搅局者王濛｜百家故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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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天才，是狂人，在短道速滑赛场有过一段让人窒息的统治力。她身上的舍我其谁，目空一切，口无遮拦，通常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式运动员。这是一个「顶流」的故事，也是一个曾经的天才运动员的故事，但更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在种种规则的剪除和抑制之外，如何捍卫和保全自我的故事。
文｜卢美慧
编辑｜金石
摄影｜JiaYu
妆发｜LULU ONTIME
造型｜THEXIStudio

被阻遏的梦

温哥华冬奥会的三块金牌，让王濛跃向人生之巅，直到那时，王濛的人生都是一支嘹亮、激昂的乐曲。温哥华之后，王濛将自己亲吻金牌的照片纹上右臂，底下写一行小字，to be continued，滑行还没结束，还有索契，甚至平昌。
但令她没有预料到的是，除了索契和平昌，在四枚奥运金牌的光环与荣耀之外，还有她必须要承担的人生重量。
2011年6月，中国短道速滑队在丽江与当地联防人员发生冲突。在媒体之后的报道中，这起事件却演变成了「王濛打架」，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这都是王濛心里一道伤口，因为丽江冲突发生时，王濛并不在现场，「我到了都打完了」。但当时队里的决定是不发声，「现在这个阶段沉默就是最好的回答」。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憋屈的王濛时不时就跟队里反映，自己天天在网上挨骂，能不能跟外界至少说一下，打架的不是她，但队内还是决定冷处理，等事态自行平息。这一下戳中了王濛的逆鳞，她的性格是，自己做了的自己认，自己没做的，不能白白被冤枉，「我要真打了，那保安不一定能干过我。可我没打啊！」
那阵子王濛天天被冤枉、委屈、愤怒折磨，每天都过得很艰难，没法正常训练，直至一个月后，在青岛集训期间，因为喝酒晚归，队内积压的矛盾最终爆发，王濛等6名队员与领队王春露发生矛盾，冲突中，王濛手臂受伤，王春露也在冲突后离开了短道速滑队。
王濛没等来自己心心念念的清白，反而陷入更大的舆论谴责中。最终，中国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开出罚单，王濛被撤销队长职务，开除出国家队，取消参加国际、国内比赛的资格。
那是王濛职业生涯的至暗时刻。她仍然处在竞技生涯的巅峰期，但没有期限的处罚，令她深受折磨。在接受白岩松采访时，她承认错误，接受处罚，但也表达了自己的难以承受，「我今年27岁，我回来了，我回来是为国家争光，我还有梦想，可是你现在把我所有的比赛都停了，你让我训练的理由是什么？而且你没有期限，就是你的处罚是让我前面没有光明，让我回头就是墙，让我没有办法去做我能想去做的事情。」
多年以后，在自制节目《濛主驾到》中谈及冰场最传奇的人物，王濛给出的答案是与自己同届出道的安贤洙，对这位不世出的天才，节目中，王濛带着钦佩和惋惜讲述了安贤洙耀眼也波折不断的职业生涯——
2006年，安贤洙代表韩国队拿下三块奥运金牌，但后来因为韩国队内派系斗争严重，安贤洙成为一颗弃子，王濛描述安贤洙当时的状态，「他还在一个巅峰期，还在做这样的（努力），但是呢，可能国家并没有给他很好的这种机会……其实他就需要一个机会，就需要一个扶持，只需要一块训练的冰场。」
回看王濛自己的职业生涯，打架风波的结果是，在人生中的第三个奥运周期，王濛失去了宝贵的13个月。从10岁练习滑冰开始，王濛从来没跟冰面分开那样长的时间。
13个月后，王濛重回赛场，轻松拿下加拿大卡尔加里短道速滑世界杯500米金牌，那之后，王濛接连拿下9个世界杯分站赛冠军，并在次年世锦赛上再次斩获金牌，成为世锦赛历史上获得金牌最多的选手。
王濛依然是冰上的王者。2013年奥地利世锦赛预选赛，王濛起步时采取跟滑战术。对手们一个一个嗖嗖往前，王濛背手滑行，摆出遛弯儿大爷的姿态，直到最后一圈，她突然开始发力，从外圈超越了所有对手。后来在综艺节目中聊起，王濛这样解释自己背手的动作，「就是滑不动，这手也不能拿下来，你在上面你得装啊！」

图源网络
那一年，她29岁，闲庭信步中依然持续着对冰面的统治，所有人都满怀期待，等着一年后的索契，王濛去写就新的历史。
但谁也没有想到，命运最终以不由分说的冷酷，给王濛的运动生涯强制按下了停止键。
2014年1月16日，离索契冬奥会开幕只有22天，王濛在训练中与队友意外发生碰撞，导致右脚内外踝骨双骨折，努力了很久的梦，在受伤的刹那成为泡影。
本届冬奥会男女混合2000米接力金牌得主范可新当时还是队里的小队员，她记得王濛受伤以后，「队里觉得好像天都塌了」。范可新记得，王濛手术后，队员们一起去看她，几个姑娘看着她打着石膏躺在病床上，还没说话，大家就开始掉眼泪。反倒是王濛没事儿人一样，反复告诉她们不要受影响，还要准备后面的比赛。范可新告诉《人物》，这是王濛给自己上的重要一课——关于一个运动员在遭遇挫折时，可以做到怎样的镇定。
如今差不多到了王濛当时的年龄，范可新觉得现在更懂得了王濛当时的平静，「我感觉她在忍着，肯定在忍着。」
王濛在黑龙江体校时期的教练范宏文记得，那次手术之后，王濛有一次回到哈尔滨，当时，这对师徒已经是可以喝着酒掏心窝子的朋友，王濛跟范宏文描述了自己受伤的那个瞬间，「当时她说我感觉就是一下，哎呀肯定完了，她说我的感觉已经没有知觉了，她说我这下肯定完了。」
但范宏文觉得王濛很好的一点是，不管内心有多痛苦，她能快速地接受现实，范宏文原本还准备了一些安慰的话，但王濛自己排解得很好，「既然已经这样了，我为什么还要去上这个火呢，有什么用呢？是不是？」
王濛不喜欢用自己受伤的经历去渲染悲伤的气氛，在她的认知中，运动员受伤实在是太平常不过的事，小时候训练，每到周五，总得有人被拉到医院，因为练了一周，周五太累了，失误增多，冰刀磕着谁碰着谁都太正常，王濛不觉得这有什么，「我们就是干这个的啊。」
但因为受伤而终结的运动生涯，却是她心里永远的遗憾。
北京冬奥会期间，王濛解说短道速滑女子500米决赛，看着曾经的对手、第五次参加冬奥会的意大利名将方塔纳与一众年轻人拼杀，最终摘得金牌，成为这个项目继自己之后的第二位卫冕者，冰迷们还是从她的言语中捕捉到一丝伤感，「5届冬奥会啊，我只参加了两届，看到她我也想备战下届奥运会了。」
与《人物》聊起方塔纳，王濛收起两句话不离包袱的欢脱，很认真地讲述了自己的内心，她再次提到索契之前的那次受伤，她一直相信，如果当时去了索契，自己也一定会去平昌，今年的北京冬奥会，她应该会出现在冰场上，而不是解说席，「大家说遗憾，我也觉得遗憾，谁能没有遗憾啊？」

故事下集

一切就那样结束了。
天才，刺儿头，师徒纷争，打架事件，神坛跌落，王者归来，未完成的梦，所有的一切随着那次严重的骨折成为昨日云烟。
对王濛来说，自己的生活还要继续向前。运动人生很短，但人生很长。
自少年时代飞驰在冰场上，王濛一直呈现并实践着自己作为运动员的世界观：她是一个人，一个不完美的，易冲动的，渴望胜利、不甘平凡的「人」，而不是一个乖顺的、服从的、滴水不漏的、自我格式化的「机器」。这也是她能在一个庞大的系统中成为搅局者、让王濛最终成为王濛的力量——运动员时期是如此，后运动员时期也是如此。
举国体制下，某种意义上运动员都是国家的孩子，王濛的队友、好友周洋这样形容运动员时期的生活，「吃啊、喝啊、睡啊、出门什么的，所有都是有人给你安排。你每天可能什么都不用想，想训练就行了。」这种培养体系的优势不言而喻，但也会令运动员形成一种自我和封闭的性格，「眼界通常会很窄」，然后时间一到，灰姑娘失去水晶鞋，接下来的人生，必然要面对许多迷茫。
周洋说到自己刚刚退役时的感受，「你发现你面向社会的时候，有这么多会发生的事，你又不知道你自己适合做什么，这个选择其实是很难的。」退役后突然拥有了大量的时间，时间多到让周洋心里发慌，「每天早上起来我就什么事都没有，躺在沙发上，我说我怎么好像过了60岁的生活？」
以自己作为参照，周洋印象中王濛没有这样的时候，一方面王濛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另外一方面，周洋觉得外界更习惯依靠过往那些标签认知王濛，「当运动员的时候，我觉得她是把她所有的那些棱角啊，性格都表现在短道速滑上，所以她那种霸气啊，对对手的那种感觉，可能所有人就不管她能不能滑过王濛，都被她的霸气所压制。」
甚至包括周洋自己，第一天到国家队报到，跟队里除王濛外的所有人都打了招呼，「就看她长相什么的，觉得比较凶，感觉很害怕，不敢说话。」
但真的接触下来，周洋发现王濛完全不是新闻报道和自己偏见中的样子，她非常热心，会凑过来告诉她队里每个人的滑行特点，叮嘱她训练前做好准备活动，当时周洋只有15岁，比赛间隙，王濛还会带着她去买巧克力。
因为自少年时代对器材的着迷，王濛在运动员后期对冰刀精度的控制，能够做到完美贴合运动员的脚型。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周洋比1500米时冰刀折了，一直负责她器械的王濛把备用冰刀磨得跟出问题的那双一模一样，周洋用那双冰刀拿到了金牌。

2010年加拿大温哥华冬奥会女子短道速滑1000米，王濛与周洋庆祝夺金 图源视觉中国
温哥华冬奥会女子3000米接力的另一位队友张会也提及王濛的细心，当时王濛和周洋是队内的绝对主力，张会坦言，作为运动员个体来说，跟王濛和周洋同处一个时代，「是一种无奈」，因为绝对实力摆在那里，滑不过就是滑不过。这也就造成了队伍内部，其实一直有主力和非主力的区分，「我们这整个代表队的10名运动员，可能就相对比，会有一些受冷落的这种感觉。」
但在温哥华，王濛有什么事都会拽上张会几个，「像白天楼下去吃饭，还有一些按摩、开会，她会主动去把我带入到那种环境里面，让你觉得你受重视了。」
周洋和张会都提到王濛身上「不只要自己好，还要大家一起跟着好」的特质，周洋将这种特质形容为「主人翁意志」，「她就会把你的事儿，真的当自己的事儿。」
退役之后跃入真实的世界，王濛身上这种主人翁的意志也没有消散，「她是一个，为每个人都着想的人。她就觉得她有种义务。」周洋觉得，就运动员来说，这是王濛与其他运动员很大的不同。
离开国家队后，王濛折腾公司，开工厂，建立品牌，其中一个很大的动力是，她一直希望自己能带着曾经的队友，同样已经退役的运动员，为他们做点什么。但失去水晶鞋之后的日子，每一步要自己趟、自己熬。
《人物》的第二次采访中，王濛提到了自己首次创业却破产的故事。
那是2014年，刚退役的王濛，带着前奥运冠军的名号，还有滑冰十几年「攒下的血汗钱」，回到家乡七台河创业的日子。但因为缺乏经验、判断失误，以及「太容易相信别人」，这次创业以破产告终，「赔了几百万吧，两三百万，我相当于自己这些年的滑冰的血汗钱，你自己就赔里了嘛。」
但最让她无助的不是赔光了所有钱，而是奥运冠军的名声带给她的软肋。即便破了产，合作方还是不肯罢休，不断骚扰她的家人，她爸爸开车出门，会有人在车旁假装摔倒碰瓷，如果报警，又有人说王濛姐夫是公安局局长，事实上，姐夫只是一个普通警察。后来，王濛决定走法律途径解决，谣言又来了，「即使法院判决书下来也无休止，就变成法院院长也是我家亲戚，哎呀妈呀，你说这城市都是我的呀。」
那段时间的王濛，被「奥运冠军」四个字绑得束手无策。她选择停下当时所有的业务，「我不想再做下去，我受不到任何的保障和保护，你就感觉它是个（坑），你看到了你自己未来就在这个洼地当中耗死。」
「她当然有特别难的时候，叫天天不应的时候。」张会也对《人物》提起了那种「盛名之下，却有苦难言」的感受，「我们抱头痛哭的时候，怎么可能让别人知道呢，人在最难的时候，自己最难的时候，只有自己身边的人能理解。」
那场噩梦持续了几年时间，直到2018年王濛受邀重回国家队担任教练，她仿佛得到了一个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即便在国家队执教时期，还是会有关于她的举报信寄到国家体育总局。
2018年5月，王濛出任速度滑冰国家集训队主教练。一年后，她又出任速度滑冰和短道速滑国家队教练组组长。这期间，聂鑫、周洋、张会这些旧日的队友和朋友也被纳入教练团队。
聂鑫记得，接到王濛电话的时候，自己的女儿刚出生，户口都没来得及上，但他立刻就从沈阳来到了北京。退役多年，他们这群人又有了一段共同燃烧的时光，经常夜里12点还在开会，运动员怎么整，教练员怎么整，还有一些对外宣传或者商业赞助之类的活动怎么整。
有一次国家队在外地训练，王濛的母亲去探班，老太太在基地呆了三天，只在吃饭的时候见过王濛两次，聂鑫一直叫王濛妈妈「老娘」，「老娘说，那我来干啥来了，你们这么忙我就不来了，完了就说，说的革命要像你们这么干，早就胜利了。」
只是，那段壮志在胸最终以悄然哑火的方式作结。北京时间2020年4月28日，国家冬管中心正式完成最新的人事任命，王濛卸任教练组组长一职。
聂鑫到现在也不太明白当时发生了什么，2019-2020赛季短道速滑6站世界杯比赛中，中国队取得的总成绩为10金10银10铜，成绩亮眼，「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不让做就不让做了。」
王濛平静地接受了这个决定。聂鑫记得，当时王濛的态度是，「她最多就是说这个东西有点问题，我决定不了，那就这样吧。」但令王濛高兴的是，北京冬奥会的教练团队，基础班底还是自己执教时期搭建的。她还特地从俄罗斯请来了安贤洙，虽然经历了诸多风波，但因为对短道速滑的贡献和理解，安贤洙始终是王濛最尊重的运动员。
王濛记得，领导谈过话之后，她心里的第一个想法是，赶紧回家收拾东西，然后第一时间去海南，亲自把这个消息告诉在那里生活的父母。她想的是，父母年纪大了，如果通过别人听到关于她不好的消息，肯定又要着急上火。索契受伤那年，父母最早是从外界听到的消息，当时给老两口吓得够呛。
那天，她开车开了一天一宿，一路没合眼赶到海南。「到了跟前，我自己说完了，好了，我自己说完了相当于他们就理解了，他们年龄大了，受不了这些刺激。」

2006年冬奥会中国代表团载誉返京，王濛搂住家人 图源视觉中国

「人」和「体制」

不管是运动员时期，还是国家队的短暂执教经历，外界习惯的一套叙事模型是把王濛视作体制的对立。
王濛自己并不接受这种关系。或者说二十多年下来，她在体制中成长，成熟，她以个体的荣耀成为一段持续的集体荣耀的一部分，她也在其中有过挣扎，冲撞，背离与归来，她渴望奉献自身。
张会觉得，王濛身上一直有一股非常正向的能量，「就是我们在她身上看不到一点负面的东西，我们并没有觉得国家对我们不好，国家给了我机会，我做到了，并没有说国家要给你什么，它是给你机会了。」
据聂鑫介绍，王濛妈妈是个亢奋的老太太，从小就给他们几个孩子灌输爱国爱党思想，「没事的时候就给我们上课，我还是部队的呢，就没事跟我们讲，必须得听党话，不能啊，你们不管是干到多大的官啊，到什么位置上，你们可不能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党。」
从小浸泡在这种教育中，加上运动员时期的经历，聂鑫觉得王濛骨子里也是有一股「精忠报国」式的豪情，「她当时有很多想法，怎么对运动员好，怎么让整个队伍更好。」
有时候这种豪情甚至会弄得大家哭笑不得。2019年一次冰上项目誓师大会，王濛提出要求，所有参加誓师大会的外教必须要会唱中国国歌，很多外教压根儿不会中文，但王濛觉得为中国队打比赛，这种要求不算过分，最终的誓师大会上，世界人民大联合，各种发音声调，总算是把歌唱完了。
王濛执教国家队期间，辛庆山被邀请过来担任顾问，那段时间，辛庆山在昔日弟子身上观察到一些运动员时期没有的东西，「当得挺有样儿的，挺像模像样的各方面，各方面考虑的问题，挺有力度，挺有魄力。」
王濛说，国家队的经历是一次很好的历练，经历过就是财富，国家队最多的时候500多人，日常要处理的事情堆成山，但反过来也是很好的实战练习——练习从一个人往前冲到慢慢走进人群、走进人与人缔结的各种网络。
说到此处，王濛来了精神，她眉飞色舞地讲起自己信奉的终极东北哲学，「当两年教练的时候干了多少事啊，跟人家交流，跟人家搞关系，维护关系，是不是啊，请人裁判来，请人国际裁判到中国来执裁中国最重要的比赛，比完赛了请人喝酒，那裁判那一个个的，你以为呢。」
切换身份之后，王濛也切换着自己的处事方式，她很少再冲动。中国队以往在判罚上吃过很多亏，梳理琢磨一番，王濛最后的结论是，得把规则吃透。这时，运动生涯中累积而成的世界观也在顽固地发生着作用，「裁判他是个人，他是个人啊，他不是个机器，对不对？」
请客吃饭的钱都是她自己掏腰包，「干这些事目的是啥啊，不就是希望我们把这个规则弄好，这个事得做，你还能跟人打架去吗？」
为了跟国际滑联技术代表兰伯特请教一些技术细节，她心思细腻的一面也在这个时候派上了用场，「那请教你咋请教啊？不是喝个咖啡就是吃个饭吧，我还不能带翻译，就自己真是『邦邦邦』往出嘣啊，那怎么办。你多带一个人，你就让人多了一个不舒服的感觉，对吧，就咱俩，划拳都行，来吧，为了把事干好嘛！」
兰伯特是加拿大人，后来中国队到蒙特利尔比赛，他特意请王濛吃了顿火锅，「那你说凭啥人能请你，为啥前几年的时候你都跟人家在干仗呢，那怎么到我这儿的时候就不打了呢。对吧，咱得请教，打啥架啊，是不是？」她绘声绘色地描述那段时间的收获，「那裁判就说不管我执不执裁北京冬奥会，我都记住有你这个朋友。」

在王濛的认知中，你给我面子，我也给你面子，大家互相交换真心，那才是理想的人际关系，但除此之外更复杂的关系，很多时候她也没有办法招架。
王濛执教期间，正好赶上四年一届的全运会。全运会对地方来说，意义远重要于国际比赛。那是王濛带队最吃力的一段时间，在这个过程中，王濛要平衡很多关系，「你当运动员的时候，我管我自己，我好好练好了，我带着大家都上，不是的，做教练，做管理完全不是一回事。」
很多事情没法细说，地方上过来做工作，得保全运会的成绩，运动员这时候的心思也会变化，「你说你明知道他去保这个全运会的状态，但是你还没办法说，比如说他说他昨天没睡好，是吧，我就找科研团队，来，你这个睡眠监测仪，给我分析分析他到底睡没睡好？但是它意义不大啊！」
大家心思不往一起使的时候，说什么团结奋进都没用。对王濛来说，那是一段「每天都是很头疼，今天不是这个有问题，就是那个有问题，就没有没有事的时候」。
「我不可能为你每一个领导去负责。因为我没有办法对你们每个人负责。」王濛这样描述那段时间的难，「就是我不会把握这个，去平衡这种关系，自己就天天也睡不着觉，不踏实，干得就是太心累。」
总结国家队期间的工作，王濛告诉《人物》，她的底线只有两条，「第一，我要对得起运动员；第二，我对得起国家。」
辛庆山相信，以王濛的性格，一定经历了种种难处，「我们接到一个通知，散了就完事了，大家都一头雾水，也不能问，也不能说，这个东西就，哎呀。」
都灵冬奥会后，辛庆山淡出国家队，后来受吉林方面邀请，在吉林工作了很长时间。对于他的这个选择，当时身边的很多人都不理解，「国家队带那么多奥运冠军，实现那么多突破，零的突破，你看你那里头那几个人，哪有行的人啊，好苗子都去国家队了，根本就没有行的人，那不把你的名声都毁了嘛。最后带不出来，你名声就没了。」
辛庆山觉得这样思考问题就太累了，他说服自己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我喜欢这件事情。」
退休之后，辛庆山又接受新疆的邀请，这两年在新疆忙着训练队员和梯队建设。似乎冥冥中注定的是，辛庆山前往新疆，又回归了自己的老本行——速度滑冰，随着短道速滑的火热，速度滑冰在国内渐渐受到了冷落，与世界一流队伍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辛庆山希望能趁着这几年的时间，捡起年轻时候擦身而过的另一番命运，为速度滑冰「真的做点儿什么」。
关于「人」和「体制」的关系，经历了中国短道速滑从无到有、一代又一代的人事更替，辛庆山形容，就像树上的叶子一样，新的冒出来，旧的总要掉下去，没有永远的世界冠军，也没必要纠结其中，「大家都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是物理规律」。

回到冰场

人是一种结果动物，或者说人始终是慕强的。因为四块奥运金牌傍身，王濛的出格言行可以被包容谅解，仔细端详甚至还有几分可爱。因为莫名其妙成了顶流，众人看王濛，又是一阵风的崇拜喜欢。人们乐于借助那些闪亮的标签认知她，记忆她，评判她，当然也在某种程度上持续地误解着她。
真实的人生里面，眼前的墙一直存在，而且比运动员时期更高更厚更坚固。坐上网络解说台，对王濛来说，更多是一种曲线实现自己价值的方式。
卸任国家队主教练之后，王濛成立了一家体育文化公司，早在冬奥开始之前，王濛和团队就围绕着冬奥期间可以做哪些尝试绞尽脑汁。之所以到咪咕解说也算偶然，王濛苦笑着说了一串自己的「顶流」前史，「你看平台一共就那么俩，有那个直播权。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人家也不愿意用我，人家找了一圈人说这个人不能用，怎么的，她这个说话（搂不住），其实我说话多正啊！」
碰壁了就换个方向再试试，带着运动员时期的紧迫感，王濛和团队广撒网多捞鱼，前期做节目，市场不认，招商也不好，就压缩成本自己做，之后拿着节目去找平台谈，「还是到处碰壁，我还得交占屏费，我说我赔钱，我还给你交占屏费，不可能，没有。置换，置换吧，我免费给你们在冬奥会期间干点活，你把我这个给我播了」。
谁也没想到，随着王濛的顶流效应，《运动者联濛》和此前的《濛主来了》都成了香饽饽，这时候，所有的平台、合作方态度一下子来了个大转弯。
王濛身上，集合了二人转演员和萨满神的兴奋和疯魔，只要还能做事，只要还有机会，「那就得去干呐，干呗，干就完了。」对于短时间内体会了一番人情冷暖，王濛也不觉得什么，爆红之前答应别人的事，哪怕只是口头约定，她都配合完成，「就是说你既然答应人家了，这个事不管你抽出来10分钟、20分钟，我都给你干了。」
要操心的不只是这些。王濛告诉《人物》，靠「我的眼睛就是尺」冲上热搜的那天，事实上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是「焦虑」，「你这直接一个热搜第一给我干懵了。」
她翻了一些网上的评论，许多粉丝往事重提，也有不少情绪性的发言，这让她感觉紧张，她第一时间找团队商量，看看能不能把一些关键词撤下来，她向《人物》解释自己的担忧，「就是不希望这些事放大。我已经过了在上面的那个年龄了，还是想持续发展的事，持续发展不是你今天你把我捧多高，明天给我摔多狠，这个我已经经历过太多了。」
如今38岁的、更加成熟和稳重的、拥有一家公司和更多阅历之后的王濛更愿意向外界展示自己此刻的云淡风轻。执教国家队之前，每到大赛，老有粉丝在网上评论，王濛为什么不当教练，这回这种声音没有了，王濛觉得这回大家终于成熟了，「你看我的粉丝说啥，赶紧好好让老王去搞自己的事业，搞钱吧。」

只是，当顶流实在太累了。北京冬奥会结束之后，王濛的时间被分割成无数碎片，10分钟见一波人，15分钟见另一波，直播、节目、商务合作，几乎日日都处在透支的状态。但有一天跟周洋视频聊天，她一脸满足地告诉对方，「我看见我身边的这些人都有事做，就是他们都很享受他们自己的工作，我很开心，特别有成就感。」
采访中聊到这部分时，王濛展示出自己被外界持续忽略的那部分人格，人们以一个前奥运冠军追忆她，以一个段子手认知她，但她是一家初创企业的负责人，有很多人要靠她吃饭，她也想做出一家更成功的公司，「如果我要挣在我自己身上的钱，我去别人直播间做嘉宾就好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我挣我自己的出场费我很轻松。」但她始终惦记着更多退役运动员的生活，「无论他是来自于哪的，你做的事情，让很多人，哪怕无名之辈，都可以让大家能去生活，有正常的生活。」
这是她的动力，也令她焦虑，时有反复的疫情，也加剧了一家初创企业的困难——聊到这些难处，还有这些年在社会四处撞墙的经历，情绪几乎很少低落的王濛不自觉地有了一声叹息，「我倒觉得，运动员还是最幸福的。当运动员多好。你可以自由地在冰场上驰骋，多好，唉。」
在描绘了很多商业计划、未来蓝图之后，王濛说到自己能想到的最好的放松方式，她希望不那么忙的时候，可以重新做一副冰刀，舒服一点儿，鞋帮高一点儿，把受过伤的脚踝保护好，然后不考虑任何事情，到冰场去滑上几圈。
索契之前的那次受伤，让王濛最终失去了脚踝处的软骨。一直到现在，王濛去海拔高的地方，「脚就肿得像个猪蹄似的」。两三年前在国家队，有时候需要上冰，穿上原来的冰鞋，她发现受伤后脚型变了，忍着疼穿了进去，结果滑了几圈，还是感觉喜欢。
在王濛所有的故事中，最动人的也始终都与那块冰场有关。
范可新和王濛是七台河老乡，2005年，王濛回到七台河参加活动，那一年范可新12岁。王濛的出现让她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比七台河更远的地方，如果滑得好滑得快，就「可以站在世界舞台去为国家争光」。这个沉默内向的姑娘一直记得自己当时鼓足勇气问王濛，「我说濛姐，你是几岁练的啊，就问了这一个问题，还特别小心翼翼的。然后我记得她回答我，她说她也是10岁练的。」
2008年，范可新被诊断为严重贫血，医生直接告诉她不能再练滑冰，当时，她刚刚接到入选国家队的消息，对人生的一切美好期待刚刚开始就要宣告结束，范可新完全无法接受，回到家天天哭。
最终把范可新从绝望中打捞起来的，是一件白色T恤。当时王濛跟范可新交集不多，但知道老家又出了一个天才少女，范可新后来收到王濛的签名T恤，名字上面写了两个字，「加油」。
还有一次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因连续遭遇争议判罚，范可新与金牌失之交臂。很长一段时间她都听不得「平昌」两个字，那阵子她回到七台河，整个人陷入抑郁状态，「老是哭，就不想滑了，想退役就算了。」
当时王濛也在七台河，两家离得不远，她就薅着范可新到家里唠嗑儿，王濛说了很多她当运动员时候的经历，很多郁闷的事，结论却是不能不滑，「还是得滑，咋能当个逃兵呢？」
说起王濛和那块冰场，老教练范宏文感触很深。本届冬奥会，他负责武大靖的训练，在他看来，王濛和武大靖都是那种真的对这项运动有眷恋的运动员，他们真的爱这项运动。备战冬奥期间，很多时候范宏文看武大靖训练都觉得心疼，他觉得不管是这时的武大靖，还是当年的王濛，「作为老将，该有的（荣誉）也都有了，他们可能就是想再多滑一下，时间再长一些。」
王濛与《人物》交谈时，话题也会常常回到冰场，「我最喜欢冰场，我最喜欢的就是滑冰。我（后来）教队员的时候就是说，哎呀妈呀，瞅他们滑我都累，我都想自己上去滑，我说每天看着冰场非常快乐，对吧，我也想能再滑啊。」
和曾经的那段形容一样，她始终认为，那是一个「特别自在，特别简单的世界」。
许多年前，也正是这个世界，吸引住了幼年好动的王濛。七台河的冬天奇冷无比，洗脸水往地上一泼，冻上一宿，再在炉子里掏点炉灰撒一圈就是一处天然冰场，与冰面的缘分，开始于那样粗糙的单纯之中。
后来决定练滑冰，爸爸妈妈觉得体育太苦，起初死活不同意，爸爸还说过一句扎心的话，「打出溜滑儿能打出什么出息来？」
王濛没听爸爸的话，拎着自己的冰鞋按时出门，在七台河、在哈尔滨、在北京、在都灵、在温哥华，在一圈又一圈的「出溜滑儿」中，无限接近和掌握了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