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的决心：青年电影人创作报告Vol.1

原创 斯坦利&ginkbugo NOWNESS现在 收录于合集#NOWNESSPaper 17 个 #电影 96 个
青年电影人创作报告 Vol.1
孔大山、陈东楠、黄树立、谢萌、胡国瀚
在NOWNESS Paper新刊《你好，后浪潮》中，我们除了关注青年电影人的作品，也关注他们的境遇。他们在经历着什么，如何回溯自己的创作，又在谋求怎样的未来。
我们邀请了9位青年电影人，他们站在行业中不同的位置，因为不同的成长和教育背景因而带着不同的眼光创作出不同的作品。他们是导演久美成列、孔大山、陈东楠、胡国瀚、郭容非、导演&摄影师黄树立、剪辑师刘新竹、制片人谢萌、策展人段炼。
他们用真诚的陈述，共同书写着这份青年电影人创作报告。个体表达与许宏大叙事并非对立，在创造的激情与生活的细节里，时代的呼喊变得有迹可循。

孔大山能完成首部长片《宇宙探索编辑部》，离不开王红卫与郭帆两位良师益友。作为一名北电导演系的毕业生，他只愿将自己写的剧本拍成电影，而非成为所谓的“职业导演”。这部极具个人风格的伪纪录片，获得了平遥影展费穆荣誉最佳影片和北京国际电影节注目未来单元的最受注目影片等荣誉。

《宇宙探索编辑部》剧照
《宇宙探索编辑部》今年在北京电影节亮相，我非常高兴得到大家的认可，因为这种形式有一点进入纪录片的语境，如果处理不好，观众就不买账。好在结果是好的，大家直接进入故事和人物了，有人觉得悲情成分多，有人觉得荒诞多，有人觉得黑色幽默更多，每个观众的切入点都不一样。
伪纪录片是我研究生的第一课。第一次接触这个形式，就有意识地思考这个形式，它为什么对于研究生阶段的导演功课那么重要。它算是一个原点，后来也挺喜欢这个形式感，还拍过短片，觉得这种形式可以做更大的文章。《宇宙探索编辑部》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伪纪录片，只用了一定的形式。因为如果完全放进伪纪录片里，很多地方是矛盾的。当然，我希望形式让位于内容，而不是被框架束缚。
其实最开始的剧本有很多拍出来是违和的，也是在一遍遍修改的过程中反复推演，后来删了好多戏，主要是逻辑在语境里不成立。在这个过程中，王红卫老师和郭帆导演就像师长和师兄，在理论上和实践经验上，帮我规避掉很多问题。
除了《宇宙探索编辑部》，我总共就去过两个剧组，就是《同桌的你》和《流浪地球2》，我对真正怎么拍电影的认知完全建立在郭帆导演身上，我在《同桌的你》担任导演助理，从前期筹备、中期拍摄、后期制作全程参与。去年拍《流浪地球2》，做了B组导演，像私房菜厨子进了五星级酒店，每天都在开眼。
这些年期间，我也没有写剧本，没有遇到想拍的东西。我觉得自己不是职业导演，不是随便给我一个犯罪、悬疑的题材就能拍，我只能拍自己会拍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自己写剧本。刚毕业有一些广告工作机会，我发现拍指定的内容对我来说非常痛苦，尤其在这同时还会遇到客户榨取创意，所谓的“既要又要”。后来我90%的时间就做摄影，拍完结账走人。
《宇宙探索编辑部》的剧本我写了两年多，过程极其痛苦，是在王老师、郭导和另一位编剧王一通的催促、鞭策下赶出来的。写长片就像马拉松，需要慢慢分配体力、精力，完成一件漫长的事。中间啥事儿都没干，我脑子是单核的，一个时间只能做一件事。也不是耐得住寂寞，关键看自己的欲望是什么，我的欲望就是拍自己想要的东西。不存在什么耐住寂寞抵抗诱惑，其他的东西没有意义。
现在我还没写下一部电影的剧本，先休息一阵再说。而且现在虽然有成片，但还不是最终版，有个大特效镜头仍在修改中。还得绷着弦，脑子里想不了别的事。

毕业于纽约大学新闻与纪录片专业的陈东楠，作品有《声音的颜色》《偷》《五月的秘密》等，第一部纪录长片《旷野歌声》耗时五年拍摄，讲述西南高地上一个苗族合唱团的故事。作为关注边缘人群的独立导演，她与主流似乎保持着距离，不过她最近过得挺充实，在西北自驾，去西南看了猴子，现在正在北京开展三年一度的社交大会。

《旷野歌声》剧照
可能是遭遇了中年危机，上半年我搬去了大理，在大理，剧本写得坎坷，大部分的时候就是躺在院子的瑜伽垫上看天空。
16年我从纽约回深圳，那时候《旷野歌声》已经拍了两年。在深圳基本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当我和摄影师都没有其他能挣钱的工作时，我们就去小水井村拍《旷野歌声》。
我对纪录片的初始认知是在纽大完成的。纪录片专业在新闻学院之下，不像电影学院会划分具体的工种，我们接受的是独立做事的教育，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团队合作没什么概念。当时我也会选修一些电影学院的课程，电影学院的教授总说，你们新闻系的教授是错的，一个人永远不应该剪自己的片子。
我们专业要求学生拍自己土壤里的故事，比如我会被建议去纽约中国城里拍。当时班上的同学来自世界各地，你能看到很丰富的视角，这些经历让我意识到，我应该拍本土壤的东西。
纪录片在哪里都很小众，但是在国外，可能它的创作生态会被一些政策保护，继而影响到你的创作。国内的纪录片导演还是比较浪漫化，大家想拍什么拍什么，细分的工种，像专业的记录电影制片人是比较稀缺的。
这不是一个充满诱惑的行业，本身就没有多少从业者，从业者的忠诚度还会被不断敲打。拍纪录片需要一种赌博的心态，和电影不同，你在拍摄时不会知道你的故事是怎么样的。一个为期三年的片子，可能拍到第二年，一切突然就不成立了，拍摄者必须很有安全感，才敢面对未知下赌注。
做这件事，肯定要顽固一点，不认怂，较真。外部的世界变化很快，但是你自己要做的还是那些。我昨天在寇德卡相册里看一句话，“不要担心今天你会在哪里睡觉，到目前为止你每天晚上都睡觉了，所以你今晚也会睡觉。”大概是这样的道理。
今年参加FIRST电影节的《五月的秘密》，拍了凉山的彝族少女，它是我的一个新尝试，我们叫它docufiction，它有大的剧本框架，用纪实的手法拍摄，框架会根据实际拍摄的走向不断调整。接下来我会尝试拍一部剧情片。这几年让我比较困惑的是，观众会认为纪录片一定是道德正确的，以及觉得纪录片导演一定是善良的，可能纪录片因为小众被一部分观众珍爱，这种珍爱又反过来把它推向了一个道德高度。其实我会期待很多有争议性的纪录片出现。
从7月开始我一直在跑，有很多让我兴奋的记忆碎片。在FIRST看了很多纪录片，每一个成熟度都超出我的想象。从西宁出来我自驾去了祁连，在路上漫无目的地跑，偶尔冒出一个小镇，小店里卖着藏族服饰和祭祀用品，戴着回族头巾的女孩走过，她们画着一种明显正在流行的妆容。我路过一个叫阿柔大寺的寺庙，房子是木质的，屋檐上绑着铃铛，叮叮当当。

从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电影策展人到制片及国际发行公司“赤角”创始人，谢萌在最近几年不仅延续了华语影片的国际发行业务，将《大象席地而坐》《气球》《永安镇故事集》等片推向世界电影市场，也参与了《记忆》《燃冬》《热带雨》《人类之巅3》等国际导演新片的出品、制作。

《热带雨》剧照
最近几年，疫情影响的不止是中国电影，整个海外市场都受影响。影院关闭、新项目延期，开放后新片一股脑被拿出来，市场变得拥挤、困难。
其实“赤角”成立初期，公司定位就不只是国际发行，或者制作中国导演的影片。我们一直在一个世界电影语境下工作，关注的是全球的电影作者。这些年，合作的海外导演包括欧洲、东南亚、南美洲等地，比例慢慢占据了50%，这也将是疫情影响下，我们后面几年工作上的重心。今年赤角海外发行影片，包括入围今年洛迦诺电影节主竞赛的德国影片《窈窕马戏》、釜山新浪潮竞赛韩国与新加坡合拍片《花路阿朱妈》。
更多时候，我都不去特别界定这些作者是来自于哪个国家或地域，现在很多电影制作已经是非常全球化的方式，国别电影的概念已经有一点过时了。我在做的影片并不会拘泥于某一地缘因素。当然，我们也希望华语电影的作者、演员和文化，可以在世界电影中有更强的存在感。在实际工作中，也发现很多国际导演都对中国文化、历史、语言，包括演员有浓厚的兴趣。我们曾合作过的入围戛纳导演双周单元的比利时导演巴斯·德沃斯，新片就有一位主角设定为中国人，创作初期我们曾帮他去介绍一些中国演员。去年还帮一位葡萄牙当代电影大师，完成了他新片中国部分的远程拍摄。
目前国内青年作者的创作瓶颈，不完全都是外部环境或政治生态问题。对国内的创作者来说，一些人还没搞明白“提问”这件事，也就是表达核心到底是什么，没有一个有价值的视角和观点，作品自然会受到限制，材料也会变得趋同。一些国外留学回来的青年创作者，有时会呈现出相对多元的审美和文化表达，比如圣彼得堡国立影视大学导演系的张大磊。他的审美受到俄罗斯美学很深的影响。另外，很多国际电影节的训练营、实验室，有可能提供不同的文化养料，让青年创作者在不同的文化语境里学习如何讲述故事。
不过说到底，艺术创作是非常个人化的事。本土教育背景下，有独特自我表达的作者也很多，比如毕赣、蔡成杰导演。作者导演的局限性和可能性，其实都在作者本身。
从策展人到国际发行人、制片人，也许目前的市场，会让我在商业选择上更加谨慎，但未改变的是，永远在发现能给我带来新鲜感或者兴奋感的影片及创作者，并把他们和他们的作品介绍给更多的观众。

导演，摄影师。刚刚凭借《当我望向你的时候》在75届戛纳电影节上捧回了酷儿金棕榈最佳短片。在温州长大，到北京读书，再去纽约漂泊。在校园与社会之间，黄树立给自己争取到了一点时间。

《当我望向你的时候》剧照
巴黎的市中心有一条温州街，街面上的店铺基本都是温州人经营的，随便走进去一家餐馆，都能吃到非常道地的温州小吃，灯盏糕，麦饼，猪脏粉。7月我回纽约度过了暑假。在纽约要吃到温州菜，要做地铁到七号线的终点站，皇后区的法拉盛，纽约的海鲜，温州的做法。我的室友是四川人，会做好吃的烤鱼和土豆炖牛肉。我这个吃货对做菜一窍不通，但可以负责洗碗。
9月开学后，我进了新的班级，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每天挤地铁上学，前几天熬夜写完了新的剧本。学校会逼着你持续产出，不想面对社会的年轻人，在学校里可以保持相对纯粹的状态。离开学校之后，如果没有强烈创作欲，坚持个人表达某种程度上是困难的，因为生活里还有很多别的东西，也许更重要。
当人被事情推着走时，往往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做什么。十七八岁读电影学院，我们都还是小朋友，学院提供了一个环境，但那时候的你理解不了自己在做什么。另一方面，这又是人生中特别宝贵的时间，你会遇到非常好的朋友，经历青春时才会有的事。往往在毕业以后，才会意识它的宝贵。
我很幸运在在离开校园后得到了一些工作机会。做为摄影师，我参与了三部电影长片的创作。我很欣赏尔卓（《再见乐园》导演，黄树立担任摄影指导），他的第一部长片他准备了将近七年时间，他看过我之前在学校拍的一些作品，给了我机会。我也很欣赏心源、晓刚。大家都有那么一口劲，坚持做自己想要的东西，无论是为了对抗一些东西，还是接受一些东西。
我从前辈那里听到这样一个说法，很受启发。他说，摄影师就像一杯水，你可以加进任何东西到里面，你会成为作品的一部分，作品也带着你的温度。而到了自己的创作，你更像是把自己一部分彻底地交出去。
当下的我和过去完成的作品并没有告别，你的片子和生活在持续地相互影响着，也可能是我没有拍好，也许拍好了我就告别了。《当我望向你的时候》这个片子一开始我们并没有想到它会面对这么广泛的观众，它是我需要完成的一件事情。我很感谢一些观众喜欢我的片子，他们能拥抱生活里的一些柔软的东西。
时代不一样。二十一世纪初的时候，一本16mm胶片拍十分钟，在北京都可以买一平米的房子，拍电影这件事要承担的代价和现在是不同的，也因此创作者看到的东西不一样。胶片时代培养一个电影摄影师的花费不亚于培养一个飞行员。当然，现在很多人不拍胶片不一定是因为贵，拍摄胶片的技术指标也不低。
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大家都或多或少拥有表达的工具，一支笔，一部手机，一台电脑。和我同时代成长起来的的人，大家或多或少都有类似的经历。很多年轻创作者还没有机会被看到，但大家都有那么一口劲。我自己不能代表任何人，什么样的人就拍什么样的电影，别装。

去年，一部名为《硬汉枪神》的游戏题材网络大电影惊艳众人，它来自导演胡国瀚，在戏剧学院受教育的7年里，胡国瀚逐渐坚定地选择成为一名商业电影导演。已经在筹备院线电影的他，形容导演就像包工头，总在灰头土脸地干活。最近，他正忙于一部影片的后期制作，因而缺席了我们的拍摄。

《硬汉枪神》剧照
我最近几年确实比较忙，也是觉得趁能忙的时候多忙一些，《硬汉枪神2》暂时已经不做了，目前有一个院线的计划。
因为正在筹备相似题材的作品，最近我在出差途中看了《壮志凌云2》，就拿着一个小小的手机，看得我手心冒汗，最后也跟着一起哭一起笑。它其实就是一个好莱坞的基本款，剧情简单，但战斗机画面几乎都是实景，拍一部电影，所有工作人员上航母，演员进飞机，我觉得这事特别酷。
看电影，打动到我的东西就是所有人都会被打动的部分。我拍片子不是给行家看的，我没有那个能力。老百姓对于影像上的关注，在电影开场五分钟之后就没有了。五分钟以后所有的影像就要为故事服务，如果你足够了解自己的剧本，你就会发现视听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准确。
在学生阶段，会特别希望自己是一个行内人，毕了业之后我渐渐就觉得，看电影本身应该是一件很放松的事。如果第一次看一部电影，我就开始分析和解构，那可能说明这个电影拍得不是很成功。
研究生三年我慢慢想明白了这些。学校教会我们的，第一是怎么发掘生活中值得拍的细节，第二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把你的感受同步给观众。它是一套基本的方法论和世界观，一通百通。商业片是我的选择，因为我希望达成和别人的交流。艺术性和商品性可以共存，我也不认为把商业片拍明白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拍好了，我会很有成就感的。
我其实挺佩服动画人，喜欢他们对待自己作品的态度，赤诚，有股破釜沉舟的劲，有当时受戏剧教育的感觉。上学的时候我们对待戏剧的态度是神圣的，在东棉花胡同39号那么一点天地里，我们还存得住这口气，一旦走出学校做电影，那是人生百态。
可能在外行人看来，中国还是导演中心制，其实这个时代显然已经过去了。导演是一个解决困难的工种，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包工头，拿到图纸，你要负责把这个事建成了。有的导演可能又是包工头又是画图纸的设计师。
撰文_斯坦利、ginkbugo 编辑_邹洋、王楚瑜
创意策划_廖赫 摄影_Jier Jiang（黄树立）
金家吉（孔大山、谢萌、刘新竹、久美成列、陈东楠）
形象_孙馨 化妆_毛毛 发型_延松
制片_Akira、泥住 服装助理_Jerry
排版_Gabby Yin、傅林子

原标题：《电影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