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西三剑客”笔下的铁西味道

「本文来源：大众日报」
双雪涛、班宇、郑执，这三位“80后”作家被称为辽宁文坛的“铁西三剑客”。铁西区曾被称为“东方鲁尔”，是中国大工业历史的一个缩影。铁西区，经历了从辉煌时代到国企改革阵痛的转变，这对生长于斯的他们留下了怎样的印记？
从三位作家的叙述里能够感受到相同的铁西味道，而这味道与铁西人有关。在三位作家的小说中，普通人是最常见的角色，因为铁西的世界就是由众多的普通人敲打出来的，铁西的辉煌也是由众多的普通人创造出来的。
双雪涛《火星》：祭奠往昔的青春、爱情、理想和任性
铁西区的艳粉街是双雪涛成长的所在，也是他小说的原型。在最初的小说中，他惯用客观冷峻的叙述，呈现人性在这里所经历的煎熬和考验。但这一回，他着意加强了小说《火星》中主观的成分，在看似写实的叙述中埋伏下很多神秘的东西。
小说的男女主人公魏铭磊和高红是高中同学，当年有过一段相恋的经历，相恋时高红给魏铭磊写过三百多封信。信里肯定包含着丰富的故事，但我们不得而知，作者只将最后一封信的内容告诉了读者。这封信可以说也是高红的绝命书，她在信中说她要用一根绳子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她希望未来能与魏铭磊在火星上相见。
读到这里，作者以“火星”为小说标题的用意才清晰起来。对现实已彻底绝望的高红，期待死后能在另外的星球上寻到幸福。为此，将这篇小说理解为一篇祭奠往昔的小说——祭奠往昔的青春、爱情、理想和任性——或许较为合适。
小说中埋伏的神秘东西也使小说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读者完全可以作出不同的解读。比如可以解读为：高红当年已经自杀身亡，小说所述去酒店的一段经历不过是魏铭磊的幻觉而已；也可以解读为：两位少年时代的恋人几十年后相约来到酒店一起殉情而死。但无论如何解读，我们大概都绕不开祭奠的情绪。
班宇《于洪》：“御洪”还是卷入洪水
“铁西区”“艳粉街”“工人村”与社会体制转型期的“下岗”潮，共同构筑了班宇小说世界的画卷，宛如时光机一般，将读者载回东北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千禧年初。在小说《于洪》中，班宇将自己的观察放在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退伍军人的转业分配上。
班宇通过设置三处“重合”，地点重合、时间重合、事件重合，指向当年震惊全国的沈阳“3.8”大案，将小说与真实事件接轨。
班宇的巧思不在于事件本身，而始终停留在人物身上，对于真实事件进行艺术加工。他着重要讲的是“我”“三眼儿”和“郝洁”的故事。“我”和“三眼儿”在一个部队当兵，转业回来，合伙在“于洪广场”卖烟。“郝洁”是“三眼儿”的姐姐，又是“我”的妻子。
作为抢劫案的案发地，多条线索指向“三眼儿”有重大嫌疑，“三眼儿”的无故失踪，让他变成谜团的中心。而行至后半部分，“三眼儿”又意外现身，站出来揭露“我”的阴谋。两条线，两个版本，究竟谁是参与持械抢劫杀人的犯罪嫌疑人？我们不得而知。
小说题目叫《于洪》，谐音作“御洪”，曾经奋斗在一线的抗洪战士面对现实的巨浪，自己都卷入洪水之中了，唯有“郝洁”成为难得的阳光。
“郝洁”的温暖与阳光，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班宇，“如果非要拒绝什么，不能拒绝真情”，“简约主义”大师雷蒙德·卡佛对写作和人生的参悟深深影响着班宇的创作，班宇将这份“真情”散落在小说的各个情节之中，晕染出人生苍凉的底色，拼凑出“小人物”复杂的情感世界。
《于洪》亦可以被看作东北经验的再次讲述，但对于那个时代的讲述不仅属于东北，或许每个人都能从斑驳的故事中窥见自己的生活，或者身边人的生活。
郑执《仙症》：世纪末的症候群
《仙症》的开头就出手不凡，“倒数第二次见到王占团，他正在指挥一只刺猬过马路。时间应该是2000年的夏天，也可能是2001年。”
伴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中国被纳入全球化的浪潮，东北这个最能体现国家意志和集体经济奇迹的地方正在被前所未有的变化所冲击。新世纪带来的不安全感成为一种世纪末的症候群萦绕在郑执笔下的人物身上。
“王占团”，从前是海军，算是人人艳羡的人物，但他与周围人总是格格不入，不知怎么就疯了；发病后复员回家做工人，慢慢地成了人人嫌弃的人。
外人看他疯疯癫癫，但“我”却觉得这位大姑父有很多清醒的时刻，甚至与他有些同病相怜。“我”算得上是这个家庭里另一个“不正常”的人。小时候口吃，为了纠正口吃的毛病，父母及长辈想尽各种办法，反而导致了“我”的自闭和自卑，甚至患上抑郁症。
“我”痛恨父母的折磨，在同学们的嘲弄中感到羞耻，只有与大姑父相处时才感到了人与人之间的亲近和信赖。每回几近到了崩溃的边缘，只有患精神病的大姑父以微不足道的力量呵护着“我”。后来终于有一个懂“我”的姑娘走到“我”身边，“我”的心才释然了。
“许多年后，当我站在凡尔赛皇宫里，和斯里兰卡的一片无名海滩上，两阵相似的风吹过，我清楚，从此我再不会被万事万物卡住。”这与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开始如出一辙，将现在、过去和未来连接成环形，如同马孔多镇的布恩迪亚家族一样，“王战团”和“我”儿时的东北记忆也将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