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癌的我》：积极面对生命中的不幸

作者：张义文
《抗癌的我》是2011年美国导演乔纳森•莱文拍摄的电影，时隔近10年，在全球疫情蔓延的背景下重新观看该片更具现实意义。影片根据好莱坞编剧威尔•里瑟尔的真实经历改编而成，讲述了罹患癌症的年轻人亚当在父母、朋友的陪伴下积极抗癌，最终康复并收获爱情的故事。与其他以生命变故为题材的电影相比，该片没有大喜大悲的情节化表现，而是以戏剧化为基础构建了一种生活化风格，在平静的叙述中传达出积极向上的主题，启迪观众思考生命的价值意义。

《抗癌的我》海报
与经典类型片相比，现代类型片在表述方式上体现出对固定主题的多向度表现，以轻松的方式表现困苦，以沉重的方式表现快乐，笑中带泪，泪中有笑，使作品内涵更贴近现实的复杂性。《抗癌的我》表现了令人谈之色变的癌症，却并未采用沉重的表现方式，而是处处透露出积极向上的基调，比如本片译名除了《抗癌的我》，还有《对半开》《一半一半》等译名，这来源于影片中亚当所患的神经纤维肉瘤具有50%的致死率这一细节，也有生命意义上生与死的可能性，体现出对癌症的戏谑态度。再具体到影片内容本身，这种积极向上的影片基调从人物形象塑造、叙事情节编排、镜头场景构建等方面，均有所体现。
在人物形象上，主人公亚当被塑造为普通上班族的代表，这种定位极易获得普通观众的认同，影片开篇就是他在公路跑步的场景，其中还别有心思地展现了等红绿灯的细节，积极生活、文明守法的公民形象就此奠定。癌症确诊时，亚当也并未失去理性，从按部就班地告诉女友瑞秋、朋友凯尔以及自己的父母，甚至主动提出让瑞秋离开自己，到与化疗中的病友谈笑风生，再到与精神治疗师凯瑟琳的互有情愫，亚当对待癌症像对待生命中的过客，既没有如临大敌，也没有忽略大意，让观众从人物身上感受到来自生命的自信。除对主人公的着意塑造外，配角的正衬与反衬同样不可或缺，时刻喜欢开“荤段子”的凯尔是一个玩世不恭的形象，从正面帮助亚当进一步解构对死亡的恐惧；私下出轨并分手的女友瑞秋，则从反面衬托出亚当面对感情挫折不屈服的精神。

《抗癌的我》剧照
在叙事情节上，影片并没有把所有镜头都放置在亚当的治疗过程，反而以大部分的笔触表现他的生活轨迹，这同国产影片《滚蛋吧！肿瘤君》有很大不同。患癌的亚当并未停下生活的脚步，逛书店、参加派对、遛狗……仿佛比之前更加热爱生活。当然，脱离癌症的负面影响是不现实的，但亚当合理地消解了这些影响，如在别人问及为什么是“背瘤”时，亚当回答“背瘤是因为睡觉的床垫太软”；又如坐在凯瑟琳的车上时，亚当说“开车是世界上致命排第五的事情，但跟癌症比它可弱爆了”，凡此种种。即使展现其治病的情节，要么与医生互相调侃，要么与病友一起吃糖果，整体营造出一种轻松、积极、向上的氛围。
除了人物塑造和情节编排，《抗癌的我》也基于电影的艺术特性，充分依靠和发挥影像的视觉力量，用镜头感染人心。如景别上多用远景、全景，以大视野舒缓人的压抑情绪（开篇跑步的公路，工作中大格局的办公室）；又如，场景上多选择光线充足的明亮场景（凯瑟琳为其提供精神治疗的室内，亚当与病友一起化疗的医院），即使在夜晚，也会借助情节转移观众对黑暗的关注。影片有一幕让人印象深刻的场景：亚当与凯尔半夜回家，疲惫的凯尔倒头就睡，亚当去卫生间洗手意外发现了凯尔购买的《一起面对癌症》的书，书的内页画满了标记。本来昏暗、落寞的场景，因为这本书的出现突然变得温暖起来，电影所要表达的是抗癌并非是一个人的事，而是身边的人的关注与陪伴。

《抗癌的我》剧照
事实上，人物塑造、叙事编排、镜头场景在情感基调上是统一的，正如形式与风格、故事与主题的契合，是艺术作品的一体两面。《抗癌的我》以积极向上的情感基调讲述面对疾痛的故事，消解了死亡带来的恐惧，同时给人希望与力量，这是本片在艺术上的成功处理。此外，还必须提及一点，本片改编自编剧威尔•里瑟尔的真实经历，这就促使影片与现实保持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一方面促使以戏剧化创作手法为基础的好莱坞电影，生发出生活化的气息，让不合理的情境显得合理，如结尾凯瑟琳成为亚当的女友这种典型的好莱坞式结局；另一方面，在人文价值上，现实题材的改编更具力量，使亚当面对癌症的积极态度更鼓舞人心。
“永远要记得，被命运打趴下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说：‘来，咱们三局两胜。’”正如八月长安这句通俗语录，《抗癌的我》也传达出相似的生命观，面对不幸时，人人需要拿出积极的心态与向上的勇气，做自己命运的主宰。（张义文）
来源：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