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二季：更软核，更假定，更当代

连夜看完纪录片《中国》第二季本周更新的4集，最大的感受是变化，跟第一季相比的变化。
《中国》第一季播出时，在弹幕上收获的最多评价便是“惊为天人”。它从选题到影像，从叙事到包装的全面革新，打开了不少年轻观众对历史人文类纪录片的全新想象。
它以最微观的史料择取方式，挑战了最宏观的创作选题；以向戏剧和电影借鉴的虚构视觉语言体系，完成了纪录片对真实的终极追求；它用写意和抒情引领叙事，让故事在纪录片中有了新的讲法；它以演剧和配音为媒，让纪录片和明星的结合名正也“眼顺”了起来。

《中国》第一季收官集中备受称赞的人物“卷轴”
当然，就像它宏大到像外宣材料的选题所暗示的，《中国》无意探入争议多多的历史褶皱，它要复现的是盖棺定论的大脉络、大逻辑、大趋势，用的手法则是大写意和大抒情。
《中国》第一季建构了一套完整的美学逻辑。第二季开播时，观众自然就带着特定的期待视野而来：想看教科书上的人与事“活动”起来，想听极致抒情又不失质朴的美文一篇，想看一场国风视觉盛宴。
《中国》第二季在这三方面都做到了，且相对第一季有所超越。所以可以预期，观众会是满意的。
但它不变之中的三点变化，却更值得琢磨。
更软核
这里的“软核”不是贬义词，而是跟“软实力”对应，说的是《中国》第二季的主题转变。
第一季的《中国》从春秋讲到盛唐。虽然讲述儒家思想的篇幅占比较重，但总体来说，除了追溯中国的思想源流，还了勾绘了国家制度的奠基、多民族文化的融合等政治、制度的条线。到了第二季，在切入“唐宋元明清”的历史时，《中国》更多选择以文化艺术为抓手。
诗文、绘画、曲赋、建筑在前台，制度、经济和政权交替在背景，传统文化的风雅、动人和得体又多了几分，历史的涌动和无常则退到了相对边缘的地代。
就拿以“惊变”为题的第一集来说，这一集以李白和杜甫串线，用他们的双星相映，照见中唐的转折。李白的狂放不羁与盛唐气象呼应，顺着道家文化的指向；杜甫的心系民生与中唐的秩序崩坏相照，是儒家入世思想的化身。艺术和思想的脉络都很清晰，但真正的转折事件“安史之乱”却涉笔寥寥。

也许对于一场血腥且阴谋密布的历史事件，这样的破题方式是最容易被观众接受的。
事实上，在诠释这对双星时，主创也确实设计了很多让人共情的“搬演”。比如，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踌躇满志地走进长安城的场景；比如杜甫在流亡路上，眼见张皇的百姓被官兵的骠骑驱赶，写下“三吏”“三别”的场景；再比如，壮年的李白和晚年的杜甫，最终在大唐都城的辉煌夜色中再次相逢，仿佛重回盛唐的场景。

但问题是，只让观众在自己已经很熟悉的文学常识中反复确认，在情绪共鸣后，多少会产生一些乏味感。用如此华丽的笔法强调“惊变”之果，“惊变”之因却一笔带过，这不是史论手法，而是用排山倒海的修辞来感染人的逻辑。

在前4集中，讲述北宋转折的“梦境”，以宋徽宗赵佶的人生串线，但主要突出的是他在位期间所促成的，诸如《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以及天青釉冰裂纹汝瓷等艺术成就。表现元朝民风的“市井”，以关汉卿的人生串线，把他的剧本思想和角色做了透写。只有表现忽必烈建立元朝的“大都”，相对集中地表现了政治和制度线索，但主要还是表现藏传佛教和汉臣文化对忽必烈的影响。
后面几集能否硬核起来，我们再看看。

更假定
《中国》的整体影像风格是“假定性”的。
两季中，它没用一个文物史料的镜头，没有一个历史遗址出现。历史人物是“活”的，历史场景是搭的。但纪录片“扮演”的追求并不是以假乱真，而是要在承认假的前提下，彰显真实的历史精神。因此，怎么去表现影像的假定性就变得很重要。
以往人文历史类纪录片的搬演，为了强调假定性，有的会故意虚焦，有的会不拍演员的正脸。为的便是让观众只感觉演员扮演的大致身形和氛围，会意即可。但这也让扮演的片段，在视觉上乏善可陈。
《中国》则选择了更挑战的拍法。演员的表演是写实感很强的，影像的“假定性”主要体现在每秒50格的升格拍摄（慢动作），油画感的用光，写意的构图，舞台感的美术，以及传统国画的色彩上。这些搭配起来，就给了观众一种历史大幕拉起和人在画中游的感觉。

《中国》第一季影像的“假定性”
第二季中，《中国》把“搬演”做得更为极致。第一季中还会穿插使用的地图取消了。第一季中常会出现的舞台感布景，被电影感的美术取代。在有些抒情性片段中，“艺高人胆大”的主创们甚至还会让演员“搬演”想象中的历史场景。
比如，在以关汉卿为主要讲述对象的第4集中。主创“搬演”了朱熹于1167年拜访张栻成就了“朱张会讲”这一中国学术史上的盛事。关汉卿的生卒年决定了他注定无缘这场会讲，但他作为一个活在“科举”制度被废除时代的儒生，对这种纯粹的思想碰撞注定是很向往的。因此，在这段搬演中，关汉卿便以渡朱熹过江的船翁、侍奉他们茶水的仆人等旁观者的身份，出现在会讲现场。

这是为了抒情，对历史场景的想象性改造。
类似的搬演，还有宋徽宗赵佶流连于开封繁华的市井街头与花魁相会的猜想；戏曲演员珠帘秀与关汉卿化名的钱塘道士成婚并隐居的暗示；以及杜甫登高，以手为笔以天地为纸，写下绝笔《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的豪壮想象……

为了强调这些片段的假定性，《中国》在插入这些片段时，都用了类似超宽银幕的画面宽高比。在这种画框下，构图既像电影又像卷轴画。虚构、写意和抒情性就和历史感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
在怎么用假定性的“搬演”去呈现历史感上，《中国》第一季开辟了一条新路。第二季在此基础上，又在抒情性上攀了一个台阶。
更当代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对于《中国》这种个性化、风格化同时又面向大众的历史讲述，就更难免受到当代文化诉求的影响。在《中国》第二季中，明显能够感受到在史料节选、解说诠释上，对当代文化热点的关照。
比如，在第二集“梦境”中，近两年备受国潮追捧的宋风美学便成了重点表现对象。《瑞鹤图》《听琴图》《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等几大“国潮”灵感来源，都成了标刻宋徽宗赵佶人生的重要节点，被浓重渲染。尤其是从文化节目红到春晚的《千里江山图》，“梦境”中赵佶走进青绿见江山的特效场面，是他人生的高峰，也是全集的华彩段落。

再比如，为了呼应女性话题，《中国》第二季中还加入了不少对女性影响历史走向的细节呈现。
比如，在“大都”一集中，便特别用解说词强调了忽必烈母亲唆鲁禾帖尼和妻子察必对他的影响。前者教他要打开视野，接纳汉文化；后者则劝他与藏传佛教的上师联手而非为敌。

这两位女性在历史上发挥的历史作用毋庸置疑，但类似“女性的理性、宽容和善良本身，就是天赋的政治才能”这样的总结陈词，总看起来有些不甚自然。
类似的贴合还出现在“市井”一集中，在表现歌伎艺人生存状况的片段中，主创特意借对关汉卿作品的思想解读，说出了“因为是女性，几乎没有人注意她们的付出，更没有人欣赏她们的才华”“男权话语独尊的历史，女性的自由、独立与权力是被遮蔽和压抑的”的解说词。
不是说这些解读不对，但这多少有些像课文中心思想概括一样的陈述，不仅难共情，还跟整部纪录片写意、抒情的调子不匹配。
当然，整体上说《中国》第二季并不逊色于第一季。作为一个影响历史纪录片发展进程的系列作品，它在影像风格、技术标准和叙事结构上的全面革新，既打破了观众的刻板印象，也打开了业界的市场想象。我们都希望它能，尽可能地排除干扰，保持生命力，继续沿着个性化、风格化的路子走下去。
【文/铁皮小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