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赵氏孤儿中，从善恶对立到“以恶制恶”的反思

在2005年编剧余青峰所创作的越剧版《赵氏孤儿》中，程婴己经不是那个忠于显贵世家的门客，而仅是一个忠于行医之道“仁心仁术”的善良医者。故事的逻辑起点与元杂剧无异，但程婴救孤这一行动的动力机制变了:一是赵氏孤儿作为一个刚出生的生灵，无罪无辜，作为一个秉持善良的人，他不得不救；二是自己作为一个拯救生命的医者，其“仁心仁术”的行医理念不允许他修手旁观。献子则出于韩厥不可妄死，忠良务必有后。
关于忠良之意，程婴的唱词为“赵家爱民恩泽广，三代为官如水清，这忠良骨血应存留，应留存人间正气不灭薪”，可见忠良二字的基础是与人为善的“良”字，以“良”为基础的“忠”才是形成“人间正气”的忠。可以看出，这版虽然也言忠，但内涵己经发生了改换。孤儿不仅只是作为显贵家族的根脉存留，更是作为忠良为百姓安居所付出的努力而存留，为赵家的善行中所升腾出的“人间正气”、作为人的善念善行之根而存留。
程婴是始终忠于仁德善念的人，即便在他最后复仇之时亦如此。在这一版本的舞台呈现中，程婴用程式化的表演方式展开复仇行为，连砍屠岸贾三刀但皆砍空，随后大喊“我怎么下得了你那样的毒手”。他是将善行坚持到底的人，所以在这场反复的T杀之中，只能叹出一句“冤冤相报何时了，都随风吹雨飘零”做结。这时舞台上那把每次屠岸贾S人之时都下落的利剑终于落在了屠岸贾的头上。

这一天降利剑的意义正如吴戈先生所言:“这剑的形象，对剧情、戏眼儿具有提示性意义；到后来，复仇者无法将剑刺向屠岸贾时，屠岸贾四处奔逃，他的命运被处理成一个开放式的结局:众人围住他，悬在表演区上方的剑，徐徐下降，刺向被众人围住的屠岸贾，一把提示性符号的剑，变成‘人心与天道’象征的天剑”。善恶冲突在最终以善收场，符号系统的合理性被确证，漏洞得以修复。
如果说越剧版本中是表现的善恶对立，并且善最终挤走了恶的话，那么2018年，编剧余青峰与导演王晓鹰二次合作的中希双语版，则是于这善恶对立之中生发出了对何为“善”何为“恶”的质询。在这个版本中，从前天降利剑所代表的所指广阔之“人心与天道”的惩罚，被改换成了拥有具象所指的定在一一孤儿选择以恶制恶，用与屠岸贾同样残忍手段对其进行嗜血复仇。这一改写不禁让人思考一个问题:当以恶制恶的时候，恶还算不算恶?
程婴在告知屠岸贾真相之后，依旧如同越剧版中一样，坚持善念，无法下像屠岸贾一样的毒手。但此时屠岸贾不同于越剧版中的甘愿受罚，他企图捡起程婴扔下的剑杀掉程婴，反而被孤儿一剑刺死。如果说孤儿这一剑还是为保护程婴，守护良知和正义公理的话，那么接下来孤儿的复仇宣言就开始让人思考他刺死屠岸贾的真正动机为何。

孤儿将剑拔出又刺进屠岸贾的身体里，边在自己身上抹掉剑上的血渍边表达他接下来的复仇计划:
“将屠岸贾暴尸三日，将屠岸贾府邸团团围住，上至老者下至婴孩，贵至主人贱至奴仆，与我尽数拿下斩尽杀绝，一个不留。当年，屠岸贾杀我赵家三百余口，满城腥风血雨，而今血债唯有血偿，屠岸一门流的血绝不能少于我赵家流的血，人血不够牲口来凑”。
屠岸贾在听到这样的残恶宣言之后，竟大叹“好手段，不在我之下，像我，你到底是我的儿子”；而程婴努力将这位嗜血恶魔往良善之路拉扯，说“不，他是我程婴的儿子”；后来程婴意识到了什么，后退一步失望承认“这是我们的孩子”；而孤儿却同时反驳了二位父亲给出的这三个答案，说“我是赵氏孤儿”。在两位父亲的培养下，孤儿身体里一半充斥着良善一半充斥着邪恶，并且在他身体里相互对抗的善与恶最终恶挤走了善。

而程婴，这个舍弃亲生骨血损毁自身精力的养父，以为自己十六年来用仁义美德浇灌养大的只能是充满善念良知的人，结果反而养成的是一个嗜血恶魔，这是这一该版本中的主要冲突。但反观《赵氏孤儿》的元刊本和明刊本，皆有如此残暴的复仇宣言，为何只断定中希双语版中是恶挤走了善呢?
在《赵氏孤儿》的元刊本中，孤儿的复仇做法也是以屠岸贾的手段反噬屠岸贾曾经的恶行。 但即便有残忍的复仇宣言，但孤儿的复仇动机是自发性的，有三方面的动力支撑，一是程婴的救命之恩:“若不是爹爹(指程婴)亲付，将孩儿抬举，而是年前断颈分尸，死在郊墟”；二是被奸臣所害的父母亲族:“想俺横亡爷囚死的生身母”；三是为保良善而赴死的众义士:“若我不报泉下双亲恨，羞见桑间一饿夫”。
并且他不顾上层权力所有者以及身边人的意见，就算有人反对，也要为家族、义士一雪前耻，若是有人支持，那再好不过。虽是“以恶制恶”，但有了这三个方面的动力支撑，孤儿的复仇是为曾经被挤压和损毁的“良善”正名。虽就生物层面而言，损毁他者的肉身是一种恶；但就促使共同体发展的符号系统而言，是一种善。

明刊本中，孤儿也是同样的行动，只不过是被班师回朝的魏绛代表皇帝的旨意，率先赋予了这“以恶制恶”的复仇手段以君主(符号系统)所认可的绝对真理庇佑。孤儿得知真相后，也是“以恶制恶”之理念贯穿:“他他他把俺一姓戮，我我我也还他九族屠”，并且说了较元刊本更为细致的复仇办法。此处复仇动机也是自发性的，前三个目的与元刊本相同，多了一条是为惩罚自己“二十年的逆子妄认他人父”。
当孤儿将屠岸贾抓获，是选择送与魏绛进行裁夺的。他的那些细致的复仇方法被魏绛以国君(符号系统的权力所有者和审判者)之口再次说出:“屠岸贾，你今日要早死，我便要你慢死。令人，与我将这贼钉上术驴，细细地刮上三千刀，皮肉都尽，方才断首开膛，休着他死的早了”随后，处理了屠岸贾的魏绛又向程婴、孤儿宣告国君的命令:
掌权者以公正之名惩罚了作恶者，并予行善者以奖赏。孤儿复仇的意义被掌权者所持的绝对正义替换，主体在自身行动即将产生有效性之时。虽被君主以符号系统的规制之名抢夺了其“胜利果实”，但给予了这次“以恶制恶”的复仇以道德的良善之意，给“以恶制恶”赋予了符号系统认可的合理性。符号系统借此完成了自身的一次加固，主体也借此成为了绝对正义的律法持有者的一部分，即使这个正义的代价过分残忍。

再次审视中希双语版中的孤儿，程婴在告知他真相之时，说:“儿啊，你知晓这善恶是非，你不能忘了这深仇大恨，你要为赵家的满门怨魂报仇，为韩厥将军公孙老人报仇，为我们那么未曾满月就替你去s的小儿报仇。举起来你手中这把沾满鲜血的利剑，以血还血惩恶复仇”。
这是程婴赋予孤儿的复仇行动依据，而当程婴身体中的恶被善的登场推挤退却，无法对屠岸贾下狠手的时候，孤儿反倒依着程婴的“恶念”继续行动起来了。并且他以恶制恶的动力机制只是“有仇不报情何以堪，作恶不罚天理难容”。当他不为任何人复仇，不因任何具体目的行动，而因他口中的“情”和“理”，那不兔要让人开始思考他所言的“情”为何，“天理”为何，以及如果这些“情”和“理”是众人所共持的普遍情理的话，它应当存在吗?
此时众人对程婴说:“他心中复仇的种子，不正是你种下的吗，他以血还血不正是你教他的吗”，程婴醒悟:“难道这就是一念之间吗，天呐，善恶只在这一念之间”。他终于意识到孤儿和所有人类一样，体内皆同时寄居着善与恶，他当年存孤是因心中的善念，让孤儿替他死去的儿子和义士们复仇则是源于心中“不让作恶之人好过”的恶念。这时候围观的群众们也开始反思:“他心中仇恨的种子不正是我们种下的，他以血还血不正是我们教他的，这就是一念成佛，一念成魔。”

在人类为自己编织的符号网络之中，善与恶同时存在且始终分为非道德的与道德的，即以个体欲望是否满足为评判标准的非道德善恶和以共同体发展是否满足为评判标准的道德善恶。然而孤儿之复仇行动似乎并非一念之间，他处在一个极度清醒的毁灭状态，他手持着绝对的“恶”，意欲挑战和摧毁所有人行动中的“恶”。
他以“赵氏孤儿”为名，想毁灭的不仅仅是屠岸贾，还有让他活下来、并且让他蒙着眼睛不知真相地长大之后，又告知他并让他马上接受一切惨烈原态的众义士和程婴，以及在整个事情发展过程中不断议论关注一一或辱骂或助威一一的所有人。他用“以恶制恶”的不合理性对人类的血腥残忍行径进行反拨，以达成对人类的警醒，使得悲剧英雄程婴和众义士先前全对的行为之中产生令人难以忽视的裂缝。
这也恰恰证明“所谓‘病态’情感与‘正常’情感，其实都属于同一个本质，并不存在说某些情感是‘病态’，另一些情感是‘正常’，任何一个主体的身上都存在着情感的不协调，只是其比例不同”。戏剧人物陷入规定情境并受其逼压时，或言人类陷入符号系统的扭结之中时，自我调取体内的无意识，使其滑入符号系统而成为符号化的征兆一一意识，并依照意识在行为中整理“比例”，且将比例注册入符号系统之中，以“失衡”的比例引起符号系统的警惕，生发重新整改的契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