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年前，我曾受周总理耳提面命

以下文章来源于聚恩君 ，作者张聚恩

聚恩君一个爱科学爱家人爱朋友的“老民工”讲人生感悟，说航空故事。
昨天是敬爱的周总理的忌日。他离开我们整整44年了。
2019年1月，我曾经写过一篇纪念周总理的文章，题目是《手留余温，心怀崇敬——纪念周总理》，文中我贴的首张照片是“历史在这里沉思”。我以为，纪念伟人，实为沉思，对复杂、多彩、每个人眼中都不一样的历史，作负责任的、有良知的、独立的自我沉思。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去年写的文章，就是思念、思虑与沉思之作，特别是文章的最后两段。故而，我将这篇旧文稍加改写，换成今日之时态而重发，并把题目改成了《53年前我曾受周总理耳提面命》。
在2020肇始、中东血肉绞杀开启、霸强禁我AI软件、国内诸多考验密集之时，我发出这篇微文——我献小文祭总理，我以我血荐轩辕，我愿华夏成强国，我盼世界归和平。

01我是如此深深眷念敬爱的周总理。不仅因为我和全中国人民一样，沐浴总理的恩泽，仰慕总理的人格，还因为我有一个特殊机缘，参加赴南京执行特殊使命的“中央调查组”，接受他的耳提面命，而对他生出不一样的理解和更真切的崇敬。这件事距今已经53个年头，我也从20岁青年变成了古稀老叟，而总理离开我们已经44年了。
我一直想写下这桩往事，却因种种原因，迟迟没有动笔。一是在那个非常年代，手中没有留照，没有原始记录，也缺失权威的信息披露；二是此后社会变迁急剧，物是人非，调查组的“战友”失去联系，尤其是“9.13事件”后，一些参与此事的军界人士去向成谜，甚而功过难辨。
可我在一天天变老，不写出这桩往事，成了一种折磨。偶然间，发现当年和我一起到南京但久未联系的马斌其同学的电话号，拨过去，他的夫人接了，却悲伤地告诉我，他已于2016年因脑梗去世。但她帮我联系上了另一位同学吴美娟。吴美娟不仅告知我更多情况，还倾诉了她本人分配入职后，因这件事而在“清理516分子”运动里蒙受的不白之冤。这场运动始于1970年《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下发，导致百万人士，特别是年轻的文革参与者，被清查、受迫害，直至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后不了了之。她据理力争，说明原委，从总理办公室的宋XX那里得到支持，并知晓了中央曾为“调查组”的任务与组成，专门下发过【1967】37号文（我却不知此文，也无力去查实）。她的冤屈得以洗刷。

闻此，思昔，心绪难平，两位同学的故事，连同53年前的事件本身，强烈刺激我，活化着我的记忆。冥冥中，似有一个声音在耳边回响，要我把这件事写下来，让更多世人知晓，也作为一首心曲，献给敬爱的周总理。但由于年事久远，岁月沧桑，加之那时的我，少不更事，用心不够，写/发此文仍然心存忐忑。希望读到此文的当年战友或知晓这段历史的人们，指出差错，帮我补正。02
那是1967年8月。我有幸同另外五位北航同学一起入选名为“中央调查组”的临时工作团队。调查组由来自总参、空军、民航和北航的20余人组成，组长是时任民航政委刘锦平，一位功勋卓著的开国少将。15日下午，全体成员齐聚人民大会堂。我们从西门进入一个会议室，时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开国上将王XX主持会议，要求调查组即日飞赴南京，执行特别使命。王副总长简要介绍情况后，要我们等候一位中央领导人前来向我们部署任务。
我们焦急地等待，并在心里猜测“是哪位中央领导来给我们布置任务呢？”突然，热烈的掌声响起，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敬爱的周总理来了！竟然是总理亲自前来为我们部署，为我们送行！他的步履快捷，边走边用双手作出下压的动作，要大家安静，并连声说“让大家久等了”。而后，径直走到我们面前，同每一个人亲切握手。
当周总理走到我面前时，我用双手紧紧握住他的右手。那手，并无大而有力的劲道，倒是一种温暖柔软的感觉，穿过手臂，直达心扉。我是如此近距离地端详年近七旬的总理：刀刻般的脸庞，透着坚毅，下颌微收，脸颊瘦削，面容里明显透着疲惫，脸上散布着几处老年斑，眼圈周边微微发红，浓眉下的双眼射出如柱的目光。

握手、落座和对在座人员稍事介绍后，总理即开始部署任务，似乎能察觉因紧张的日程安排而语速急促。他说：中央责成你们这些同志组成中央调查组，立即赶赴南京，是因为现在南京的形势很严峻。你们的任务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中央的战略部署。具体任务很明确，一是制止武斗，保住即将钢梁合拢的南京长江大桥，不许冲击和破坏总统府以及其他文物；二是制止召开批判声讨许世友同志（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大会，要百分之百地保证他的安全。总理话锋犀利，声音清晰洪亮，不时作着刚劲的手势。我一眼不眨地盯着总理，聆听他的每一句指示，生怕漏掉一个字。他说：要向广大群众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拆毁工事，收缴武器，坚决地制止武斗。南京长江大桥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钢梁合拢是重要的里程碑节点；武斗一旦扩大，有可能使大桥受到损坏。无论是哪一派，都有责任保护大桥，推动工程建设的进展，而不许以任何理由破坏大桥。
他强调指出，许世友同志是一个好同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有缺点有错误可以批评，但不能声讨、炮打。要说服群众，坚决制止那个声讨大会的召开。
总理不仅向我们详析了当时的形势，指明任务的重要性，还对我们的行程、驻地和交通工具等都提出具体要求，要求空军、包括南京空军给予妥善安排。讲话结束时，他勉励大家，你们的任务很艰巨，但也很光荣，到那里要依靠当地群众，把中央的声音传达给他们；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开展细致的工作；相信你们一定能很好地完成任务。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当时不准记录，在我后来的日记里，做过一点追记，但主要是总理接见和部署工作时的一些细节与我的感受，而非具体的部署内容。这里抄录几段。
我永远忘不了，总理那崇高的责任心和强闻博记的惊人能力。谈话中，他请总参一位负责同志回答南京有几所军事院校，各有几派群众组织。那位负责同志回答说，记不确切。总理含笑说他“记性不大好哟”，并代他做了详尽介绍。他讲出的数据多且精细，令我惊讶而钦佩。我想，岂止是对南京的情况了如指掌，他的心中装着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装满全中国的国计和八亿百姓的民生。
我永远忘不了，总理那口问手写、一丝不苟的优良工作作风。谈话一开始，工作人员就在总理的沙发扶手上摆上了纸夹，给总理送上几枝削好的铅笔。总理在倾听别的同志讲话或发言时，不停地做着记录，尖尖的笔在纸上急速地滑动，还不时抬头，以深邃的目光注视讲者，提出问题。总理工作时的那份专注，那种严肃认真的习惯，给我留下极深印象，成了我终生学习、仿效的榜样。
我更忘不了，总理对南京形势的精辟分析和对我们的全部工作指示，不仅为后来的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充分显示了他全局在胸、帷幄运筹的雄才大略；还反映出在当时的复杂形势下，他高超的工作艺术与方略，刚柔并济，恩威同施，既面对万千群众，又提防阵营内的干扰，何其不易，何其艰苦卓绝。
03
当天傍晚，我们乘坐时任空军政委余立金的“子爵号”专机，在浓重的夜色中，飞抵南京。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乘坐飞机，无舒适惬意之感，反觉恶心难耐，终致在飞机落地、迈出舱门、领受南京“小火炉”淫威的第一时间，再也忍不住而哇哇呕吐起来。

从第二天开始，工作全面展开。首先，调查组通过和地方相关机构、军界领导和主要群众组织负责人的“高层会晤”，在第一时间传达了总理的指示。而后，全体成员分成若干小组，分头开展工作。从这一天直到9月末，我们在南京连续工作了四十余天。我曾经走进许世友司令员的家中，他的家在我们抵达的那天受到当地造反派的查抄；为确保无虞，他已搬入更加安全可靠的住地。我曾经多次到南京长江大桥所在区域，走进企业，走进工地，亲见许多基层职工克服困难，忘我工作。我也曾有幸领略日日新的大桥英姿，继8月16日正桥钢梁初始合拢后，8月21日实现完全合拢。我还曾遭遇“险境”，在走访一个群众组织时，被视为“骗子”，撂倒在地，踏上一只脚，一支手枪的阴森枪口对着我的胸膛；那时的我，竟毫无惧色，大喝道：不要胡来，我从北京来，是周总理派来的......。
我们一路走访，一路宣传，接触了不少人，也经历了不少事，做了许多实录、笔记。但回京后要求全部上缴，且不准将调查组的活动与接触的人与事，包括被调查、被访谈人的政治态度与表现，向外泄露。故而，往事只能留在记忆里，多了几分神秘，以致于我的多数同学、友人并不知晓，我竟然有这样一段“传奇”般经历。
经过综合施治，上下各方共同努力，预定的几项目标基本达成。许世友司令员平安无恙，原定要在9月2日召开的十万人声讨大会流产；在经历多次反复后，9月4日，两派群众组织签署《关于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书》；“倒许（世友）”风潮和派系武斗得以休止，社会安全开始回归。总统府未受破坏，南京主要名胜古迹得以保全。大桥工程进展正常，一年后铁路桥通车，又过一年，公路桥启用......。

我知道，我们的工作只是解决复杂的南京问题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毫无疑问，派出“中央调查组”这一举措产生了强烈的震动效应，“中央调查组”自身的特殊位势和务实工作，对于解决南京问题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而在这个过程里，我们这些年轻人受到的锻炼，学到的东西，更是终生受益。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深知，在那样复杂危难的形势下，没有总理的亲自部署与推动，南京问题断然不会得到解决。国庆节前，我们班师回京，中央办公厅和总理办公室对我们的工作表示满意，给了我们每个成员一个大大的奖励：一人一张天安门国庆活动的观礼券（两天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18周年纪念日）。也许，这是周总理给我们的褒奖，我从心底这样认为。
当时，我弟弟聚鸠自河南老家来看我，我的同学们接待了他，已等我数日，正要返乡。我想让他分享我的喜悦，也补偿我的歉疚，便把我的观礼券送与他。18岁的弟弟代我领受了这份殊荣，登上了天安门西侧的观礼台，在那里度过了直至晚间活动结束的难忘一天。关于此事，至今他的胸臆间，还是满满的、幸福的回忆。他说，谢谢我这个哥哥，还对我道来，和他在同一观礼台、同一区的恰好有河南军区的一些领导，如司令员何XX，至今他仍记忆如新。
04
我的这篇微文，只是一篇情感抒怀，透过半个多世纪前那桩史实的回忆，以个人独有的方式缅怀总理，并非对文革历史的详说细评。但为了使大家便于理解，懂得当时总理的处境，进而理解他的不凡丰功，我又不得不以最小的篇幅向大家叙一叙那段往事。

以1966年《5·16通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十六条》等的发表为标志，文化大革命爆发；是年8月后，各地群众的造反风暴兴起，从1967年初开始进入全面夺权阶段。1967年的春与夏，政治风云诡异。一批高级干部挺身而出，发出反对文革的声音，被斥为“二月逆流”，陈毅、谭震林等遭受批斗。而社会上，刀枪相见的武斗迅速升级，给国家和人民的安全造成巨大威胁。7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公开发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号召。
继上海“一月风暴”（造反派夺权）和武汉“7·20事件”（所谓陈再道兵变）后，南京成为又一个“火药桶”。8月的南京酷暑难耐，但政治气候更为炽热。两派画地为牢，箭在弦上，冲突稍纵即发。在“揪军内一小撮”号召的蛊惑下，“倒许”运动已呈失控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8月11日，总理在紧急召见首都红代会代表时指出：到处抓陈再道，就像前些时期到处抓谭震林一样，是不对的。8月12日，总理在北京又紧急召见南京群众组织代表，要求刹住打、砸、抢、抓、抄的歪风，否则要走向反面。
但是，南京的群众组织不听招呼，仍在三天后，即中央调查组赴南京那天的8月15日举行了群众集会，喊出“打倒许世友”的口号，并于同日抄了许世友的家，还准备召开更大规模的“倒许”大会。
中央调查组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由总理面授机宜，急速飞赴南京的。而就在调查组赴南京后的工作进程中，中央正式否定了“揪军内一小撮”的错误口号，其中包括总理的巨大贡献。这为解决南京问题、以致全国性的此类问题铺平了道路。
除了解决南京问题，在“67之夏”的险恶形势下，周总理为保护干部，制止武斗，殚精竭虑，亲力亲为，还做了大量艰苦工作。就在给我们部署任务的四天前（8月11日），外事口在大会堂召开批斗陈毅大会，周总理出席，以保护陈毅。8月19日，同样在大会堂，周总理又在一个小型工作会和批斗谭震林的大会之间“串场”，最大程度地保护谭震林不受伤害。在为我们部署南京之行的前后，总理还亲自紧急指令李德生“出山”，在安徽全省强势制止武斗......。桩桩件件，调兵遣将，精心部署，共和国的总理在苦撑危局。
没有人会怀疑，在那个年代，周总理是全中国最忙的人、操心最多的人。恰如那首脍炙人口、催人泪下的颂歌《你是这样的人》里所唱：
把所有的心装进你心里，在你的胸前写下，你是这样的人；
把所有的爱握在你手中，用你的眼睛诉说，你是这样的人。
不用多想、不用多问，你就是这样的人；
不能不想、不能不问，真心有多重，爱有多深。
把所有的伤痛藏在你身上，用你的微笑回答，你是这样的人。
不能不想、不能不问，真心有多重，爱有多深。
把所有的生命归还世界，人们在心里呼唤，你是这样的人。
每次，在我轻声吟唱或倾听这首歌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一定会浮现出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们时的情景，“真心有多重、爱有多深”，则具化成至死不会忘却的、他的刚毅容颜和动听的语音。
05
从20岁活到现在，随着阅历的丰富，我在不断远离“幼稚病”与“巨婴症”。但在成长之路上有一点，始终未变，就是对总理的崇敬，坚不可摧、愈老弥真。44年前的这一天，总理不幸病逝，他为之献出一切的中国土地上竟不准为他举行群众悼念活动，甚至不许写一条悼念标语。我被深深激怒。在我其时工作的南峰机械厂的山下，我贴出了一张“沉痛哀悼敬爱的周总理”的大字标语，也许在山下厂区，我还是为他老人家臂带黑纱的唯一一人。当同事们问我时，我答道，不是为家中长辈，而是为我们的国难，为我们“大家”的当家人。

对总理的崇敬，使我越来越理智地思考政治与人生。即便如总理这样的伟人，也同常人一样，生活在特定时代、特定环境和特定地位，有着他们不可逾越的局限。对于伟人，不必苛求他们，翻江倒海，扭转乾坤，无所不能，去成就理想主义的梦想。我们只消问问自己、问问别人、问问历史，如果没有总理，那时的时局是好些，还是更糟？如果没有总理，是不是会有更多的人蒙难，或遭受更多更长的苦痛？我想，答案应不言自明。正是有了对政治与人生的这番领悟，也令我对自己该走什么路做出了判断与选择。那年国庆节之后，我用很短时间，清理了我必须有所交代的事项，做出了相应的安排，而后，毅然退出了堪称火热而我却无法真正理解的这场“革命”。我回到偃师老家，去做了一个不挣工分的社员，做了一个静思独处的自学者，去陪我最亲爱的、而又可怜无助的奶奶了。直到1968年8月那篇“姚（文元）文”《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发表，工宣队进校，要求限期返校，否则学籍不保，我才不得不与奶奶挥泪辞别。
我读过作家白桦的一篇政论散文，文中记述了胡耀邦去世前不久说过的一段话：
我们面对的困难很多，许多事，在近期、甚至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都不能如愿以偿。谁让你我生活在这个时代呢！生活在这个时代，就要承担这个时代的苦难和使命，责无旁贷！
从周总理到胡耀邦，“承担起时代的苦难和使命”，这正是伟人最令人起敬之处，也是他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伟大精神力量之源泉！我记得，总理也说过类似的话：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三个字竟是“我累了”！每念及此，泪眼朦胧，而“我们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情思，令我有醍醐灌顶之悟。
敬爱的周总理，请接受您当年接见过的一位20岁毛头小伙儿的终生怀念。这思念不会中断，对您的爱也永远不会改变，即使是我离开这个世界，魂魄也与您同在！
我这一生里，能有这样一个“高光”时刻，与您面对面，与您手握手，聆听您的指示，践行您的嘱托，参与一件正确的、光明磊落的，对国家、对南京有功，对得起人民也对得起历史的大事，已足够荣光与幸福。
仅以此文纪念敬爱的周总理逝世44周年！
——聚恩君写于狮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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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上风云｜云端故事航空知识
原标题：《53年前，我曾受周总理耳提面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