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2月，新加坡被日本占领，英国丧失对马来亚的统治权力

1942年2月，新加坡被日本占领，英国丧失对马来亚的统治权力。此前，英国对海峡殖民地委任总督实行直接统治；对马来联邦、马来属邦实行间接统治，通过与马来各邦统治者签定条约或协定，派遣顾问或驻扎官行使实际的管治权，名义上各邦统治者仍是主权君主。战争时期，英国做出了一个对战后马来亚历史有深远影响的决策：分解海峡殖民地，将马六甲和槟榔屿与半岛其余九邦合并，成立“马来亚联盟”，剥夺各邦统治者的主权，派遣总督实行直接统治，新加坡则被单列出来。与联盟计划相呼应，英国殖民当局还制订了一个公民权计划。

这些政策于1946年4月付诸实施。虽然拟建的马来亚联盟并不是主权独立国家，英国却同时制订了“马来亚联盟公民权”计划，声称此计划的目的是要发展一种“马来亚意识”，为马来亚最终自治做准备。在英国内外的强烈反对下，公民权计划未与联盟计划同时实施。英国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做出这些决策，其动机是什么？这是本章想要回答的问题。英军在马来亚的惨败引起国内外舆论对英国殖民政策的强烈批评，也引起多个决策部门和政府官员对殖民政策 的反思。这些批评对英国当局的战后马来亚政策有重大影响，因为这些批评的矛头直指殖民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要求英国放弃对海外领土的殖民统治。对于力图维护殖民统治的决策官员来说，他们制订政策时必须考虑各方面的批评意见，并做好应对新的批评的准备。
1942年2月18日，《泰晤士报》记者莫里森撰文分析马来亚失守的原因，认为马来亚殖民当局“在当地人民的生活中没有根基”，殖民部公共关系官员撒宾认为，“该文在英国内外引起了直接而重大的影响……它对我们殖民政策的基本精神和基础提出了质疑，这是以前其他一些个人的、有限的攻击所从未做过的。如果我们争辩说，在马来亚，我们只是顾问而不是统治者；或者说，从道义上讲，我们不能要求手无寸铁的马来亚和平居民用血肉之躯去阻挡日军坦克进攻新加坡；这些都不能有效地反驳该文的观点。这种批评确实含有合理且带根本性的内容，得到公众舆论本能的认可、赞赏和接受”。殖民部助理次长巴特希尔等人在一份总结马来亚和香港失守教训的报告中归纳了各种批评意见，主要有四点。

殖民当局过于关注琐碎的日常事务，对影响广大人民福祉的重大事务却漠不关心；殖民当局没有清晰的、长远的政策；殖民当局与当地人民缺乏沟通；殖民当局与当地人民之间既没有共同利益也没有一致的目标。这份报告认为，英国政府应该从这些批评中吸取教训。对于当地人民不支持殖民政府因而导致战争失败的观点，殖民部官员事实上并不赞同，但也不拒绝其合理之处。这份报告就此指出：“如果说，在海峡殖民地，从宪法上讲，当地人民与政府没有直接联系；在马来各邦，传统的苏丹政府仍然存在，其结构也得到持续的强化，这是一项基本的政策。实际上，我们怀疑，即使当地人民与政府有更密切的联系，即使政府与人民同心一志，马来亚和香港的事态会有什么不同。
没有武装的平民无论如何爱国也无法阻止拥有海空优势兵力支持的现代军队的入侵。但是，即使从某种观点看，我们从马来亚和香港事件中得不到什么教训，在殖民地政府和人民之间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促进当地人民对政府的归属感，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都毫无疑问应该是殖民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国内的批评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工党领袖、战时联合内阁副首相艾德礼在一次内阁会议上曾经提出，“从工党的观点来看，英国选民会对持续承担殖民地的财政负担感到不满，因为只有资本家集团从中得利……维持对殖民地的主权并维持相应的军备看来没有好结果而且会不可避免地导向新一轮的战争。”可以看出，工党认为，殖民主义违背历史潮流，不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不符合英国人民的利益，应该进行彻底改革。如果说来自国内的批评触发了有关部门和某些决策者对殖民政策更深入的思考，来自国外特别是美国的批评则对决策当局施加了更强大也更急迫的压力。

在1942年8月由外交部和殖民部共同提交给内阁的一份备忘录中，列举了包括副总统、国务卿、副国务卿等多位美国政要对英国远东政策的评论，认为这些评论“可能会形成对英国不利的舆论”。“美国著名的远东事务专家钱伯伦先生认为，为了恢复英国和荷兰的帝国主义统治而牺牲大批美国人的生命不仅是不值得的，而且是愚蠢的”。在当时美国主流舆论看来，英国在远东的失败，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内在缺陷，只顾自己利益对殖民地领土及其人民进行剥削”。概括起来说，美国的舆论可以归结为两点，第一，英国在马来亚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不合历史潮流的殖民政策；第二，美国人没有必要为恢复英国的殖民地而牺牲宝贵的生命。英国要想恢复和继续占领殖民地，必 须要借助美国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因而来自美国的激烈批评对于英国的决策当局有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