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视的爱与性：从“台湾第一位性治疗师童嵩珍”的治疗笔记说起

对于国人来说，性xing生活的事情，一直被认为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即使在最亲密的夫妻之间（包括同居）也很难开诚布公地、事无巨细地交流自己在性生活中的感受和体验。
所以当夫妻生活上出现问题，人们往往更在意的是“治标”，如何提高或延长各种“指数”，却将彼此最真实的感受忽略。
因此，性治疗师的出现，更像是一个生活检查师。只有从生活中去看到性问题，才能真正地去解决性问题。

来自（A字母）片的性教育
（以下个案文档均来自性治疗师童嵩珍的治疗笔记，文中名字均为化名。）

佑钧说他有阳伟的问题4、5年了，看xing教育片的时候没问题。他说喜欢看一些有关女性弱小，男性威武的片子。一直以来他都是偷偷地看。有一次不小心被老婆发现了，打骂他恶心下流，之后再也没有办法在老婆面前勃勃生机了。

黄女士写的治疗反馈。“三月前我俩领了结婚证，婚前都没经验，婚后一直没开始过。一要夫妻生活我就怕，老公更怕。我怕痛，他怕伤害我....。”

丽华来的时候脸色很差，她说婚后一年怎样也没法完成夫妻生活。不由自主紧张，总是拒绝老公。“结婚前，爸妈总要我们矜持，晚上10点以前一定要回家，和男性交往一定不能发生任何的接触，一旦违规会被当成坏女孩，我哪里会知道，婚后竟会不敢过夫妻生活呀？
“性知识缺乏是很多患者出现问题的原因，这样的比例在大陆特别高。” 2013年，带着“台湾第一性治疗师”的名头，童嵩珍来到了大陆，与医院合作开办诊疗所，差不多三年的时间里，梳理治疗过的3000多例性障碍的案件，这是留给她最深刻的印象。
今年2月的一天，30岁的吴剑带着妻子到童嵩珍的诊所进行性治疗。
治疗室里不时传出吴剑和妻子的笑声。

患者吴剑（化名）在接受性治疗。
“今年对我们来说很不容易，压力很大，五年没有孩子，父母还有其他家人总是说这个事情，没办法，不然我们也不好意思找童医生。”
吴剑一家五口人挤满了诊所，这是他们第三次求医问诊，家长更关心的是子女的生育问题。
通过会谈，童嵩珍了解到前来求助的吴剑夫妻对性的了解实在太少：丈夫说他不知道如何去面对他的器官，而妻子也从来没有看过其他人的器官，或者了解过相关性知识。丈夫不提需求，他们就这样过了三年。

童嵩珍用自制的性器官玩偶在和患者示范交流。
比起“患者”或“病人”，童嵩珍更喜欢用“个案”这个词，性障碍在她眼中并不是病。
最初在神经外科及骨科护理师的工作过程中，童嵩珍遇到不少跟性沾边的事儿，直到选择进入台湾人类性学研究所，通过专业学习，她开始更多地思考感情和性行为的关系：“感情上的障碍为什么会引发性生活的问题？我会关心这些问题。”
2006年，童嵩珍从性学研究所毕业，成立了个人工作室Ritaland性福园。工作室开了不到半年，童嵩珍发现很多患者的问题她没法解决。当患者涉及到性行为障碍时，单纯的性教育已经无法克服，她想到了去国外溯源。随着在美国课程的深入，她明白了国外为什么能用自然的态度去接受性：重要的不是用什么方法，而是在性行为中伴侣双方的感觉。

小娟和小保是一对刚结婚的夫妻。小娟因前夫橱柜而离婚，离婚后一年开始与小保交往，小娟因有前车之鉴，想找木讷又不会花心的，婚后哪知小保竟然会生活障碍。小保说，小娟是个女强人，做什么事情都是雷厉风行，看到她仿佛是看到了小学的老师，实在没有心思了。

黄姐没说两句就又开始哭了，然后又开始骂老公无能。这是她第二次来治疗室了。她之前说即使脱了裤子，老公还是没兴趣。老公这次才松口说：“她脾气太坏了，我实在和她过不下去，但因为孩子，我只好忍耐，最后能有的一点尊严，就是我不和她做爱总行吧。”

这是我在大陆碰到年龄最大的一对夫妇，快70岁了。爷爷说他们夫妻关系很好，结婚50多年了。一直都有xing生活。爷爷说：“我多希望我们还能继续有xing生活，因为这样生活才不至于只剩下吃饭和看电视。”
虽然大多数中国人都相信，婚姻与爱情应该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但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潘绥铭教授四次全国调查结果显示，在21世纪里，中国夫妻对于自己的婚姻的满意程度，在不断地下降。

在已婚者当中，对婚姻非常满意的人（红线）一直在明显地减少，已经从2000年的74%减少到2015年的60%。也就是说，真正实现婚姻美满的夫妻，在短短15年当中就减少了14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对婚姻不满意的夫妻（绿线）则在缓慢而持续地增加，从4.5%增加到9.9%，翻了一番还多点。虽然十分之一这个比例不算高，但是如果换算为绝对数，那么在当今中国，至少有三千万对夫妻不满意自己的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