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爱情观是建立在真诚相爱，双向奔赴基础上的

前言

对于羿、浞、雏缤三人混乱的婚姻关系，屈原也给予犀利的揭露：“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嫔”本来是要救百姓于水火的箭头，为何如今却成为抢夺他人妻子的凶器？“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为什么寒浞和羿妻轻而易举把羿谋杀？羿射杀河伯夺雏缤，浞又和雏缤杀了羿，他们三人混乱的爱情关系中没有丝毫爱情的展现，只有杀与被杀，抢夺与背叛，充满了血腥与恐怖。如果说《九歌》里是心灵的契合，精神上的交融，展现出爱情最美好的那一面。那么在《天问》里，在圣人英雄们的爱情婚姻里，充满了杀戮，背叛，不忠，揭露出婚姻丑恶虚假的一面。屈原为何会在两首诗中表现两个完全不同的爱情世界，原因在于他评判标准的不同。《九歌》对于婚恋的描写重在称赞爱情的美好与自由，充满感性色彩，《天问》意在揭露欲望的丑陋，指责婚恋中不忠不道德的行为，体现冷峻思考。
这是由于屈原受到了南北方文化的影响，在创作中不自觉体现出来。虽然在《九歌》《天问》中屈原对爱情的描写有较大差异，但是它们的最终指向是一致的，屈原的爱情观清晰地呈现出来：爱情不是简单欲望的驱使，是惺惺相惜，心心相印，虽然身不在一处，心却异常紧密。建立在真诚相爱，双向奔赴基础上的爱情，能经得起误会、怀疑、离别的考验。
一、评判的标准：情感至上与理性思考
（一）《九歌》：情感至上的感性世界
关于祭祀的场景，屈原另一部作品《招魂》中有所提及：“士女杂坐，乱而不分些。”“比肩齐膝，恣意调戏”，从中我们也可以想象到《九歌》中祭祀的场面：音乐狂奏，歌声高昂，男女杂坐，互相调笑。在这样大胆热烈，激烈自由的场面，人与神都陷入癫狂的快感之中，时间和空间好像都消失了。屈原“把一切人间天上、六方八极、阳间冥界、往古来今的万象万物，无论神仙帝王、忠贤奸俊、君子小人、灵氛巫觋、孤魂野鬼、香草美人、山川草木、奇禽怪兽、风雷云霓……都汇聚笔端，从而创造出一个人神杂处、古今混一、仙凡不分、人鬼难辨的超时空、超仙凡的奇异怪诞的形象世界和理想境界”人与神虽然地位悬殊，但是他们可以自由相恋，偷偷相会。他们敢爱敢恨，痛痛快快地表达自己的感情，或思念，或期盼，或爱慕，伤心到极致时涕泗横流，等待到绝望时开始幻想，艰难险阻挡不住去见恋人的心情，离别在即感叹世事无常…
…屈原就这样营造了一个扑朔迷离，瑰丽奇特的世界，无怪乎《文心雕龙·辨骚》篇所说：“故骚经九章，朗丽而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整组诗体现其情感至上的非理性特点。

（二）《天问》：客观的理性思考
如果说《九歌》中的男女主人公的恋爱行为是自由大胆，不受约束的。那么对于《天问》中圣人英雄的婚恋传说，屈原评判的标准更多的带有理性色彩。《天问》中有关尧以二女妻舜的传说在《尚书·尧典》中己有简略的记述“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妫，嫔于虞。”屈原对此提出了两个疑问：舜恐无后，为没有家室感到忧虑，那么他的父亲怎么不叫他早结婚，就让他一直单身？尧嫁二女于舜，为什么不告诉舜的父亲？他认为舜的父亲没有给他做一门媒妁之亲是没有履行作为家长的职责，而没有征得舜父母的同意就让他们结合是不合礼法的，关于这一点，屈原应该是受到了中原宗法文化的影响，古代婚姻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果不经父母同意就私定终身是为人所不齿。如《伐柯》：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所以屈原指责尧以二女妻舜而不告其父，“尧不姚告，二女何亲”他认为不告父母而娶是不合礼法的，但在九歌中，湘夫人湘君也好，山鬼也好，他们都是自由约会的，神灵都可以与人相恋，更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样的约束。至于浇的传说，屈原对其与嫂的暧昧关系发出疑问，“惟浇在户，何求于嫂”“女岐缝裳，而馆同爱止”浇和女岐是叔嫂关系，却同住一个房间，他们之间似乎有着不为人知的暧昧，这里对于儒家看重的叔嫂伦理问题，屈原明显持批判态度的，认为他终遭杀戮也是罪有应得，不管他们之间是否真心相爱，这都是越轨行为，不为社会所容。

二、巫楚祭祀文化与中原理性文化影响的结果
九歌中的爱情氛围是自由、迷离、恍惚甚至焦虑的，天问中则是冷静、理性、充满思辨精神，同样是屈原的作品，同样是描写爱情婚姻的内容，为何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究其原因，是与其文化背景有关。文学现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特定时代的社会现实和文化背景，处处反映着时代的精神及反映特性。楚辞是屈原在楚国创作的作品，是楚文化的产物，其创作肯定受到了楚地巫文化的影响，战国末期，各国外交频繁，商贾往来，络绎不绝，楚国虽然偏居南方，但与中原北方各国不管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都是有密切交流的。因此，对其在《天问》《九歌》中不同的爱情婚恋描写可以从楚地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碰撞交流加以分析。《九歌》中的浪漫主义激情显然是受到了楚地巫文化的影响。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叙述过战国时期的楚国以江、汉、沅、湘地区为领土。

江南气候适宜、物产充足，百姓安居乐业、取生容易，可知屈原自身所拥有的浪漫灵感有楚地独特地理风貌的功劳。王逸《楚辞章句·九歌》说：“昔楚国南部之邑，沅湘之间，其俗好鬼而信祠，其祠必做歌乐鼓舞以乐诸神。”朱熹：“《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现作乐，歌舞以娱神。”《九歌》就是屈原根据楚国民间祭祀进行加工改造而成的，这种祭祀鬼神的神秘习俗，使得屈原可以大肆想象，遨游四方，其作品自然就浸染了浓郁的浪漫色彩。祭祀拜神，载歌载舞是为了表达对神灵热切的崇拜与仰慕，因此，感情的表达是自由的、痴迷的。在祭祀中，男女歌舞，击打鼓乐，香草繁盛，人与神都沉浸在炽热、疯狂、自由的爱情世界里。楚地巫文化当然对屈原有着深厚的影响，除此之外，中原文化也渗透了屈原的创作。屈原在楚国主要的政治活动和创作活动在怀王统治时期，怀王时期其实已经处于战国末年了。

战国末年是政治动荡的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贵族没落，同时也是一个思想大碰撞时期，学术上百家争鸣，各个学派不断涌现，各种思想潮流交汇，其中理性精神高涨，屈原在这一历史洪流之中不可能置身事外，所以他也受到了北方中原文化的影响，《国语·楚语》记载，楚国的大臣在朝议事经常援引儒家《诗》《书》中的话，《孟子·尽心上》提到陈良虽然是楚国人，但是他曾经主动北上中原学习孔儒之道。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里也提到屈原熟悉外交辞令，曾经出使过齐国，有机会接触中原的文化。可见南北方交流密切，北方以礼乐，宗法制度为核心的文化向南方蔓延。宗法制度对于爱情婚姻，夫妇关系有着明确的理性规范。

如“周之俗，不自为娶妻。且夫处女无媒，老且不嫁。”男女是不能私下自由结合的，屈原在《天问》中对圣人婚姻生活的批判很明显是受到了北方理性文化的影响，屈原认为这种放纵欲望，丧失理性的不伦之恋不符合社会规范，是不道德的表现。总之，在这两部作品中出现对爱情婚姻完全不同的笔调，是因为屈原受到了楚地原始巫祭文化和中原礼乐文化的双重影响，他既根植于楚国独特而丰厚的文化土壤，又受到北方理性思想的冲击，才会在作品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爱情观。

结语

《九歌》中诗人对爱情的描写是抒情的，是充满感性色彩的，以夸张的浪漫主义激情渲染一种自由的恋爱氛围，带有很强的随意性，人与神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可以自由的相会、恋爱，诗中洋溢着迷离、狂热、恍惚的气氛。诗人没有考虑到更多的道德伦理问题，在这里没有世俗的眼光，爱情是一种游离在社会规范之外的纯粹的感情。在《天问》中，屈原反而将夫妻关系置于社会伦理规范之中加以审视，爱情嫁娶受到了礼法的约束，是理性精神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