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自由的消解：资本统摄下异化的分工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

马克思经济自由批判思想的深层内涵是对资本统摄下异化的分工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就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就是消灭异化的分工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现实运动。

（一）消灭异化的分工第一，以交换为基础的分工的消灭。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分工的问题不在于它本身的片面性，而在于自然秩序对这种分工的强制。马克思曾经批判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分工与自由之间关系的论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流行的看法是把分工理解成促进个人“参与全面的社会享受”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以及个体自由个性的实现。马克思则看到，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劳动分工不是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对个人自由的否定，因而不能以此为基础得出“自然秩序”的结论。

空想社会主义者最早提出了“消灭分工”的设想，但是，“消灭分工”作为一个明确的理论主张是由马克思提出来的，他在很多论述中都强调了这一观点。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发生的矛盾是由分工引起的，因为分工造成了生产和消费、享受和劳动、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之间的对立，使它们“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而要消除这三个因素之间的矛盾，必须消灭分工。对“消灭分工"的真实含义的理解，决不能望文生义，而应该回到马克思文本的理论语境中。“消灭分工”并不是要消灭一切分工或取消分工本身的合法性，而是要消灭旧式分工即自发分工，代之以新式分工即自觉分工。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明确指出：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分工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分工形式，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不平等的、异己的分工。尤其是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分工，更是一种强制性分工，它阻碍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旗帜鲜明地指出：自然形成的分工使人本身的活动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这一论述表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分工只是一种违背人性的异己的分工，最终造成了人的本质的“异化”。

因此，马克思要消灭的不是“一般”的分工，而是“以交换为基础的分工”。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特殊的、异化的分工必然要被更高形态的、有利于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的分工所取代。在马克思看来，消除异化分工的教育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的未来教育，未来教育不仅能够提高社会生产水平，“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其实质是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对人的发展的束缚。
而马克思的教育改革方案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难以实现的，由“旧式分工”、“自发分工”向自觉分工的发展是马克思分工思想的基本思路，分工的消极影响要靠资本的自我扬弃过程来加以克服，异化的社会分工自我扬弃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资本自我扬弃的过程。
第二，从自发分工到自觉分工的转变。分工从性质上可以划分为自发分工与自觉分工，旧式分工具有自在性和自发性，而新式分工则具有自为性和自觉性。自然的、自发形成的分工造成了人的异化，只要分工还是自发的，它就是一种与人的活动相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支配和控制着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赋予人类过去积累的劳动支配现实劳动力的权力，死劳动支配了活劳动，脑力劳动对体力劳动的支配、城市对乡村的支配、工业对农业的支配属于分工的必然王国。

自发分工将人置于自然必然性的物质领域。所谓自为的分工，就是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之后，只要具备社会生产条件，将由联合起来的社会成员共同占有全社会的生产资料，而不再由少数资本家个人占有这些物质条件。那时，社会将彻底消灭分工的自发性、分工对人的支配和分工带来的具有对抗性的社会关系。自觉分工消灭了自发分工对人的支配和异化，重建了劳动者的本质力量、活动和社会关系，使人的世界重新为人所真正掌握，人类的自由就是从自发分工终止和自觉分工开启的地方开始的。
第三，劳动者分工的消灭。劳动分工与劳动者分工是两种不同的分工形式，劳动分工是指劳动本身的分化和独立化，即劳动职能之间的组合关系，表现为工艺技术形式。而劳动者分工则表示人与劳动职能之间的关系，是分工的人格化表现。马克思提出消灭分工，并不是意味着要彻底取消任何劳动分工，而是要消灭劳动者分工，即那种普遍奴役和束缚劳动者的分工，以克服由分工带来的社会问题，使人不完全受制于职业和分工的限制。事实上，劳动分工是不可能被消灭的。

在未来社会，劳动本身的分工会越来越细化，而劳动者分工的对抗性和强制性将越来越弱，以至走向消亡。劳动者分工的消灭使劳动者不再奴隶般地屈从于分工，相反，他们将掌握和支配劳动本身，从而使分工成为人的需要、个性、爱好、能力和价值的展现。马克思指出，大工业的发展已经为消灭旧式分工提供了现实条件。恩格斯认为，消灭旧的分工已经被大工业变为生产本身的条件，在现代大工业的生产条件中已经蕴含着使全部生产发生变革的革命因素的萌芽。
（二）私有制的扬弃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相比，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资本主义私有制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提高了人类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在人类历史上，之所以会出现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私人占有，是因为生产力还不够发达，劳动产品还没有极大丰富；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劳动产品极大丰富之前，私有财产会继续存在。马克思在一定意义上肯定了私有制促进直接物质生活的生产的积极意义，指出“私有制是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上必然的交往形式”，它是直接物质生活的生产所不可缺少的。

只要私有制还没有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它就是社会生产发展不可或缺的交往形式，仍然具有历史的合理性，是不可能被消灭的。马克思指出，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在与“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的对立中发展起来的。未来社会产生的可能性存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自身发展中。对劳动者来说，由资本家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是一种“劳动的异己的所有制”。
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实际从属关系和对抗关系已经隐含了资本主义私有制被扬弃的命运。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导致了它对自身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是简单地退回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所有制形式，而是在继承资本主义私有制创造的全部工业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把这种异己的所有制改造为“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

马克思认为，在私有制条件下，所有权和收益分配权可以继承，“废除继承权不会使社会革命开始，而只会使社会革命完蛋。”马克思指出，继承权的消亡是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自然结果，而绝不能倒过来。恩格斯首先提出了产权社会化的未来社会经济制度改革方案。恩格斯指出，生产资料国有化不是冲突的解决，它使“剥削达到了顶点”，但是生产资料国有化包含着解决冲突的手段和线索，解决的方法就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实行社会所有制，由社会直接占有已经发展到只适于社会进行管理的生产力，从而“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质相适应”。

在马克思那里，既有对资产阶级经济自由的虚伪性和虚假性的辛辣嘲弄和无情揭露，对资本逻辑造成的人的异化问题的无情批判，也有对资产阶级经济自由对于实现人的经济解放、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意义的充分肯定；既表现出对资本开辟世界市场、进行殖民地掠夺的道德义愤和谴责，也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进步性的科学说明；
既对以等价交换为基础的经济自由的缺陷进行了批判，也对克服这种局限性的路径进行了理性分析；既有对实现人类经济解放理想的憧憬和热情歌颂，也对实现这一目标的历史条件和现实过程进行了科学理性地分析，对无产阶级应该采取的行动进行了严肃的审查。马克思对经济自由的批判兼具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在这些看似相互矛盾的论述中，包含着理性思维的智慧和丰富的辩证法，为我们研究现代经济自由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