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语文学的一次反思，人类需要记忆带来幸存感与危险迷恋吗

原创 王年军 文学报

《记忆记忆》是当代俄语世界诗人、作家玛丽亚·斯捷潘诺娃的新类型复合小说。小说主要由两条线串起：一条是作者对于旧物、文献，以及试图“记忆”的人们所作的文学和哲学的思辨，另一条则是作者通过寻找家族遗迹，回溯俄罗斯近代史中的自我家族史，拼凑出一个犹太家族几代人生命故事的历程。两条线相依相交，勾勒出20世纪的诡谲风云与微小浪花。小说精巧复杂，娓娓道来，又包含了俄罗斯式的辽阔和沉思。玛丽亚·斯捷潘诺娃，1972年出生于俄国的一个犹太家庭。毕业于高尔基文学院，曾获德国传媒大奖“斑比奖”“帕斯捷尔纳克文学奖”“安德烈·别雷奖”等。著有十部诗集和三部散文集。代表作《记忆记忆》2018年一出版便夺得当年俄罗斯文学界三项大奖：“大书奖”“鼻子奖”及以托尔斯泰庄园命名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奖之“读者选择奖”，已被译为德语、意大利语、荷兰语、芬兰语、瑞典语等多国语言，是一部“在欧洲取得巨大成功的俄罗斯文学”。
而《记忆记忆》英文版则将晚于2021年春季在美国出版。
在特地为中国读者写的中文版序中，斯捷潘诺娃写道：当下活着的我们所有人都是幸存者的后代，他们全靠奇迹和偶然才活过了多灾多难的20世纪。这一点将我们联系起来，就像无人荒岛上的一群幸存者，每个人都是亲人。我们的交谈足以跨越代际、跨越距离、跨越语言。
本报特邀书评人王年军对这部于近期引发读者热议的作品做出解读。

作者玛丽亚·斯捷潘诺娃《记忆记忆》是玛丽亚·斯捷潘诺娃的一部哲学文献著作，一部充满了写作者主体声音的文学批评著作，也是一部具有散文诗美感与精确的微观想象力的文学著作，这本书有让人不安的气质，介于小说、诗歌、回忆录、家族史之间的某种混血，构造了一种作者本人评价其他回忆录的用词——结缔组织。斯捷潘诺娃致力于重建她家族的犹太—俄罗斯根源，对家族（也是民族）的过去进行编目和再思考。这本书分为三个部分和22章，中间加入6个“插章”，形成个人档案与宏达叙事交叉进行的叙述模式，在开头展示的书信等私人文件之后，叙事漫不经心又章法有力地滑入了世界史和民族史的“英雄”人物，作者的声音和暗示使我们把家人、家族与更大的种群，微不足道的平凡人与留名青史的人物，放在同样焦距的透镜下统一起来考虑。其中，斯捷潘诺娃尤其引申了一些关于“记忆诗学”的关键性问题：
比如，如何“记忆所有人”；或者，对家族史而非个人经历的记忆，作为对家族内并非从事艺术，也无显赫经历且已经沉入茫茫黑夜之人的延续；第三，对记忆的记忆——记忆变成复写纸，就像“我”从童年就开始构思这本小说，但是每次都没有完成，尽管每次也都推进一步；同时，祖上对祖上的祖上的叙述，往往会添油加醋，最终制造一个和现实并不完全相关的过去历史。这些既是小说式的主题，也是近期关于记忆/历史一系列后/现代理论关注的重点。
本书的主要叙事线索是讲述家庭档案的审查和随后的旅程，目的是恢复金兹堡——弗里德曼——古列维奇——斯捷潘诺夫血统中已经沉入历史暗处的细节。本书前两部分与作者祖先的原始文件(日记、书信)、照片和日常生活用品的描述交错在一起。个别章节是小品短文，包括关于约瑟夫·康奈尔、敖德萨等人、物和地点的随笔。 斯捷潘诺娃的著作，动力源显然在于作者拯救和保存的愿望，其所讲述的自己的家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只是俄罗斯-苏联社会剧变中隐隐绰绰的存在。作者这样做，不只是依据俄罗斯文学内部的体裁传统，也是依据玛丽安·赫希的后记忆概念和她在中多次引用的先例，所以我们在书中看到诸多混杂的来源，比如曼德尓施塔姆及其夫人的回忆录、本雅明关于摄影和机械复制的著述、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与档案学、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安妮日记》、苏珊·
桑塔格的日记等。

以作者家族为背景的《记忆记忆》荷兰语版封面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到，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是回忆录的世纪，曼德尓施塔姆夫人等人创立的示范，必然对斯捷潘诺娃有所启发。书中对曼德尓施塔姆、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等白银时代诗人、作家的回忆和评价，也是顶好的散文、文学批评和回忆录。比如对曼德尓施塔姆（及《时代的喧嚣》等作品）的分析：
曼德尔施塔姆在沃罗涅日创作的、讲述人们如何在最高程度充满生机的新诗作，不仅仅是对于集体劳作的贡献，也并非学术报告般雄辩的证明——证明他和包括帕斯捷尔纳克在内的所有人一样，有能力与五年计划赛跑——而是比这走得更远。这些诗歌所觊觎的，不是不久前的过往，也不是具体可感的现实，而是要跑到前面去，用裁缝的剪刀铰下一大块未来，用尚不存在的全国声音说话。而它们也的确做到了。
作者以同道人的身份写下对这些作家的印象，叙述他们的交游和互相评价，斯捷潘诺娃以一个作家评价一个作家的方式，避开了一个研究者评价一个作家经常会具有的过于刻板、有距离感的论述。这些文字给读者一种相反的体验，即斯捷潘诺娃和她所评述的对象在理解力、想象力和词语的微观配置方面上是旗鼓相当的。在评价《时代的喧嚣》时，她认为它提供了另一种记忆的范型，伴随着20世纪现代主义的到来，“记忆及其异母兄弟——文件——便被祭上神坛，大概是因为二者不断地向我们渗透：损失是可逆的，非终结的，即便是在一直更改事物秩序的世界里。”这和普鲁斯特、写下《说吧，记忆》的纳博科夫、塞巴尔德形成对照：斯捷潘诺娃区分了文档（档案学）与文学，前者仅仅是为了记录，是“一页又一页的结缔组织”，而后者还为了筛选和美，在这个意义上，曼德尓施塔姆“与20世纪的回忆录文学大军格格不入，尽管起初看来和余者相差无几”。
在档案学的意义上，只要是终将逝去的事物，都是值得记录的。基于此，斯捷潘诺娃才有保留地认可茨维塔耶娃对曼德尓施塔姆《时代的喧嚣》的批评——认为其是“景物写生”（nature morte）。这里，曼德尓施塔姆作为前辈既提供了关于记忆诗学的示范，也成为斯捷潘诺娃记忆批评的样品，而其对白银时代文学状况的熟悉，使她的批评和随笔可以在不同作家、不同思想路线之间参差对照。

曼德尔施塔姆与他的《时代的喧嚣》另外，也有一些私人的来源被认为是和那些在文学与思想史上闪光的名字同等重要的，那就是作者接触到的家族成员及他们保留下的遗物，比如她的姑母的传记，文章起始处的书信，那些家庭成员的生活方式和写作方式（尽管是作为档案写作，不是一种文学写作），给她提供了不同的启发。斯捷潘诺娃的写作意图，部分即在于在她的不被公众知道的亲人和已经进入历史叙事的重要人物之间建立同样的典型性和文学性。在这里，私人的不可见的家史和20世纪俄罗斯公共文化以及文学人物的视角重合在一起。我们发现，作者把自己的家族成员作为和那些知名人物一样值得珍视的形象进行塑造，怀着福柯式的耐心考察他们的日常细节，而对于那些知名人物，她则像对待家人一样体贴，怀着善意的、亲人式的关切。正是她对待亲人的公共语调和对待公共人物的私密语调，把“文学史”的人物和她家族不被人所知的人物统合起来。
体现在大人物身上的时代遭遇，也是斯捷潘诺娃家人们的共同遭遇，而家人的不被叙述，正是俄罗斯宏大历史进程中众多人们遭遇的一个阴影部分，也是这段历史的一个暗处。斯捷潘诺娃似乎拥有但丁那样的能力，以一己之力把私己的“爱人”置入了公共历史，把自己身边的、偶然性的人物与历史上的永恒形象用同一种语调和谈论方式连接在一起。更有甚者，有时候，她认为现实中留下来的祖先遗物比书中读到的那些光辉的名字和事迹更有意义。“但我一直坚信，总有一天，我会完成一部家庭之书，这曾一度被我视为毕生事业，而且不单纯是我个人的一生，而是众多人合而为一的一生。因为，我侥幸成为了整个家族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有机会向外界发声的人——不再是家庭内部的私密交谈和体己话儿，而是面向集体经验的火车站台。”这里，作家承担了自己家族的责任，作为第一个有可能真正从事“写作”的人，作为近百年家族史中众多人物里唯一一个生活在“界面”上的人物，秉笔直书，希望给外界留下关于一个不闻名的小镇、不闻名的家族的百年历史的面貌，而这个面貌会强有力地补充和修订官方及正史版本的史学中的面貌。
这不是单纯的回忆录，因为作者意识到自己是在微观史学中进行一种记录/勘误的工作。

法国当代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记忆第一持存并非想象活动，而是对时间的感知这一现象；第二持存是在一般意义上的回忆中对过去时刻的再记忆；第三持存大致可理解为一切以物质的方式记录、保持下来的事物。
斯蒂格勒关于记忆的三种持存有如下的区分：第一持存，并非想象活动，而是对时间的感知这一现象，它是在一边流逝一边被持留的时间客体中对“刚刚过对过去时刻”的记忆；第二持存是在一般意义上的回忆中对过去时刻的再记忆；第三持存则是相对于第一持存（感知）、第二持存（记忆）来说的，大致可理解为一切以物质的方式记录、保持下来的事物。玛丽亚·斯捷潘诺娃尤其从这种物质性的遗迹中寻找到启发，比如家族前辈的通信、小玩意、家具等所携带的信息。作者有丰厚的当代思想史积淀，对于法国哲学的了解，也许要超过很多当代法国作家。这使读者自然地联想到她和诸如斯蒂格勒、德里达等名字的联系，后者关于记忆、影像、媒介的幽灵、“到达的不到达”的讨论，很多时候在玛丽亚·斯捷潘诺娃这里得到了生动的印证。此外还有克拉考尔、罗兰·巴特等关于照相术（实际上也是关于记忆术）的讨论。
有时候，斯捷潘诺娃对这些思想家熟稔引用的方式，给读者的印象甚至是这种印证太多了，也太过表面和直接，以至于它是显而易见且不须批评者刻意提及的。比如，当作者提到：
绘画能将任何物体再现于笔端，它以“相似”作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目标，执着于自己的任务——使画像尽可能地完备且唯一，神似而非形似，致力于为画主提供一个自我浓缩像，其所指向的并非一时，而是一世。
这也是时间影像的本义，时间影像的极致即是静态的时间影像，换言之，一切时间的流逝都体现在空间化了的图像之中，塔可夫斯基意义上的时间压缩即是如此。好的影像澄清事物的幽灵性，把过去、现在、未来统摄在拉奥孔式的“极富包孕性的时刻”中。 斯捷潘诺娃的这些思考可以自然而然地和20世纪哲学中关于记忆理论的探讨进行对话。
但另一方面，作者的很多理论推敲，又是装点在蒙田随笔式的散漫衍伸的文字之中的。在博学和才思敏捷上，玛丽亚·斯捷潘诺娃类似本雅明或桑塔格，这也是她熟悉的作家，而不是那些“纯理论”。比如作者提到库兹明一部短篇小说中的故事，一位英国家庭女教师久居俄罗斯，和自己的亲弟弟失去联络，后来她看到了一段新闻影像，里面是穿着制式军服的新兵开赴前线的简短报道，她在队列中找到了她的弟弟，“但不是通过面孔（所有面孔都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而是通过一个与众不同的独特标记——裤子上的一个破洞”（第94-95页）。这里，同样，是裤子上的洞，而不是人本身的形象，制造了人的主体差别。这个故事可以作为斯捷潘诺娃记忆叙事的核心隐喻之一——我们多数时候只能通过破损、缺陷和不完美来把事物进行相互区分。这是一个摹本不再有原本的时代——在哲学上或许会有类似的表述，但斯捷潘诺娃用短故事的方式使这些思想充满潮湿的细节。
还有其他一些类似例证，比如马林诺夫斯基所发现的，在某种文化中，说某个人长得“像”他的祖先是一种不洁的诅咒，帮助我们理解在我们的文化中，把一个人和其祖先或近亲的“相像”视为赞美的文化行为的限定性。斯捷潘诺娃通过在故事、传记、档案和哲学沉思之间来回穿梭，使读者注意到记忆的辩证筛选、时间线性进展所导致的变化的残酷，以及人们对传统、童年的渴望中的完美主义倾向，其中很多内容，都处在如上所述不同文体的交叉之中。

从左到右：《记忆记忆》英语版、德语版、瑞典语版封面这本书对像笔者这样俄罗斯文学的门外汉而言，最大的触动在于，玛丽亚·斯捷潘诺娃已经有效地参与了全球化的知识流通，其写作范式、所引用的文学与思想资源，提示了一种新的“星球文学”（cosmopolitan literature），她的写作，要想获得很明确的评价，就不能像对待之前的俄罗斯作家那样仅仅勾勒其国别和语言内部的线条。我大体上认为，即使在后现代主义流通这么多年之后，玛丽亚·斯捷潘诺娃的这种方法对俄罗斯文学来说仍然是不一样的，因为她很显然不是从后现代小说理论中得到了关于非线性叙事、家庭档案、文体互渗等方面的知识，相反，她本书中的结构和安排，自始至终和她所讨论的问题是有相关性的，通俗地说，这本书很微妙地实现了文体和内容之间的对立统一，它跟过去情节小说的告别，部分在于作者意识到用纯讲故事的办法已经无法触及自己问题的核心了。
如果用一个烂俗的表述，它是一部关于如何写作的“元小说”，就像“记忆记忆”也是关于记忆的“元记忆”。穿行在回顾性的散文、家庭档案研究、日记、照片、书信、电影、名人传记、回忆录、官方新闻报道和民间传说之间，这本书是一部对于“记忆”的知识谱系学和考古学研究。 这种记忆不仅涉及到人，而且涉及到斯蒂格勒的“第三持存”，涉及人类周围无所不包的物品的罗列，涉及到现象学和策兰的诗歌，以及作者家庭也被卷入进去的大屠杀。
这里需要多说几句，对于犹太人大屠杀的回忆，是作者匿名的着重符，尽管一直隐而不彰，但是似乎是这些“回忆研究”的能量所在。像《安妮日记》一样，特殊的编排方式，也是一种精挑细选的讲述历史并使历史可见的叙事学，《安妮日记》使读者能够延宕死亡和灾难的绝对在场，在阅读中体会到安慰和反省而不是痛苦。《记忆记忆》的作者则致力于发掘诸神已经死去的时代人跟世界的各种微弱的联系，以及回复到某种伊甸园式的童年的幽灵般的希望，尽管她知道，就像20世纪的其他作家一样，要想表达她自己想到的“内容”，陈旧的叙事文体在形式上必须被中断了。
译作选读

兹维坦·托多罗夫曾说，记忆如今已然成为新的偶像崇拜，大众顶礼膜拜的对象。年纪越大，我就越觉得，对于记忆的全球性迷恋仅仅是另一崇拜的基础和必要条件，这就是过往崇拜。这里的“过往”是传统意义上的，作为黄金时代的碎片、美好过去的见证。记忆的主体性和选择性允许我们截取任意的历史片段，而它早就与历史毫无瓜葛：对于某人而言，20世纪30年代也许是象征着纯粹与恒定的失落天堂，特别是在被未知的恐惧攫住的年代。较之于人们不愿意面对的未来，已经发生的过去似乎更加宽仁。过往崇拜还有一个孪生兄弟——童年崇拜，二者相互映射，如同马蹄铁的两端。对自我产生怀疑的当下便休眠于二者中间。作为我们错爱的第二个对象，童年同样在劫难逃，其预想的纯洁同样需要不计代价地去保存，去呵护，去捍卫。无论过往还是童年，都被理解为一种时刻面临威胁的平衡状态，对二者最为珍视的社会正是那些过去总是遭到扭曲，童年经常遭到滥用的社会。
整个因循守旧的当代世界都仰赖后记忆的空气，它试图重现昨日荣光，恢复子虚乌有的旧秩序。屏幕是双面的，能够在上面投射自我恐惧、期冀与故事的，不仅仅是那些站在陷坑边缘的人，还有沉默的多数者的孙辈和曾孙辈，他们终于等到了合适的时机，将自己所掌握的往事版本公之于众。这在俄罗斯，这个暴力不知疲倦地循环往复的国度，构成了独一无二的创伤连锁反应，社会由此从灾难到灾难，从战争到革命、饥荒、镇压，再到新的战争、新的镇压，也正是这个国家率先变成了记忆位移之所。对于最近一百年我们所遭遇的，众说纷纭，影影绰绰，像一层不透明纸将当下包得密不透光。
我们家之前有一本剪报，来自曾经风靡一时的杂志《青春》，它陪伴我度过了很多美好的童年时光。那里的诗歌、散文、漫画全部来自另一种日常，和我所处的不无相似之处，却又仿佛发生了偏移或被渲染了色彩。那些剪报曾经令我着迷之处，如今已经匪夷所思——那是一种开端和前景的感受，完全指向未来、迷恋未来。那里的一切都是关于新事物的：关于遥远的北方建筑工地上一箱橙子的故事，歌颂女英雄的打油诗，还有幽默漫画，上面画着一对男女，男的蓄着大胡子，女的留着刘海儿，义无反顾地将老式桌子换成了最前卫的三条腿桌子。苏联情怀要求公民对小市民日常嗤之以鼻。以今天的怀旧眼光来看，这幅漫画远比想象中的更加忧伤：年轻人心甘情愿地将精雕细刻、如橡木般厚重的旧世界从生活中抛弃。事实也正是如此：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莫斯科的垃圾坑里堆满了古董家具。
连我家那件四米见长、镶着彩色玻璃窗的餐具橱也被丢在了波克罗夫卡的公用住宅——在屋顶低矮的新居没有它的容身之地。
我父母这样做其实并无可指摘，对于此类物件的淡漠在当时蔚然成风。不仅如此，他们的这种举动还彰显出年轻人的勇敢无畏：在战争结束三十年之后，对完整、坚固、现成的家具的抛弃象征着对于生活的坚定信心。而在其他家庭却仍然储备着成堆的肥皂、粮食、白糖和牙粉，以备不时之需。
（《记忆记忆》[俄]玛丽亚·斯捷潘诺娃/著，李春雨/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11月版）
新媒体编辑：傅小平
配图：历史资料、出版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