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人策兰的世界里，他唯一忧惧的是代表作令读者感到愉悦｜此刻夜读

文学报 · 此刻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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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策兰
Paul Celan
诗人保罗·策兰出生于切尔诺维兹一个“家里只说标准德语”的犹太家庭。父母死于纳粹强制劳动营后，辗转于布加勒斯特、维也纳和巴黎，定居法国，同时频繁前往德国。亲历了纳粹对于犹太人的屠戮、德语世界的敌意和用德语写作的犹太作家身份认同之艰难，策兰成为二十世纪下半叶最耀眼德语作家、战后欧洲最重要的诗人之一。
近期，德国学者沃夫冈·埃梅里希撰写的《策兰传》简中版首次推出，他通过对策兰人生经历、创作历程、情感生活、文学事件的巧妙编织，真切地展现了策兰悲恸的个人史，以及二十世纪的创伤历史。
从“美的诗”到“灰色的语言”
巴黎 1948—1958
在巴黎生活了三个季度后，保罗·策兰于1949年3月3日写信给苏黎世的迈克思·里希纳：
我在这里很孤独，在这个奇妙的城市里，我不知所措，除了法国梧桐树上的叶子，我在此地一无所有。然而，我坚信[……]在我的孤独中，或者正是借着我的孤独，我听到了一些东西，这是那些才刚发现特拉克尔或卡夫卡的人未曾听闻过的。
这里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关键字，它们反映了策兰在巴黎的生活与写作状况，也预言了1952年后，作家与作品在联邦德国所遭遇的误读。
从1948到1952年的这段日子里，策兰经历了——借用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所创造的说法—“平川上的不易”。在汉斯·魏格尔出版的《现代之声1951》（Stimmen der Gegenwart 1951）中，收录了策兰的几首诗，并附有一段有关其生平的简短介绍：“他以当工厂工人、口译员和笔译维生，艰难度日。”在这些翻译工作之外，策兰还做过德语和法语家教，最初的那段日子里，这位没有国籍的人就是这样聊以维生。后来，他很高兴一切终于过去。

策兰翻译的乔治·西默农的《梅格雷在学校》
（Maigret à l"école）1955年
1949年左右，策兰第一次重返伦敦。首次认识这座城市，是在1939年的复活节。这一回，他又重新联系上了贝尔塔·安彻尔姑妈，还在这里结识了一批年轻的流亡诗人。这群诗人将来自布拉格的弗兰茨·贝尔曼·施坦纳奉为精神领袖，并定期在埃里希·弗利特家相聚，一起朗诵作品，一起交谈。
1951年11月，策兰遇到画家兼版画家吉赛尔·德·莱斯特朗热，自此，他一直深爱着她，直至生命尽头。这个女人无疑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正如他1951年给彼得·所罗门的一封信里所写的那样：“un être vraiment exceptionel”。但奇怪的是，她竟顶着“陌生人”的名号。对于这颇具象征意味的状况，诗人本人应该也十分清楚，他有时会满怀爱意地谈起他的“不寻常小姐”。莱斯特朗热不是犹太人，也不说德语，她出生于法国贵族家庭，接受的是严格的天主教教育。在德国占领期间，这个家庭一直表现得相当静默，并未想到参与抵抗运动。两个人的遭际在此相交，却有着如此巨大的差距。吉赛尔·德·莱斯特朗热是一位慎明、独立、不为偏见所左右的女性，也是一位天资极高、感觉敏锐的艺术家。这样便生发出一段情意绵绵、在艺术上相互启发的有益关系。
它经历了1960年诽谤事件在精神上带给作家的巨大震动，最后又战胜了1967年的别离。

工作中的吉赛尔·德·莱斯特朗热
1952年夏，策兰带着“陌生人”与维也纳的朋友克劳斯·德穆斯和纳尼·迈尔在卡林西亚州（Kärnten）的米尔斯塔特湖（Millstädter See）边碰面；策兰似乎希望在做出重大决定时，也能够获得老友们的认可。同年12月23日，保罗·策兰和吉赛尔·德·莱斯特朗热在巴黎成婚。1953年10月，他们有了一个男孩，名叫弗朗索瓦。不过孩子在出生后不久便夭折了，诗《给弗朗索瓦的墓志铭》（Grabschrift für François）写的就是这次失子之痛。1955年6月，次子克劳德·弗朗索瓦·埃里克（Claude François Eric）出生；策兰借用了下落不明的友人埃里希·艾因霍恩和依旧在交往中的维也纳朋友克劳斯·德穆斯的名字，将它们作为孩子姓名的来源。
1955年夏，多次徒劳无功的尝试之后，策兰终于加入了法国国籍，只是入籍时所用的名字还是“保罗·安彻尔”。这位“陌生人”终于成功构建了他作为公民的存在，并得以安享这一存在的美妙一面，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他和小儿子埃里克的关系。所有认识策兰的人，都说他是个热情、慈爱的父亲。从1957年开始，策兰一家终于有了一所位于美丽的特洛卡代罗区（Trocadéro）的像样住宅，而策兰也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1962年，这家人在诺曼底（Normandie）的莫阿镇（Moisville）又有了一所旧农舍。他们常流连于此，在此地招待朋友。对策兰本人而言，穆瓦斯维勒是他避世写作的一处重要场所。

保罗·策兰和吉赛尔·德·莱斯特朗热，巴黎，1953年
1952到1955年这段时间，不仅对策兰的私人存在至关重要，而且对作为作家的他也同样如此。1952年5月，在波罗的海边的尼恩多夫（Niendorf），策兰在“四七社”的聚会上有了一次具有纪念意义的亮相，这为他的作家身份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以极具象征意味的方式宣布，对于德国读者而言，他从来就不是一位“普通的”写作者。这件事缘起于好友米洛·多尔的提议，他在1951年9月写给“四七社”领袖汉斯·韦尔纳·里希特的一封信里提过此建议。后来，里希特在1952年4月的维也纳之行中，结识英格柏格·巴赫曼并邀请她前往尼恩多夫，后者又一次提出了与多尔一样的请求，希望里希特能邀约策兰参与聚会：“一位巴黎的朋友，生活窘困，和她一样无名，但能写出比她更好的诗。”

策兰第一部正式出版的诗集，收录了从1944到1952年间的诗作。其中的早期作品写就于从切尔诺维茨到布加勒斯特的过渡期，而较晚的作品则完成于作家在巴黎生活多年之后。由此而言，这册分为四章的集子显示了某一发展过程中不同的美学阶段。在《骨灰瓮之沙》的第一部分《在门边》（An den Toren）中，诗歌的韵脚还完全占主导地位，到了《罂粟与记忆》，韵脚就显得需要商榷并几乎完全消失。一重二轻律的长诗行仍占有相当分量，但是短诗行的增多已使它的优势地位尽失。在题材上，诗集展示了存在于两大标题间的多重意义。作者在多首诗中一再描述了奥菲斯（Orpheus）进入冥界的过程。
诗集的第二部分，由自成一体的《死亡赋格》构成。这首诗在《罂粟与记忆》的接受过程中一再受到关注，吸引了评论家和读者的目光。需要强调的是，此时还没有哪一部问世于1945年后的德语诗集，能像《罂粟与记忆》一样如此热烈地为文学圈所接纳。几乎所有懂诗的内行人都立即意识到，此诗集作者有着超常的天赋。但是，人们对策兰的诗歌，特别是对《死亡赋格》的解读方式并不让人感到欣慰（如果说在尼恩多夫表现出的抵触行为源于天生心理上有所保留，那么现在的情况则是同一心理的另外一面）：诗作被视为对奥斯维辛恐怖的“清结”和“克服”，人们能够—即使作为当事者的德国人也能够—融入其中，最终甚至能使诗歌阅读变为一种享受。有几个例子大概可以作为佐证：海因茨·皮翁特克说它是“纯的诗”和“奇妙的蒙太奇”；保罗·沙律克认为，它终于“道出了不可言说之物”；
汉斯·埃贡·霍尔图森在《水星》（Merkur）上发表名为《五位年轻诗人）（Fünf junge Lyriker）的文章。他在文中指出，《死亡赋格》“逃离了历史血腥的恐怖之屋［……］以升华至纯诗的以太”。作家“将主题变得‘轻松’，以一种梦幻、超越现实、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属于彼岸的语言使它得以超脱”，从而“能够清结”他的主题。这条始自50年代的接受路线一直未有中断，一直延续至60年代。在亚历山大·雷纳特—霍雷尼阿那里，《死亡赋格》被赞誉为“近二十年来最崇高的德语诗”，奥斯维辛事件由此“被纯化，甚至被神圣化”。

黄灿然译本，雅众文化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我们要知道，所有这些评论家都将自己的评价视为一种褒奖，而丝毫没有意识到，他们使诗歌尽量远离罪恶现实，远离牺牲者历史的做法，其实是对诗歌的贬低，是对作者意图的歪曲。他们希望逃避确乎存在过的大屠杀事实，并由此推己及人，认为诗歌和诗歌作者也抱着同样的想法——强调并安享审美上的和谐。这样的做法，无异于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对犹太人的排斥。如果《死亡赋格》所招致的大都是此类反映，如果它在并不热衷于回忆的经济奇迹期，能够赢得读者，那么，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固有着这么一位“隐含读者”，一位属意于此类恼人阅读方式的“隐含读者”？保罗·策兰必是——愈来愈惊恐地——觉察到这些问题。他从中吸取了教训，怀着沉重的心情，潜心锤炼自己的语言达数年之久。1958年12月2日，策兰在写给文学研究者让·菲尔格尔（Jean Firges）的信中言简意赅地表述（此时艰难的历程业已结束）：
“我无意于悦耳的声音，我想要的是真实。”1966年，他也在一次谈话中向雨果·胡佩特坦言：
被说得太多的《死亡赋格》简直成了口水歌，我再也不会进行那样的合奏。我现在要将诗和音乐严格区分开来。
1955年，他在《罂粟与记忆》问世三年后，又出版了《从门槛到门槛》。从艺术风格上看，之后这部诗集与《罂粟与记忆》还很相近，不过它已是策兰第一个诗歌创作阶段的尾声。诗集的题词上写着“献给吉赛尔”，特别是第一组诗《七朵玫瑰之后》（Sieben Rosen später），它们完全源于这段令人愉悦的新爱情体验。
策兰传
作者: 沃夫冈·埃梅里希
译者: 梁晶晶
出版社: 雅众文化丨南京大学出版社

新媒体编辑：郑周明
配图：出版资料

原标题：《在诗人策兰的世界里，他唯一忧惧的是代表作令读者感到愉悦｜此刻夜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