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办事员惹恼了明太祖，于是爆发了一场“群众斗污吏”的运动

一个农民“感动”了皇帝，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这样的记载。
那是大明洪武十八年（1384年）的事。
那一年，常熟县的农民陈寿六差不多成了当年“感动大明（皇帝）”的唯一入选人物。
要说这位陈寿六，倒也没做过什么学雷锋、搞创新的事情，无非就是被惹毛逼急了，然后告了个御状。
当时，常熟县有个叫顾英的胥吏（官府的办事人员），这家伙除了贪污受贿之外，对待老百姓还非常蛮横，仗着自己的官威没少做伤天害理的事情。后来顾英欺负到了陈寿六的头上，一开始人家老陈还咬牙忍着，后来实在受不了顾英的压榨（估计是被逼到了绝路），热血了上头，跟自己的弟弟、外甥合伙把顾英绑了起来，手持皇帝朱元璋亲自编写的《大诰》，跑到京城告御状。

朱元璋很欣赏陈寿六的行为，赏给他二十锭银钞，赐给他和他弟弟、外甥三人各两件衣服，还免除了陈寿六三年的税收、公粮和差役，并下旨将此事通报全国，予以表彰。
朱元璋在表彰陈寿六的诏书里说：谁要是敢因为此事（告御状）报复陈寿六，朕一定诛他九族！如果陈寿六本人仗着我的名义在乡下作威作福，朕也绝不会袒护他。但是，陈寿六如果真犯了错，地方官员无权给他治罪，而是要把他召到京城，由朕亲自审理。

朱元璋
诏书的最后，朱元璋赞扬道：“其陈寿六其不伟欤！”
自此，陈老农算是“青史留名”了。
其实，在洪武年间，陈寿六并非只是个例。据记载，陈寿六出名的那两年间，在通往南京（朱元璋在位时的首都）的各条驿道上，经常会有三五成群，乃至几十上百的老百姓（农民为主），自带干粮、赶着车马、绑着个别大款或者公务员前往京城。
这些农民一路上会遇到不少官员兵丁拦路盘查，但他们只要从怀里掏出几本小册子递给官兵查看，后者立刻收敛官威，客客气气地放行。
这些让官兵“阅之变色”的小册子并非什么“通关文牒”、“圣旨皇榜”，而是前面提到的那个由太祖朱元璋亲自编写颁布的律法册子《大诰》。

《大诰》正是陈寿六告状那一年颁布的，刚一颁布就被陈寿六用上了。当然，其他地方的很多老百姓也用上了。
《大诰》为啥这么好用，这么快被大家使用呢？源于其中有这样一条政策：
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职的吏员，赋闲的吏员，以及城市、乡村中那些老奸巨猾的顽民，若胆敢操纵词讼、教唆犯罪、陷害他人、勾结官府、危害州里，允许当地的贤良方正将这些人抓起来，绑送京城。如有人胆敢中途阻拦，枭首示众！各处关津、渡口也不得阻挡。（源自《大诰·乡民除患》）
以上政策可简单总结为一句话：老百姓有权亲自捉拿贪官污吏送到京城治罪。
这种实打实、下克上的法律规定，也就是朱元璋这样的皇帝敢这么整。
关于这一“震惊历代帝王”的法规，朱元璋还设计了不少补充条款（《大诰续编》）。譬如，他担心地方政府为阻止百姓抓污吏进京，故意扣押他们的“路引”（有规定，百姓不带路引出门，将被治以重罪），遂补充道：凡确实是进京上访或抓污吏进京的百姓，“虽无文引，同行人众，或三五十名，或百十名，至于三五百名”，各地关卡查问清楚后，必须放行，不得阻拦，否则一律杀头！
太祖皇帝都这么说了，谁还敢拦？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朱元璋赋予百姓“绑人告状”的权力对象仅仅只是“污吏”，而非“贪官”。
要知道，在古代，“吏”和“官”的地位和权力截然不同。前者好比政府机关的办事人员（聘用人员），后者才是我们观念中的“领导干部”。
而朱元璋的《大诰》，实际上是在鼓励老百姓捉拿不尽责、不守法的“吏”，而那些真正有实权的“官”，朱元璋其实从没允许老百姓去捉拿羁押。
在那篇著名的《大诰·乡民除患》中，朱元璋第一次明确“发动群众”，同时也限定了百姓有权捉拿的对象：“布政司府州县在役之吏、在闲之吏，城市乡村老奸巨猾顽民。”
也就是说，老百姓只能对付那些“胥吏”和“顽民”（恶霸财主之流），真正有品级的官员并不包括在内。简言之，朱元璋发动群众告发的范围只限于污吏。对于贪官，群众是没有权力捉拿的，最多只能去告状。

这一点我们尤其要注意，因为许多野史笔记及通俗历史读物显然没有注意到朱元璋的本意，结果过分夸大了朱元璋的“群众反贪运动”。所谓“愤怒的百姓冲进县衙，把贪污蛮横的恶霸知县抓起来绑送京城”，这样的场景只存在于想象中，而非历史真实中。
太祖朱元璋不会允许这样极端的“群众运动”存在，因为他很清楚，官僚集团是大明王朝的统治基础。

影视剧中的朱元璋
在《大诰三编·民拿害民该吏》中，朱元璋说召各地德高望重的长辈人物或有侠义仁心的英雄豪杰（高年有德耆民及年壮豪杰者）来帮助自己治贪。但他允许百姓的捉拿对象仅仅是“三班六房”里的人员。
所谓“三班”，即明代地方各级衙门里负责缉捕罪犯、看守牢狱、站堂、行刑等工作的快、皂、壮三班。三班设衙役，相当于基层警察、狱警、政府机关的保安；所谓“六房”，即地方衙门中与国家六部相对应的吏、户、礼、兵、刑、工六房。六房由胥吏负责，相当于机关里带编制的办事员或聘用工。总之，这些人都是“吏”，是负责给衙门打工干活的人，不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然后升堂审案的那些“官老爷”。

朱元璋还强调说：受贪官污吏欺压、盘剥的百姓可以从小门进去（旁入公门），把干坏事的六房胥吏抓起来，拿送京城。至于“官老爷们”，百姓是无权抓捕的。
不过，朱元璋也清楚，很多官老爷肯定会“护犊子”，阻挠百姓抓污吏，因此在《大诰》里规定：如果官员阻止百姓抓污吏，我将诛他们九族。
但是，如果老百姓确实痛恨某些横行霸道的“官老爷”，那该怎么办呢？朱元璋在《大诰》中也给老百姓提供了解决办法，即进京递材料（告状、打小报告）。
而朱元璋着重强调的，反而是“如何防止清官遭到诬陷”。《大诰》规定：“地方上的官员是否廉洁，是否曾为百姓造福，当地百姓肯定知道。若有清官、好官遭恶人中伤、诬告、栽赃陷害，朝廷一时失察，朕允许当地百姓或百人，或五六十人，或上千人岁末一起到京城来找朕，向朕当面奏报。朕必做到嘉奖为善者、严惩为恶者。”
瞧见了吧？朱元璋是个明白人，他很清楚，如果百姓可以随随便便冲入衙门，把正在办公的官员五花大绑扭送京城，他的帝国必会土崩瓦解。因为真要走到那一步，将来谁还敢为大明老朱家当官？皇帝下面一旦没有省长、县长、乡长帮他干活，诺达一个帝国，难道要靠他朱元璋一个人管？他管得了吗？
所以，别以为朱元璋出身草根，他就会侠义恩仇。恰恰相反，他“老奸巨猾”地狠！所以，洪武年间轰轰烈烈的“群众反贪运动”有了一条分明的界限：只许抓胥吏，不许抓官员。

当然，朱元璋这样针对胥吏，也有着他本人见识方面的原因。
在朱元璋看来，胥吏是导致元朝灭亡的重要因素。在《大诰·胡元制治》里，他就对元朝的胥吏大加指责：蒙古人初主中原，与汉人风俗、语言各异，又不通文墨，所以凡事倚仗胥吏。但三十多年之后，元代上层早已粗通文墨，各地政务仍然把持在胥吏手里。自古以来贵臣僚而轻胥吏的传统竟然丧失殆尽！
相比之下，朱元璋更认同汉、唐、宋所采取的重官员、轻胥吏的统治方式。他认为，这些朝代的官员都信奉孔孟君子之道，政务的处理也都是亲自过问，那些胥吏也仅仅是官员工作上的助手而已。胥吏工作做不好，都会受到官员的惩罚。
朱元璋认为，从元代以后，包括他建立明朝后的那段时期，在基层社会治理中，重胥吏而轻官员的风气已经根深蒂固，当官的人不再“亲自操心政务”，作为助手的胥吏反而作威作福。

朱元璋特意举了个例子：像户部侍郎张易，凭儒学为官，朕让他掌管钱粮，收支居然全操纵在胥吏手中，他坐在办公室犹如死尸！朕询问他钱粮收支状况，竟茫然无知，四顾惶然！
这属于是典型的“撒手掌柜”，纵容了胥吏为非作歹。然而，还有更“奇葩”的例子，有些资历老、心机重的胥吏甚至不把朝廷官员放在眼里。
朱元璋专门在《大诰》举了两个例子，一是苏州常熟县胥吏沈尚、衢州开化县胥吏徐文亮曾把各自的上级，也就是当地的县官，按在政厅里拳打脚踢；二是苏州昆山县的皂隶朱升竟然不顾县官管辖，私自纠集一帮哥们同党，把随同钦差的旗军（类似钦差大人的仪仗安保人员）当众殴打了一顿。这些事让朱元璋气得够呛，甚至大骂：“那些胥吏统统该死，可你们做官的如此任人侮辱，难道都是饭桶？”
不过，这两则殴打上级领导的案例是否属实，还不得而知，因为目前已知的官方史料中，当时确实没有其他类似的记载。何况在古代社会，地方官不仅有生杀大权，往往也会有错综复杂的裙带关系，衙门办事员一般没胆量忤逆地方官，更别提殴打了。

总之，以上种种原因，正是朱元璋发起群众反贪，捉拿胥吏运动的主要动机。
不过，有人或许心存疑问，因为照理来说，朱元璋作为一个皇帝，对付基层的那些衙门办事员，不应该是轻而易举的吗？为何还要这么大费周章地发起一场“群众运动”呢？
话是这么说，但当时的现实情况确实比较棘手。朱元璋在《大诰三编》里专门列举了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案例，来证明当时整治胥吏有多么困难。事情是这样的：
话说当时江苏省溧阳县有一个皂隶名叫潘富，这家伙身为基层办事人员，竟然三番五次地教唆他的顶头上司知县大人去贪赃枉法，而且由于这家伙是单位里的“老资历”，群众基础好，个性又强横，使得历任知县都不得不跟他同流合污。
到了洪武十八年，山西人李皋到溧阳做知县。李知县也是个大贪官，他一上任便和潘富等胥吏一起同谋害民，巧立名目，大肆敛财。有意思的是，作为下属的潘富一开始从苏州买了一个美女，来作为给领导的见面礼。但潘富竟然把美女安顿在自己家里，然后邀请上司李知县去他家开PARTY，跟美女幽会。结果呢，整了几次PARTY之后，潘富竟然把美女纳为自己的小妾了。李知县竟然也无可奈何。可见潘富目无领导到什么程度。
后来潘富肆无忌惮地从老百姓身上索要财物，且经常打着知县李皋的名义，后者从不过问。但潘富实在太骄横，以至于很多做法逐渐丧心病狂，逼得很多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一气之下就有人去告御状，把潘富和知县李皋的罪行一起报给给朱元璋。
朱元璋得知此事，下旨严查，并派人去捉拿潘富。潘富立刻开始千里大逃亡，到处躲避追捕。更不可思议的是，他所到之处，竟有一大帮人帮他避难逃命。
先是溧阳本地的儒生蒋士鲁等十三家人秘密把潘富送到安徽省。不久，潘富流窜到安徽建平县，当地老百姓王海三又秘密将他送回了溧阳。接着，溧阳百姓朱子荣将他暗中送到江苏宜兴县，宜兴百姓杭思鼎又将他递送到安吉县，安吉县百姓潘海将他送到浙江长庆县，长庆县百姓钱弘真将他送到浙江归安县，归安县百姓吴清浦等人将他秘密送到浙江德清县，后又被当地百姓赵罕仁秘密送到浙江崇德县。
这一大圈“全民助力大逃亡行动”中，最痛苦的莫过于追捕潘富的差役们。等差役累死累活追到崇德县后，得知潘富躲藏在了当地著名恶霸财主赵真胜奴家里。赵财主靠倒卖私盐发家，贼有钱，在当地黑白两道都吃的开，而且他自己家就养了不少流氓打手，是绝对的“地头蛇”。后来差役们来赵家索要钦犯潘富，赵真胜奴却已经把潘富暗中送到浙江省千乘乡（今桐乡市）的一座寺庙里。差役们又一路奔波跑到庙里要人，结果庙里蹦出来两百多个杀气腾腾的和尚，当场把差役们围殴了一顿，死了不少人。
本来是警察按规定抓人办案，最后竟然演变成百人大型械斗。潘富之顽劣，赵真胜奴之跋扈，部分“刁民”之嚣张，直接把朱元璋给惹火了。皇帝终于爆发了一次天威！

影视剧中的朱元璋
于是，潘富、赵真胜奴及其同伙两百余户人家的家产全部抄没，加上围攻差役的两百和尚，一律杀了个精光；那些沿途藏匿潘富、助其逃跑的一百零七户人家全部砍头示众，且全部抄家。
一个小小的衙门办事员，竟能够上演一出“全民助力大逃亡行动”，先后历经九个县，涉及三百多户人家，最后被朱元璋下令杀头的几乎上千人。这是一个基层办事员能够具备的能量和影响力吗？竟然有这么多人为了保护他而公然跟大明皇帝做对，这简直就是明朝版一呼百应的“侠盗罗宾汉”吧？
潘富巨大的能量不能不让朱元璋触目惊心，也让他更深刻地体会到了元代基层治理模式中遗留下的那种重胥吏、轻官员的恶劣瘤毒，这个瘤毒已经对朱家皇权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如果朱元璋所说的这个潘富确有其人，其行为也属实，那么如此也就不难理解，在治理胥吏的问题上，朱元璋为什么会选择前无古人的“群众运动”。
在朱元璋眼中（主要是他一直这么强调），元朝的对胥吏过度宽纵，已经使相当一部分的底层百姓跟他们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势力大到可与地方官府分庭抗礼的程度。既然如此，别说是朱元璋，就算换了李世民、赵匡胤或爱新觉罗玄烨，都会毫不留情地把这种胥吏群体消灭地连渣都不剩。
参考自《秦制两千年：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