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被日本占领的新加坡，又将迎来什么样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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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的惨痛经历过去了，接下来降临的是日本占领时期的苦痛历程。新加坡人感觉有些麻木，缓不过神来，不敢相信所发生的一切。直到最后一刻，他们都始终相信着英国的声明。一个多世纪以来，在英国人的统治下，新加坡的安全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但忽然之间，就在短短几个星期的时间里，这个似乎强大的政权其外强中干的本性就暴露无遗。
日本人起初在某些殖民地受到了解放者般的待遇，但在新加坡，这种情况从未出现过。一开始他们还是有绝佳的机会让民众合作的。他们的胜利在这个一向崇尚物质成就的社群中激起了敬畏之情，而且相比之下，他们让之前的英国统治者显得“软弱无力，完全靠不住”。

虽然在新加坡没有什么民族运动可以利用，不过这里的社群内部差别极大，始终存在裂痕，当初唯一整合了这个社群的力量是共同臣服于英国人的政权，但如今这个政权却让他们大失所望：多许华人在此之前就已经对华民护卫司署失望透顶，就在新加坡陷落不久，中华总商会还在向总督请愿，要撤掉华民事务秘书。大批印度人则被印度本土的反英民族主义运动搞得群情激奋，而这里的马来人一向贫穷且备受忽视，欧亚裔则游离于本土的任何一个族群之外，而且被殖民地的统治阶层禁止谋取高位或争取社会平等权。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本来很有希望引发这些民众对己方的认同之情的。日方一直在宣扬这样一种听来很振奋人心的理念：全亚洲平等，并合作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包括日本、中国和东南亚一带。在马来亚战役期间，辻政信一直试图向手下灌输一种使命感。他编制了一本名为《只要读了它就能赢得这场战争》的小册子，复印了4万册，分发给“前线将士，他们是为解放亚洲的崇高理想而战”。“如今我们将担负起上天赋予日本的伟大使命，作为全远东地区人民的代表，坚定地给予欧洲人在这一带长达数世纪的侵略以重重的最后一击。”

日本人宣称，他们的政策是在从前的殖民地恢复种族间的平等。投降后的第五天，山下奉文向昭南的民众许诺：“我们扫荡了那些英国人造成的蔑视民众、缺乏公义的因素，并以互相扶助的心态与所有受这些制度所苦的人民分享过往的伤痛和如今的喜悦。”他还宣称，日本的意图是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它将遵循寰宇大道，实现公正的新秩序，让各个民族和个体都能按照自己的天赋和才能各得其所。”
日方谴责了英国实行的分而治之的政策，敦促亚洲人民以“八纮一宇”（意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兄弟精神团结起来，尊重彼此的宗教信仰、习俗和语言。新加坡陷落十天后，《昭南时报》宣称：“引领300万马来民众投入到大东亚圣战中，并在东亚最强大的国家和领袖大日本帝国的庇护下，引导他们遵从日本的军事统治，这是我们伟大的责任和荣光。”
两个月后，这份报纸又再次强调：“日本不仅希望，而且坚持要在它影响力所及的所有领土上实现民族间的和谐······马来亚旧的管理体制，细致地强化了优待某些人而镇压其他人的政策，这只能让所有民众都生活在政治上低人一等的命运中。”然而，在这些文字发表之时，日本人在新加坡的所作所为已经全然败坏了他们最初曾得到过的赞赏、敬畏和尊重之情。

日本人还强调：“最紧迫的任务之一是，要破除由傲慢而狡黠的英国人留下的各种陈规陋习，并携手并肩·····推动以强调德性和精神修养原则为基础的东方文化的复兴大业。”要清楚英国统治留下的各种外在形式并不难，不过日本人还是需要在本国人才尚未到达前的作为过渡期的那几个月里，保留和借用一批英国医生、护士、工程师和其他专家人才。这些人被拘押在麦士威路的海关大楼里。
日据时期的头12个月，新加坡的主教通过假释得以继续住在城中，而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圣安德烈大教堂的黑特神父也获准离开拘押营，到医院里走访信仰基督教的病人。在整个日据时期，新加坡植物园的园长、其助手，以及渔业总监都被拘禁在植物园和博物馆内。日本天皇本人就是一个生物学爱好者，还是伦敦林奈学会的会员，因此，他下令日军所占领土上的博物馆、图书馆和科学收藏品都必须得到保留。新加坡投降后不久，田中馆秀三教授即从西贡来到这里，旨在保护莱佛士博物馆里的地理学藏品。
快到1942年年底的时候，日本科学委员会任命羽根田弥太博士担任昭南植物园的园长，郡场宽教授为昭南博物馆的馆长。德川侯爵对马来亚了解颇深，而且与柔佛苏丹易卜拉欣的私交甚好，因此作为日本昭南政府的军政顾问来到这里，还被任命为植物园和博物馆的总负责人。侯勝本人是一名植物学家，曾于1929年率日本代表团参加在爪哇举行的太平洋科学会议，还曾走访马来半岛、婆罗洲和苏拉威西等地。

被拘押的英国科学家与负责看管他们的这些著名日本学人在研究和管理工作中合作无间，这招来了其他被拘押者的不少痛骂悲叹声和指责声，但这却意味着战前收藏的那些书籍、档案和科学文献都得以避免被毁的命运，而且即使在战争年月里，这里的科学研究工作仍然卓有成效地进行着。
这项积极的成就在总体而言具有破坏性的日本战时统治环境中，是一个多少能弥补些许其罪过的例外。在德川侯爵强有力而慷慨的保护下，植物园内的生活相对来说还挺舒适惬意，这与其他囚犯那物资匮乏且深受暴力折磨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武士道的准则认为士兵投降是不名誉的行为，而且日本也从来没有批准并加入保障战俘应受到人道主义待遇的1929年《日内瓦公约》。
因此，日本人对战俘施加各种残酷折磨、严刑逼供，一人犯错就整群惩罚，还处决逃跑者，对此他们毫不手软。从理论上讲，被拘押的平民理应得到更好的待遇，但实际上，樟宜的战俘营和平民拘押营中的生活条件并没有多大差别。

起初，被囚的欧洲人是自行管理组织的，因为日方人手不足，而且战俘们可以在新加坡岛的东端一带相当自由地活动。在这最初的几个月里，俘虏们重新审视整场战役里发生的种种灾难，开始怪罪他们的领导人，整个群体四分五裂，相互指责。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指挥官和其他军人之间都充斥着对彼此的怨恨不满情绪。监狱医院里的条件非常糟糕。有好几个星期，里面挤入了2000多个病人，到1942年秋天，这些病人已经有四分之一死去，被埋在了樟宜。
白思华要军队继续正常操练，这让士兵们很不满，但因为这些举措，不到两个月，秩序和纪律有所恢复。日本人会调若干队俘虏出去工作，到1942年4月时，有8000多人在外劳作：在武吉知马修建神社和战争纪念碑，维修船坞，以及从船上卸货等。这样的劳作机会很受欢迎，因为它们意味着可以得到更多的食物，还有机会用物品交换或偷偷拿一些供养品，尤其是所卸货物是食品时。此外，他们还能因此得到一点工资，虽然每天不过10分钱。

1942年8月，日方加紧了安全监管措施。400名身份较高的平民囚犯和战俘，包括白思华和珊顿·托马斯，被转往台湾。此后，日方在这里建立起自己的营地管理机构，由福荣少将负责。1942年9月，总数达1.5万多人的战俘被集中到史拉兰广场上，日方要求他们每人签署一份保证不逃跑的承诺书，但战俘们拒不合作。日方因此让他们滞留在广场上长达三天，不提供食物和任何遮风挡而的设施。
最终，在日本人公开处决了四名抓回来的逃跑者后，战俘队中的军官们命令各自的下属在承诺书上签了字。史拉兰广场事件并没有打击战俘队伍的士气，相反，事实上还加强了他们的团结，激起了他们同仇敌忾的情绪。在之前的操练和种种磨难中，他们已经学会了遵守纪律、积累资源和自力更生，并逐渐形成并分享了各种各样的技能。战俘们开辟园地种植蔬菜，养鸡，在营地里开办小作坊生产肥皂、纸张、牙粉、扫帚和厨房用具等物品。
到1943年初，营地里还建起了一所“大学”，拥有120名教师和2000多名学生，另外还有一个剧团，一份营地内的期刊和一个水平还不错的澳大利亚交响乐团给战俘们提供娱乐。起初，日方准许囚犯们获取、阅读《昭南时报》，后来又横加禁止。尽管如此，囚犯们仍然借助秘密藏好的无线电接收装置保持着与外界的联系，利用这些装置，他们能听到来自伦敦、新德里和美国的新闻。

辜加兵战俘营同样也按照军营原有的方式维持着军人该有的秩序和纪律，但位于实里达的印度战俘营内的情况却非常糟糕。这些部队已经失去了所有的英籍军官，很多印度军官或者被处决，或者加入了印度国民军，而且，在战俘营内部，印度教徒、穆斯林和锡克教徒之间始终摩擦不断。即使在编制仍然整齐的部队里，纪律也非常松弛，而且这里的患病率和死亡率都相当高。
虽然日方逼迫囚犯们承诺不逃跑，但事实上，就算真想逃跑也几乎不可能。因此，麦科马克的成功逃跑实在是例外中的例外。他是一名前英国皇家空军，组织了17名外出劳作的战俘逃跑。在一名葡萄牙籍欧亚裔看守的帮助下，他们从巴西班让逃脱。 并在克兰芝乘一条小船逃出了新加坡岛。四名幸存者在马六甲海峡搭上了一架荷兰的水上飞机，而麦科马克则最终抵达了澳大利亚。

被关押的第一年，樟宜监狱的情况还算差强人意。敌国平民总管朝日五十四担任过八年的日本驻伦敦大使。他是一个体量关怀他人的人，并不施行什么虐待措施，唯一折磨囚犯们的是锡克和其他印度看守。囚犯面临的主要困难是食物的短缺。1942年10月，日方降低了所有战俘和平民拘押营的口粮定量，不过，虽然每顿的量减少了，但各餐的供应在此后的12个月内还是基本保证的。

结语

战俘和被拘押的平民之间接触很少，被拘押在樟宜监狱内的男囚和女囚之间也无法交流。平民男性囚犯有时候会得到离开监狱外出劳作的机会，但除了两名偶尔会被派到城中看病的女医生外，女人和小孩们始终都被关在营地内部。女囚营里的生活艰苦而凄凉，但她们还是建起了一所学校，有18个月的时间，还坚持发行了一份在营地内流通的新闻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