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满底下的尖刺

◎维舟
《美满》这个书名可能会让人产生错误的心理预期，因为书中的九个故事没有一个能说得上是“美满”的。当然，就像张爱玲所说的，“生活是一袭华美的袍子，上面长满了虱子”，在看清楚它的真相之后，还冠以“美满”之名，恐怕既不是自我安慰，也未必是讽刺，倒不如说是一种话中有话的苍凉，一种饱经世事后“却道天凉好个秋”的感叹，以及一种“认清生活真相后仍然生活（可能谈不上热爱）”的集勇气、无奈与自在于一体的复杂生活哲学。
这样，普通的词语呈现出全新的意味，但这与其说是小说家的文字技巧，不如说来自对生活的洞察与深切体会。那就像是一个早熟的孩子才能敏感捕捉到的生活认知，同时需要配以强大的神经，因为这种锋利其实很难承受。我怀疑这与淡豹的三重身份有关：她是女性，曾是人类学者，现在又是小说家，这些经历共同赋予了她穿透生活表层的敏锐。
但在中国社会，这并不是一种受人欢迎的天赋，有时甚至因其折磨人的能力，看起来更像是一种诅咒。就像书中第一个短篇《女儿》中所暗讽的，“太敏感是在中国生活最要命的缺点，那令别人比你更累，没有人能承担想太多”。讲求现世福祉的中国人，往往自动规避了那些痛苦的自我拷问，以一种世故的漠然面对真实生活中的千疮百孔，仿佛那是不受欢迎的幽灵。就像“和谐”一样，“美满”试图在个人生活中裱糊起一个过得去的布景，因为对中国人来说，“过日子”有着根本的存在论意义：只有在日子过得下去、维持家庭的整全的“美满”之中，人们才感到人生还有希望，也由此更理解自己生命的意义。
在这“美满”之下，有着无法释怀的尖刺，深入骨髓。实际上，就像我们在生活中不时见到的那样，中国人为了过日子，为了获得人生的完满，常常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在《山河》中，“为了让我未来拥有完整的生活，妈妈不惜对过去撒无尽的谎言”，而她那个早熟的私生女，“带着对妈妈残存的期待，我希望她没有对自己的话信以为真”。在《父母》中，生活在难以维持的时候仍然在维持，“日子过不下去了，至少与对方不能，但因为同样的原因，必须要与这一个对方，把日子过下去。”
在这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它恰如其分地写出了那种中国人生活中的张力：在动荡多变的现代社会中，即便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人们也因为迁移、分歧和感受的差异而同床异梦，与此同时，他们却又仍然投入那么巨大的心力，维持着这个随时可能走向分崩离析的家庭哪怕是自欺欺人的整全性。他们不愿意面对那些尖刺，选择撇除不愉快的记忆，那与其说是麻木、世故和惊人的冷淡，倒不如说是人们认定那是为了达成人生完满所值得付出的代价。
但它终于不可避免地遭到了质疑，或许可以说，它竟然能够被写下来，本身就意味着它已经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了。如今，这种想要生活“美满”的努力，看起来更像是悲剧，一场人人心知肚明又不忍心拆穿的共谋，也因此显出事与愿违的哀伤。淡豹在小说中恰如其分地书写出了这个转折时期的社会心态：人们内心其实已经在质疑，但未必说出口；他们甚至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还要那么做，只是依照着强大的惯性，觉得自己不得不那么做。
在这些故事中，她往往是以第一人称的女性视角在叙述，但无论是什么角色，通常都是一个“内部的外人”，仿佛一边在生活，一边又在审视自己的生活。那不仅仅像“后记”中所说的，是“在人海中打捞生活的骸骨”，更重要的是一种疏离的态度，这一点本身就是让很多人既不舒服也难以承受的，因为那意味着要把自己当作他人来看待。但如果因为这些短篇对女性处境的精确描述就把它看作是“女性文学”，那就错了，正如约翰·威廉斯虽然写出了“最好的西部小说”《屠夫十字镇》却拒绝被看作西部文学作家一样，在此探讨的其实是更为普遍的命题：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基本处境。
然而，这样的写法是很不讨巧的，因为它并不只是在呈现生活本身，也夹杂着对生活的反思，弱情节、片段化的意象密集、很多跳跃与留白——总之，看起来很难影视化，甚至会让读者感觉在跟进作者的节奏时相当吃力。第一篇《女儿》尤其有阅读门槛，在充分显示出淡豹的语言驾驭能力的同时，也使得阅读这篇小说本身变成了一种高难度的智力活动。
这或许也是为什么，这部小说集在问世之后，激起了巨大的争议。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内文学市场上最受欢迎的作品，除了经典，大抵而言是现实主义小说。许多人都曾向我说过，他们心目中的“好小说”，首先一点应是深刻反映现实的，其次是能以最平常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讲好故事，而不要夹杂什么评论。在这样的口味之下，人们在意的其实既不是写作技巧上如何先锋，甚至也不是文学价值本身，而是其中蕴藏着的真实与温情，恐怕这也是近些年来描写社会问题的非虚构写作在中国大受欢迎的最根本原因。
相当诡异的是，这种受众的反应跟中国人对“美满”的心理期望类似，难以承受过于锐利的东西。这是一种直觉感性的判断，认为只有文学作品能传达出自己能理解、认同的价值，那才是“好”。1906年，美国女作家伊迪丝·华顿的小说《欢乐之家》改编为戏剧，她预见这部戏剧注定会失败，因为她拒绝让女主角活下来，但她还是邀请文学批评家豪威尔斯到纽约观看首场演出。豪威尔斯离开剧院时转身对她说了一句话，直指戏剧失败的原因：“美国大众需要的是有幸福结局的悲剧。”
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大团圆”是一个常见的结局，这常被嗤为烂俗，但反过来说，这也意味着人们对此有着普遍的社会心理需求，因为人还是需要认可周遭环境，至少找到某种支撑，肯定自己的生活期许。张爱玲的小说《小团圆》在结尾又写了战后一段模糊的感情、漂洋过海和简短的梦，为什么要这么写？如果结尾于中日战争，那就整个是悲惨的往事，充满人生的无趣和无常，被操弄的感觉，但现在这样写，就赋予了对痛苦的距离与超越，有些东西就明亮和“正”了，也给了书、给了人生以价值，与此同时，以乐景写哀，在文学上也有特殊的价值。
也正因此，余华这样的小说家在国内可以大获成功，像《活着》这样的小说看起来相当平实，没有阅读门槛，可以一口气读完，但又在悲剧力量中具有平静的强大力量，传达着中国人对生活的坚忍与达观。这恐怕也是普通人接受、理解、喜爱双雪涛的原因之一，他的小说往往也是在困苦中有暖意，有人和人相互支持的光照。无论是《平原上的摩西》还是《飞行家》中的短篇小说，几乎谁都能读得下去，而内行也能看出门道来，知道他在哪里写得好。
这样，在中国的文学市场上，一部作品的成功往往是“双重”意义上的，它必须得是“雅俗共赏”：普通读者首先期待它是一个“好故事”，对意识流之类的先锋写法敬而远之，也不怎么喜欢过于尖锐的“阴暗”主题，只有吻合这种心理期许的，才会受到欢迎；而与此同时，它又得在文学价值的层面，让批评家们看出它的好。
毫无疑问，要做到这一点很难，这不仅是因为小说家未必总能兼顾，又或对哪一边更重要有着自己的判断，有时也是因为那本身就是其风格所在：就《美满》中所展现的中国社会生活来说，要表现那种张力就无法忽视那根尖刺，而要理解它就不能缺少反思性——那本身就是这生活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议论”而已。实际上，这并不仅仅是如何看待这部小说的问题，说到底也是我们如何看待现实生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