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上最后的夜晚

事情是这样的：B和父亲要去阿卡普尔科度假。他们准备清晨六点就早早出发。头天晚上，B睡在父亲家里。他不做梦，或者即使做，也一睁眼就忘掉了。他听见父亲在卫生间里。他望向窗外：天还黑着。他没有打开灯，摸黑穿上衣服。从房间里出来的时候，父亲已经坐在桌子旁边，读着前一天的体育新闻报纸；早餐已经做好了。咖啡和牧场煎蛋。B问候了父亲，走进卫生间。
他父亲的车是辆1970年的福特野马。清晨六点半，他们上了车，准备离开城市。城市是墨西哥城，B和父亲离开墨西哥城度假的那一年是1975年。总的来说，旅途很顺利。往城外开的路上，父亲和儿子都觉得冷，但是离开高耸的峡谷来到格雷罗州之后天气就变热了，他们不得不脱掉毛衣、摇下车窗。起初，天性忧郁的B沉浸在观赏风景之中，但是几个小时之后那些山峰和森林就开始变得单调乏味了，他转而开始读一本诗集。
到达阿卡普尔科之前，B的父亲在一家公路咖啡馆门前停下。咖啡馆里有鬣蜥肉卖。我们尝尝吗？他问。鬣蜥都是活的；B的父亲去看的时候，它们几乎一动不动。B靠在野马车的挡泥板上看着他。没等B回答，B的父亲就给自己和儿子各要了一份鬣蜥肉。直到这时B才从车旁离开。他来到露天用餐区——四张桌子和一座帆布雨篷，在微风中轻轻摇晃——然后在离公路最远的一张桌子坐下。B的父亲点了两瓶啤酒。父亲和儿子都解开了衬衫纽扣、卷起了袖子。两个人都穿着浅色的衬衫。服务员则相反，穿着一件黑色长袖衬衫，仿佛对炎热并不在意。
是去阿卡普尔科吗？服务员问。B的父亲点点头。他们是咖啡馆里仅有的顾客。汽车在明亮的公路上飞驰而过。B的父亲起身从后门出去了。一开始B以为父亲是去上厕所，但之后就意识到他是去厨房看怎么烹饪鬣蜥肉了。服务员一言不发地跟着他。B听到他们在交谈。起初是他父亲，之后是那男人的声音，最后是一个B看不见的女人的声音。B的额头上全是汗珠。他的眼镜起了雾，而且很脏。他摘掉眼镜，用衬衫下摆擦了擦。重新戴上眼镜的时候，他看到父亲在从厨房看着他。实际上，他只能看到他父亲的脸和肩膀的一部分；剩下的都遮在一块带黑斑点的红色窗帘后面。有那么一瞬间，B觉得这窗帘不止分隔了厨房和用餐区，还分隔了两个不同的时代。
之后B看向别处，目光落在桌子上摊开的那本书上。那是一本诗集，一本法国超现实主义诗歌的选集，是阿根廷超现实主义作家阿尔多·贝叶格里尼译成西班牙语的。B读这本书已经读了两天。他喜欢这本书，喜欢里面那些诗人的照片。尤尼克的照片、德斯诺斯的、阿尔托和科瑞佛的。这本书很厚，包了一层透明塑料皮。给它包书皮的人不是B（他从来不给自己的书包书皮），而是一个特别讲究的朋友。B随便翻开一页，发现面对的是居伊·罗塞、居伊·罗塞的照片，还有他的诗歌，而当他再抬起头的时候他父亲的头就消失了。
天气热得喘不过气来。B很想回墨西哥城，但他不会回去，至少现在不会；他心里清楚。过了一会儿，父亲来到他旁边，两个人一起吃鬣蜥肉配辣椒酱，喝更多的啤酒。穿黑衬衫的服务员打开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放起了一些似乎是热带风格的音乐，与丛林的声响和公路上车辆的声响融在一起。鬣蜥肉尝起来像鸡肉。比鸡肉更柴，B反驳道。挺好吃的，他父亲说，随即又要了一份。他们又点了肉桂咖啡。穿黑色衬衫的男人送来了鬣蜥肉，而咖啡却是那个厨房里的女人送过来的。她很年轻，几乎和B一样年轻；她穿着白色短裙和一件印着白花的黄色女式衬衫，那些花B不认识，可能是因为它们根本不存在吧。喝着喝着咖啡，B感觉恶心想吐，但什么都没说。他边抽烟边看着帆布雨篷，那雨篷几乎一动不动，像是有一缕上次暴雨的积水挂在上面一样。但那是不可能的啊，B心想。你看什么呢？
父亲问。雨篷，B说。像静脉一样。但他没说后半句，只是在心里这么想。
夜幕降临的时候，他们到达了阿卡普尔科。他们开车在海滨大道上来回转了一会儿，车窗大开着，晚风吹着他们的头发。他们停在一家酒吧门口，进去喝酒。这次B的父亲点了龙舌兰。B想了一下，也点了龙舌兰。这家酒吧很现代，有空调。B的父亲和服务员聊天，问他海滩附近有哪些旅馆。当他们回到野马车里的时候，几颗星星已经挂在天上了；B的父亲在这一天里头一次显出了疲惫。但他们还是去看了几家旅馆——每家都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不是很理想——直到找到满意的一家。这家旅馆叫“清风”，很小，离海滩近在咫尺，还带一个游泳池。B的父亲很喜欢。B也是。正值淡季，旅馆房间几乎都是空的，价钱也很合理。他们分到的房间有两张双人床和一个带淋浴的小卫生间。房间只有一扇窗户，对着旅馆的露台和游泳池。B的父亲其实更想要一间海景房。很快他们发现空调是坏的。
但是房间很凉快，所以他们没有向旅馆反映。他们安置了行李：两个人各自打开行李箱，把衣服放进衣柜。B把他的书放在床头柜上。他们换了衬衫。B的父亲洗了个冷水澡，B只是洗了个脸；一切就绪之后，他们就出去吃晚饭了。
前台的服务生是个小矮个，牙像兔子一样。他很年轻，看上去挺友好。他推荐了一个旅馆附近的餐厅。B的父亲问附近有没有什么热闹的地方。B明白父亲是什么意思。服务生不明白。就是有那种活动的地方，B的父亲说。就是有女孩的地方，B说。哦，服务生说。B和父亲站在那里，一时什么也没说。服务生俯下身去，消失在柜台后面，重新出现的时候拿着一张小卡片递给两人。B的父亲看了看卡片，问这个地方可不可靠，之后从钱包里取出一张钞票。服务生迅速接了过去。
但是吃完晚饭，他们还是直接回了旅馆。
第二天早上，B起得非常早。他尽量安静地洗了个澡，刷了牙，穿上浴袍，离开房间。旅馆所在的那条路直接通向海滩，路上除了一个租冲浪板的男孩之外空无一人。B问他冲浪板一小时多少钱。男孩说了一个听上去还行的价钱，于是B租了一块板，踩着板下了海。远处有一个小岛，他就朝岛的方向划。一开始他不太适应，但很快就学会怎么划了。在一天的这个时间，海水清澈极了。B感觉在冲浪板底下能看到一些红鱼，差不多半米长；在他朝着小岛划的时候，它们就朝着海滩游去。
从海滩到小岛用了正好十五分钟。但B并不知道，因为他没有戴手表，而且对他而言时间的流逝在变得缓慢。从海滩到小岛的旅程仿佛永无止境。马上要到的时候，出乎意料地起了浪，减慢了他的速度。小岛上的沙子和旅馆沙滩上的明显不同；旅馆那边的是一种金黄色或者黄褐色——可能是因为是在一天的另一个时间吧（虽然B不这么想）——而这里的是一种眩目的白色，明亮到刺痛他的眼睛。
B不再踩水，只是坐在冲浪板上，任波浪带着他漂浮，慢慢离开小岛。当他终于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往回漂了一半的距离了。B决定掉头回去。回程很平静，有些沉闷。回到海滩的时候，租冲浪板的男孩走过来问他有没有出什么问题。没有，B说。一个小时之后，B没吃早饭就回到了旅馆，看见父亲坐在餐厅里，桌上是一杯咖啡和一个盘子，里面是烤面包和鸡蛋的残渣。
后面的几个小时过得迷迷糊糊。他们漫无目的地开车到处转，看街上的人，偶尔下车喝杯冷饮或者吃个冰激凌。下午，在沙滩上，父亲在躺椅上睡觉的时候，B又重新读了居伊·罗塞的诗和关于他生平（或者说死亡）的简短故事：
一天，一群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从巴黎来到法国南部。北部和西部的地区已经被德军占领了，南部在贝当政府的控制下。他们试图拿到去美国的签证。美国领馆一天天不断延迟公布签证审批的结果。这群人里有布列东、查拉和佩雷，但也有一些不那么有名的人。居伊·罗塞就是后者之一。他的照片看着就像一个无名诗人的照片，B心想。他长得很丑，衣服精干利落，看着就像一个无人知晓的公务员或者银行出纳员。到这里为止，虽然有一些不和谐音，但总的来讲一切都还正常，B心想。这群超现实主义者每天下午在港口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见面。他们制定计划、聊天；罗塞总是在场。但是有一天（一天晚上，B心想），罗塞失踪了。一开始，没有人惦记他。他是个无名诗人；没有人会特别关注无名诗人。但是几天之后，其他人开始有些担心了。在他住的旅馆，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他的行李箱和书都还在那里，没人动过，所以他不可能是没结账就走了（蓝色海岸很多旅馆的客人都常常这么做）。
他的朋友们试着去找他。他们走遍了当地所有的医院和警察局。没有一个人能告诉他们任何线索。一天早上，签证下来了，这群人大部分都登上了一艘开往美国的轮船。留下来的那些永远无法拿到签证的人很快就忘掉了罗塞和他的失踪；在那个群体性失踪和大规模犯罪都再寻常不过的年头，他们都得先替自己着想。
那天晚上，在旅馆吃完晚饭，B的父亲提议出去走走，找点事情做。B看了看父亲。他一头金发（B是黑发），灰眼睛，体格仍然健壮。他看上去很开心，准备好了享受一段好时光。什么事情？B说，心里完全清楚父亲指的是什么。就是平常的那种事情嘛，B的父亲说。喝酒、玩女人。B一时什么也没说，像是在琢磨怎么回答。他的父亲看向他。那目光看上去像是有所期待，但其实只是一种亲切的感情。最后，B说他不在状态，不想做和性爱相关的事。不只是为了玩女孩嘛，他父亲说。咱们去转一转，喝两杯酒，跟朋友们一起开心开心。什么朋友？B问。我们在这里谁也不认识啊。你逛窑子的时候总会遇见朋友的嘛。窑子这个词让B想到马。他七岁那年，父亲给他买了一匹马。我那匹马是从哪来的？B问。他父亲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一时愣住了。什么马？他问。我小时候你在智利给我买的那匹马，B说。
哦，就是萨法兰乔啊，他父亲笑道。那是匹奇洛埃马，从奇洛埃来的，他说。沉思片刻之后他就又开始谈论妓院了。听他讲这些东西的语气，简直像是在谈论舞厅一样，B心想。之后两人都不说话了。
那天晚上他们哪里也没去。
父亲睡着之后，B去了露台，在泳池边上看书。露台上只有他自己。从他坐的地方，B能看到旅馆前台的一角，昨天晚上的那个服务生站在柜台那里读着什么东西，要么就是在算账单。B还是读法国超现实主义诗集，读居伊·罗塞。说实话，他对居伊·罗塞并没有多大兴趣。他对德斯诺斯和艾吕雅的兴趣要大得多；可是，他最终却总还是会回到罗塞的诗歌，看着他的照片，一张照相馆肖像。他在里面看上去像一个痛苦孤独的灵魂，有着玻璃般的大眼睛，和一条看起来要勒死他的深色领带。
他肯定是自杀了，B心想。他知道自己永远也拿不到签证了，所以就决定在那里结束一切。B想象——或者试着想象——法国地中海海岸的一座小城。他已经差不多走遍了拉丁美洲，但还从来没踏足过欧洲。所以他想象中的地中海小城的样子就是基于他眼前的阿卡普尔科的。炎热的天气；一家便宜的小旅馆；金色的沙滩和白色的沙滩。还有远处的音乐。B没有意识到，这个画面的声音缺了最关键的一部分：地中海所有城市港口都常常停泊的那些小船的帆具响声。尤其是在小城市，那些大海静如止水的夜里，帆具的响声。
忽然，有人走到了露台上。一个女人的身影在最远的一张桌旁坐下；那是一个角落，靠近两个大花瓶。片刻之后，前台服务生出现了，送了一杯饮料给她。之后他没有回前台，而是走向泳池边上的B，问他和父亲在这边待得怎么样。非常好，B说。喜欢阿卡普尔科吗？服务生问。非常喜欢，B说。圣迭戈怎么样？服务生问。B没明白他的问题。圣迭戈？有那么一瞬间他觉得服务生指的是这家旅馆，但是之后他想起来旅馆不叫这个名字。什么圣迭戈？B问。服务生笑了。就是那家有妓女的夜总会。B这才想起服务生递给他父亲的那张小卡片。我们还没去呢，他说。那地方很可靠，服务生说。B模棱两可地点了点头。在立宪大街上，服务生说。那条街上还有另一家夜总会，叫拉玛达，但是我不推荐。拉玛达，B重复道，眼睛始终看着露台角落里那个女人一动不动的身影，和她面前仿佛没动过的饮料。
她坐在两个巨大的花瓶中间，花瓶的影子伸长到旁边的其他桌子上，逐渐变细。最好离拉玛达远一点，服务生说。为什么？B问，单纯只是为了说点什么，因为他并不想去两家夜总会中的任何一个。不可靠，服务生说。他洁白的兔牙闪耀在突然笼罩了露台的昏暗之中，仿佛前台什么人把一半的灯关掉了一样。
服务生走了之后，B又打开诗集，但已经看不清书上的字了。于是他把书摊在桌上，闭上眼睛，耳朵里听到的不是帆具微弱的金属响声，而是一种氛围的声音——巨大的一层层热浪落到旅馆和周围树木上的声音。他有点想进泳池。有那么一瞬间，他觉得他就要这么做了。
这个时候，那个角落里的女人站起来，走向露台和旅馆前台之间的楼梯；但是中途她停住了，看上去像是身体不舒服一样，一只手扶在一个花盆的沿上，里面只有杂草，没有任何花。B看着她。那女人穿着一件宽松的浅色夏裙，上沿开得很低，露出肩膀。B觉得她会继续往前走，但她就站在那里不动，手扶着花盆，低着头，于是B拿起书走到她身边。最先让他感到吃惊的是她的脸。她快六十岁了吧，B心想，但是从远处看上去连三十岁都不到。她是美国人，看到B走过来便抬起头来对他笑了笑。晚上好，她不太协调地用西班牙语说道。你还好吗？B问。那女人不明白，B不得不用英语重新问了一遍。我只是在想事情，女人说道，仍然边笑边看着他。B琢磨了几秒钟女人说的这句话。在想事情。突然间，B感觉这句话里包含着一种威胁。一种从海上逐渐逼近的东西。一种被阿卡普尔科湾那些看不见的黑云拖曳着、逐渐靠近的东西。
但是他没有动，也没有尝试打破这让他动弹不得的魔咒。这时女人望向B左手拿的那本书，问他在读什么，B说，诗歌。我在读诗歌。女人望向他的眼睛，脸上仍然是同样的笑容（一种既灿烂又衰老的笑容，B心想，同时更加不安），说她曾经有段时间很喜欢诗歌。哪些诗人的诗？B问，仍然纹丝不动。我记不清是谁的了，女人说，同时仿佛又一次沉浸于思考一些只有她自己才能看见的东西。B权当她是在回忆，静静地等着。过了一会儿，她再次看向他，说，朗费罗。随即她就开始背诵一段朗朗上口的诗歌，B听着就像童谣一样，和他正在读的诗区别实在太大了。你知道朗费罗吗？女人问。B摇摇头，虽然他其实读过一点朗费罗的作品。我们上学的时候读过，女人说，脸上还是一样的笑容。之后她又补充道，太热了，你不觉得吗？真的很热，B喃喃道。可能要下暴雨了，女人说。她的声音里有一种不容置疑的东西。
这时B抬起头：一颗星星都看不到。但是他能看到旅馆的一些灯光。并且，在他房间的窗户那里，他看到一个身影正看着他们，心里一惊，就好像冷不防被一场热带暴雨的头几滴雨水砸中了一样。
起初，他非常困惑。
那是他父亲，站在窗户后面，穿着一件他从家里带来的蓝色浴袍，那浴袍B从来没见过，也不是酒店的——他盯着他们，被B发现之后像被蛇咬一样猛地退后了一步（他胆怯地挥挥手），消失在窗帘后面。
海华沙之歌，女人说。B看向她。海华沙之歌，朗费罗的诗。哦，是吗，B说。
那女人道了晚安，之后就逐渐消失了：先是沿楼梯走到前台，和一个B看不见的人聊了一会儿，之后静静地穿过旅馆大堂，瘦削的身影掠过一扇扇窗户，直到消失在通往内侧楼梯的走廊里。
半个小时之后，B回到房间，看到父亲正在睡觉。去卫生间刷牙之前，B站在床脚（笔直地，像是准备打斗一样）看了他父亲几秒。晚安，爸爸，他说。父亲没有任何反应。
在阿卡普尔科的第二天，B和父亲去看悬崖跳水表演。他们有两个选项：可以去一个露天观景台看，也可以去一家俯瞰拉克布拉达悬崖的酒吧餐厅看。B的父亲去问价钱。第一个人说不知道。B的父亲坚持要问。最终，一个游手好闲、曾经是跳水表演者的老人告诉了他两个数字。酒吧的瞭望台比露天观景台贵六倍。B的父亲毫不犹豫地说：咱们去酒吧，那儿更舒服。B跟着他去了。酒吧里全是美国人和墨西哥人，衣着打扮显然是来消夏的；B和父亲显得格格不入。他们两个的衣着是典型的墨西哥城人打扮，像是从一场永无止境的梦里出来的一样。服务生也注意到了。他们知道这种人给的小费很少，所以对他们爱答不理。更糟糕的是，从B和父亲的座位那里几乎看不见跳水表演。咱们要是去了露天观景台就好了，B的父亲说。不过在这儿倒也不坏，他又补充道。B点点头。表演结束之后，他们各自都喝了两杯苏打威士忌，走到外面开始规划这天余下的活动。
露天平台上已经没什么人了，但B的父亲看到老跳水员坐在一段栏杆上，就走了过去。
老跳水员是个矮个子，肩膀很宽。他在读一本牛仔小说，直到B和父亲走到他身旁才抬起头。他认出了两人，问他们跳水表演怎么样。不错，B的父亲说，不过这种以精准见长的运动对经验要求很高。先生以前是运动员吗？B的父亲打量了他几秒，说：我是有过些经历。老跳水员猛地站起来，那势头像是回到了悬崖边上一样。他应该五十岁左右吧，B心想，不比我父亲老多少，但他脸上伤疤一样的皱纹让他看上去老很多。两位先生是在度假？老跳水员问。B的父亲笑着点点头。如果方便问的话，先生以前是从事什么运动的？拳击，B的父亲说。好家伙，老跳水员说，想必是重量级拳击了？B的父亲笑得更灿烂了，说，是的。
还没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B就已经和父亲和老跳水员朝野马车走去了，三个人一起上了车。B听着老跳水员给父亲作指示，感觉像是在听收音机一样。有一阵子，汽车奔驰在米盖尔·阿雷曼大街上，但之后就拐弯朝内陆方向开了；很快，车窗外就不再是旅馆和餐厅，变成了普通的热带街景。汽车始终在上坡，渐渐离开阿卡普尔科马蹄形的黄金海岸，开过一些沥青铺得很差或者完全没铺的路，直到来到一个像是餐厅或者快餐店的地方（但要是快餐店又太大了，B心想），停在布满尘土的人行道旁。老跳水员和B的父亲立刻下了车。他们一路上都在聊天，又在人行道上边等B边继续聊，比划着一些令人费解的手势。B磨蹭了一会儿才下车。走，去吃饭，B的父亲说。啊，好，B说。
室内很昏暗，桌椅只占了四分之一。其余的部分看起来像个舞池，还有一个粗木栏杆围起来的乐队舞台。一开始B什么也看不清，但等眼睛慢慢适应了黑暗之后，他看到一个男人走向老跳水员。两个人长得很像。男人全神贯注地听他们作介绍（B没跟上他们在说什么），之后和B的父亲握手，过了几秒又朝B伸出手。B和他握手。男人说了一个名字，紧紧握住B的手。那动作是友好的，但用的力气非常大。男人没笑；B想了想也没笑。B的父亲和老跳水员已经就座了。B在旁边坐下。那个长得像老跳水员（实际上是他弟弟）的人站在一旁，等待指示。这位先生，老跳水员说，是他们国家的重量级拳击冠军。你们是外国人？他弟弟问。智利人，B的父亲说。你们有红鲷鱼吗？老跳水员说。有，他弟弟说。给我们来一道格雷罗地方风味的红鲷鱼，老跳水员说。给所有人都上啤酒吧，B的父亲说，包括给你自己。
谢谢，那人低声说，同时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笔记本仔仔细细地记下他们点的菜——可B觉得这点东西连小孩子都能记住。
老跳水员的弟弟送来了啤酒，还送来一盘咸饼干和份量不大的三盘牡蛎。老跳水员边给牡蛎抹辣酱边说：很新鲜的。真有意思，是不是？老人边说边指着装满鲜红辣酱的瓶子：这辣酱和你们国家的名字一模一样。可不是吗，B的父亲说。我们智利人一直觉得很奇怪，他补充道。B用难以察觉的怀疑眼神看着父亲。在红鲷鱼上来之前，两人一直在聊拳击和跳水。
后来，B和父亲离开了。几个小时飞逝而过；他们回到野马车里时已经晚上七点了。老跳水员也跟他们上了车。有一阵子B觉得他们永远也甩不掉这人了，但车开到阿卡普尔科市中心时，老跳水员在一个台球厅下了车。他离开之后，B的父亲称赞了餐厅的服务和红鲷鱼的价钱。要是在这儿吃——他指着海边的那些酒店说——肯定贵得要命。回到旅馆之后，B换上泳衣，来到沙滩上。他游了一会儿泳，之后借着傍晚昏暗的光线尝试读书。他还是读那些超现实主义诗人；什么都读不懂。一个平和、孤独的人，站在死亡边缘。许多景象、许多伤口；别的什么都看不到。而那些景象也像落日一样逐渐消失，只留下伤口。一个无名诗人在等待去新大陆的签证时消失了。一个无名诗人，绝望地被困在法国地中海岸的一座小城时，无影无踪地消失了。没有调查。没有尸体。B读到多马尔的作品时，夜幕已经降临到沙滩上了；
他合上书，慢慢走回旅馆。
吃过晚饭，他父亲提议出去找点乐子。B拒绝了。他和父亲说你一个人去吧，说他不在状态，不想找什么乐子，还是用房间的电视看部电影好。我简直不敢相信，他父亲说。你才这个年纪，就像个老头一样！B看着洗完澡正在换新衣服的父亲，笑了笑。
父亲走之前，B和他说注意安全。他父亲站在走廊里看着他，说他只是去喝几杯而已。你自己也注意安全，他说，之后轻轻关上了门。
屋里只剩下自己了，B脱了鞋，伸手够到香烟，打开电视，躺在床上。他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他梦见自己住在（或者来到了）泰坦的城市。梦里他无穷无尽地游荡在一条条宽阔黑暗的街道上，那些街道又让他回忆起其他梦境。此外，他在梦里有一种现实生活中所没有的态度。面对着一座座建筑庞大的阴影（那些阴影仿佛在互相撞击），他无所畏惧——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不以为意。
过了一会儿，就在电视剧结束的时候，B突然惊醒了，仿佛什么东西在召唤他一样。他关掉电视，走到窗前。那个美国女人就坐在露台上，还是在前一天晚上那个若隐若现的角落里，面前放着一杯鸡尾酒，或者是果汁。B冷冷地看着她，之后坐回床上，打开那本超现实主义诗人的书。可是读不下去。于是他试着思考；为此，他重新躺下，伸直胳膊，闭上眼睛。有一阵子，他感觉自己就要睡着了。他甚至瞥见了梦中的城市一条倾斜的街道。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自己只是在回忆梦境；他睁开眼睛，呆呆地望着房间的天花板。之后他关上床头灯，回到窗前。美国女人还在那里，一动不动。那些花瓶的影子延伸出去，触碰到旁边桌子的影子。露台很昏暗，而前台却灯火通明，倒影映在泳池上。忽然，一辆车在旅馆门前几米处停下了。B心想，肯定是父亲的野马车。可是过了很久，没有任何人出现在旅馆门口；
B觉得自己搞错了。就在这时，他认出了正在走上台阶的父亲的身影。先是头，然后是宽阔的肩膀，之后是身子，最后是鞋，一双白色的莫卡辛软皮鞋——B一向很厌恶这双鞋，可此刻却从中感受到一种类似温情的东西。他想，父亲走进旅馆的样子简直像是在跳舞。他父亲就像是刚守完灵回来，下意识地为自己还活着而感到开心。但最奇怪的是，在前台停留片刻之后，他父亲转身走向了露台；他走下楼梯，绕过泳池，在离美国女人不远的一张桌子坐下。前台的男人终于送来一杯饮料时，他父亲付了钱，不等那人彻底消失，就拿起杯子走到美国女人桌旁。他在那里站了一会儿，边比比划划边喝酒，直到女人做了个手势，让他在她身边坐下。
对他来说，她太老了，B心想。之后他回到床上躺下，发现此前积攒的所有睡意都烟消云散了。但是他不想打开灯（虽然他想看书）；他不想让父亲觉得自己在偷偷监视他，哪怕只是一瞬间。B想了很久各种事情。关于女人、关于旅游。最终，他睡着了。
夜里他惊醒了两次，每次都发现父亲的床是空的。第三次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他看到父亲正背对着他熟睡。B打开灯，在床上呆了一会儿，抽烟、看书。
上午，B去沙滩又租了一个冲浪板。这次，他没费什么力气就到达了小岛。他喝了杯芒果汁，在空无一人的海里游了一会儿泳。之后他回到旅馆的沙滩，把冲浪板还给男孩——男孩冲他笑了笑——然后绕了条远路回到旅馆。父亲在餐厅里喝着咖啡。B在他旁边坐下。他父亲刚刮过胡子，脸上有种廉价古龙水的香味，B挺喜欢。他右侧的脸颊上划了一道口子，从耳朵一直到下巴。B犹豫了一下要不要问问他昨晚发生了什么，最终没有问。
这一天余下的时间过得迷迷糊糊。中间有一阵，B和父亲在机场附近的沙滩上散步。沙滩很大，四周有很多编条棚顶搭的小屋，是渔民用来放渔具的。海面上波涛滚滚；有一阵子，B和父亲就在那里看着海浪拍打侯爵湾的海岸。旁边的一个渔夫告诉他们，这天气不适合游泳。你说得对，B说。但他父亲还是下了水。B坐在沙滩上，支起膝盖，看父亲迎着海浪趟水。那渔夫用一只手遮住眼睛，说了些B没听懂的话。有一阵子，他父亲的头和划水的手臂从他视野里消失了。两个男孩来到渔夫身边。他们都站着望向大海；只有B仍然坐着。一架客机格外安静地飞过天空。B不再看海，而是抬头看着飞机，直到它消失在一个青翠的山坡后面。他回忆起一年前在阿卡普尔科机场醒来的场景。他独自一人从智利回来，飞机在阿卡普尔科中途停留。他记得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一束橙光，带着粉色和蓝色的光晕，像一部褪色的老电影。
他于是知道自己已经身在墨西哥；某种意义上，他终于脱险了。那是1974年，B还没满二十一岁。现在他已经二十二岁了，他父亲应该是四十九岁。B闭上眼睛。风很大，盖住了渔民和两个男孩警觉的叫喊。沙子是凉的。睁开眼的时候，他看到父亲正从海里出来。他闭上眼睛，没有再睁开，直到感觉到一只湿漉漉的大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同时听到他父亲的声音提议去吃海龟蛋。
有些事可以讲，有些事没法讲，B沮丧地想。从这一刻开始，他知道灾难临近了。
可是，接下来的四十八个小时却笼罩在一种平和的氛围中——B的父亲称之为“度假的概念”（B不知道父亲这么说是在嘲笑他还是认真的）。他们每天都去沙滩玩，去旅馆餐厅或者洛佩斯·马特奥斯大街的一家便宜餐厅吃饭。有一天下午，他们租了一条小塑料船，沿着旅馆附近的海岸划船；沿途有许多兜售廉价首饰的小贩，坐着筏板或者浅底小船从一个沙滩到另一个沙滩，就像走钢丝的演员或者死去水手的亡魂。回程的路上，B和父亲还出了场事故。
B的父亲把船划得离岩石太近，船翻了。这件事本身倒无关紧要。他们两人水性都很好，而且那小船本来就很容易翻；只要把它再翻过来、重新坐进去就行，再简单不过了。B和父亲就是这么做的。从始至终，没有任何危险，B心想。但当他们都重新坐回船里之后，B的父亲发现他的钱包不见了，就告诉了儿子。他拍着胸口说“我的钱包”，之后毫不犹豫地一头扎进了水里。B忍不住笑了；可是随后，当他趴在船上望向水面时，却看不到父亲的任何踪影。一瞬间，他想象父亲在一个深深的海沟里下潜——或者更糟：在睁着眼睛像石头一样下沉——而海沟上方的水面上，一条摇摇晃晃的小船里，他儿子的笑容逐渐转为了惊慌。B坐起来，看了看船的另一侧，同样没有父亲的踪影，于是自己跳进了水里。随后发生的事是这样的：B睁着眼睛下潜的同时，他父亲在向上浮（他们几乎碰到了一起），右手拿着钱包。
他们相遇了，互相看着对方，却改变不了自己的运动轨迹——至少一下子做不到——于是B的父亲继续无声无息地上浮，而B继续无声无息地下沉。
对鲨鱼来说——实际上，对绝大部分鱼类来说（除了飞鱼）——海面就是地狱。对B（和大部分二十二岁的年轻人）来说，地狱有时候是在海底。他一边沿着父亲留下的轨迹下沉，一边想：此刻比任何时候都更有理由笑。海底不像他想象的那样，没有任何沙子，只有一堆一堆的石头，就好像海岸的这一部分是一段沉没了的山脉，而他正身处山顶，刚刚开始下沉。重新开始上升的时候，他抬头看向小船。那船一会儿像是在悬浮，一会儿又像是要沉没；他父亲坐在正中间，正试着点燃一根受潮的香烟。
至此，暂时的平静结束了。这四十八小时的宽限期里，B和父亲去过阿卡普尔科的各种酒吧，躺在沙滩上睡过觉，吃过饭，甚至还笑过；而随后，一个冰冷的时期开始了，一个看上去并无异样、实际却由一些寒冰的神祇统治着的时期（尽管这些神祇对阿卡普尔科的炎热丝毫不加干涉）。在他更小的时候，B或许会说这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是“无聊”的，可是如今他绝对不会这么说了——他会称之为一场灾难，一场特殊的灾难；这灾难的首要后果就是让B和父亲之间变得疏远，一种他们为了生存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一切都是从老跳水员的重新出现开始的。B立刻就看出他来找的是父亲，而非父子二人组成的家庭。B的父亲邀请老跳水员去旅馆露台上喝一杯。老跳水员说他知道一个更好的地方。B的父亲看着他笑了笑，说，好。他们走到街上的时候，夜幕已经开始降临了；一瞬间，B感到一种莫名的刺痛，心想还不如留在旅馆里，让父亲自己去找乐子好了。可是为时已晚。野马车开在立宪大街上；B的父亲从兜里掏出服务生几天前给他的那张卡片。那家窑子叫圣迭戈，他说。老跳水员觉得那地方太贵了。我有钱，B的父亲说。我从1968年就住在墨西哥，这是我第一次出来度假。坐在父亲旁边的B试着从后视镜里看老跳水员的脸，可是看不到。于是他们先去了圣迭戈，喝酒、跟女孩们跳了会儿舞；每跳一次舞，都得给女孩一张事先在吧台买好的票。B的父亲一开始只买了三张。这种搞法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他和老跳水员说。
但之后他兴致上来了，买了一整沓票。B也跳舞。他的第一个舞伴是个苗条的女孩，长相有点像印第安人。第二个是个乳房很大的女人；出于一些B永远无法明白的原因，她看上去很不安，或者很生气。第三个又胖又快活，跳了一会儿舞之后在B耳边低声说她吸毒了。吸的什么？B问。迷幻蘑菇，女人说。B笑了。与此同时，B的父亲在和那个长得像印第安人的女孩跳舞；B的目光时不时朝他瞥去。说实话，所有女孩看起来都像印第安人。跟他父亲跳舞的那个女孩笑起来很好看。他们在聊天（实际上他们从来就没停止过聊天），尽管B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之后他父亲消失了，B跟着老跳水员去了吧台。他们也开始聊天。聊过去的日子。聊勇气。聊溅起浪花的悬崖。聊女人。都是些B完全不感兴趣（至少此刻不感兴趣）的主题。但他们还是在聊。
半个小时之后，他父亲回到了吧台。他的金发是湿的，刚刚梳过（B的父亲总是把头发向后梳），满脸通红。他笑了笑，什么也没说；B看着他，什么也没说。该吃饭了，B的父亲说。B和老跳水员跟着他回到了野马车上。他们去了一个餐厅吃各种海鲜；那餐厅是长方形的，像个棺材一样。B的父亲边吃边看着B，仿佛在寻找一个答案。B也看着父亲。他用心灵感应告诉父亲：没有什么答案，因为问题根本不成立。问题是愚蠢的。后来，还没弄清楚发生了什么，B就跟着父亲和老跳水员（一路上一直在谈论拳击）来到了阿卡普尔科郊区的一个地方。那是一座砖木建筑，没有窗户，里面有个投币点唱机，放着鲁恰·比利亚和洛拉·贝尔特兰的歌。B突然感觉想吐。他离开父亲和老跳水员，想去找厕所，或者后院，或者临街的门；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喝得太多了。同时他还意识到，一些表面上很友善的手在阻止他往外面的街上走。
他们怕我逃跑，B心想。之后他在一个露天的院子里呕吐了几次；院子里堆着很多装啤酒的木箱，旁边拴着一条狗。舒服些了之后，他抬头望着星星。没过多久，一个女人出现在他身边。她的影子比夜晚还黑。如果不是她穿着一条白裙子，B根本分辨不出她来。想让我给你口吗？她问。她的声音年轻而沙哑。B茫然地看着她。那妓女在他面前跪下，解开了他裤子的拉链。B明白了，让她去做。那事情做完了的时候，B感觉很冷。妓女站起来；B抱了抱她。他们一起凝视着夜空。当B说他要回父亲的桌子的时候，女人没有跟着他。来嘛，B边说边拽着她的手，但她还是拒绝。这时B意识到自己连她的脸都没看清。这样倒也好。我抱了她，他想，可我连她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回屋里之前，他转过头，看到妓女走到那条狗身边拍了拍它。
屋里，他父亲、老跳水员和另外两个人坐在一张桌子旁边。B走到他身后，在他耳边低声说：咱们走吧。他父亲在打牌。我马上要赢了，他说，我现在不能走。他们会把我们所有的钱都骗光的，B心想。之后他看向那个女人；她一会儿看看B，一会儿看看他父亲，眼里满是同情。他们知道我们最后会是什么下场，B心想。你喝多了？父亲边伸手拿纸牌边问。没有，B说，现在好了。你嗑药了？父亲问。没有，B说。他父亲笑了，点了杯龙舌兰；B起身走到吧台，用一种狂躁不安的眼神看着这犯罪的现场。此刻，B明白自己再也不会和父亲一起旅游了。他紧紧闭上双眼又睁开。妓女们好奇地看着他；其中一个递给B一杯饮料，B挥挥手拒绝了。闭上眼的时候，他不断看见双手持枪的父亲从一扇门走进来——从一个根本不可能有门的地方。可他父亲就从那里急匆匆地进来了，头发凌乱，灰色的眼睛闪着光。
我们再也不会一起旅游了，B心想。就是这么简单。点唱机里传来鲁恰·比利亚的歌声；B想起居伊·罗塞，一个在法国南部失踪了的无名诗人。他父亲在打牌、大笑、讲故事、听故事，一个比一个下流的故事。B回想起自己1974年从智利回来后去父亲家里看他。父亲把脚摔坏了，正躺在床上读体育报纸。他问B，你怎么样？B给他讲了自己的种种冒险。一言以蔽之，就是拉丁美洲的那些荣冠战争。我差点就死了，B说。他父亲看着他，笑了。多少次？他问。至少有两次，B说。此刻B的父亲正发出雷鸣般的大笑；B在努力尝试清晰地思考。居伊·罗塞自杀了，他想，或者被杀害了。他的尸体躺在海底。
来杯龙舌兰，B说。一个女人给他倒了半杯。别又喝醉了，年轻人，她说。没事，我现在很好，B说，清醒得很。没过多久，又有两个女人来到他身边。你们想喝点什么？B问。其中年轻一些的那个黑发姑娘说：你父亲人真好。她可能就是给我口交的那个吧，B心想。他回忆起（或者试着回忆起）一些看上去毫无关联的场景。他第一次在父亲面前抽烟，十四岁，一支总督牌香烟；一个寒冷的清晨，他们在父亲的卡车里等一辆货运火车；枪支、刀具；家庭故事。妓女们在喝龙舌兰兑可乐。我在外面吐了多久？B心想。你之前看上去一惊一乍的，其中一个妓女说。你想来点吗？来点什么？B问。他在发抖，浑身冷得像冰。大麻，那个女人说。她三十岁左右，头发和另一个女人一样长，只是染成了金色。阿卡普尔科黄金？B边问边喝了一大口龙舌兰，同时两个女人又靠近了他一点，开始抚摸他的后背和大腿。
嗯，可以让你镇静下来，金发女人说。B点点头；等他再反应过来的时候，一团烟雾已经在他和父亲之间升起来了。你很爱你的父亲啊，其中一个女人说。也没有那么爱，B说。怎么不爱呢？黑发女人问。吧台的女服务员笑了。透过烟雾，B看到父亲转过头看了他片刻。他那眼神严肃得可怕，B心想。你喜欢阿卡普尔科吗？金发女人问。这时，他才意识到吧台几乎已经空了。其中一张桌子坐着两个沉默的男人，正在喝酒；另一张桌子坐着他父亲、老跳水员和两个陌生人，正在打牌。其余所有桌子都是空的。
后院的门开了，进来一个穿白裙子的女人。她就是给我口交的那个，B心想。她看上去二十五岁左右，但也可能年轻得多——可能只有十六七岁。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她也是一头长发，穿着非常高的高跟鞋。她经过吧台（往厕所走）的时候，B仔细地观察着她的鞋子：一双白鞋，两侧沾满了泥。他父亲也抬起头打量了她片刻。B看着那妓女打开厕所的门，之后看向父亲。他闭上眼睛；再睁开的时候，妓女已经不见了，父亲也重新聚精会神地打起了牌。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让你父亲离开这地方，一个女人在他耳边低声说。B又点了杯龙舌兰。我做不到，他说。女人把手伸进他宽松的带夏威夷图案的衬衫里面。她在检查我有没有带枪，B心想。那女人的手指沿着他的胸口一点点向上爬，停在他左侧的乳头上。她捏了捏。喂，B说。你不相信我吗？女人说。到底要发生什么？B问。坏事，女人说。
有多坏？B问。我不知道，但如果我是你的话我肯定会走。B笑了，头一次望向她的眼睛：跟我们走吧，他边喝下一大口龙舌兰边对她说。做梦，女人说。这时B回想起一个场景：他动身去智利之前，父亲曾经对他说，“你是个艺术家，我是个工人。”他想：这话到底什么意思？厕所的门开了，那个穿着白裙子的妓女走出来，两只鞋一尘不染。她走向那张大家正在打牌的桌子，站在其中一个陌生人身边。为什么？B问。我们为什么应当走？女人用余光看着他，没有回答。有些事可以讲，B想，有些事是没法讲的。他闭上眼睛。
仿佛是在梦中一样，他又回到了酒吧的后院。那金发女人牵着他的手。我已经做过这件事了，B心想，我喝多了，永远也没法离开这里了。一些先前的动作又被重复：女人坐在一把摇摇晃晃的椅子上，解开他裤子的拉链；黑夜像一种致命的毒气漂浮在空啤酒箱的上空。可是有些东西不见了，比如那条狗；还有东边夜空中的月亮，此刻已变成了几缕日出前的晨光。当他们做完那事的时候，那条狗又出现了，可能是被B的呻吟声吸引过来的吧。它不咬人，女人说；只见那狗站在几米以外，龇着牙。女人站起来，整理了两下自己的裙子。那狗毛发倒竖，嘴角淌着透明的口水。老实点，刺头，老实点，刺头，女人不断重复道。它要咬我们了，B边向门口退去边想。接下来发生的事非常混乱：他父亲打牌的桌子那里，所有人都站了起来。其中一个陌生人声嘶力竭地大叫着。B很快听明白他是在骂父亲。
为了做些预防措施，他到吧台要了瓶啤酒，大口大口地灌了下去，差点呛死自己；之后他走向那张桌子。父亲看上去很平静，B心想。他面前摆着数目可观的一堆钞票；他一张一张地拿起来，放进自己的口袋。你想拿走这些钱？想得美，那个陌生人大叫。B看了看老跳水员，想从他的表情看出来他站在哪一边。估计是陌生人那一边吧，B心想。啤酒沿着他的脖子流下来；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浑身滚烫。
B的父亲数完了钱，看着他面前的三个男人和那个白衣女子。好了，先生们，他说，我们走了。过来，儿子，他说。B把剩下的啤酒倒在地上，攥住瓶子。你干什么呢，儿子？B的父亲说。B听出他的声音里带着责备。咱们踏踏实实地走吧，B的父亲说，之后转过头问那女人他们该付多少钱。吧台的女人拿出一张纸看了眼，说了个相当大的数字。站在桌子和吧台之间的金发女人说了另一个数字。B的父亲把两个数字加在一起，拿出钱递给金发女人：这是给你们的，还有酒水的钱。之后他又掏出几张钞票：这是小费。我们该走了，B心想。那两个陌生人拦住了他们。B不想看她，可目光还是向她望去：那个白衣女子坐在一把空出来的椅子上，用指尖轻轻划着桌上散乱的纸牌。别挡我路，他父亲低声说。B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父亲是在跟他说话。老跳水员把双手插进兜里。那个之前大喊大叫的陌生人又开始辱骂B的父亲，要他回牌桌接着玩。
游戏结束了，B的父亲说。有一阵子，看着那个白衣女子（他头一次意识到她非常美），B想起居伊·罗塞——在响彻血红天空的纳粹颂歌中，像只温顺的绵羊一样，从地球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感到自己就是居伊·罗塞，一个被埋葬在阿卡普尔科的某处荒地、永远消失了的居伊·罗塞。可是这时，他听见父亲在斥责老跳水员，才意识到自己和居伊·罗塞的区别：自己可不是独自一人。
之后他父亲微微弓着背向出口走去；B站到一侧，给他让出足够的空间。明天我们就走了，明天我们就回墨西哥城了，B开心地想。这时他们动手打起来了。

后记
（一）
记得第一次读到《地球上最后的夜晚》是在去年五月，先是在火车上读了赵德明的中文译本，之后又读了Chris Andrews翻译的英文版本。我当即就被深深震撼，觉得这是我读过的短篇小说里自己最喜欢的之一。可能这跟我的审美有比较大的关系：我一向不太注重小说的情节和里面人物的具体情感——或者说，这些东西虽然也能触动我，却不足以让一篇小说在我心目中占据最高的地位；真正让我难以忘怀的总是那些成功地塑造出了某种“气氛”的小说。这种气氛是一种相对静态的审美体验，相比于小说而言，其实可能更接近诗歌所带来的阅读体验，一种由画面、情绪、心理感受等等共同构建出来的东西。
《地球上最后的夜晚》就是这样一篇小说；它塑造的气氛是一种创伤和一种恐惧。波拉尼奥对这二者有着极其精准的理解，而他运用文学技法塑造这种氛围的能力也堪称娴熟，带着读者一点一点沉入一个梦魇般的世界当中。刚开篇的时候，一切看上去都和我们日常生活的世界没什么两样；可是越往后，读者越会感到在B的内心深处存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或者不如说，在B的内心存在着一种深深的、语言无法表达的创伤和恐惧，其力量能够以各种方式扭曲B对现实世界的感知，让B看到、听到、感觉到许多并不存在的东西。或许这么讲会让没读过的人觉得这是篇恐怖小说；然而恰恰相反，小说里的所有情绪和感官体验都是基于非常现实的经历的。它们的根源都是1974年智利军事抵抗运动（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小说中没有明确提及的经历）给B造成的心理创伤；这种创伤埋藏在文字的最深处，从来没有被直接陈述过（很可能根本没法用语言陈述出来），却是整篇小说赖以存在的基础。
波拉尼奥在小说中把B的内心世界（或许可以称作梦魇世界）和现实世界融合得非常完美：随着情节的推进，现实世界越来越多的角落开始产生细微的裂缝和错位，让另一个世界像影子般从里面渗出来；这个过程进行得如此缓慢而流畅，以至于读者完全感觉不到两个世界的对立和区别，而只感觉到它们渐渐不分彼此地融合到一起。
我举一个例子。第一次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我最深的印象之一就是：不管B和父亲去到哪里，他们停留过的每一个场景好像都空得可怕，除了他们两个（以及小说里明确提及的屈指可数的几个人物，比如老跳水员、露台上的女人）之外好像根本没有任何人存在。从现实角度来讲，这是完全不可能的：阿卡普尔科是一个海滨度假城市，夏天从早到晚都会有熙熙攘攘的游客；B和父亲去过的那些沙滩、餐厅、酒吧、夜总会个个都该是喧哗热闹的场所。可是小说带给读者的印象完全不是这样的：比如，写到那个父子二人和老跳水员去吃红鲷鱼的餐厅时，波拉尼奥是这么写的：
室内很昏暗，桌椅只占了四分之一。其余的部分看起来像个舞池，还有一个粗木栏杆围起来的乐队舞台。一开始B什么也看不清，但等眼睛慢慢适应了黑暗之后，他看到一个男人走向老跳水员。
所有这些描写都没有任何从本质上违反现实（或者说超现实）的成分：一个餐厅确实有可能是很昏暗的，也确实可能只有很少的桌椅；搭了个舞台，却没有任何乐队表演，这也确实是可能的...但这些细节组合到一起，再配上B的心理活动（为什么一个人来这里吃饭得先“让眼睛适应黑暗”？为什么适应了黑暗之后他看到的并不是一个餐厅该有的任何东西——顾客、服务员、喧哗的场景...却唯独是“一个男人”走过来，就好像这个男人是从黑暗里走出来的一样？），会不可避免地带给人一种显著的不安。这种手法在小说里处处可见；尤其是，波拉尼奥格外喜欢用光影、明暗的对比来突出这种气氛。这些阴影仿佛是B的内心世界在现实中的投射：
拉玛达，B重复道，眼睛始终看着露台角落里那个女人一动不动的身影，和她面前仿佛没动过的饮料。她坐在两个巨大的花瓶中间，花瓶的影子伸长到旁边的其他桌子上，逐渐变细。最好离拉玛达远一点，服务生说。为什么？B问，单纯只是为了说点什么，因为他并不想去两家夜总会中的任何一个。不可靠，服务生说。他洁白的兔牙闪耀在笼罩露台的昏暗之中，仿佛前台什么人突然把一半的灯关掉了一样。
读这些段落的时候，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两个画家的作品：一个是意大利人Giorgio de Chirico（中文一般译作契里柯，或基里科），一个是美国人Edward Hopper（爱德华·霍普）。我甚至常常会怀疑，波拉尼奥是不是边看着契里柯的画边写的《地球上最后的夜晚》里的某些段落？契里柯的许多画作都游荡在现实和超现实的交界处，里面最常出现的一些视觉元素包括：程度极其夸张的透视、巨大（而且非常冰冷）的建筑、巨大的空地、渺小的人的黑色剪影、笔直且锋利的明暗分割线、大片的阴影...而霍普的画则擅长表现城市中人们孤独冰冷的内心世界，以及人与人之间不可逾越的隔阂；和契里柯一样，霍普也很喜欢在画里使用光影、明暗的对比。

Giorgio de Chirico, "The Enigma of a Day"

Giorgio de Chirico, "Mystery and Melancholy of a Street"

Edward Hopper, "Nighthawks"
这些画作简直像极了B的梦境，每个角落都弥漫着一种深深的不安和恐惧：
屋里只剩下自己了，B脱了鞋，伸手够到香烟，打开电视，躺在床上。他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他梦见自己住在（或者来到了）泰坦的城市。梦里他无穷无尽地游荡在一条条宽阔黑暗的街道上，...面对着一座座建筑庞大的阴影（那些阴影仿佛在互相撞击）...
这种情绪不仅仅是一种创伤所造成的后遗症，还是一种对于“消失”的巨大恐惧。小说中的B是一个“天性忧郁”的诗人，很喜欢法国超现实主义；在这一点上，他无疑很像波拉尼奥本人（波拉尼奥受卡夫卡影响很深；就像卡夫卡很多小说里的主人公常常叫K——卡夫卡的姓的首字母——一样，波拉尼奥也用自己的姓的首字母给小说主人公命名，从而B这个角色或多或少地总是会带有一些自传性质）。并且，和波拉尼奥一样，B也被“无名诗人”（以居伊·罗塞为代表）这个概念深深困扰着：对B而言，这个词里实在包含着太多的恐惧和绝望。它不仅仅是宣告B作为一个诗人的事业的失败，更是宣告他作为一个人，一切尝试自我表达或者和外部世界交流沟通的努力都已经失败。在B的认知中，“无名诗人”这个词甚至和死亡是密不可分的：更确切地说，它所蕴含的就是居伊·罗塞式的失踪和死亡——“像只温顺的绵羊一样，从地球上消失得无影无踪”，被所有人彻底遗忘。
这种恐惧和之前提到的创伤结合在一起，就导致B和身边的整个世界之间几乎无法达成任何的有效交流，仿佛他完全就是一个影子，失去了一切对外部世界施加作用和影响的能力；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看着外部世界一点一点彻底失去控制，陷入他所说的“可怕的灾难”当中。
（二）
我想写写自己对翻译这件事的一点体会。《地球上最后的夜晚》译成中文长度大约一万五千字，并不是一篇很长的小说；然而我从去年十月开始着手翻译，却一直到今天才彻底完成。我并不懂西班牙语，没有办法直接从原文翻译，所以采取了一个不得已的变通办法：每译一段，我都把对应的西语原文放到Google Translate里面译成英语，将结果和Chris Andrews的英语译文逐行比对，如果有差异比较大的地方，就再更细致地研究局部每个西语词汇的含义，从而去判断中文译文到底该怎么取舍。就这样，一开始我以比较快的速度译了小说的前三分之一，可给别人看的时候，得到的反馈却很不理想：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的语言实在太过西化。
其实我之所以会产生动手翻译这篇小说的念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对赵德明的译本实在不够满意。头一次阅读的时候，我就已经感觉很多句子结构比较凌乱，语气上也多有不妥当之处；而读了Chris Andrews的英译本之后，更是感觉赵的译本有很多细节上明显的疏漏或错误，乃至对整篇小说的文学表现力都造成了损害。英译本给我的直观感觉就是流畅、一致，从头到尾充满一种张力；我出于对这篇小说的喜爱，真的很希望能够在中文里复现出这种充满张力和表现力的阅读体验。如果照中国传统上对译文的评判标准“信、达、雅”来讲的话，我当时对“信”实在是有一种执着，觉得这永远都是三者里排在首位的；在我看来，一个译者最应当极力避免的事就是自己的译文有错漏或者偏离原意，而对通顺度（达）、文学性（雅）的追求相比之下都在其次了。
出于这个原因，我最初开始翻译这篇小说的时候，一直在追求让译文的句式和标点符号位置都尽量和原文一致（比如原文里如果是一个大长句，那在译文里也能不断句就不断句），并且大部分时候能直译就不意译。当时我觉得如果要保留原文流畅的节奏感，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译文里的句子长短和句式也大致遵循同样的节奏。可是我并没有意识到，中文这门语言的性质实在是和西语或英语有着太大的差异，而且我因为在美国读了很多年书，平时也很少读中文文学，对中文自身表达习惯的感知力（简而言之就是语感）已经有明显的欠缺；这就导致我的译文很多时候非常生硬和拗口。赵德明的译本尽管有种种不足，可是在这一点上却不可否认做得非常好：他大部分的表达都非常符合中文表达习惯，而且（至少在局部）读起来还是很流畅的。
因此，翻译到三分之一，我就把这个工程搁置了，觉得语感的问题很难靠其他方面的努力来填补。但是到了今年一月，我却又对自己的语感恢复了一点信心，觉得就算自己在这方面很难做到完美，但至少能提供一个细节相对完整且忠实于原文的译本。于是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大刀阔斧地修改自己原先译过的部分，把很多句子的表达方式都完全更改了；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慢慢意识到英译中（或者西译中）这件事所应当遵从的一些原则——比如，中文的文学表达中，每个分句的长度和语法复杂度应当是存在一个大致的上限的；虽然这个上限很模糊，但它在语感里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译文中的任何一个分句如果长度和复杂度超过这个界限，就会不可避免地显得非常西化或者拗口。再比如，很多英文中的抽象名词，译成中文的时候灵活处理会好很多，比如用一个动词性的结构来替代，或者用一个意思相近的成语，而不是直接照搬原先的抽象名词。
修改完原先的部分，我对自己的译文也多少增加了一些信心。实际上，在比对的过程中，不难看出赵德明的译本所存在的一些明显问题；我在这里随便举几个例子：
（1）西语原文：Al cabo de un rato, justo cuando la teleserie se ha acabado, B se despierta de golpe, como impelido por una llamada, se levanta, apaga la tele y se asoma a la ventana.
英译本：A while later, B wakes up with a jolt, and, as if responding to a summons, turns off the TV and goes to the window.
赵德明译本：片刻后，就在电视剧结束时，B突然醒了，仿佛被火焰烤醒的。他起床，关掉电视机，去窗户那里看看。
我的译本：过了一会儿，就在电视剧结束的时候，B突然惊醒了，仿佛什么东西在召唤他一样。他关掉电视，走到窗前。
赵译本在这里是一个典型的错译，而且是一个对小说的表现力构成一定影响的错译。问题出在加粗的那个分句：西语的“como impelido por una llamada”直译过来就是“as if impelled by a call”（Chris Andrews在这里用的是summons，很漂亮）；中文翻译过来显然应当是类似“召唤”的意思，而跟火焰没什么关系。这个“召唤”后面紧跟着的就是陌生女人的再度出现，塑造出的是一种强烈的不安感和超现实的气氛，而“火焰”就完全没有这种色彩了。
（2）西语原文：B le da un ataque de risa, pero luego, tirado en el bote, observa el agua y no ve seal alguna de su padre y durante un instante se lo imagina buceando o, aún peor, cayendo a plomo, pero con los ojos abiertos, por una fosa profunda, fosa en cuya superficie se balancea su bote y él mismo, a mitad de camino ya de la risa y de la alarma.
英译本：B can’t help laughing, but then, stretched out in the boat, he looks over the side, sees no sign of his father, and for a moment imagines him diving, or, worse, sinking like a stone, open-eyed, into a deep trench, above which, on the surface, in a rocking boat, his son has stopped laughing and begun to worry.
赵德明译本：B不由得哈哈一笑，但随即趴在船上，望着水面，没看见父亲任何动静，刹那间想像着父亲潜水，或者是更糟地直落海底，但眼睛是睁开的，闯过一处深海洼地；水面上则是小船摇晃的位置，B已经从笑到惊慌了。
我的译本：B忍不住笑了；可是随后，当他趴在船上望向水面时，却看不到父亲的任何踪影。一瞬间，他想象父亲在一个深深的海沟里下潜——或者更糟：在睁着眼睛像石头一样下沉——而海沟上方的水面上，一条摇摇晃晃的小船里，他儿子的笑容逐渐转为了惊慌。
这一段赵德明译本的问题就比较多了。首先是一些细节上的错译：写父亲的下沉时，把“像石头一样”这个细节直接略掉了；父亲沉入的是个“海沟”，（trench/ditch），而不是“深海洼地”；此外“水面上则是小船摇晃的位置”这个句子含义也很模糊，原文的意思是小船位于海沟上方的水面上。但更主要的是，赵德明在这个长长的句子中间没有断句，也没有加入任何分号、破折号之类能起到些代替作用的标点，而是像原文一样一口气用逗号连到了头。英文当中因为存在大量的对插入语和从句的使用，所以这样做是不会显得太不合理的；可中文里这样做就会让句子显得相当松散乃至破碎了。我在翻译的时候除了加入很多标点符号外，还将很多分句的前后顺序都做了调整（比如将“into a deep trench”向前挪动了很多），这样才让这一段的表达（至少在我看来）自然了一些。
（3）西语原文：Y luego se acaba el paréntesis, se acaban las cuarentaiocho horas de gracia en las cuales B y su padre han recorrido algunos bares de Acapulco, han dormido tirados en la playa, han comido e incluso se han reído, y comienza un período gélido, un período aparentemente normal pero dominado por unos dioses helados (dioses que, por otra parte, no interfieren en nada con el calor reinante en Acapulco)...
英译本：Then the lull comes to an end, the days of grace in the course of which B and his father have visited various bars in Acapulco, lain on the beach, and slept, eaten, and even laughed, and an icy phase begins, a phase that appears to be normal but is ruled by deities of ice (who do not, however, offer any relief from the heat that reigns in Acapulco)...
赵德明译本：随后，这令人愉悦的四十八小时结束了。其间，他们到了几家酒吧，睡过海滩，吃了，喝了，甚至乐了；接着一个冷冰冰的时期、一个正常时期开始了，但这个时期是由几位冷冰冰的神统治的（而这些神却丝毫不干涉阿卡普尔科的炎热）...
我的译本：至此，暂时的平静结束了。这四十八小时的宽限期里，B和父亲去过阿卡普尔科的各种酒吧，躺在沙滩上睡过觉，吃过饭，甚至还笑过；而随后，一个冰冷的时期开始了，一个看上去并无异样、实际却由一些寒冰的神祇统治着的时期（尽管这些神祇对阿卡普尔科的炎热丝毫不加干涉）...
这里其实我对自己译的“宽限期”（对应英文的grace）这个词也不是很满意，但无论如何赵德明的译本里把这个词改成了一层原文没有的意思——“令人愉悦的”。实际上，西语原文形容这四十八个小时是“el paréntesis”（the parenthesis，直译是“括号”），而英语是“the lull”（短暂的、暂时的宁静）；无论如何都没有“愉悦”的含义在里面。此外，赵译本“吃了，喝了，甚至乐了”在语气上给我的感觉是过于轻佻了，尽管的确很简洁。再之后，那个“正常的时期”只是“appears to be normal”（看上去正常）而已，赵把“看上去”省略了。最后，我个人觉得英译本把西语的“unos dioses helados”（some icy gods）译成“deities of ice”是非常高明的；
照我个人对原文意思的理解，这些神并不是“像冰一样冷”，而是“具有冰的属性”或者“代表寒冰”——实际含义可能最接近“寒冰之神”，但这样译显然太轻佻了；不管怎样，“冷冰冰的神”多少有点没把原文的张力体现出来。
限于篇幅，我就暂时只举这几个例子；最后我还想再指出赵译本的一个问题，就是对标点符号的使用太不拘小节了。无论是西语原文还是英译本，从头到尾没有出现过一次感叹号；可是赵译本里面感叹号却处处可见：“老人说：上一条格雷罗地方风味的红鲷鱼！”“B说道：你跟我们一起走吧！”“(B的父亲）又说：儿子，来！站在我身边！”或许赵老先生觉得这样做可以让对话更有人情味儿一些，然而在我看来波拉尼奥不使用任何感叹号是有自己的用意的：他要最大程度地让对话显得冷漠、疏离，这样才能营造出一种模糊而不安的情绪。强行把这些对话的标点都改成感叹号，对于小说的氛围是有不小的破坏的。
我想我对上面这几个段落的分析已经能够大致体现出我在翻译工作中的一些原则了。其实我到现在仍然还是觉得“信、达、雅”当中“信”的重要性是无可替代的，所以才会对漏译、误译那么敏感；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意识到“达”的重要性——只“信”而不“达”的文本根本不能称之为文学。具体到英译中而言，“达”就体现在有些时候译者不得不为了通顺度而牺牲一点精确性（尤其是在翻译结构非常复杂的大长句子的时候），采取一些更符合中文习惯的表达。这个平衡是非常难找的，我想我在这方面也需要再多实践、多积累。最后，我个人对“信”的理解还包含对文本的整体语气的把握；中文里有很多词含义虽然相近，可语气（正式程度、严肃程度等等）却截然不同；很多时候，一篇精彩的小说的情绪张力是高度依赖于其语气的。
不管怎样，我肯定不敢说自己的译本在质量上有多尽善尽美；这篇译文对我更像是一种实践和摸索，也是我为了重新找到一些中文语感所做的努力。因此，任何批评和指正都是非常欢迎的。
（三）
我在前面谈了很多波拉尼奥的文学手法和艺术特色；但是实际上，我喜欢这篇小说的最本质的原因还是自己对那种创伤和恐惧的情感共鸣。我太明白B对“消失”的恐惧了，也太明白文学和诗歌对他的意义了。如今我在生活里已经找不到任何一个能和我在这种情绪上产生共鸣的人了；但至少，我还有这些文学作品，它们几乎是唯一能够容纳这种情绪的地方了。我想用波拉尼奥的另外一个短篇《邀舞卡》的最后几段作为这篇后记的结尾：
“62. 如果聂鲁达生前是个吸食可卡因或者海洛因的瘾君子，假如1936年马德里被包围时，一块碎砖砸死了聂鲁达，假如聂鲁达是洛尔卡的爱人并且在洛尔卡死后自杀身亡，历史就得改写了。其实大家并不了解聂鲁达，的的确确不了解他啊！
63. 在称之为“聂鲁达作品”的地窖里，埋伏着乌戈利诺准备吞食自己的孩子。
64. 他丝毫不感到内疚啊！毫无恶意啊！仅仅就因为他饿了！就因为他不想死。
65. 他没有孩子，可是人们爱他。
66. 难道我们非得要转过身来面对聂鲁达跪下，膝盖流血，哭得撕心裂肺，就像我们对着十字架跪下时一样？
67. 将来我们的名字已经毫无意义，聂鲁达的名字依然闪光，依然盘旋在一种想像出来的文学、所谓的“智利文学”上空。
68. 于是，所有的诗人将生活在被称为监狱或者疯人院的艺术家公社里。
69. 我们想像的家园，我们共同的家园。”
我们想象的家园，我们共同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