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包就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神奇魔力

“包干风”缘何刮遍了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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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集体化是农业供养工业，工业反哺农业的新型工业化模式必不可少的配套设施。新中国建立之初工业落后，在工业化建设资金的极端稀缺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推动下，催生出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的农村集体生产体制。人民公社体制被上升为实现工业化必不可少的配套设施，也被意识形态赋予了正确性和神圣性，在意识形态宣传以及农民的美好愿望中在全国遍地开花。

人民公社体制为工业化积累资金而建立，在农村落地之后，将农民除了温饱之外的资金都投入工业化，加之天灾等情况也导致农村出现严重困难。面对困难局面，即使在长期的意识形态教育中，人民公社体制被上升到不可更改的地位，但是这并不能使农民改革的强烈愿望消失。

最终，农民改革的强烈愿望在人民公社体制下的落后地区——小岗村中迸发，小岗村从落后公社一跃成为农村改革的先锋。1979年6月15日，万里在安徽省凤阳县农村调查时，肯定了当地实行的“大包干”生产责任制。这一体制也在十四大、十五大被认可，成为农村体制改革标杆。

在小岗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带动下，一股“改革风”刮遍了全国上下。建立十余年，被意识形态宣传以及历次斗争确立为地位不可动摇的人民公社体制，在小岗村刮起的“包干风”下，如同一盘散沙被一风吹散。其根本原因在于满足了农民对于通过改革体制，以改善生活的迫切需求。
人民公社缘何被“一包就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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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新型工业化模式，事实上是与苏联类似的“斯大林模式”，这一模式的核心是依靠国家力量将人们除了基本生活之外的资金都集中起来以发展工业。许多国家在战争时期都实施过这种体制，这一体制能够使得国家资源专注于完成某一目标，实现跨越式发展，但是其明显的战时特性也使得各国在战后纷纷放弃这一体制。因为在战争时期，由于有共同的敌人存在，人们能够忍受生活水平长期维持在低水平。但是，当战争结束，人们变更体制以改善生活的强烈愿望就会迸发，在人们现实需求的推动下，这一体制也就随之结束。

战争结束后初期，依靠土改，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民的生活得到了切实改善，这也为施政者赢得了民心，这也是农村由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集体化体制得以顺利建立的原因。由于现实需要和意识形态，农业供养工业，工业反哺农业的斯大林模式逐步确立。但是，这一体制在实施之中，要从农业收益中拿走大部分，农民因为生活水平下降和体制过快变更的不适应导致的自发对抗，成为了破坏体制的危机。

危机之下，应该谋求变革，但变革体制必然导致工业化速度减慢，但处于冷战环境中，国际环境严峻，六十年代后被美苏孤立，甚至一度面临苏联战争威胁。因而，工业化进程绝不容减缓，体制改革成为了不可能。但是斯大林模式模式具有明显的战时特征，存在人们强烈希望改善生活却长期不能得到满足的矛盾。
为了维持这一体制，加之管理者面对国内外环境威胁时，长期斗争环境中形成的思维惯性引导，革命化意识形态被重新启用。一次又一次运动被发起，使社会维持在高度紧张状态。运动中，通过不断树立敌人，将人们注意力由改善生活变为投入斗争。并且，为了长期维持这一体制，运动不断扩大，斗争不断升级，这一体制也得以长期维持。

到了1976年，具有崇高威望的统治者离世，伴随着他的离去，这一套战时体制再也无法用运动维持，因为继任者不再拥有动员全国的威望。

因而，农民在内的广大群众要求变革，改善生活的呼声愈发强烈。但是，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这套体制已经融入社会生活各方面，变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关系重大，改不好将对社会带来巨大伤害。并且，这一体制已经固化，体制内的管理者，包括人们的思想观念在这个体制之下而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的思想被约束在这个体制之内，意识形态也制约着体制改革。因而在最初的两年，这个体制依然沿着既有的轨道在运行，变革的在推进，但速度远远达不到群众的诉求。

执政者察觉到要求变革的呼声，并且终于意识到不加速变革将导致群众对于体制自发的变革运动，这将导致无法预料的损失。为了推动体制内及全国的思想转变，在1978年十二月，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变革在北京开始，此后在其刮起的“改革风”的带领下，千里之外的小岗村成为了农村体制改革的先锋。

“一包就灵”的根本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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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联产承包缘何成为了农村改革的范例，时至今天依然是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呢？首先，这一体制既实现了满足农民需求的经营方式变革，又保持了最核心的土地所有制不变。改革没有发生土地所有权的变更，农民承认土地属于集体所有的现状没有改变，其公有属性没有发生变革，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就更容易接受。
其次将土地经营权以承包方式分给农民，农民事实上拥有了土地的支配权，在自己分得的土地里农民自主经营。由于土地属于集体，农民也就顺理成章地需要将收益交一部分给集体。集体的在生产中的收益大幅减少，义务也同样如此，农业经营业务不再需要集体负责。农民自主经营，农业经营收益也不再属于集体，而是全部所有权属于农民，农民自负盈亏，生产经营不善责任在自己，经营得当就能够改善生活。

家庭联产承包制调整了具体的生产环节，理顺了农村集体与个人生产权责，尊重了农民的现实需求。因而，“大包干”改革被认为极大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但是，一家一户个体经营的生产方式，由于生产工具、良种、土地规模以及农田水利设施的限制，生产水平在承包前后并没有大的进步，那么吸引农民纷纷进行“大包干”的神奇魔力在哪呢？
首先是满足了农民的生产自主权，农民可以根据自己需求和时节的不同，种植多种农作物，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吃什么以及吃多吃少都由自己决定。农民出于改善自己生活的目的，劳作时心态是积极的，如果能忍受生活困顿，也可以选择不劳作，后果由自己承担。而在人民公社体制下，由于留给农民分配的土地收益只有很少一部分，为了保证温饱，不得不贫富拉平，事实上懒惰劳动者窃取了他人的生产果实，其他人则被迫承担了懒惰者的代价。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根本的魔力不在于农民拥有的自主经营权力，而在于农民不再需要承担工业化绝大部分建设资金。在公社体制下，农业收益大部分被拿走用于工业化建设，农民只能占有很小一部分收益，因而即使农业产量得到提高，农民的生活改善也非常有限。但在承包体制下，集体只作为土地所有者占有小部分收益，农民享有大部分收益，通过自主调整产业结构和精耕细作，大大丰富了生活资料。

“大包干”改革根本魔力不在于农民积极性提高，使得生产迅速发展，而在于理顺了农业收益分配制度，使得农民获得了大部分收益，因而农民的生活水平在生产力没有显著发展的情况下得以迅速提高，这也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根本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