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文明研究︱于漫王佳祺：博尔赫斯多元创作中的“东方元素”探析

以下文章来源于上外新丝路学刊 ，作者于 漫 王佳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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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多元创作中的“东方元素”探析
作者简介：于漫，上海外国语大学西方语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佳祺，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新丝路学刊》总第14期
【摘 要】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是广受关注的拉美文学大师，他的创作在历史与现实、文学和哲学之间搭建起穿梭往来的通道。从欧洲到美洲，从古代到现代，从西方到东方，这位阿根廷作家从不同的文化和传统中获得滋养，创作风格多样。各国读者在被他构筑的个性化迷宫所吸引的同时，也对其创建的无限可能格局迷惑不解。多元元素成就了其作品独特的文化、历史、哲学和美学风格，博尔赫斯独特的文学性由此诞生。本文通过探寻博尔赫斯作品中的东方元素和道家思想，阐释这位拉美作家对于东方哲学和文化理念的接受和理解。
【关键词】博尔赫斯 多元创作 东方元素
作为拉美文学巨擘，博尔赫斯因自己兼具广博性和深邃性的作品而受到世界各国读者的青睐。故乡布宜诺斯艾利斯、战争中喋血的墨西哥、遥远而古老的中国，都在他的笔下被奇妙的想象构筑在一个个令人痴迷的文学时空之中，更新了人们对传统文学的认知，展示了人类面对无限未知宇宙的迷失，表达了我们面对时代更迭和时间流逝的无力。博尔赫斯凭借光怪陆离的故事和清醒深刻的领悟在世界文学舞台上获得了极大的声誉，不仅在西方世界，在东方文化中也广负盛名，传递出极具世界性的文学元素。事实上，博尔赫斯与东方文化的关系是双向的。一方面，博尔赫斯的作品是当代中国学者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他本人也在文学创作中认识并接受来自东方的中国文化。博尔赫斯的宇宙观与中国文化中的道家思想存在很多相似之处，如果我们将他的某些创作视角定位于东方文化的坐标中，从道家文化的角度进行分析，就能更加清晰地解析博尔赫斯文学思想的构成因子，分析东方文化在其作品中所承担的角色，阐释他对中国哲学的解读，以及遥远的东方文化对他的文学创作的影响。
一 博尔赫斯的无限宇宙与多重迷宫
我们阅读博尔赫斯的作品时不难发现，“世界之本源”是博尔赫斯最关心的核心要素之一。在博尔赫斯看来，世界是一片无法归于人类法则的混沌。尽管已经清晰地感知到了宇宙的无限未知和神秘，但他仍然认为人类不应该放弃尝试探寻宇宙的含义：“尽管我们知道，不可能深入理解宇宙绝妙的图示，然而，这并不能阻止我们建立人类自己的图示，尽管这种图示只是暂时性的。”博尔赫斯没有试图在理性主义范畴内寻找一种注定失败的解决方案，而是尝试寻求一些具玄学和哲学性质的解决途径。这些途径充满了象征和想象，传递出人类命运的戏剧性或魔幻性。当人类正视自身的一些生理性恐惧时，躯体客观性方面的不合时宜会凸显出来，而为此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并非易事：“我认为在我们难以想象的命运中，当我们被诸如肉体疼痛这样的邪恶力量所控制时，任何怪诞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甚至一个无神论者也会相信，可能地狱确实具有永恒的性质。
”在博尔赫斯看来，人类生存本身就是混乱和随意组合的结果，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混乱、厄运、噩梦、失智、疯狂、孤独和无助。
博尔赫斯的很多作品都围绕这样一个主题：我们生活的宇宙具有无限的荒诞和象征意义。这在他的作品中俯拾皆是，它可以是决定巴比伦人命运的彩票，也可以是宏大的通天塔图书馆，还可以是寂寞的阿斯忒里翁冥想的宫殿。在博尔赫斯试图找到理解世界奥秘的渴望中，夹杂着上帝的先知和宿命、全能救世主的信息、神灵的旨意之书……他将自己对无限宇宙奥秘的求索欲望诉诸笔端，以散文、诗歌、神话、传奇等各种方式表达出来。例如，他在《关于犹大的三种说法》中提到，万物一直在颠倒和交换中循环往复，从上至下，而且下层社会最恐怖的景象在上层中也有所投射：“下级是上级的镜子；人间的形象和天上的形象映衬；皮肤上的斑点是终古常新的星座图像；犹大以某种方式反映了耶稣。”他的这种幻想使得《神学家》中描述的异端邪说既精彩绝伦又让人心生畏惧。
博尔赫斯对于宇宙和人类的求索直接体现在他的创作中，因此我们可以从他的文学作品中窥见他的思考和想法。博尔赫斯赋予卡巴拉主义、诺斯替教、魔幻信仰等宇宙神灵或万能之主的身份，说出作者原本对于世界的认知。在《神写下的文字》中，他表示：“那只豹迫使我将卡巴拉主义和神学的论据放入‘卡洛霍姆金字塔巫师’的嘴里。”解密无限未知宇宙的钥匙被卡洛霍姆的神父发现，但他的泛神论最终以虚无主义的方式结尾，因为他并不认同《永生》之类的力量，因此这种发现成为博尔赫斯作品中的一个例外。在博尔赫斯的大部分文字中，我们更加常见的是人类面对无限宇宙时表现出来的极度无助，并且因此质疑这种混沌和迷茫是否另有待解的深意。当确定自己永远无法获得神的力量后，这种无助演变成更深的绝望。因此《通天塔图书馆》中希望和挫折的反差具有更强的戏剧性；
《巴比伦彩票》中没有人知道自己是冒名顶替的骗子，还是公司的秘密代理人；在巴比伦、特隆、通天塔，神灵都是不可知的。人们永远不可能知道对于神灵而言，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
博尔赫斯常常借助迷宫式建筑来营造虚幻和恐怖的生存未知，因此他在作品中大量使用迷宫，用长廊、楼梯、无尽的通道，不断出现的入口、厅堂，交错往复的院落，或者兜兜转转后却永远只能回到原点的幻象，表现出人类无法逃避的焦虑如“这座建筑只有不到百年的历史，但异常昏暗模糊，而且时常给人摇摇欲坠之感，建筑里面满是破乱不堪的走廊和已经被弃置的前厅”。对称、反射、分叉、环形、缠结等元素充斥其中。找不到出口的迷宫和迷失其中的人们成了宇宙无尽混沌的双重象征。通天塔图书馆就是一个巨大的宇宙迷宫，人们穿梭在图书馆的走道和回廊中，徒劳地寻找解答。在《永生》中，他搭建起另外一些迷宫；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荒漠、渴求却一直得不到水罐的梦境、有悖常理的井巷和殿堂，以及永远没有尽头的朝圣。通过执政官鲁福的梦境，博尔赫斯详细地描述出让人绝望的境况：
尽管已经望见目标就在道路的尽头，但永远无法到达那里；尽管执政官鲁福最后进入了永生之城，却又带着对宫殿会在宇宙中永恒存在的恐惧转身离去。《小径分叉的花园》中，博尔赫斯营造了一个三重结构的复杂迷宫：祖先留下的巨大迷宫花园，情节蹊跷结局多变的叙事，重重迷雾中对罪犯的追踪。“在每一个岔路口向左转，我记得这是在某些迷宫中找到中心庭院的方法。”无论是阿什格罗夫车站，还是斯蒂芬·艾伯特的家，无不充满了迷宫般的模糊感和神秘感。
博尔赫斯笔下的宇宙是混沌无序的，很多时候这种混沌和无序以走不出去的迷宫为载体表现出来。他的迷宫是多维的，是真实和梦境的混杂，是现实与虚构的文学折叠和荒诞重合。《小径分叉的花园》就构建在一座无人能够走出的迷宫花园中，主人公的祖父希望在这里写出一部比《红楼梦》更为复杂离奇的小说。而事实上，真实的迷宫并不存在，小说本身即是迷宫。在很大程度上，博尔赫斯在这里所表现出的关于文学和现实的构想，让我们注意到了博尔赫斯对中国文化的张望与探究。不仅是《红楼梦》，事实上，博尔赫斯还曾这样评价《聊斋志异》：“想象最能够充分地展现一个民族的特征。这本书页数不多，却使人依稀捕捉到一个世界上最古老文化的元素，看到这种元素与荒诞虚构异乎寻常的接近。”博尔赫斯对了解东方元素的渴望，与中国文化的渊源，是更好认知其多元创作的重要一环。
二 博尔赫斯与东方文化的渊源
博尔赫斯一直对中国非常向往，他曾说，“我有一种感觉，我一直身在中国”。博尔赫斯终其一生希望能够踏上中国的土地，虽然这个愿望最终没实现，但他以文学的方式，建立起与中国文学独特的关联。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和读者在关注博尔赫斯对中国当代作家产生的影响。事实上，博尔赫斯本人很早就对中国文化的吸引力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不管是他作品中直接出现的中国人物和形象，还是中国民间故事在他笔下的重新演绎，或是对中国经典哲学作品的解读……他对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
从孩童时期开始，博尔赫斯就在国立图书馆大量阅读各国的文学作品，其中与中国文化相关的内容一直吸引着他的注意力。很显然，博尔赫斯阅读过一些中国古典小说和民间故事传说，例如不同译本的《红楼梦》《水浒传》《诗经》《聊斋志异》等，我们可以在他的作品中找寻到一些痕迹。另外，博尔赫斯还曾读过赫伯特·艾伦·翟理斯撰写的《中国文学史》，显然，他对《易经》、《水浒传》和《红楼梦》等书的最初了解一部分来自这部作品。
在哲学作品领域，16岁那年，通过阅读叔本华的作品，博尔赫斯了解到了佛教、印度教和道教。几年后，多伊森的《哲学通史》让他进一步了解了东方古老的哲学思想，他对中国哲学的感情正如他在与费拉里的对话中所说的那样：
一切可能的哲学思想，从唯物主义到极端的理想主义，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由印度人和中国人思考得出的，但是由于人们思考的方式不同，所以此后我们还一直致力于重新思考在印度和中国已经思考过的问题。因此，我对印度，尤其是中国的哲学抱有最大的敬意与热爱。
带着这份敬意与热爱，博尔赫斯对中国的哲学著作进行了深入研究，对《道德经》《易经》《庄子》等作品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还读了冯友兰所著的英文版《中国哲学简史》，接触了“易经六十四卦”，知晓“阴”“阳”之说，这都深刻地体现出了他对中国哲学思想的认知与理解，以及他对中国哲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体系的浓厚兴趣。
值得一提的是，博尔赫斯对遥远的异域东方文化理解并非完全准确，同时也并不完全客观。例如，他在《长城和书》中对秦始皇修筑长城和焚书坑儒的过分解读，就不完全符合中国文化的实际。当然，这首先与语言的障碍有关，文字在经过多次转译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被译者添加了个性化的解读。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博尔赫斯对于中国文化的吸收和理解，更多是基于西方文学和哲学思想，因此他会选择性地关注吸收他更为感兴趣，即更符合自身文学思想的部分。例如，《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文学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博尔赫斯对它的关注更多集中在小说中现实与梦境的关系，他在编译《聊斋志异选》时，曾收录《红楼梦》中“贾宝玉游太虚幻境”和“贾瑞照风月宝鉴”两节。这两个章节显然不是《红楼梦》丰富内涵的核心，他对这两部分的青睐很大程度上与自己对魔幻文学的关注与思考存在关联性。
博尔赫斯对中国文化的推崇和向往，未必存在所谓的“中国情结”，而更多是因为他在中国文化中找到了与自己的文学思想相契合的内容。必须看到，中国文化元素在博尔赫斯文学和哲学思想体系的构建中的确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博尔赫斯对宇宙和世界的思考，与中国早期哲学家思想及道家思想存在诸多相似之处。
三 中国文化在博尔赫斯迷宫中的投射
在博尔赫斯构筑的各类迷宫中，一切都是彼此矛盾和对立的。那么，人们是如何进入这种混乱的、没有出路的迷宫的呢？这是造物主创造一切的目的所在吗？也终将是人类最后的结局吗？如果立足于道家的相对思想，从东方的思维语境去理解博尔赫斯的对立观点，就不难发现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
道家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的“万物有灵论”及与其相应的实践。道家对宇宙起源的解读带有传奇色彩，其相对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古代的宇宙观。“道”是万物之始，亦是终极真理。由“道”衍生出“阴”和“阳”，即宇宙二元论或者宇宙中的两种力量，而生命在“阴”“阳”的相互作用中诞生。博尔赫斯对道家并不陌生，并且常把自己的理解记录在他的作品中。例如，在《中国龙》中我们读到：
中国的宇宙学说指出，“阴”和“阳”这两种互为补充的永恒法则有规律地交感互动，从而孕育了万事万物（世界），对应于“阴”的是聚合、黑暗、被动、偶数和寒冷：对应于“阳”的则是生长、光明、主动、奇数和温暖。“阴”的象征属性有女人、大地；“阳”的象征属性有男人、天空、蓝色、山脉、支柱和龙。
博尔赫斯对于中国的宇宙论的充分理解，特别是那种基于原始的“阴阳”对立，由此产生成千上万对应存在事物的观念，促使他的思维摆脱了西方观念的桎梏，进入了更具多元性的思维时空中。
在《易经》中，一切存在的相对事物都能用“道”的“阴”“阳”概念加以解释：男人/女人，日/月，白天/黑夜，好/坏，美/丑，精神/物质，现实/幻觉……所有这些构成了万物互为补充的相对和谐，“道”的出现是为了构建和谐而不是打破和谐。在中国的认识论中，对立的双方不是独立排斥是相互依存的。这种对立的依存使得双方的价值达成统一彼此需要，即和谐来自对立。这种和谐的相互依存就是“道”，至高无上，无所不能。“道”在矛盾和对立中实现和谐、真理和启蒙的对立统一。在题为《为一册〈易经〉的译本而作》的诗作中，博尔赫斯书写了对《易经》的理解：
未来之无可挽回恰如那
坚硬的昨天。
没有一件事物
不是一个无声无息的字母
写在不可破解的永恒经文里
时间是它的书卷。离家的人
早已回返。我们的生命
是未至的也是行过的路径。
无物向我们道别。无物离我们而去。
不要放弃。感化院一片黑暗，
坚实的牢笼由无尽的铁铸成，
但在你囚房里的某个转角
也许有一个疏忽，一道裂缝，
这条路像箭一样致人死命
但在那些缝隙中是神在潜藏。
诗中有很多博尔赫斯所理解的“道”的象征符号——经文、书卷、房屋、小径、囚房、箭、裂缝，而“不可破解的经文”、“黑暗的感化院”、“裂缝”和“夺人性命的道路”等这些消极意象中，同时也潜藏着神灵的观念，构成博尔赫斯对“道”的相对观点的理解。
在展示了主观性与客观性的永恒冲突以后，博尔赫斯显然对尚未被解答的问题非常关心：时间存在于人的头脑之内还是头脑之外？神祗和意志是否存在？神的头脑和人的头脑有什么相互关系？时间是由谁所定义的？对于这些问题，博尔赫斯首先试图在西方世界的范畴内寻求答案，在没有得到满意的解答后，他将目光投向了东方，投向了庄子，以解决现实和幻觉之间对立的问题：
我们选择最简单的一个时刻：例如，庄子的梦境（Herbert Alien Giles；Chuang Tzu，1889），大概是2500年之前，有一天庄子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当他醒来的时候他不知道是他做梦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他。我们先不去考虑他醒来的时候，我们思考一下梦中的时刻，或者梦中的某一个时刻：“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古老的文本这样写道（此处文本指的是《庄子》——作者原注）。我们将永远不会知道庄子是否看到过一个花园，在花园中他似乎正翩翩飞舞或者化身成为一个黄色三角形，这无疑是他，但是我们知道图像其实是主观的，尽管它是由记忆提供的。
结果，博尔赫斯在这些思想的引导下，构建了另外一些充斥着理想性和象征性的人物长廊。例如，《小径的分叉花园》中的余准和艾伯特，他们彼此对立，彼此映射，但相互之间并不互补，解决这种对立的唯一方法似乎是死亡。余准和艾伯特的关系构成了一种反照却致命的无穷对立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体现在角色上，还转化和扩展到了书中对立的现实、翻转的情景和逆转的故事中。这个结论几乎可以在博尔赫斯所有的文学作品中得到反复印证。我们选取以下几个典型例子加以说明。
《南方》这部带有一定自传性质的作品，就是以上结论的一个很好例证。主人公胡安·达尔曼处于两个“不同身份的挣扎”之中：福音派牧师以及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边界战斗中阵亡的弗朗西斯科·弗洛雷斯。达尔曼“选择了浪漫的祖先，或者选择了浪漫的死亡”，而死亡又“解决了”这种矛盾。
《另一次死亡》描写了唐·佩德罗·达米安勇敢和胆怯的双重面孔。讲述者想回忆他的死亡，却并不清楚达米安是如何死亡的，反而为两个彼此矛盾的说法所困惑：一个胆怯的达米安，最终没有成功逃脱死亡；一个勇敢的达米安，参加了内战奔赴前线。故事模棱两可的结尾给了读者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局。
《永生》中的那两条河流也构成了一个不可逆转的永恒物象。永无止境的产生和消逝的运动，造就了永生的同时也消灭了永生，因此，永生既存在，又不存在。通过这种方式，存在与不存在相互抵消。一方面，这种悖论产生了永无止境的矛盾对立；另一方面，对立得以永存且永无止境。这是不可避免的无限悖论，也是无限的矛盾运动和无限的建构与破坏。
《环形废墟》与诗歌《象棋》类似，分别体现了做梦者与梦境、玩家和游戏之间的一系列矛盾对立。一个正在做梦的人，同时他也是其他做梦者的梦境。同样，玩家在玩一局游戏，同时他也是其他玩家的游戏。因此，对立的双方——做梦者与梦境、玩家与游戏，双方的身份处于无休止的彼此交换中。
从博尔赫斯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博尔赫斯在人物构建和叙述方式中所体现出来的对立观点。所有的故事最终都走向一个消极的结局：不可挽回的死亡或者无尽的杀戮。显然博尔赫斯吸收了“道”的相对观点，即对立的双方彼此独立平行，并且相互作用。然而，如果我们深入探究，将看到两条完全不同的轨迹：“道”从有机的统一开始，绘制出互为补充的两极，对立双方相互作用；而通过对博尔赫斯的对立观和“道”的两极观，点的观察我们可以知道，人类并非完全没有选择，人类可以在找寻解决方案和陷入死胡同之间、在幸福和痛苦之间进行选择。在博尔赫斯的迷宫中，人类也可以选择寻找出口或者永远地受困其中。
结 语
博尔赫斯从不否认东方文化对他产生的影响，在一次采访中他曾明确指出：
我认为我的灵感来自我读过的书，以及我还没读过的书。之前的所有的文学作品……例如，我一生致力于研究中国哲学，尤其是“道”，这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并且我还研究了佛教。所以，所有这些都影响了我，但我不确定这种影响具体体现在哪里。我已经研究了这些宗教，或者说东方哲学，它们可能对我的思想或者行为产生影响。
不可否认，博尔赫斯所理解的中国文化，未必是中国文化原本的样子，或者至少不是中国文化完整的样子。博尔赫斯选择了能够与他的文学理念产生共鸣的东方文化元素，对其进行解读和重构。
作为一位世界级作家，博尔赫斯的国际性不仅体现在他本人及其作品在世界范围的传播和研究方面，同时也体现在其文学思想乃至哲学思想脉络对东方和西方元素的融合方面。生长在西方文化背景下，他的思想根植于理性主义的土壤之中，但他这种混沌与非逻辑的魔幻文学又与东方古老的宇宙哲学和想象有着共通之处。可以说，博尔赫斯本身就是东西方文化的集大成者，他在理性主义和感性主义之间找寻着微妙的平衡，从而打破了西方纯理性主义思想的桎梏。这种文学创作价值的获得，是与他对东方文化以及对道家思想的理解和吸收密不可分的。
原标题：《丝路文明研究︱于 漫 王佳祺：博尔赫斯多元创作中的“东方元素”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