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间的“临终关怀”与“最好的告别”

◆徐迅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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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卡特中心（The Carter Center）2023年11月19日讯，前第一夫人罗莎琳·卡特（Rosalynn Carter），于当日下午14:10在佐治亚州的家中去世，享年96岁。卡特夫人是精神健康和女性权益的热情捍卫者，“她在家人的陪伴下安然离世”。
卡特夫人与美国第39任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结婚77年，是美国历史上所有总统中婚姻持续时间最长的夫妻。“凡我之所得，皆为你所属”，卡特发文沉痛而深情地悼念妻子：“罗莎琳在我曾取得的一切成就中，都是我平等的伙伴；在我需要的时候，她给我明智的指导和鼓励。只要罗莎琳还在，我就一直知道有人爱我、支持我。”

卡特和罗莎琳夫妇，早已为死亡做好了准备。卡特现年99岁，于2023年2月因黑色素瘤脑转移等健康问题，宣布接受家庭临终关怀。5月，身体状况一直不甚乐观的罗莎琳确诊罹患阿尔兹海默症。11月17日，罗莎琳宣布与卡特一起进入临终关怀。卡特夫妇是美国历史上首对同年宣布进入临终关怀的前总统夫妇。
他们选择了回到家中的临终关怀，这意味着他们不再接受额外的医疗干预，而是平静地等待死亡。相对于很多在生命尽头浑身插管、医护围绕忙碌抢救的患者，罗莎琳·卡特在家庭的临终关怀中，在丈夫和家人的守护下，安静、有尊严地离开人世，这就是“最好的告别”。
也正是临终关怀，让优雅进行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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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临终关怀之父”崔以泰辞世了。
中国新闻社11月23日报道：中国共产党党员、天津医科大学原党委书记崔以泰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11月22日在天津逝世，享年88岁。遵照家属意愿，丧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崔以泰生于1935年8月，1959年天津医科大学医学系本科毕业，1966年神经生理学研究生毕业。1985年至1986年在美国托马斯杰斐逊大学研修医学管理学。他是“中国临终关怀之父”，1988年主持建立了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研究中心并任主任，同时设立了临终关怀基金，1990年在天津医学院建立了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病房。

临终关怀，既需要理论，又需要实践，还需要资金、社会的支持，崔以泰进行的是全方位的开创性工作。作为中国“临终关怀学”学科创始人，崔以泰入选中国科协人才库“全国著名学者”，曾任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和名誉理事长、中国性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生命关怀协会荣誉理事长。
美国东西方死亡教育学会主席莱尔教授，当年赴天津进行学术访问时，曾参观过临终关怀研究中心，对其给予极高评价，盛赞崔以泰为“中国临终关怀之父”。2002年2月，北京电视台拍摄崔以泰开创临终关怀事业的纪录片，专程前往美国，采访了莱尔教授。莱尔教授详细介绍了在中国一年的访学、考察、交流的情况，在赠送给崔以泰的书上，亲笔写下：
“the doctor ，yitai Cui ，the father of Chinese hospice”（崔以泰医生，中国临终关怀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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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关怀（Hospice Care），是一种在患者疾病无法治愈的情况下，提供安宁疗护，延缓疾病的发展、减轻疾病带来的痛苦，从而提高生命质量，让患者舒适、安详、有尊严地离世，属于身心和精神的“终极护理”。
临终关怀始于中世纪的欧洲；到1967年，英国创建了世界上第一家现代临终关怀护理院；美国在1974年建立首家临终关怀医院，在1986年将临终关怀纳入医疗补助计划……
“少医疗、多护理”，这是临终关怀的特点。因为衰老、疾病等原因，一个人失能之后，全身插满管子，躺在病床上，通过过度的治疗来人为地延长“寿命”， 这样的情景，并不是什么好事。临终关怀倡导主动放弃不必要的抢救、治疗，从而安然走完生命的“最后一步”，平和地迎接生命终点，给世界一个体面的、有尊严的、最好的告别。
著有《最好的告别》的美国著名医学思想家阿图·葛文德（Atul Gawande），就是临终关怀的大力倡导者。他的发问清晰有力：“在我们衰老脆弱、不再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时候，如何使生活存在价值？人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优雅地跨越生命的终点？对此，大多数人缺少清晰的观念，而只是把命运交由医学、技术、和陌生人来掌控……”
崔以泰认为，中国人崇尚孝老爱亲，有“送终”“善终”这些观念，在临终关怀过程中，进行直面死亡的教育，就显得顺理成章。“死亡教育与临终关怀，是生命教育中不能回避的话题，也是世界性的教育课题。”崔以泰始终为之呼吁、奔走。

当年天津临终关怀机构的设立，其实是中美科研合作的产物，“催产士”是美国知名学者黄天中博士。
黄天中1941年出生于中国江西，1947年随父母赴中国台湾，后毕业于台湾的淡江大学，1965年赴美国旧金山求学，获乔治亚州摩塞尔大学教育心理学硕士和爱荷华州德瑞克大学教育心理学博士，后赴哈佛大学教育研究学院任博士后研究访问学者，担任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副校长等职务，著有《幼儿心理学》《人事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等。
1988年5月，黄天中博士来访，崔以泰与黄天中两人相见恨晚。当时崔以泰正在研究高级神经活动，打算筹备心理卫生机构，两人一拍即合，开始筹建临终关怀机构。同年7月15日，在崔以泰和黄天中主导下，天津医学院创建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研究中心，崔以泰成为第一任主任。1991年3月，举办首次中国临终关怀研讨会暨讲习班；1992年3月，举办了首届东西方临终关怀国际研讨会。
万事开头难，中国的临终关怀事业，由此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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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以泰编著有《中国临终关怀研究》《临终关怀学——理论与实践》《青年性教育》《医学分科词汇》《医学科研管理实用手册》等学术著作，以及诗集《诗情三梦》、中英对照版的《世界医学邮票大观》等人文著作。
1992年4月，崔以泰和黄天中合著的《临终关怀学——理论与实践》一书由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直面死亡这个命题，生命教育才更完整。”该书主要观点之一就是主张“直面死亡”。

这本30多年前的学术著作，以世界视野观察“直面死亡”的“临终关怀学”，比如其中第四节是《日本临终关怀组织及未来发展的方向》，就分析了日本临终关怀组织在一段时间里未能快速发展的原因和应对措施，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般的社会大众及医疗人员均以治疗为倾向，忽略了“照护”的重要。传统文化的影响，使人们不愿承认死亡的事实、也不愿把即将死亡的事实告诉病人。此外财务上的困难，也是使临终关怀组织未能快速开展的原因之一。
“然而日本政府却未因此而气馁，它开始成立了一个临终关怀方案推展委员会，着手于临终关怀组织的推动。由政府所支持的临终关怀机构成立于1987年9月，随之许多医院也开始考虑在院内增设临终关怀部门的可能性。”书中介绍，“1987年8月，居家护理方案亦加入临终关怀组织的行列之中，扩大了临终关怀服务的阵容，也显示出日本临终关怀组织推展的光明前景。”（详见该书第65页）
时至今日，日本“临终关怀住房”等设施越来越多。参考消息网援引日本厚生劳动省信息：2022年日本国内死亡人数为1568961人，比2021年增加129105人，刷新历史最高纪录。死亡人数中90%是70岁以上的老年人。“临终照护”需求大增，“临终关怀住房”正在日本迅速增多。
临终关怀住房是住宅型收费老年公寓，可随时提供护理和医疗服务，兴起于2010年代中期，彼时日本在推进“从医院到居家”的转变。入住者限于癌症晚期患者和疑难杂症患者等高度依赖医疗服务的人。它被定位成具有在医院一样安心感的“家”，入住者有外出、饮食自由，以及和家人一起度过的时间，可以自由地规划人生的最后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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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此鹤骨老，凛然不知秋。”进入老年，来到老龄，身体康健自然是最好的。人生的理想状态，就是“生得顺畅，死得痛快”，就是“好好地活，快快地死”。人是不能强求寿限的，强求来的多半是苦难，而不是幸福，所以要学会“好好告别”。
但通常的情况是：一个人年纪大了之后，健康往往会大打折扣，临终告别时，苦痛抵达峰值。在这个时候，临终关怀是多么重要必要。
“我们工作的目的，是让临终病人‘舒适无痛苦，安详有尊严’地离世。”崔以泰说得好：“我们的奋斗目标，是人人享有临终关怀；我们要将临终关怀推广至全国，包括农村地区和边疆。”
崔以泰认为，临终关怀、安宁疗护事业的发展，需要不断健全跨学科体系，培养专业人才，制定标准和规范。“安宁疗护工作要想发展起来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咱们可以借鉴国际上先进国家和地区的办法，先制定地方性条例，让相关部门都按照条例相互配合，安宁疗护工作才能沿着轨道良性发展。”
时至今日，中国安宁疗护试点已经覆盖全国185个城市，安宁疗护病房一床难求的局面开始得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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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关怀，就是为了“最好的告别”。安乐死则是临终关怀的应有之义。作为天津市人大代表，崔以泰教授早在1993年就提出实施安乐死立法的议案。2023年4月，在第三届国际“尊严生·安乐死”论坛上，他发表演讲，明确提出：“实施安乐死是人道的、科学的、先进的、必要的。”公众观念的改变、认知的提高，需要有识之士不断发出声音。

实施安乐死，认识正确是前题，决定支持还是反对；确定适应症是根据，决定正确无误；国家立法是保证，决定能否实施。人的观念是可以转变的，错误的认识迟早会被正确的认识替代。
“矢志不渝安乐死，完美人生享恩泽。”崔以泰坚信：“实施安乐死，无论经历多少艰难曲折，经历多长时间，最终必将在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得到实现！”
2023年11月23日，崔以泰辞世的次日，我写这篇文章的这一天，恰逢感恩节。起源于北美新大陆的感恩节，最主要的是对伟大制度设计带来大丰收的感恩。有中国网友说：“感恩的火炉，在我们心房中燃烧，温暖着冬日的寒冷。在感恩的歌声中，我们学会了感受每一个温暖的瞬间，一切都变得如此珍贵。”
我们要感恩崔以泰，他走在时代的前列，后进的人要努力跟上他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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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生和优逝，人生之大事。
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通常情况下，一个孩子的出生，就意味着未来有一个老人的存在。所以，一个社会有多少幼儿园，就应该有多少敬老院；有多少妇女儿童医院，就要有多少临终关怀医院。从现实的角度看，一个老人需要临终关怀的时间，往往比一个孩子出生住院的时间要更长。而把这人生“生与死”的“两头”都做好了，那样才能抵达印度“圣诗”泰戈尔诗句里最美好的意境：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作者系香港新闻社日本分社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