掩人耳目，辩护律师只想在法庭上胜诉，检察官只想让被告无条件认罪，法官，在一定的审理期限范围内，只考虑如何更快地结束这个审判。
每一方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方案，律师会教自己的被告，到时候在法庭上要说什么，不要说什么，才能对自己有利，而真正发生了什么，没人了解，连到受害者家属，妻子、女儿的证词，是真假，也不知道。似乎每个人做到了自己所谓的“本职工作”，就基本上成为了赢家。辩护都成为了司法最高行为宗旨，哪里还有真相可言？

影片中有很多诸如上图一样在监狱里头的戏份，这种在表演空间理论来说是封闭空间内的表演，在一个封闭空间内，只有一人甚至是多人，讲着很多的台词，用台词引导下一步叙事。
《第三度嫌疑人》则用了多次福山雅治与役所广司的探视戏份，一层玻璃，两个人不断对话，这样的戏份调度非常难得，以上图来说，是枝裕和应用了玻璃反光的效果，后期分段剪辑以及镜头景别切换，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就像我们人与人之间直接对话一样，我们会根据对方的反应来做出我们自己的反应，这个镜头设计 就是如此，更多的用镜头和语言来探测主角的心理。

关于三次杀人，也是影片的一个值得去探讨的点，三次杀人各有韵味，其中第一次杀人和第二次杀人，影片都表达很明显（30年前黑社会与焚烧工厂老板案），但是第三次杀人，或许才是是枝裕和连接司法批判的的想法中最关键的理解点。
至于第三次杀人我尝试大胆理解成为——法律制裁，法律杀死了嫌疑人。这么说感觉像是理所当然，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不是，法律把真相，给杀死了？在电影里，司法是凌驾于真相的，不管真相怎么样，它是不是一个影响到社会的案件，在法官的眼中可能只是一个指标，在律师看来也只是不同立场的胜败博弈。

法律审判被告，不如可以理解成为，人审判人。这是怎么回事，人，可以审判人吗？三隅问过重盛一个问题，是不是相信世界上存在不应该出生的人，这个问题让重盛被自己的矛盾情感控制住了——我到底是在拯救，还是在变相制裁他人？
而家庭关系，也在这部影片中涉及，延续了是枝裕和的家庭缺陷的故事点，没有迪士尼结局的设定。三隅的女儿不能原谅自己杀人犯的父亲，重盛离婚后对自己青春期的女儿，也是字数很少的关心，而受害者女儿在性侵后收到的身心伤害，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关心和结果。

案件的真相、家庭关系的发展，其实都没有真正的结果，是枝裕和的目的，让这样一种开放式的思考，去让观众自己想真相，你眼里所见并心里所想，就是真相本身。三隅，甚至像是导演本人。
作为一部理论上的犯罪电影，反类型，反推理最终展现出的是，是枝裕和独有的文艺定位以及作者电影的风格，这样的片子，无疑是挑战观众的，我突然明白了影片在2017年的威尼斯电影节风评很差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大家都想寻求真相的发生。

贴上了悬疑犯罪标签，不一定要有完美的开头和结尾？真正的文艺片导演，不会关心故事本身，只是借一个故事去讲创作者想要表达并关心的东西而已。这样的模式，才是一部电影真正表达艺术的征途，才是电影创作真要有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