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拔斯时期，麦瓦利取代部落宗亲地位意味着什么？

引言

哈里发时期麦瓦利的兴起。传统的阿拉伯人依靠自己的男性亲属、部落兄弟夺取政权，而阿拔斯的哈里发们则倾向于经营自己的政治圈子，训练自己的政治服从——因为他们是更易管控的。

哈里发的麦瓦利受到重用

军事将领部落的成员，他们也不再仅限于尊贵不是地主，他们原来是平民，也可能是释奴，能从迪万中直接领取俸禄。
曼苏尔是第一个将麦瓦利体制化的君王，在他的朝廷中，各机构都不乏麦瓦利的身影，尤其是那些直接效忠于哈里发的麦瓦利。
他们担任哈里发的侍卫长、禁卫军、税官，这些都是事关哈里发安全和国家命运的重要岗位。
麦蒙在呼罗珊人和突厥麦瓦利的帮助下，打败了兄长艾敏。

呼罗珊人多是伊朗人，信仰伊斯兰教，可被广义地称呼为麦瓦利，但他们和哈里发的关系是相对松散的，他们直接效命于地方武装领导，如阿布·穆斯林。
当呼罗珊人展现出越来越强的破坏力和独立性时，哈里发一方面必须得依靠呼罗珊人，另一方面又惧怕他们。
诚如伊本·木格法对曼苏尔的描述“骑狮者令人害怕，他自己其实更恐惧”。
于是，哈里发越来越热衷于招募自己的个人受保护者麦瓦利，后者被称为“穆民领袖的麦瓦里”。
直接隶属于哈里发的麦瓦利、隶属于其他大官僚和势力集团的麦瓦利，他们的政治抱负、未来事业全部维系在主人身上，他们不能随自己的意愿辞去哈里发仆人的职位，忠诚度更高。
曼苏尔之后，麦瓦利的势力继续发展，只不过大权从波斯人逐渐转移到突厥来管理他的奴隶人。

穆阿台绥姆甚至成立了一个麦瓦利迪万士兵。835年，穆阿台绥姆迁都至距突厥人更近的萨马拉，他的突厥麦瓦利人数达到5000人。
传统的阿拉伯宗派主义者们不赞同麦瓦利的提议。阿拉伯人以血亲起家建立政权，宗派主义“阿萨比亚”是将部落成员们维系的强大力量。
在坐稳江山后，哈里发的选择竟出现了这样的转向，引起了阿拉伯人，尤其是宗派主义者的不满。
阿拔斯王室长辈阿卜杜·萨勒曼就是一位政治长老，他一生辅佐五任哈里发，颇有威望。直接依附于哈里发的麦瓦利势力的崛起反映了哈里发任用人才理念，他试图通过麦瓦利巩固个人专制。
因为在崇尚平等主义的原部落族人之间树立哈里发的权威、专制是比较困难的。阿拔斯统治者们强调哈里发的神圣性，提出了一套繁冗的宫廷仪式，将哈里发和他的廷臣、平民区别开来。

伍麦叶时期，哈里发延续传统，遇国家大事仍和部落长老协商解决，而阿拔斯的哈里发和普通民众之间则被重重官僚严密隔开了。
普通人面见哈里发需要经过一套复杂的审核程序，只有近臣才能见到哈里发。
哈里发在接受觐见时会围上帐幕，觐见人毕恭毕敬地亲吻哈里发的鞋子，君臣宴会时，哈里发和廷臣之间有一道帷幕，这在先知和四大正统哈里发时期都是没有的。
自曼苏尔起，哈里发开始使用尊号，强调统治的神圣性、神在创造世界时统治者的地位，是“真主在大地的影子”、“大地的代治者”。

阿拉伯部落中引以为豪的平等主义逐渐消亡了，“穆民领袖的麦瓦里”成为一个尊贵的称呼，彰显着由于和哈里发的关联带来的尊贵身份。
哈里发的保镖、侍从、医生、宫廷诗人中都不缺乏这样“尊贵的”麦瓦利。

权力流动背后的政治哲学

阿拔斯时期，麦瓦利取代原来部落宗亲的地位，进入宫廷辅佐哈里发，阿拉伯人在政治领导层的势力着实下降了，这体现出阿拉伯政治哲学的转变。
从沙漠来的游牧民，他们的原来的政治哲学只强烈地依靠宗亲，在接受定居生活，汲取其他民族管理方法进入封建王朝后，原来“宗亲至上”的理念不复存在了，游牧民平等主义最终被封建权威取代。
麦瓦利“登堂入室”，哈里发个人的麦瓦利他们先后取代了宗亲的地位。

据塔巴里记载，当一位官员坚持向哈里发麦蒙谏言平等地任用叙利亚阿拉伯人和呼罗珊人时，麦蒙表示了他对阿拉伯人的失望：麦蒙数落了几大阿拉伯部落，言下之意，对比阿拉伯人，呼罗珊人、伊朗人（涵盖广义的麦瓦利）是更值得依靠的，更忠诚的。
将首都迁至东部的巴格达是哈里发进一步接近麦瓦利的体现。哈里发对他们是如此的依赖，以至于哈里发后来甚至被操控、软禁，成为傀儡——当然，这是10世纪中后期的事情了。
穆阿台绥姆之后，各地小王朝虽名义上承认哈里发的地位，实际上则独立于哈里发朝廷，拒绝纳贡，各王朝之间互相倾轧、争斗（例如塔希尔拒绝向中央财政纳贡）。
阿拔斯的哈里发享有名誉上的权力，然而他们实际控制的区域却越来越小，以至于从巴格达附近的区域，缩小到皇城以内，再后来，连宫廷里的事情都决定不了。

基布认为，阿拉伯半岛沙漠部落的平等主义和千禧年理想为波斯人的完全而专制的权威概念逐步代替，是他在中东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现的“内部不和谐”的源头。
麦瓦利的诚意辅佐一开始似乎确实巩固了哈里发的政权，但是这些麦瓦利本质上如同权利场中的无根浮萍，他们考虑问题的时候以自己的未来发展为主，而少有顾及国家大局。
他们对主人的过分支持和挑唆、阿臾奉承，增加了王朝内部不必要的战争和牺牲，加剧了各政治党派间的紧张，使宫廷成为流言、阴谋、权利争夺的战场。
伊本·赫勒敦则将这种王朝的没落、权利的流转看作朝代生命周期中的自然现象——王权不再依靠最初的那些建立者，统治者热衷于树立权威，生活奢华腐化，疏远了最初的简朴，预示着王朝将经历四代而亡。
伊本·赫勒敦将哈里发的麦瓦利称为“后天麦瓦利”，他们之间亲密关系作为一种假想的“血缘”，是新时期宗派主义的衍生物。它源于贝都因人天然的血缘支持，又有所区别，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贝都因人平等主义的消亡。

如伊本·赫勒敦所言，它次于血缘关系，但的确是一种亲密的关系；它不是血缘关系，但由血缘关系产生的种种效果在这里是存在的。
瓦拉（庇护-依附）在政治角力中逐渐取代血缘的重要性——取得政权前，人们重视血缘关系，并不刻意区分和贬低瓦拉关系，而取得政权后，国家需要分出和级别和层次，统治者于是尤其把新近的瓦拉关系区分出来。
这些“以后的归顺者”，不比之前的归顺者和主人那般亲密，是更易于驾驭的。许多王朝的最后阶段都是这种情况，他们把前期的归顺者一般称为“归顺者”和“受保护者”，把后期的称为“奴才”或“助手”等。林霍尔姆认为，主人和奴隶，上级和下级之间的关系因此在中东关系中是很复杂的。虽然等级的差距明显地存在，但在意识形态上和行为上这些差别却常常是模糊不清的、变为平等甚至颠倒过来。

结语

真正的等级差异不断地被礼节、仪式、法律、宗教意识形态以及潜在的下降和上升的流动性所碾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