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回忆录《战犯改造所见闻》（1）

1956年，战犯们从各个监狱、劳改农场和看守所等处调集到一起的时候，许多熟人一见面，无不感到惊诧和悲喜交集。因为在国内战争中，国民党军队纷纷被击溃后，被俘的高级军官大都是分别囚禁在各个不同地区，有的还被送到很远的后方去了。如国民党军队中有名的山东三李（李延年、李玉堂、李仙洲都是兵团司令一级的高级军官），其中的李仙洲，是在山东被俘却被送到东北的佳木斯去囚禁。有的囚禁在同一地区同一监狱的单人房内，邻居是什么人，几年来都不知道；所以一旦见面，无不兴奋异常，一些先去的，看到后去的熟人，见面第一句话便是用惊诧的口吻高叫一声："你也来了！"有的见了老朋友、老同学和老同事、老长官、老部下，还禁不住很关心地说上几句："真想不到你我还能见面！"或说一声："想不到我们都还能活着！"

说这些话的原因很简单，因为1951年镇压反革命的高潮中，国民党被俘的党、政、军、特人员大批被枪毙了。当时谣言很多，我在"解放"初期，看到上海出的一本《人名字典》便说杜聿明因为在"淮海战役"中施放毒气，他又是中共公开公布过的战争罪犯，所以在被俘后，便被"镇压"了。1956年，我从重庆战犯管理所被送到北京功德林管理所时，看到他居然还活着，感到很奇怪。后来看到不少在谣传中和国民党报纸上曾刊登过"已被共产党枪决"或"惨遭杀害"的康泽、范汉杰、廖耀湘等一大批"死去了"的人时，几乎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些人真的还活着！

战犯们集中后，便是互相交换自己被俘后的情况，有的在生活待遇上相当好，伙食是和解放军高级军官一样吃"小灶饭"，有的却又和劳改犯一样，每天劳动十来个小时，吃的是和解放军战士一样的"大锅饭"。大多数是和我在重庆一样吃"中灶饭"。而我在昆明监狱时，有家眷在昆明的，还可以由家中送饭菜，大吃大喝，我当时因家眷全都送走了，便去揩老朋友们的油，天天吃他们的。如云南保安副司令柏天民、滇越铁路局局长唐宇纵、《中央日报社》副总编辑陆铿、滇黔绥靖公署政工处长罗春波等，曾供应过我很长一段时间，直到"镇反"开始，不准犯人家中送饭菜，大家才洒泪吃了最后的晚餐，互道珍重而别。战犯们见面时，谈得最多的，还是精神上的待遇，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各地区完全不相同。如集中在山东的大小军官，一律和战士一样，按时发衣服日用品，也穿和解放军士兵一样的衣服，只是没有帽徽、领章，每月还发五元津贴。
有的地方就把这些被俘的高级军官当成"要犯"，不但脚镣手铐，晚上起来解小便，甚至翻一个身，都要先喊"报告！"一定要等站在窗口的战士问明白了要做什么，得到同意，才能去做，否则就是犯了狱规，还要受到比手铐脚镣更重的处分。不过大多数还可以，只要不走出指定的散步范围，每天还能出房间走走，也不随便打骂。不过一到夜间，看管都是相当严格，不准随便走动，也不准在晚上谈什么，可能是怕这些人商量越狱吧！

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有些是由军队看管，所以各个地方的待遇不统一，管理办法也不统一。自战犯管理所成立，由公安部直接领导，并负责对战犯进行教育改造后，便完全一致了。集中后，首先是提高生活待遇，各地都是16元一月的生活费，行动也只要不离开管理所，可以不再锁房门，互相间能自由往来和交谈。戴有脚镣手铐的也统统去掉。规定的作息时间也比较合理，每星期可以看一次电影，而最使人高兴的，还是伙食费比一般犯人增加了一倍。

当时，一些被俘中、下级军政人员为之眼红，表示不服气，发出"反动职务越高，罪恶越大，待遇越好；罪行越小，生活越苦"的种种牢骚。中共干部们便进行解释和说明，大意是说：这些人过去的生活都很讲究，现在当然不能让他们再过那种生活，但为了要对他们进行改造，先得在生活上让他们感到满意点，才能比较好地接受改造。而他们一般都年岁较大，身体较差，特别是对他们的改造时间要比一般人长，所以要提高一点，而一般被俘军政人员，改造时间要短些，年龄较轻，身体较好，所以，没有必要再提高而超过战士和一般人民的生活。
他们听了这些话后，最注意的是说他们"改造的时间要短些"，便都不希望提高待遇而延长改造时间，希望早点恢复自由，所以，闹过一阵之后，也就没有什么了。可是一些老百姓却不理解。

我集中在重庆原来属中美合作所范围的、军统局缫丝厂办事处改成的战犯管理所（也称作四川省公安厅第二监狱，对外则称训练班）时，附近许多人看到我们厨房办伙食的，每天采购那么多的荤菜，非常羡慕。因为当时四川物价低，16元一月的集体伙食，可以每餐一荤一素，量相当多；除了鱼、肉、蛋一类外，还常常买鸡鸭等。加上集中后，都发了新的服装，还可以在附近一定范围活动，许多没有找到合适工作的人和收人不多的人便去打听，这是一个什么训练班？有的还直接去询问要什么条件的人，才可以参加这个训练班受训？得到的答复，当然是不能使他们满意，一般总是说他们不够条件参加这个训练班。他们还是不死心，使一再表示，要创造条件，争取参加这个训练班。他们认为训练时生活待遇都这么好，毕业
后，保管能当上较高级别的干部。所以，经常有人去打听，要什么条件、什么手续和什么单位保送等，以便早点能进去。后来他们当中一些人发现这个训练班的受训人员中，有过去的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兵工署稽查处处长廖宗泽，以及四川军阀中当过什么司令、参谋长一类的著名人物时，才大吃一惊，恍然大悟，原来受训的是这些人。很多想去的人便说，难怪说我们条件不够，这一辈子也没法创造出这种条件。和这些人在一起，吓也把我们吓坏了，阿弥陀佛！请我去也不敢去了。
四川省公安部门便立即把这一情况向北京反映，因为上述这些人都在四川杀过不少的人。王陵基在四川几十年当中，杀过的人是数以千计。徐远举也杀过几百人。那些旧军阀什么司令一类的人，也都是杀人不少。公安部门怕被杀害的人的家属去找这些人的麻烦，便在集中后实行的第一个重要项目﹣﹣进行参观时，先把王陵基、徐远举、廖宗泽（因他在重庆破坏了许多兵工厂，捕杀过不少兵工厂的工人，工人认识他的很多）三个人送往北京。不久，我和几个人在附近散步，遇上一群去参观中美所内的烈士陵园（新中国成立前夕，军统把囚禁在白公馆、渣滓洞两个监狱内几百名犯人杀后埋葬的地方）的人，其中有几个人认出了我，便一把将我扭住，问我把他们的父、兄抓去后怎样处置的？他们提出："生要人，死要尸！"我正在感到为难，不知怎样回答时，幸好管理所的负责人闻讯带了几名解放军赶来，一边向他们说理，一边要解放军把我保护回来。
过了几天，我便和云南绥靖公署副主任孙渡、四川军阀刘文辉的参谋长工靖宇，以及曾任江阴要塞司令的孔庆桂四人一齐被送到了北京。

徐远举在没有被送往北京之前，在重庆战犯管理所还闹了一次大笑话。有一天，一位年轻的女干部去找他，问重庆解放前夕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中有哪些叛变了，要搞一些核对工作。他们谈话的时候，那位女干部曾表示和他谈完后，还要找另一人谈。
徐远举便在和她谈了一个多小时之后，站在窗口高声喊了一句：" xx 快点来，我已搞完了，你快点来搞吧！"
那位女干部立即羞得满脸通红，桌子一拍："徐远举！你乱喊什么？"徐还不知道为了什么会使她那样生气，又补上一句："我们搞完了，喊他来搞。"她更气得不得了了。
管理所的负责人赶忙跑来一问，才向对方解释这是误会，因为我们习惯了把做什么、谈什么等都称为"搞"，而有些地方的方言却把这个"搞"指为男女之间的事，说明这是方言的误会。那位女干部还是气呼呼的，管理所的负责人连忙举出了另一件因方言发生误会的事，来证实徐远举不是故意来占她的便宜：
有一次，一位四川女干部在钉钉子，找不到什
么东西好敲钉子，有个战犯便用讨好的口吻对她说：
"我去把锤子拿给你用。"那位女干部也气得大发雷霆，说他有意侮辱她。后来才弄明白，原来四川人把男性那家伙叫"锤子"，而把锤东西用的锤子叫"钉锤"。
世界上的事，真是无独有偶，徐远举闹过笑话后，郭仲容接着又闹出一次笑话来。郭仲容是在抗日战争期间，随徐复观一同派往延安，担任国民党军令部第二厅派驻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的联络参谋。徐复观做了一段时期不愿再去，郭仲容便被提升为少将，接替徐的职务。他在延安住了好几年，经常受到毛泽东、朱德、贺龙等人的款待，也不断送些中共的文件让他看看。在这些中共领导人耳提面命之下，此君思想丝毫未有改变，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拼命地反共，被俘后，也被集中到战犯管理所改造。

原来我们都以为共产党不讲私交，只讲阶级仇恨，以后发现并不是绝对的。有一次，中共高级军事领导人陈赓大将去重庆看守所，看望和他在黄埔第一期的同学宋希濂、曾扩情、国民党兵团司令钟彬、汉中警备司令刘进四人，并请他们吃过饭。贺元帅也去看过我们，并问过我们生活怎样，有什么困难？而认识郭仲容的一些在延安工作过的人，一到重庆，也总去看看他，和他聊上几句。
有一天中午，郭仲容在睡午觉，有一男一女去看他，见他睡了，就没有叫醒他便走了。他们刚一走，郭便醒了，知道有人去看他，就赶快站在窗口大叫："请那位男先生回来！"结果没有叫到，因他们已走得相当远了。一会儿，管理所的人便来责问郭仲容："你乱叫什么男先生？"郭回答说："我们不能和你们一样称呼他为同志，不叫先生又叫什么？"那位干部便告诉我们一个新名称："首长！"
以后凡是来看望我们的"首长"，多半都是中共的高干，对我们都很客气，也不装模作样，摆出一副胜利者的骄傲姿态，望之令人生畏，大都是和颜悦色地和我们谈上几句，有安慰、有勉励，很少板起面孔，教训一顿。相反的是那些年轻党龄短的中下级干部，对我们却是以"左"的面貌来表现出他的阶级立场，如果不板面孔，好像就不足以划清和我们之间的界限似的。甚至认为如果和我们聊聊闲天，就会受到我们的传染，变成反动派。所以，那些职位越低、党龄越短的干部，见了我们总是"视而不见"。我们这些人也不解他们越"左"越好的心理，报之以"相应不理"，一般都没有向这一类"小字辈"低三下四。
毛泽东所制定的"改造政策"中有那么一条，"经过劳动改造，使之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各地的劳动农场，对被俘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一般都认真执行了这一政策。而战犯管理所的上层领导﹣﹣公安部，则在改造战犯时，对这一条采取了比较灵活的办法。

因为要使这些人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那就连一个月16元的伙食费都挣不到，更谈不上穿衣服等了。但中央的规定又不能不执行，所以在集中改造后，对战犯们是以思想改造为主，劳动改造为辅，开始更只是象征性地劳动一下，以示"思想改造与劳动改造相结合"。
1956年，我从重庆转送到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改成的北京战犯管理所，从华北、东北等地参观回来后，所方宣布要在每一星期中从事一定时间的劳动，如缝纫、理发、洗涤、挑饭菜开水等，并采取"自动报名，量力而为"的办法，听凭自己选择一项或两项，自己认为身体不好或对这些不感兴趣时也可以不参加。

杜聿明被俘
规定虽然说"可以不参加"，但谁都知道一项都不参加，管理人员即使不说什么，而一些想求表现的"同学"也绝不会不利用这一机会来"帮助"一番的。所以，哪怕是不愿意或身体不太好的也得象征性地参加一项。如兵团司令刘嘉树，就对我说："你不要以为说"可以不参加"，你要真的不参加，到时用棉花也塞不住耳朵（指"同学"的批评）。"所以，他便报名参加缝纫组从事铺棉花、补破衣裤等最轻微的劳动，我也报名参加了缝纫组。

战犯黄维
后来理发组成立后，只有代理过山东省主席的牟中珩一人报名，因为他过去在山东监狱时学过一点理发。他便动员我参加这个组，因为这和缝纫组工作不冲突，只有每星期日理一次。我开始不大愿意，因给人理发太脏，站着工作也累；他劝我说：久了就习惯了，我只好同意也参加这个组。

功德林监狱
缝纫组成立后，管理所便搬来几部旧缝纫机，可是，没有人会使用。正在为难时，却从黑弯里杀出一个李逵来。原来杜聿明因病已摘掉了一个肾脏，规定可以免除劳动的，此时自告奋勇地报名参加缝纫组，并说他会使用缝纫机。我以为他在吹牛，这位任过东北九省司令长官的"老病号"告诉我，他在担任机械化军长时，曾办过一个缝纫工厂，由他妻子曹秀清任厂长，他不但对坦克车等有兴趣，会修会拆，对缝纫机也一样会弄。果然，他一坐到机器旁，便能运用自如。我跟他学了半天，也就开始干了起来。
因为我们主要是缝补战犯穿的衣裤，好坏都没关系。我开始小心翼翼，居然缝了半条裤子，便有点"艺高人胆大"，骄傲自满起来了，正准备把另一只裤腿缝好时，机器刚一踏动，只听到"啪"的一声，针折断了！我急得满头大汗。杜聿明也连忙跑过来，急得连连摇头。

一般人看来这真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在那时却是大事一件，即使不被扣上"破坏公物"的帽子，也起码是"损坏公物"。因为一部机器只发一根针，断了就得写检讨去补领。我写好检讨，说了一大堆，什么粗枝大叶，不爱惜公物……自请处分等送上去之后，准备挨批。结果却大出意料，管理员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下次留心点。"我和杜聿明才如释重负。
下次怎么样留心呢？主要是不能让机器向相反的方向倒转，只要皮带轮是朝自己的方向转动，就可以避免断针的危险了。我便把一个指头插进皮带带动的轮子里，让它先慢慢朝自己坐的方向转动成了惯性，才敢把指头抽出来，以后便再没有"损坏公物"了。

缝纫组最爱闹笑话的，要算四川老军阀王璜绪的儿子王泽浚军长了。他参加缝纫组时，便和其他几个人一起坐在一张桌子上学钉纽扣，看来这也是一件极平凡的小事，而这些将军拿起针线，却比拿枪杆子还要重几倍，好不容易才把针从衣服的反面刺进了扣眼，抽针时，比刺进去要用力些，不料用力太猛便发生了一次"流血事件"。他把针刚一抽出，只听到坐在他旁边的人大叫一声，他扭过头一看，一针正刺在那个人颈子上，登时血流了出来。这一下把他可吓坏了。经过认真检讨，总结经验，才懂得抽针时，针尖一定要对着自己，这样即使碰到别人身上，也是小指和无名指，不会刺伤别人。
经过这一"流血事件"的教训，慢慢才摸索出一些搞缝纫的"技术"。这些人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从来不会做针线活的，新中国成立后，住在单人牢房中，有时也得缝补一下，但也不存在会刺伤别人的问题，所以连这种最起码的常识也不懂得。

影视剧
在学习理发时，我也闹过不少笑话，一开始使用手推剪，一不当心，往往把别人头发连根拔了出来，不懂得一定要慢慢把推剪提起来。因为我们使用的都是用旧了的工具，经常把头发夹在剪子里没有剪断，所以一面剪，一面只听到不停的"哎唷"呼痛之声，我自己也感到很难堪。不过有志者事竟成，多夹了别人几次头发，慢慢地总结出一套经验，给人剪发，消除了黑白分明、被人称为"马桶盖"的情况。
我正在认为快"出师"了的时候，有一天，扩大哥（黄埔学生对一期老大哥曾扩情的称呼）突然提出要我用剃胡子的刀给他剃光头。虽然我在初次使用这种锋利的刀子给人刮脸和剃胡子时，割破过别人的嘴唇和鼻尖，有次差点把人的耳朵都割下来，但后来掌握了使用这种刀的方法，割破嘴皮的事没有了，但剃光头还是第一次。
我还很谦虚地说怕剃不好，可是扩大哥却鼓励我："一回生，二回熟。"我也就同意了。
当我用温水肥皂给他洗过之后，他告诉我，最好让肥皂泡沫留在头发上，这样可以使头发柔软一些。我便按照他的意见，给他头上抹满肥皂泡沫，袖子一卷，便操起刀子朝他头顶上剃过去。
刀刚落下，只轻轻一拉，就听得他大叫一声："痛！"我赶快把手一缩，禁不住喊了一声："糟了！"只见白色的肥皂泡沫上，冒出一道鲜红的色彩。毫无疑问，是割破了老头皮。
我正在惊慌中，师傅"牟中珩跑过来一看，赶紧用手指把出血的地方用力按住，马上送他去医务所。给他上了止血药等之后，牟中珩便耐心告诉我，用剃刀给人剃头时，特别是老年人，一定要一手把头皮拉紧按住，不使移动，才能下刀，否则头皮会移动挤在一起，这样就非把头皮割破不可。
经过这次实践，我也慢慢成了一名"理发师"。

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兵团司令黄维，在担任国民党联勤副总司令时便听人说，全世界的科学界都认为迄今还没有发明出来的，是一种不需要使用任何能源的"永动机"，如果能创造出来，则再也不会存在什么"能源危机"，便给人类带来了无穷的幸福，永远为人类所敬仰。
从那时起，这位拿枪杆子出身的将军，便下定决心，想突破全世界所有科学家没有发明出的这种不需用任何能源作动力的"永动机"为人类造福。这种愿望虽好，但没有科学基础的人，想造出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没有能制造出来的东西，真是谈何容易。可是，他始终地坚决地相信，"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有志者事竟成"。所以，他在被俘前没有能完成的"伟大事业"，被俘后，还是专心致志地钻研。这种精神实在可贵。但泼冷水的也很多，他却毫不动摇。战犯集中改造后，他更认为有条件可进一步研究，并绘制出图样，想进行试制。管理人员认为，在改造期间，是以学习与改造思想为主，这些似有点"不务正业"，而不表示支持。他则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把自己这一愿望提出来，并给这种还没有发明出来的机器定名为"黄维永动机"。他认为只要能制造成功，就可以惊动全世界，个人自由，不请自来。
所以，他把学习等视为多余的、没有必要的事，不仅在学习发言中，不厌其详地反复谈他的"永动机"，而且在外单位找他写一些临时性"外调"材料，询问他新中国成立前的许多情况时，他在写材料的纸上，也是写上他坚决请求支持他创造"永动机"的问题。
管理所的负责人拿他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他的请求，把他设计出来的图纸，送到中国科学院去审查研究。
几个月后，得到的答复是："经过反复实验，这种机器图纸，根本不可能达到不需要任何能源而能自己永远转动的设计要求。"很多人便认为既经过科学院鉴定都认为不可能，不要再搞了。他还是认为负责鉴定的人不懂科学，他的设计是可以实现的。管理所的领导便组织所有战犯和他辩论，他仍不服，还是坚持要继续研究，肯定可以制造出来。

由于他始终不放弃他这一主张，而把学习改造放在一边，所以第一批特赦时，虽然他有许多优越条件可以争取早日出去，他却没有轮到。但他满不在乎。当时台湾还是陈诚的势力占优势，他是陈诚的亲信高干之一，他的同事和部下都在台湾军事方面负重要责任，他的特赦可以起一些影响，而他却坚决表示绝不改变他这一志愿，所以几次特赦都没有他。直到1975年，全部释放时，他也得到了特赦。
可惜的是，直到今天，他特赦后有了很多良好的条件，但"黄维永动机"还是没有制造出来。全世界的"能源危机"也正在一天天加深，不知他做何感想！
比黄维立志为全世界人民造福的伟大愿望要渺小得多，康泽也想研究出一种治疗风湿病的简单办法，不惜以自己的身体来进行实验。这位曾任复兴社书记长和"十三太保"之一的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长、自成一系的特务头子，被俘后，也居然想创造一种治病救人的方法，这也是值得大谈一下的趣闻。

康泽过去所领导的别动队，和德国当年的党卫军差不多，它有超人的权力，深得蒋老先生的信任，与戴笠、徐恩曾一样，成为国民党中的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的头子。在江西对红军作战时，别动总队也派去一个支队，担任搜集情报和监督国民党军队的工作。有一次，几个别动队员被红军逮捕了。不久，别动队也抓了几个红军，他们便将这些红军的心肝挖出来，祭奠被捕后被杀的别动队员。当时，康泽得到部下这一事件处理的报告后，连声称赞，认为这不但可以鼓舞士气，还显示了别动队的力量。
因为他长期和共产党做斗争，新中国成立前，他担任襄樊地区的绥靖公署主任，被解放军将该区重重包围，他自知无法逃脱，曾举手枪准备自杀，后为部下将枪夺去，自杀未成。被俘后，天天等死，结果出他意料之外，竟一直把他留下来。
我从重庆送到北京后，经常看到他在管理所的放风场花丛旁边一动不动地站着，看见蜜蜂飞来采蜜，便轻手轻脚地悄悄把蜜蜂捉住，把自己的左手背和左臂去让蜜蜂蜇蜇，有时一边蜇一边咬紧嘴唇，一看就知道被蜇疼痛了。我好奇地去问他，为什么故意让蜜蜂去蜇？这岂不是自讨苦吃！
他很得意地告诉我，他看过一本什么杂志上刊登过一篇文章，说用蜜蜂去蜇患了风湿病的地方，比用其他任何方法医疗，都能有意想不到的疗效。他左臂闹风湿痛，他便想用自己来做试验，如果真有奇效，便可大肆推广，让所有风湿病患者都能不药而愈，这也是一项不小的贡献，所以他宁愿以自己的肉体来做试验，看效果究竟如何。

我问他蜇了多少针了？他说还不到一百针，已感到比用别的方法好些，疼痛有所减少，可是还没有完全治愈，所以他决心蜇上一百针，作为一个疗程来观察。
不过，后来我没有看见他再去捉蜜蜂，可能已蜇满了一百针，在等待看后果。
1964年春天，他刚特赦不久，我们便去南方参观。这时正值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满树、群蜂乱飞的好时光，我一看到蜜蜂便赶快去喊他来捉。他笑笑摇摇头说："不捉了！不捉了！蜇了一百针，还是没有一点效果，还是依靠蜡疗治好的。"他一面说，一面把袖子挽起，指着手臂上还留下的几个米粒大小的疙瘩说："有些蜜蜂可真厉害，蜇过隔了那么久，小疙瘩还是没有消尽！"
老天未免太无眼睛，为什么让这个立志想为风湿病患者创造发明奇效验方的好心人，白白被蜇了一百下，一点成绩都没有呢！
国民党国防部陆军副总司令汤尧有幽默天才。他不仅能文善武，而且是一个青帮头子，懂得的花样很多。每年春节的联欢晚会上，他能表演京韵大鼓、八角鼓、相声，真是说唱俱佳、多才多艺的全面手。我最爱和他聊天，主要是他说话很幽默、有趣。
有年快要过春节了，他忽然对我说："老沈，今年春节我请你喝酒！"
我认为他又在开玩笑，因为管理所每到逢年过节，总同意让战犯们自费去购买一些糖果之类的食品，但却从来不准买酒。我便和他打赌，如果过春节他真有酒，我一向不喝酒的人，也和他下上一杯；如果没有，他得表演两段新编的相声。
他一口答应下来，很有把握地说："等着瞧！保证你输了！"
打从那天以后，我便看到他每天跑医务所。到离春节只有三天时，我发现他瘦高的身上，左一块，右一块，贴满了伤湿止痛胶和大张的狗皮膏药，但他还是跑医务所。
到离春节只有一天的时候，护士送一个小酒杯给他，要他好好保存，不要弄脏弄破。临睡前，医生拿着一瓶酒，站在寝室门口，要他把酒杯拿出来，满满给他斟上一杯，便站在那里，看着他一口一口地喝完，才把那一瓶酒拿走。
我正在脱衣，他得意地拿着空酒杯走了进来，用舌头在嘴唇边上舔了几下，对我笑着说："你输了没有？"
我也笑着说："我们两人都没输，你酒吃了，却不能请我！"
他坐下后，我问他怎么回事？他得意地说："这有何难，我装腰痛、关节痛，医生给我许多外用药，我还一个劲地叫痛，说这些外用药不顶事。"过去他犯病时，只有饮虎骨酒才能止痛，医生为了让他过一个愉快的春节，所以给他去买了一瓶虎骨酒，每晚临睡前，让他饮上一杯。他这招真不错，果然能在春节里每晚都喝上一杯。所以，他一听到医生或护士叫他的时候，总是兴高采烈地跑过去，接受他骗来的那杯虎骨药酒。
和汤尧恰恰相反的一个人，却非常害怕医生或护士叫他，这人是一个军长，姑隐其名，因其在海外还有不少亲属。此人过去一向爱嫖。他在担任中下级军官时，每到一地总得尝尝当地女人的风味，柳巷花街总少不了他的足迹。后来当了师长，钱多了，便讨上一个小老婆，但还不能满足。当了军长后，小老婆便有好几个了。据他自己坦白出来，他所玩过的女人编成一个营还多一点，可以增加一个直属排，大致在五百左右。当然，玩过这么多女人，也会给他留下一些不光彩的纪念，他军部里便有一个医官专门给他治花柳病的。被俘前，几种花柳病都基本上治好了，只有淋病没断根，还偶尔发作一下。
有一次，他去挂号看病。一踏进管理所的医务室马上就退了出来。因为只有一个新来的女医生在里面，那个常给他看病的男医生不知道上哪里去了，所以他不准备让那个新来的女医生看。可是那位女医生已看到了他，见他退了出去，还以为他怕女医生忙，没有时间给他看，便赶快把从医疗器械柜中搬出来的东西放回去，追了出来把他叫了回去，他只好跟着她走了进去。这位女医生很客气地说明，她因为没有病人来，所以整理一下器械，还是先给他看病要紧。他便只好坐下来。女医生便问他，什么地方不舒服？他迟疑了一下，才慢吞吞地回答了一句："下面有点痛。"医生很奇怪，便又问："下面？是肚子痛，还是脚痛？"因为这些部位都可笼统称为"下面"的。这一问他不好不进一步说明："是解小便时有点痛。"她便叫他："拿出来，我看看。"这一下使他不知如何是好。过去见了女人唯恐拿出来不快，现在却害起羞来，慢慢把裤子解开。
女医生看到他这样子，便鼓励他："怕什么？哪个男人没有！"他才把那东西拖了出来。

没料到医生还叫他站过去一点，他实在不好意思，只好移动一点点。医生却认为不够，便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要站到她身边才好检查，他只好走过去。
医生便用手抓住那东西的前面部分，用力地来回伸缩，直到看见尿道口有东西流出来才停止，马上用小玻璃板接下流出来的东西，闻了一下，才叫他回去，说等化验后再给他开处方给药。
他如释重负一样跑了回来，把这一经过向我们介绍。大家都笑他，过去那么爱把这东西给女人，今天看都不敢给女医生看。他说："现在是什么情况，我要先拿出来，万一她脸孔一板，责问我，甚至扣上"企图强奸女医生"的罪名，我怎么能吃得消？"
第二天上午，那位女医生便到我们学习室把他叫了去。他回来时，我们看到他满头大汗，不知发生了什么意外，便赶紧叫他讲。他说真没有料到，那个女医生还带来十来个医学院的女学生，都很有兴趣地叫他把那东西拿出来给她们看，好几个都和那个女医生一样抓起来就来回扯一顿，直到流出东西来才住手。
原来，这种病新中国成立后很少见到，许多医学院想找一个实例作教材都不容易，当那个女医生拿去化验，查出他是淋病后，便把那东西当作教材使用，所以弄得他满头大汗。隔了一天，又有一批男女实习医生也把他找去看了扯了一顿。后来传出去，凡是要看看淋病实例的都来找他，所以他一听到医生叫他的名字，便感到害怕，不愿老去献丑。
六一居士者，郭一予将军也。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老大哥，跟着国民党的"福将"刘峙多年，但很不得意，所以黄埔军校（以后改为中央军官学校）举办"高干班"，他又去第一期受训。这两个第一期的学历，还是当不上大官，便想从军队转到搞行政工作，正遇上中央训练团成立，他又去该团党政班第一期受训。毕业后，还是不得志，中央训练团又办了高级干部训练班，他又去接受了第一期的训练。接着庐山训练团和陆军大学将官班刚一开办，他都赶去第一期受训。这六个班（校、团）虽然他都抢着在第一期，可是还是爬不上去，光靠学历，没有后台支持，加上本身也庸碌无能。他便以自我解嘲和带点牢骚的情绪把自己称为"六一居士"，以显示自己的学历。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总算在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的保荐下，当了中将政治部主任。

淮海战役发生前，刘峙早已看出没有胜利的希望，便借故溜走，将"剿总"所指挥的几十万大军全部交给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不久，这一批近百万大军，慢慢被解放军各个击溃，黄百韬、邱清泉两个兵团被消灭，兵团司令也相继战死。徐州"剿总"总司令部和剩下的黄维、李弥、孙元良等几个兵团被解放军一层层包围起来。圈子一天天缩小，几十万人的粮食便靠从南京用飞机来空投。随着军队逃出的难民，早已绝粮，士兵也不能吃饱，而一些将级军官却还能照常吃喝。当时搞政治工作，除给部队去打打气外，便是组织难民让他们搞点互助工作。难民因没有东西吃，想偷偷逃出去，投到解放军地区解决吃的问题，又被阻止，经常为此与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
有一次，郭一予去视察难民，发现一个生得很美的女学生，他是灾星未退，色心又起，便叫部下去找那个女学生的父母商量，想娶那个女学生当姨太太，条件是负责供应她父母和两个弟弟的口粮。这在四面被包围、跑也跑不出去的圈圈中，粮食是和生命一样可贵的。加上那些做政治工作的干部一向会吹牛，把郭一予说得好得不能再好，特别是能提供粮食，所以一说即成。
在炮火纷飞的包围圈内，年过半百的郭主任又做新郎，洞房便在他的掩蔽防空壕内，虽不是贺客盈门，也有不少将军前来祝贺，礼物也都是一个或两个罐头食品，以及半斤一斤面或米，这在当时便是一份厚礼了。"苦中作乐"，据郭一予说：这也是人的一生中少遇到的机会，所以他绝不放过。

新婚后连蜜月也没有过完，淮海战役全部结束，从副总司令杜聿明到兵团司令黄维和许多军、师长与"剿总"总部的高级军官，全成为解放军的俘虏，"新郎"也演了一场"新婚别"。新娘下落如何，谁也不知道。郭一予却对那位还不满20岁的小太太多年念念不忘。我和他同在一个学习组的时候，经常听到他在睡梦中喊着那位可怜的少女的名字"珊珊"。我多次劝他不要再去想这些了，别人早已罗敷有大，可能已"绿叶成荫子满枝"。他却一直迷信临别时她说过一句："我等你早日相见。"
和"六一居士"相反的邢森洲，却时常想念他那位曾被戴笠玩弄过几次，后被军统长期囚禁的姨太太。新中国成立前，邢的职务是两广监察使，一般人却开玩笑叫他"两广总督"。因他自己讲过，过去做两广总督的也有被俘虏过的（按：指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最后被英军俘虏的清末两广总督叶名琛），所以我们在和他开玩笑时，便叫他这一外号。
此人说来颇不简单，他常常和我们谈他过去的有趣经历。他是海南岛人，年轻时看到别人去南洋一带谋生，他也很想试试，结果遇上几个海盗，他也不管，便加入去当了海盗。他们在公海上抢劫了几次商船，但分给他的财物却很少。不久，这伙海盗全部被马来西亚政府捉了去，他横财没有发到，坐牢却有一份。
他在那里举目无亲，连送牢饭的人也没有，便只好吃别人的残余。后来他便利用过去看的一些小说，如《封神榜》、《西游记》等在牢里讲起故事来，听他讲的人都很高兴。三年中，他在牢中反而得到不少财物。因这些同牢的大都是非贼即盗，很讲江湖义气，花钱也不在乎。所以他三年刑满出牢时，带了相当多一笔钱，他便想去做生意，不到半年，便把老本赔光。

在走投无路时，他看到在新加坡的一位中医收入很不错，便假称慕名专门从祖国出来找他学医。这位老大夫一听非常得意，忙把他收为徒弟；并利用这一新徒弟不远千里而来投奔他学医的事，大肆宣传，看病的人便越来越多，他也用心学医。后来这位老大夫病逝，他就顶下这个诊所，继续行医，生活过得很好，结识的华人愈来愈多。
有一年，他带着一批财物还乡探亲，和远亲加小同乡的军统特务头子郑介民相遇，郑极力主张他回国参加特务工作，他同意了。广东统治者南天王陈济棠的一队飞机从广东飞往南京投蒋介石，邢森洲在中间也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他便在军统中走红起来。戴笠经常派他去东南亚一带活动。他也利用搞特务的关系吸收一些华人女青年参加，并和其中一些女的发生了男女关系。有一个姓周的女人，使他十分满意。她对男人的照顾，处处体贴入微，他便把她收为小老婆，而且爱在人前吹嘘她。新中国成立前，她却与别人走了。
桂系军阀张淦，是统率广西三个军的兵团司令。他一生都迷信阴阳风水，遇事必先求神问卦。如在卜卦时，连卜上三个阴卦，则为"诸事不宜"；如卜了三个巽卦，则为"凡事皆吉";三个阳卦，就不太好也不太坏。这种问卜的方法，是用阴干了的小冬笋，剖成两半，问卜时，先把要问的事默念一遍，再恭恭敬敬地把两片卦合起来，向空一丢，看落下后的正反面，如果一反一正，便是很吉利的"巽卦"，如果两个都仰面向上，则为"阳卦"，两面均朝下，则为"阴卦"。

为什么这位统率数万人马的将军还会对这些东西那么迷信，一切取决于两片竹笋？我在战犯管理所时曾问过他。他十分自信地说，他过去从下级军官而慢慢升到中将兵团司令，完全是依靠这一东西的指示，无一不灵。他叙述从前内战期间和抗日战争时与敌人作战前，他每一次能打胜仗，都是先上了三个"巽卦"才下定决心的，而且每次都取胜。
我便笑他为什么被俘前不先问卦，免当俘虏？他把头一摇，长叹一声："这是天意，非人力可以挽回。文王善卜，尚被囚百日，又何况我辈哉！"
我后来从他部下一个军长口中才了解到，他在和解放军作战时，也必先问卦才下命令，一进一退，都依靠卜卦来决定。结果一次次打败仗，他还不肯听信参谋长的劝告，最后连司令部也被包围。许多人劝他赶快逃走，他还不慌不忙在卜卦，卜完后便笑容满面告诉劝他逃走的人，说什么那个司令部的方位和卦上都指示他，可以逢凶化吉，马上会有援军将包围的解放军击溃，用不着跑！他绝不干那种丢人的事，等等。话犹未了，解放军已冲入司令部，他连那一副宝贝卦都没有来得及带上便束手就擒了。

在战犯管理所中，他虽没有卦，但还是遇事必问卜，没有卦就用自己穿的鞋子来代替，连分配他一个床位，他都先要用鞋子卜过之后才决定，如方向不合卦上的指示，他一定要坚持他认为有利的方向。为了这件事，在管理所中便开过对他的批评会。最后，他还是表示，他死也不能改变他这一相信卦上指示的信念，什么人的话他也不接受。话既说到了极顶，"死也不能改变"，也就没有办法对他再提意见了。
和张淦一样，迷信这一套东西的还有一个，便是山西大军阀阎锡山的得力助手孙楚。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是代理阎坐镇山西、死守太原的总指挥官，山西绥靖公署代主任（原为副主任，间出任国民党行政院长后，由他代阎负责山西的工作）。不过这人比张淦做得聪明些，不很仔细观察，还不容易发觉。我和他是在同一学习组，每次调整床位、座位时，他总是先要弄清楚南和北的方向，再看自己分配的床位、座位是否睡下坐下后吉多凶少。

有一次调房子，我因常常写材料，便分配了一个靠近窗口的座位，他不写东西，就给他分配在一个角落里。他想改变一下，没有得到同意，便私下和我商量，想和我对调一下。我问他为什么要换？他看我平日对他很照顾，又不愿得罪人，更不爱向管理人员去汇报别人的事，他才悄悄告诉我，他那个座位对他不利而对我有利。因为他根据两人的年龄、生肖等来推算，他宜面朝东，我则宜面朝西。我表示不相信，他才把太原解放前的一段事讲了出来。
当时阎锡山许多部下集合到几个地下室内，把太原市最漂亮的女人找了去，最好吃的东西也弄了去，在那里尽量寻欢作乐，准备在死去之前玩个痛快，他却不去参加。因为他问了卦，即使太原被攻破，他也无性命之虞，所以，等到解放军打进市区发生激烈巷战时，守在碉堡内那些高级军政人员在玩够吃够之后，使用炸药将那些碉堡地下室连人一起炸毁了。他虽然被活捉，却没有被杀。因此，他更加相信这一套。

他每到晚上一定要焚香默祷，新中国成立后，没有求神用的香可买，可是还能买到一些芭兰香、香水香等。这是用来消除臭气，使房内空气中带有香味的一种卫生用品，他买了不少，每晚自学时便燃点一支，插在桌上，香气四溢，大家都很高兴。他却手里拿一本《毛泽东选集》或一张报纸，表面上好像他在认真学习，实际上他是默求神灵保佑。我如果不把他告诉我的那些话写了出来，谁也不会知道当时他焚香默念的这一真相。
黄埔第一期毕业学生中，宋希濂是最年轻的一个。他不到30岁，就当了南京守备部队三十六师师长。他的湖南骡子脾气相当大，最爱打抱不平，不爱耍两面派手法，是就是，非就非，因此得罪过不少的人。连红极一时炙手可热的孔祥熙这样的皇亲国戚也被他痛骂过，结果是从集团军总司令一下掉了下来，去任中央训练团副教育长。等孔财神的气消了一点，他才出任新疆警备总司令。解放战争中任十四兵团司令，调升川、湘、鄂三省边区绥靖主任后，将兵团司令让给了他一个要好的同学钟彬，两人私交极好，最后，他统率的14万大军被歼灭于石达开当年被俘的大渡河。兵团司令钟彬也被活捉了。

我同他两人以及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等，被关在重庆有名的监狱白公馆多年，他和钟彬这一对难兄难弟，每天便是靠下象棋、围棋混日子。钟的棋艺不甚高明，每次十有八九输，但他却不服气，有时要"悔"几步，宋不答应，认为输了还可以再来一次，不同意悔。为了争一步棋，两人常常气得把棋子摔了，棋盘也扯了，过一会儿，又不约而同地把棋子拾起，棋盘重画，再战起来。爱说幽默话的王陵基，常常笑宋希濂，兵团司令可以让给钟彬，而一招棋却不肯让。
在内战时的西南战争中，宋希濂和王陵基两人是当时被俘的高级军官中最重要的两个。所以被俘后，解放军报和四川地方报纸都大肆宣传，不少摄影记者去找他拍照片。他当时很抵触，火气大极了，对拍照经常采取拒绝的态度。他开始总认为，作为一个统率十几万大军的高级将领，竟成了战场的俘虏，实在不是味儿，所以许多新闻记者找他谈话和拍照他都不愿意。有一次，一个电影摄影师想给他拍几个镜头去放映，他一直不把面部对准镜头，一连拍了好几次都没有拍成，那个摄影师生气了，说了他几句，他更是火冒三丈，叫那个摄影师马上拿枪把他干掉，他绝不愿听安排；坚持的结果，还是他胜利了。所以他在重庆的几年中，谁都不敢惹他。

后来在战犯管理所学习时，我却很惊异地发现，他完全改变了，因为他是在1954年便最早送往北京的，真大有"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之感。所以，他能争取到在第一批特赦战犯中得到特赦。可是在下棋方面，他还是斤斤计较，不肯让人。当时在北京战犯管理所中，谁也下不过他，公认他是"下棋能手"。
袁仲虎曾在抗日战争胜利后，随同云南部队进攻东北解放地区时，一度担任过营口市市长，营口解放被俘，经过一段短时期的学习，便释放回到了昆明。他一回昆明，我就叫特务注意他的言行。果不出所料，他回昆明后，便到处去宣传解放军如何优待俘虏、如何纪律严明等，1949年夏天，我下命令把他逮捕，关在昆明市警察局看守所内。袁的亲友向当时云南省主席卢汉请求释放他。可是昆明警察局表面上和一般业务上是受云南地方政府的领导，而局长王巍却是军统分子，这一类的公开治安机关都由军统所掌握，他更得受军统的领导，特别是涉及政治性案件，完全得听从军统驻各地的单位负责人来决定，省主席也无权释放政治犯。所以，卢汉听到袁仲虎被警察局扣押，知道问题复杂，不便下命令释放，而先打电话问王局长为什么扣押袁？王答复说，袁是沈醉下命令扣押的，卢便没有说什么。

当王把卢打电话的事告诉我之后，我也知道，长期关押袁，会使卢难做人。我便要王告诉袁，如果释放他，他不能再宣传共产党和解放军如何好，相反，要按照国民党的报纸宣传共产党和解放军如何坏才行，否则，不但把他关押下去，我还准备把他解送到重庆，甚至送到台湾去囚禁。他当然满口答应照我提出的条件办。刚好我有事去重庆，卢汉在得到王巍的同意后，使下令释放了他。他一出来便大肆宣传共产党和解放军如何坏，有些地方甚至比官方宣传的共产党的那一套还要厉害得多。所以云南和平解放不久，解放军接收了云南，成立了临时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有人便检举他。结果，他又被捉去关了起来，后来也被送入战犯管理所改造。
我从重庆送到北京战犯管理所时，他也在那里，两人狱中相见，真是另有一番滋味。幸好我和他不是同一个学习组，否则旧仇新恨一齐涌上他的心头，我可得让他批评三天三夜还批不完。
管理所的制度是采用战犯互相帮助批评的方法，而不是由管理人员直接来批评犯了错误或不好好接受教育改造的人。这样可以减少一些人的思想顾虑。而袁仲虎一发言批评别人时，他总是先来一句："我对某某提点意见。"这样先把发言权抓住，不让别人先发言，他好占去全部学习时间（半天或一天）。

等掌握会场的组长（也是战犯）同意后，他才慢条斯理地先泡上一杯茶，从从容容地把他平日记下来，某某人的言行记录本翻出来，一五一十地指出某日某时，某某在吃饭时把饭掉一粒在地上没有捡起来吃掉，是什么思想支配？别人的回答当然他不同意，他使会从农民如何辛苦种下粮食和以前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如何浪费、贪污等扯到一起，一直要叫那个掉一粒饭、不捡起吃掉的人，承认自己是继续作恶，坚决与人民为敌，存心浪费粮食，给国家建设造成严重损失……以及有意和共产党与全国人民为敌等一大堆"现行反革命行为"全部承认下来，并记录存卷，他才提出某天某时，某某又犯下的另一件重大错误来，再继续批评。一般正常情况下，他"帮助"一个人要占去半天，或者一天，如果他有兴趣，他记下来某人的错误太多时，便可占去几次学习时间，由他一人来批评，所以他得到了一个他认为十分光荣的称号"批评专家"。
国民党十二兵团司令官黄维一向孤僻成性，自命清高。他是陈诚最宠信的一个将领，虽然曾官拜联勤副总司令，却能做到一不贪污，二不请客送礼。这在当时，也算是难能可贵，所以他的儿女没有一个送往外国去读书的。成了战犯之后，他对那些“靠拢政府”的积极分子很看不上眼。而他的组长、副组长，不是他的旧部军长，就是他认为“不屑与谈”的人。这样，当然经常要遭到批一批、斗一斗了。加上他专心致志去搞什么“黄维永动机”，就更成为批斗的对象了。

我和他曾经同在一个组，我亲眼看到过，别人批评他时，他闭目养神，面上毫无表情;而有些人的批评使他感到讨厌时，他有一手令人哭笑不得的“绝招”，就是当批评者的话音刚落，他能用力一挣，随即放出一串响亮的屁声。这往往引起对方更大的反感，而厉声责问他:“这是什么态度?你迟不放屁，早不放屁，一定要等人家的话刚刚说完，你的屁就来了。这不等于在讽刺人家对你的批评是在放屁!”他到这种情形，总是不慌不忙，若无其事地冷冷回答:“我放屁是生理上的关系，谁也控制不住它，你硬要把我放屁和你发言联系起来，那我也没有办法。”遇到这种场面，我是最忍不住笑的，只好借出去小便，到厕所里去笑上一阵才敢回来。虽然事隔多年，到现在一想起那种情况，我还会笑出声来。
黄维受到批评后，真的是“若无其事”吗?不!他总是把憋在肚子里的话发泄到他的笔尖上。他经常在挨批之后，伏在桌子疾书一阵，有人以为他在写笔记一类东西。他不给人看，别人也不能硬要去看他写些什么。因为在战犯管理所里，按规定，对个人写的东西，自己不愿公开时，别人不能强迫他公开。因为共产党人懂得人的思想改造和转变不能用硬性办法，这和强制劳动改造完全不同，只能慢慢来。用他们的术语叫“耐心等待”。不过，有时黄维也故意让人知道他在发泄自己对批评的不满。
有一次，他在挨批之后在桌上写下:“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他写好后就放在桌上。和他同组的有个阎锡山手下的死守临汾的梁培璜司令官看到后，马上大声质问他:“你是龙，你是虎;谁又是虾，是犬?”“谁愿意当虾就当虾，谁愿意当犬就当犬，我管不着!”他的这一回答，更使得对方火冒三丈。这时，正在午睡的那位学习组长，连忙爬了起来，拿起纸条一看，随手就向黄维脸部打了一耳光。这完全出乎意料的举动使黄维来了个措手不及，因为战犯管理所有规定，不管犯了什么错，都只能批评，严重的也是用斗一斗的方法，绝对禁止打人或侮辱性的骂人。
那位组长既打人在先，黄维也就决心还击于后;只见他剑眉倒竖，怒眼圆睁，右手握拳朝对方脑门猛力击去。如不是梁司令官眼疾眼快，把那位组长向旁边一推，那一拳落在头上不死也得重伤。这时，其他同组的人都赶忙来劝解，战犯管理所的值班干部也马上赶来，一问这情况，立刻又把管理所的负责人请了来。他一听，便很严肃地指出，这是一次极其严重的违反政策的重大错误行为，应当马上召开全体大会来好好认识一下这种错误的性质。同时也指出，黄维用这种成语来对别人对自己的批评，也是不对的。黄维听了后，原来涨红了的脸慢慢恢复正常。而那位打人的学习小组组长，原来趾高气扬，认为自己理直气壮，敢于和错误思想斗争，满以为可立大功一次的得意心情，好像冬天一下掉进冰窟一样的难受。自然，从那次后，再也没有人敢动手打人了。
与这一事件的起因几乎完全一样的，是发生在陆军副总司令汤尧身上。这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与其他人有很多特别不同的地方，他出身于保定军官学校，资格老，而且是帮会首领，兴趣也是多种多样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三教九流，嫖赌吃喝，无一不精。文能登台演戏，武可骑马打枪;小能教孩子练武，大可指挥百万大军……虽然有一点点自吹自擂，但的确是不同凡响的将军。和他在一起，使人不会感到寂寞。
我和他的关系较深，云南和平解放后，他是由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晋升为副总司令、专机由台北送到云南去指挥在云南的两个中央军的。他临离台北前，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在给他饯行时，还特别托嘱他攻下昆明，立即把我用专机押返台湾。因毛人凤收听到了我被迫起义的通电和广播，以为我真的背叛了国民党，所以恨我入骨，认为太给他丢人了!全国二十几个省市解放，军统将级特务和地方负责人正式发通电起义的，只有我一个。
他曾向蒋介石大总统夸过海口，军统的高级骨干都是忠于领袖的，绝不会公开叛变。而在大陆最后这一块根据地上，我这从十几岁便受到戴笠亲自培植起来的人，居然公开通电起义，实在出乎他的意料，所以，非欲置我于死地不可。没有料到，汤尧见到我时是他被活捉后，同我一道关在昆明陆军监狱中。两人过去虽然不相识，但一经交谈，便臭味相投，成为莫逆之交。所以，我们两人在背地里是无话不谈的。

到了北京，两人又相聚在一起时，我便常劝他，少发点牢骚。他总是爱用一些很诙谐的话去讽刺那些“积极分子”。我劝他，效果也不大。有一天，他也是在每周举行一次的生活检讨会上挨了别人几句批评后，一肚子不高兴，像他那样整天吊儿郎当、打胡乱说的人，可以说随时随地都能给人把小辫子抓住的。
他挨了批评之后，便在上厕所时，又唱起他在狱中最爱唱的《四郎探母》，来发泄心头的一腔愤懑。正当他低声得意地唱道:“……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再一个“我好比”还没有唱完，正好给悄悄走进厕所的、那位刚在小组会上批评过他的另一位什么总司令听到了，马上就质问他:“这样一个严肃的改造机关是"笼子’吗?你是什么样的鸟?你要展翅飞回台湾吗?……”汤尧和黄维对待别人批评是采取不同方法的。他懂得，在这种场合，硬顶别人会更加招来麻烦，最好的对付办法，是承认错误，自己大骂自己一通，装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便可平安过关。用他自己常对我说的一个原则，就是“虚心接受，存心不改”。
他最会钻空子。管理所的负责人经常向战犯们提到，批评与被批评的人，应当“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所以他每次挨批后，小组会上照例要他自己表表态的时候，他总是满面笑容地回答:“我诚心诚意地、愿意加勉。”这表示别人的批评是批评错了。
老实说，有些人对别人批评，目的只是为了显示自己比对方高明，思想比对方“进步”，以求博得管理所领导的称赞，希望能提前出去。而负责战犯管理的每一个干部，几乎都是经过仔细挑选来的，他们每天都要研究这些战犯所使用的那一套一套的新旧手法，绝不会因为在一次批评会上有什么“进步”表现，就轻易做出什么好与坏的结论，而是要在长期、全面、仔细、认真的考察中去看每个人的表现，绝不轻信任何一个战犯的一面之词。凭汤尧的聪明、机智，他早就看出了这一点，所以，他对待批评从来就不把它看成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常常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对待。这次给人抓住了辫子，想赖也赖不过去，只好表示承认错了。对方好不容易抓到了他这种“出自内心不满的思想问题”，“一定要提高到原则上来批斗他一番”，他便想好了一套“深挖思想基础”的方法来对付这场批斗。
第二天上午，当学习小组组长刚宣布，今天要汤尧好好检查昨天唱《四郎探母》的思想根源时，他就一个劲地首先认错，表示“决心痛改”，“保证不再重犯”。
很多人都知道他又在耍花招，一定要他认真挖思想，他便把夜晚想好的一套新的东西搬了出来。只见他不慌不忙地先咳了一阵，方才慢吞吞地检查起来。他承认自己对“同学”的批评有抵触，想仿效“阿Q精神”来一个自我安慰，把自己比作被“同学”囚禁在笼中的小鸟，希望能展翅飞到人民行列中去，为祖国建设做贡献……当然这种检查是不能使“同学”们满意的，便一再追问他是受什么反动思想支配，最后逼得他承认了想早日脱离战犯管理所，逃回台湾去继续与共产党作对……这样才使全组的人，认为这是他的真实思想，能挖出这种反动思想，是全组的人一次重大的收获，便郑重其事地把小组记录整理得端端正正送了上去，满以为非给汤尧一次重重的处分不可。许多人估计，不把他打入单身牢房去囚禁，取消对他的种种优待，也会给他戴上脚镣来惩罚几天，至少不得由管理所召开一次全体批斗会来好好斗他一斗。
结果出人意料的是，一天两天过去了，没有丝毫动静;半个月过去了，也没有一点消息。那位自认检举有功的总司令和学习小组长都再也忍不住了，便一次又一次去当面询问管理员，得到的答复使他们感到意外的高兴，管理员告诉他们，不久就会由上级领导来作结论。这样，全组都很兴奋。我听了都替汤尧捍了一把汗，他也有点慌了。等到上级首长来集合全体战犯讲话时，我和汤尧都在提心吊胆。大大出人意料的是，首长的讲话，不但没有对汤尧提出批评，更没有提到要惩罚;相反的，是对汤尧的检讨大加称赞。一再强调，汤尧肯这样大胆暴露思想，是值得表扬的。并以肯定的口吻向大家说，你们当中有这种思想的人相信很多，只是没有人敢这样暴露。没有这种思想的人可能也有，但不会很多，政府是鼓励大家要敢于暴露思想，暴露了就会慢慢地去改;不暴露的人，不等于就没有。并再三问:你们都改造好了吗?都不想回台湾去吗?都认为这种“鸟笼生活”很满意吗?对共产党没有丝毫怨恨吗?
当问得大家瞠目结舌不知怎样回答时，这位首长才用肯定的口吻声明:有这种思想，一点也不奇怪。一点没有才是怪事。不过，这种思想会一天天减少，一天天转变，慢慢地由多到少，由少到没有，总之，还得经过一段很艰难的过程。但相信最后一定会有绝大多数的人，能完全去掉这种思想。也会有个别的人，一直要长期甚至永远保留着这种思想，这就是经过很久的分析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散会后，汤尧抿着嘴朝我一笑。一场风波就此结束。他一有空，依旧去哼他的“我好比……”了。
重庆战犯管理所成立不久，从各方面挑选来集中的战犯，正在欢天喜地地相互庆贺待遇改变、新生有望时，突然一次首长讲话后，不少人便陷入了比过去更加痛苦的日子。因为这许多高级战俘中，有的是长期单身囚禁;有的是长期患病住在监狱医院;有的从来不看报;有的虽是从劳改单位挑选来的，也是在一天劳动之后，倒头便睡。

可以说，至少有一半人是与世隔绝一样，根本不了解社会上在搞什么运动;对常用的一些成语，也很陌生。那位首长的讲话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多人那么大的波动呢?主要是他那一口南腔北调的口音，使许多人产生了误会，憋在肚子里，很久不敢说，更不敢去问，也不敢彼此交谈、研究。因为，长期过着惊弓之鸟的生活，遇事都得三思、四思。
究竟是什么话使人惊恐?原来他硬学北京人讲官话，想把“脱裤子割尾巴”的尾字读成“以”字，但学得不太像，使人听了后，错误地把“以”听成了“鸡”平日又很少听到过这句话，如果听惯了，再讲得声音不对，也可以理解;而陡然间一听，要大家下决心，忍痛脱裤子割鸡巴，怎么会不吓出一身冷汗?而感到这种惩罚，是和太史公司马迁的遭遇一样，要受宫刑。
有些人便肯定地认为：国民党一些大官都是三妻四妾，或在外面乱玩女人，所以共产党要首先来惩戒一下，以免出去后，再胡作乱为。
我记得这位首长讲话是下午三四点，讲完后便是开晚饭，那天的晚餐特别丰盛，可是许多人端起碗吃不下去，整夜唉声叹气睡不好。刚集中，还不懂得战犯管理所的规矩，更不敢随便发牢骚。这样憋在心里有四五天，有些大胆的便议论开了。有的说：我们过去杀过那么多的人，都不要我们偿命；而玩过几个女人，就要割鸡巴来惩罚，未免太过分了。有的便自作聪明说，这是因为人民政府的司法部长是女的，她一定是站在女性的立场，对我们来报复一下。个别人气愤地嚷开了："要割我的ji ba，就请先割我的脑袋，否则，我宁死也不愿当太监！"
自然，这么严重的思想问题，很快就有人反映上去了。管理所的领导马上召集全所战犯讲话，进行解释。他笑嘻嘻地问："谁说要割掉你们的鸡巴？"头一声没有人答，当他问到第二声时，有位在四川军阀统治时期当过四川宪兵司令的老头站了起来，结结巴巴地说："是上星期那位首长来训话时讲的。"所领导人先纠正他："以后首长们来讲话时，都叫做讲话或作报告，不要再叫什么训话了。"他停了一下，才继续说："那天首长要你们脱裤子割尾巴。不是什么割鸡巴，这是你们听错了！"他的话音刚落，便有两个人同时站起来回答："报告所长，我们没有尾巴，不需要割！"

所长和坐在他身边的几个干部正在笑得合不拢嘴的时候，李弥兵团中一个被俘的少将高参崔崇征一下站了起来，大声报告："我学过社会发展史，知道人的祖先是猿猴变的，本来都有尾巴，但是我一家都不是猿猴变的，是妈妈和祖母生的，一生下来都没有尾巴，我认为不要割。"他的话音刚落，又是一阵哄堂大笑。经过所领导人用了两个钟头左右的时间，才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原来这是句形容词，指的是要除去反动残余思想和资产阶级坏思想这个"尾巴"，而不是真正要用刀来割。只要经过学习，提高思想认识和觉悟，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掉这些坏思想，就算是割掉了这些尾巴了。我的天！
这一误会刚刚解决不到一星期，又有一位什么首长来讲话，他是讲战犯们集中学习的目的，主要是加速改造，要真正改造好，就要做到"脱胎换骨"。这四个字虽然没有割鸡巴那么可怕，但不少人也背上了一个包袱，主要是认为自己不是出生于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就是地主阶级家庭，先天生就了这个骄胎傲骨，怎么也找不出一条贫农和叫花子的根子来，这个胎怎么去脱，骨又怎么去换？
尽管在讲话时，那位首长怕又产生误会，还一再说明，这是比喻，就是要求彻底改造，重新做人。但大家细细一琢磨，还是认为改造太不容易，一直是个沉重的思想包袱，以为这可能是一个长期，甚至是无限期囚禁这些人的一个代名词。
虽然不敢再发牢骚，但总有"国家前途光芒万丈，个人出路漆黑一团"的感叹。包括我在内，都认为要把这些战犯们彻底改造好，那将是遥远的事情。这些人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可能这一辈子就这样改造下去。直到1959年秋，刘主席颁布特赦战犯的命令，指明只要改造满十年，确已改恶从善，就可以得到特赦，这一包袱才算放了下来。彼此额手称庆时，都说：想不到要求这么低。因为一般都差不多关押十年了。"改恶从善"这样一个标准，也基本上达到了。大赦令一颁布，战犯们的心境才为之一舒。
那么多的战犯聚集在一起，又经过那么多年的改造生活，彼此都有一肚子的话可以谈。除了每天必不可少的三四个小时的学习和开会等之外，其余的时间便是自学或参加些象征性的劳动。更多的时间可说都在"摆龙门阵"，只要有几个彼此认为信得过的坐在一起，便有谈不完的话。

当时要用录音机把这些录了下来，真可以编几十本动人的故事书。我的记忆力可惜不太好，现在回忆起来，连百分之几都记不到。一开始，每个人都爱讲自己生平的得意事，从如何升官发财到怎样玩女人等等，可说是无话不谈。
这不但由于过去彼此身份地位差不多，而且，如今都成了战犯，关在一起，从前那种装腔作势的官架子早抛到九霄云外，所以，谈起来没有丝毫顾虑。不过遇到个别爱"靠拢政府"的"假积极"分子突然插进来，便会不约而同地马上改口，大谈报纸上的社论或刚发下来的文件，等到这种人一离开，又重新漫无边际地纵谈起来。这几乎是战犯们的一种最大乐趣。
管理所的领导人也估计到战犯们在一起爱谈过去，也从来不禁止，即使有人去汇报了，也只在集合讲话时告诉大家，少谈过去，多谈现在，以及认真学文件等一套官样文章。而私下闲谈之风，可以说直到战犯管理所宣布结束时止，也没有中断过。
战犯们几乎每个人都有不少"过五关、斩六将、诛颜良、斩文丑"的得意事，否则怎么能爬到那种高高的职位。不过几年间经常谈，别人也渐渐听厌了，所以有时也把自己"走麦城"时的不体面的事谈了出来。我认为这些是值得把它多写出来一些的，也是当时我听起来十分感兴趣的。
曾任江西、四川两省主席的四川老牌军阀王陵基，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他不但爱谈过去得意的事和倒霉的事，连他被女人把两肩咬得流血的风流往事也爱大谈特谈。这个人的一生真可写成一部长篇小说。他是清末举人，文学有相当深的根基，被清廷送往日本学军事。回国后，在四川武备学堂当教官，四川大军阀刘湘便是他的得意门生。不过刘湘的官运比他亨通罢了。到后来，这位老师反而成了自己学生的部下。
刘湘统治重庆、璧山等地区时，他便担任重庆卫戍司令。他常常说："巴壁虎"地盘开始不大，可慢慢地发展起来，他是出了不少气力的（重庆旧称巴县，刘湘占有重庆、璧山时，四川人都叫他为"巴壁虎"。川中习俗称四脚蛇为"巴壁虎"，而刘湘镇巴县、璧山为一方之虎，故名）。王陵基在刘部之中一向骄傲自大，看不起人，再加上他在北洋军阀时有过什么将军头衔，一般人把他列入四川八大将领之一。他很不高兴，认为他的资格比别人都要高些。他爱杀人，特别是他担任重庆卫戍司令期间，杀人最多。任刘湘部第三师师长驻在万县时，也杀过不少人。所以，重庆和万县老百姓都背地里叫他"王灵官"，意思是骂他凶神恶煞。
王陵基在重庆任卫戍司令时，有天坐着八人抬的大轿上街巡查，看到几个中学女生牵了一条狗正迎面而来，狗的颈上挂了一块"王灵官"的木牌。他一怒之下，便叫随从的马弁（卫士）用驳壳枪插进这几个女学生的下身，直到这几个女学生下身流血，痛得在地上乱滚，他才叫住手。这说明其人之残酷。他平时见客，总是军服整齐，腰杆笔挺地端坐着，使人望而生畏。据他自己告诉我，那种装模作样的日子并不好受，因为别人不便和他聊天。当了战犯以后，他认为那种臭架子放下了，反而感到轻松得多。
1948年4月间，他由江西省主席调任四川省主席，据他自己说，这是蒋老先生为了想把四川再次作为他的根据地和大后方，像抗日战争时期一样，还可以依靠这天府之国和天险，和共产党周旋十年八年，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又可以一统天下。把他调任四川省主席，主要因他是四川人，在四川方面有相当的社会基础。由他主川，可谓"得人和"。结果却恰恰相反，因为他一向骄傲，看不起人，他到四川接任主席的当天，就有人在大街上贴标语反对他。

四川军阀中够省主席资格的人有好几个，早就想登上这一宝座。王很清楚，这些人肯定在暗中和他捣乱；再加上不久张群就接替朱绍良，当上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成了他的顶头上司，他一向不看重这位"华阳相国"（张群是四川华阳县人，当过行政院长，所以﹣﹣般人尊称他为华阳相国），两人之间矛盾很多。蒋老先生原意是以为用他回川，在人事上一定可以处理得好，结果恰恰相反。他到四川一年多，弄得到处树敌。
等到1949年12月1日，蒋介石、阎锡山、张群、顾祝同等从重庆逃到成都，还想设立临时指挥部，由胡宗南的残部先在成都附近打一次"漂亮的仗"，阻止解放军的三面包围夹击，再从容逃往西昌，以待国际变化。
王陵基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很感慨地说："谁也没有料到，不到十天，成都已乱成一团，蒋介石等都先后飞走了。我一看不对，使在12月12 日那天也悄悄离开成都，蒋临走前拨给我几万两黄金，我也无法处理。除了拿1000多两存在一个亲戚家中外，便准备先逃西昌，再设法去台湾。我到邛崃县的时候，听说李文兵团已向解放军投诚，我怕文把我拿去当礼品，便连夜只身逃走，连终日跟在我身边的一个副官我也甩掉。因两个人在一起，被盘问起来容易出破绽。我把平日戴的一副墨晶近视眼镜也摘下来丢掉。结果，被解放军挡住，我说是县政府办文墨的小职员，叫戴正名。意思是等待时机才正式拿出我的名字来。他们看我年纪大，又是深度近视，走不动路，便不注意我，我便趁机溜走，在洪雅一处乡下，找到一个小庙暂时住了下来。
我记得那个庙叫仙鹤寺。快到过春节了，庙里的和尚问我会不会写春联，我一时兴起，便给他们写了一副，上联是"仙鹤飞来定卜地灵人杰"，下联是"神威浩荡信能国泰民安"。我还把一线翻身希望寄托到菩萨身上呢！没想到春联贴出去，附近许多居民看我的字写得好，都找来写春联；我怕被人发觉，又溜走了。
我从洪雅搭便船去嘉定，还到乐山老家门口和我家开设在乐山大街上的久成元绸缎店去看了一下。因我胡子很长，又穿得很破旧，许多熟人迎面而来都没有认出我。一直等我找到宜宾一个亲戚家住下来，才被人怀疑。我又赶忙从宜宾乘船准备去重庆，在江安时被我过去任第三师师长时一个老部下发觉。他一检举我，我知道再也无法隐瞒，就自己坦白承认是王陵基。担任检查的解放军很高兴，非常客气地把我护送到重庆。
在船上，我听到很多老百姓都在议论，说："王灵官被搜查出来了！"还有不少人说："这家伙一回四川当主席，我们就看出国民党要完蛋了。四川戏到煞角（结束）时，总是要叫灵官出来扫一扫台，表示戏演完了。没有想到这次扫的是这么大的戏台，王灵官也够神气了！"
王陵基这段话刚一讲完，急性子徐远举便指着宋希濂、钟彬说："四川老百姓不但早说过王灵官回川扫台，许多人还说你们两人是给国民党送（宋）终（钟）来的呢！真太凑巧，想不到"扫台"和"送终"的都凑在一起了！"那好！我们就听听他们是怎样给国民政府送终的吧！
国民党名将宋希濂，是黄埔期学生中年纪较轻的一个，是蒋老先生的得意门生，曾派去日本留学，30岁左右，就晋升到了拱卫南京的三十六师师长。多年来，他随将南征北战，曾屡建功勋，被人称为青年得志的将军；但一谈到他最后为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而送终时，也是感慨万千。他说："1949年这一年，是我最不幸的一年，也是国民党对大陆统治完蛋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父亲死了，妻子也死了。自己屡屡打败仗，弄得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虽然，我那年才42岁，不但两鬓开始花白，头发也脱掉不少，几乎一切事皆不如意，弄得心力交瘁，意趣索然，所以我在当年石达开被活捉的大渡河被活捉时，是决心一死的。感到将来当俘虏，是多么可耻！当解放军正四面把我包围着、自知已走投无路时，便抽出手枪，朝着脑袋。正要开枪时，我的警卫团一个亲信排长袁定侯，一下把我的枪支夺去，抱着我哭了起来。
一会儿工夫，解放军就过来了。开始，他们在清查谁是宋希濂的时候，我的部下没有一个人做声。

最后是一个叫王尚述的苏北人，他是解放军1948年9月间派遣打入我在衡阳办的军政干部学校，后被人发觉，许多人都主张枪毙他，我看他很年轻有为，认为只要肯认错悔改就行了，并把他留在干校工作。正当解放军认不出我的时候，他忽然走过来向我敬礼，并说解放军优待俘虏，对高级将领会更加优待，要我不用担心，我当然只好承认我是宋希濂了。"
在谈到他和钟彬两人在一起，便成为送终兵团时，他有点气愤，他说："我是1948年8月在湖北沙市组成十四兵团的。归我统率的有六个军和一些地方部队，总数是14万多人。我原来是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十四兵团司令。蒋介石知道我和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闹矛盾，并希望我能利用川湘鄂边区有利地形，保住西南四省，所以成立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调任我当主任，我也希望能"得地利，挽天时，讲人和"以挽救失败残局。我担任绥靖主任后，又把两个军组成一个第二十兵团，由第二军军长陈克非为兵团司令，同时保举曾任二十六军军长及广州第四编练司令的钟彬为十四兵团司令，实际上我是指挥两个兵团。说这两个兵团是给国民党在大陆的送终兵团，真有点冤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