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人：不听话的官员和社会名流，国家财政困难的罪魁祸首！

“重读《世说新语》”第一季 第五期
大家好，我是读者。关注我，带你走进一个不一样的文化历史世界。
上一次咱们讲到第一次党锢之祸，这一讲咱们继续第二次党锢之祸。
就在禁锢党人的这一年年底，汉桓帝去世了，还没有儿子。不过皇帝没儿子这种事，东汉的官员已经见惯不惊，一番争执之后，太后的父亲窦武在宗室当中，选择了年仅12岁的刘宏即位，这就是汉灵帝。

这时候，情势对士人来说，看起来一片大好。
12岁的皇帝管不了事，所以理应由太后垂帘听政。太后其实也不过是个少女，所以毫无疑问，太后之父窦武将会成为最有权势的人物。窦武本来就亲近儒生，更重要的是，当年太后并不被先帝宠爱，如果不是前太尉陈蕃力保，早已被废。所以陈蕃对窦家有莫大恩德。窦武是懂得感恩的人，很快，陈蕃回到了朝廷，并且荣升太傅，这是传说中周公担任的官职，理论上讲，不但是朝廷的辅弼，而且是皇帝的老师。
史书上说，此时陈蕃、窦武“同心戮力，以奖王室”，一批当初被朝廷宣布永不叙用的党人被委以重任。总之，第一次党锢的冬天已经过去，清流士人的春天还会远吗？
但是，转机也是危机。

宦官并不甘心失败，他们在酝酿反击，窦武、陈蕃也知道宦官想反击，于是谋划斩草除根，想要一举根除百年来盘根错节的宦官势力。
终于冲突爆发。窦武和宦官手里都有军队，两支军队直接在皇宫前面开战了。
本来，窦武兵多，但是宦官有两个优势。第一，宦官控制着年少的皇帝，可以以皇帝的名义发布命令；第二，护匈奴中郎将张奂正好被召回中央，他手下有一支身经百战的边防精锐，尽管他后来声称自己是被骗了，但不管怎么说，当时他选择站在了宦官一边。
这次斗争，宦官取得了全面胜利。第二次党锢，也从此揭开了序幕。
这一次对党人的迫害，比上一次残酷得多。第一次党锢可以按照字面来理解，禁止党人做官，第二次党锢，却大开杀戒。

在恐怖的迫害面前，党人再一次展示出崇高的气节。
陈蕃是在冲突一开始的时候，就被宦官活捉，一番羞辱后被杀害了。
有人劝李膺逃走。李膺说：“侍奉君王不辞艰难，被加以罪名不逃避刑罚，这是臣子的节操。我年已六十，生死有命，逃跑有什么意义呢？”于是主动投案，最终被迫害致死。
李膺的学生都被取消做官的资格。有人因为没有学籍，不在禁锢之列，但也主动辞官，体现对老师的忠诚。
有个叫吴导的，奉命捉拿名士范滂，他既不能违抗命令，也不忍心真的逮捕范滂这样的名士，所以抱着诏书伏床哭泣。范滂听说这个消息，说：“他一定是为我而来。”于是主动去监狱报到。

范滂与母亲诀别，请母亲原谅自己的不孝，不要过分伤痛。他的母亲答道：“你今天得以和李膺、杜密这样的人齐名，可以死而无憾！美名与长寿本来就不可双全。 ”
八百多年后，少年时代的苏轼苏东坡读《后汉书》读到这里，至为感动。他问母亲：“我长天也要做范滂这样的人，您愿意吗？”苏东坡的母亲答道：“你做范滂，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类似的感人故事，史书当中还有许多。后人读史至此，常常由衷赞叹，除掉传说中的黄金盛世夏商周三代，说到社会风气的美好，后来就再没有哪个时代，可以和东汉末相比了。
以上内容，主要是依据《后汉书·党锢列传》讲的。而史书是有立场的，而且无疑就是文人士大夫的立场，所以对于党人，肯定是尽量从正面讲。但如果从皇帝的角度看问题，他为什么要搞党锢，为什么要禁止党人做官？

皇帝的想法，史书的直接记载很少。我们只能先关注一些与党锢事件看似无关的信息。
第一，皇帝眼里，这些党人可能确实就是一些不听话的官员和社会名流。
前面讲了，皇帝和官僚集团之间，是有一种对抗性的，理论上讲，官僚的行政资源不能世袭，但实际上，在东汉末年是这么一种状况：
政府高层，有所谓“累世公卿”，以大家比较熟悉的《三国演义》里出现过的人物为例，袁绍、周瑜他们家都属于这种；
政府的中坚力量，有所谓“家世二千石”，二千石就是郡守，你可以把郡守粗略地理解为对应今天地级市的市长。像公孙瓒、陆逊他们家属于这个阶层。

基层干部，在世家大族看来，已经是出身寒微了，但是他们也垄断着普通老百姓怎么努力都够不着的很多岗位。所谓“世仕州郡”“世为郡吏”，刘备的祖上，孙坚、孙权的祖上，他们就属于这个阶层。
用今天的话说，这些家族把行政资源转化为社会资源传给下一代，再通过社会资源的优势，在行政资源的竞争中稳占先手。这几个阶层之间，有一定的流动性，是要固化又没有完全固化的状态。
对皇帝来说，资源都被你们分光了，我还能管啥？
实际上士人即使不做官，他的社会影响力，也往往超过朝廷正式任命的官员。如前面提到的那位高尚的范滂，曾有这样一首歌谣流传：“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大概意思是说，朝廷任命的汝南太守是宗资，但宗资一切举措唯范滂是听。这样的事在士林传为美谈，可是朝廷的尊严何在？这不能不让皇帝高度警惕。

反过来，皇帝为什么如此信任宦官呢？和民间盛传宦官专权蛊惑圣听不同，皇帝很可能认为，宦官才是自己意志的执行者。士人骂宦官，是宦官在替皇帝背锅而已。背锅而毫无怨言，这可真是忠仆当好仆人。于是宦官被骂得越凶，皇帝对他们越发信任。
第二，皇帝眼里，士人可能是国家财政困难的罪魁祸首。
很多学者考证、分析的结论，都认为东汉社会经济之繁荣，大大超过西汉，但东汉一朝，始终为财政赤字所困扰。追究原因，就是这些世家大族从中作梗，他们隐瞒了大量的土地和人口，这正是国家收税的基础。
而党人们大多出身于这些家族。说起来，史籍中有大量党人在乡里乐善好施、救急济贫的记录，这些事实倒也无可怀疑。但皇帝看在眼里，未必欣赏：这本来可以是朝廷的德政，现在却变成了你们的私恩。

最终，朝廷筹措经费的一个重要手段，只能是卖官鬻爵。对皇帝来说，这是来钱最快的一种方式，并且某种意义上说也打破了士族对行政资源的垄断。这也是士人们无论从道德层面还是从实际利益层面最痛恨的事情，招来了极多的抨击。当然皇帝也可能反驳说：珍惜国家名器的道理难道我不懂？如果不是你们不断蚕食国家的税基，我又何必出此下策？
第三，尽管士人们志存高远，皇帝眼中，他们却可能是最没有大局观的人。
世家大族的根基在于地方，他们当然更关注地方利益。并且他们大多生活在富庶的东方，对那些贫穷却有重大国防意义的西部地区，缺乏兴趣。西边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往往就主张：放弃吧，反正控制着也是贴钱。
所以边疆上的武将，为什么往往宁可和宦官站同一个立场？这一点也不奇怪。要在前线放心作战，离不开可靠的后勤保障。宦官的支持，还可以指望，但清流官员反而不那么靠得住，他们经常倾向于贬低军人的功绩，再一算巨额的财政投入，更用动人的笔墨描绘一下沉重负担下百姓的痛苦，将军们会发现自己骄傲的战绩，可能反而像是一种罪行。

凡此种种，让皇帝确实有足够的立场，想给党人一个教训。
当然要注意，也千万不要觉得刚刚上面说的这些才是被史书隐瞒的真相。这是皇帝的立场，显然还要关注一个立场，就是老百姓的立场。
当然更遗憾，普通民众的感受，在史书记载当中几乎是空白的。
大概作一个推想，如果皇权能够更得势一点，对世家大族的打压能够更成功一点，那么，老百姓能够出头的机会，会略微多一点点，当然只是一点点；而生活的安全感，大概会更糟糕，因为你不确定皇帝想做什么，日子一样很可怕。
作为一个蝼蚁小民，你是愿意生活在一个怎么努力都看不到希望，但是安全感稍微多一点的时代；还是一个稍微有一点希望，但更加可能随时肝脑涂地的时代？

我不知道你会怎么选，问我，我也不知道，只能庆幸现代社会问题再多，还是比古代强得多。
好，我们花了三期文章勾勒了东汉末的大历史背景，还介绍了把汉末名士，也就是《世说新语》重点关注的这些人物都卷进去的大事件。我们还强调了一个方法，对一段材料，一定要想到，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视角去看，会有怎样不同的感受。
下一讲，我们开始讲人物，首先讲大名士陈蕃，他也是《世说新语》出场的第一人。
上期回顾：党锢之祸：使东汉走向衰亡，三国时代开启，亲小人，疏贤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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