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北方大旱灾：灾民四处逃荒，妇女孩子便宜卖，饿死50多万人

中华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北方地区原本应该是多雨的夏季，依然不见下雨的迹象。土地干旱，地面上甚至裂出了大缝，农民辛辛苦苦耕种的庄稼全部旱死，导致颗粒无收。
这场大旱灾主要发生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和陕西，还波及到了湖北、江苏、辽宁和吉林的一些地区。
根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受灾的县市达到了310多个，受灾人口更是达到2500多万，其中50多万人在饥饿中死去，成为了二十世纪发生的最大自然灾难之一。
按照华北地区往年正常的年降雨量，一般都在600-800毫米之间，但1920年这一年却一反常态，年降雨量还不到往年的三分之一，属于极度干旱少雨的状态。

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当时正在北京读书，他返回陕西华县（如今的渭南市华州区）老家探亲时，却被一路上所遇见的场景惊住了。
杨钟健在自传《杨钟健回忆录》一书中，详细记载了当时的情景：
“附近各地都是非常干旱，乡人每天祈神求雨的，每天都有数起。就连华县的知事，以及省城的督军，也都祈起雨来了。大路上尘土盈天，田野一片赤土，人民搓怨。”
灾民之所以这样做，也是实属无奈之举，当然也解决不了他们所面临的旱情。
随着旱灾的持续加重，开始出现了大面积的饥荒蔓延现象。由于粮食颗粒无收，导致市面上的粮食价格飞涨。
为了生存下去，灾民一天只吃一顿饭。没有粮食了，他们就吃谷皮填饱肚子。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吃了，就烧上一锅开水，每个人喝上一碗，躺在床上早早睡觉，睡着了就不觉得饿了。

最后，人们实在饿的不行了，就四处寻找一切可以吃的东西。
当时，北京国际统一救灾总会曾经前往灾区调查灾情，当走进灾民家里的时候，看到他们吃的东西是谷糠、落叶、锯木屑、玉米心，以及棉花种子、榆树皮和花生壳等，甚至把石头磨成的细粉都吃了下去。
灾民所吃的东西里面，有一部分是含有毒害物质的，因此造成了许多的人员死亡。
为了能够在灾荒中生存下去，一些大家大户开始卖掉房子，卖掉田地，卖掉牲口。然而，与粮食暴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些东西贬值的特别厉害。
根据史料《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一书中的记载：
在当时河南安阳一带地区，每头毛驴的价格可以卖到五十串钱。可是，旱灾来临时，只能卖到一块银元，就算如此低的价格依然卖不出去。

对于那些大家大户来说，他们选择在这个时候卖房、卖地、卖牲口，只能换来往年价格十分之一的钱。
还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售卖女人和孩童的事情，他们按年龄来定价格。
15岁至20岁的女性，每岁一块大洋。15岁以下的女性每名三五块大洋，5岁以下的孩童若是找不到买家，竟然直接被投进了河里。
而在其他一些地方，售卖的价格更是低廉，五块大洋就能买一名妇女，三四块大洋就能买一名少女。
那些被出售的妇女和儿童，一旦被买主买下，她们就会被送上火车，不知道开往哪里。
随着北方地区的旱情进一步加重，接下来发生的就是蝗灾。正是由于干旱少雨的环境，为蝗虫的滋生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山东一些地方，田地里面的禾苗刚刚生长出来，就被蝗虫吃了个精光。
除了蝗虫之外，还有更加让人害怕的野狼，为了寻找吃的，也开始出现在了河南的一些村庄里面。
按照史料中的记载，当时的情形是“野狼载道”，足以可见野狼的数量之多，人们走在道路上，随处都可以看到野狼的身影。
更为可怕的还在后面，那就是瘟疫的传播。
在极端干旱的情况下，灾民好几天没有东西吃，身体上开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疾病。
在这场旱灾中，死亡的人数令人触目惊心。
直隶省顺德府的将近11万灾民中，有三万多人被饿死或冻死。还有一些老弱病残的灾民，他们不堪忍受饥饿，而选择了自尽。

而那些不想坐以待毙的青壮年，则选择了外出逃荒，成为了他们唯一生存下去的希望。
从清朝初期以来，闯关东的人数就连绵不绝。而到了1920年大旱灾这一年，更是达到了一个顶峰，闯关东进入东北的灾民约有十万余人。
大量的灾民在火车站苦苦等候，只要一有火车进站，大家一拥而上，拼命地往火车上挤。
那些没有挤上火车的灾民，就开始爬上火车顶棚。当火车高速行驶的时候，许多人由于无力支撑，而被甩下火车丢掉性命。
没有爬上火车的，只能拖家带口，沿街乞讨。
当时，京汉铁路沿线经常聚集成百上千的灾民，当火车停下，乘客走下火车时，灾民就跑出去向他们乞讨。

对于那些依靠双腿逃荒的灾民来说，他们跟随大部队在寒冷的天气里行走着，一旦走累了倒下，或许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但是，他们不能停下来，只能拖着忍受饥饿的身体继续前行。
因为停下来只有死路一条，往前走才有一线生的希望。
1920年7月，北国大地上又燃起了战火，奉系军阀张作霖联合直系军阀曹锟和吴佩孚，向着控制着北洋政权的皖系军阀段祺瑞发起进攻，这就是北洋时期著名的直皖战争。
这场战争以北京、天津为中心，向外还波及到了山东、河南等地区。
直皖战争的结果是，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联手击败了皖系军阀，共同取得了北洋政府的控制权，段祺瑞被迫下台。

然而，三大军阀之间混战的同时，受害最深的就是身处战火中的灾民。
在军阀之间的炮火打击下，导致北京南部村庄的房屋全部化为灰烬，那些原本没有逃荒的灾民，也变成了无家可归。
除此之外，北京周边的各个乡镇，即使没有遭到破坏，军队也会跑过去抢劫粮食和财物。
一边是灾荒，一边是战乱，简直给灾民带来了双重打击。为了混口饭吃，一些年轻人选择入伍参军，充当军阀混战的炮灰。
还有一些人，干脆直接铤而走险，当土匪，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勾当。
土匪们往往都是集结上百人，来到各个村庄烧杀抢掠，使得处于灾难之中的老百姓更加难以生存了。

豫西旅京救济会在灾情报告书当中，这样写道：
“人民不死于荒，即死于匪；不死于匪，亦死于兵差。”
就在这个时候，一些地主财主却趁机发起了国难财，他们对外放出高利贷。
例如，借出去100元，只要满10个月时间，就必须要还200元，还要以田宅作为抵押。若是不能在期限内偿还欠款，抵押的田宅就属于地主的了。
直到直皖战争结束之后，徐世昌仍然担任名义上的北洋政府大总统，但实际政权却被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共同控制。
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徐世昌以大总统的名义，颁布了一些救济灾民的措施。

徐世昌
具体措施如下：1.首先在北京设立隶属于内务部的督办赈务处，作为各省赈灾的最高领导机关，派出专门的工作人员前往各个灾区，负责办理赈灾事务。2.筹集赈灾的款项和粮食，送往灾区的农民手中。
1920年10月29日，徐世昌颁布了赈济灾民的具体章程。其中规定，赈济灾民的钱粮由中央和地方共同分摊。
虽然徐世昌以北洋政府的名义颁发命令，要求各省救济灾民，但各省的督军却都不执行。在他们眼里，北洋政府的命令就像一纸空文，还是守着各自的地盘，称霸一方。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导致北洋政府颁发的救灾条文无法得到实际运作。
在当时，政府在每个地方设立的都有平粜局，其目的就是遇到灾荒的时候，将仓库里面保存的粮食平价出售给百姓。

然而，有的地方虽然设立了平粜局，但还要向当地百姓征收捐款。
时任河北大名知事的张昭芹创办的平粜局，开仓放粮时却比市场上还要贵，而且还在粮食里面掺杂了石子和沙粒等杂物。
面对灾情，各省的军阀政府却选择拥兵自重，无所作为，令灾民感到无比心寒。
于是，民间的一些爱心人士挺身而出，他们纷纷奔走相告，并联合了国际社会的友好力量，成立了民间的赈灾机构——华洋义赈会。
随后，天津、上海、济南、汉口等地也相继成立了华洋义赈会，并推举北京国际统一救灾总会为华洋义赈会的总部机关。
为了筹集更多善款，华洋义赈会时常在全国的许多大中城市发起茶话会、演讲会，或者游行集会，动员社会各界的力量加入到募捐行列中来。

蔡元培
这样一来，义赈活动就变成了一场平民慈善募捐运动。
不光是在民间，华洋义赈会还将募捐范围发展到了军界，并组织了军人杂戏大会。四天的时间共筹集捐款约有一万多大洋，其中包括阎锡山夫妻两人捐的一千大洋。
除此之外，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发起了北京大学赈灾会，筹集到了数千元的捐款。而且，他还派出教职员工奔赴灾区，设立粥厂，以实际行动救济苦难中的灾民。
12月27日，来自北京的37所学校的三千名学生，不仅组织了旱灾纪念日，还自发走上街头，向社会上的各界群众发放传单，以求得更多的募捐。
当时棉纺织业的企业家也加入了赈灾的队伍，他们组建了北方工赈协会，并提出“以工代赈”的模式，一度被看作是最科学、最实用的赈灾方式。
“以工代赈”的赈灾方式实施后，企业家在灾区建立了灾民工厂，号召灾民们编草席，做被褥，以工作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在北京国际统一救灾总会的协调下，直隶省西部的一万多灾民，先后走进了工厂里面打工，保障了他们的基本生活。
根据后来的统计，在这次救灾活动中，各个地区的华洋义赈会共筹得善款1700多万元，救济灾民773万余人，占据可当时北方地区全部灾民的四分之一以上。
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在整个旧中国时期的荒政史上，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在国内外慈善人士的帮助下，虽然这次旱灾造成的大饥荒稍微有所缓解，但还是有50多万灾民失去了生命。
事实上，正是由于军阀割据和频繁不息的战火，以及北洋政府加在百姓身上的各种压力，才是灾荒大规模蔓延的主要原因。

直皖战争结束以后，人们或许还对新上台的直奉军阀抱有一丝希望，但事实证明，他们和皖系军阀没有什么两样。
就像孙中山先生曾经所说的一样：“百姓们跳出了热锅，又跳进了火炉。”
1920年发生的这次超级大旱灾，无论是干旱的程度，持续的时间，以及波及的范围，都是史上罕见的。而旧中国时期的军阀混乱局面和黑暗统治，更加加重了在灾难中苦苦挣扎的百姓身上的负担。
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以及在灾难中失去的生命，我们应当永远牢记。
但愿这样的灾难，永远都不会再次重演！
【参考资料】
1.《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
2.《杨钟健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