署名苏轼的大字行书赤壁二赋非苏东坡手书

清道光年间，徐州人杨映权将署名苏轼手书的前后《赤壁赋》墨迹摹刻上石并镶嵌于湖山杨氏碑园回廊。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江苏文艺出版社依据其中的《赤壁赋》出版《宋苏轼〈赤壁赋〉》单行本，并请赵朴初先生题写书名。
2009年4月，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了《苏轼在徐州图文集》，其第九章的附件中亦将以上大字行书赤壁二赋作为“苏轼书法精品”予以刊登。
近年来有学者撰文呼吁以上所说的大字行书赤壁二赋“乃是苏东坡在黄州创作的书法力作，具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堪为苏东坡一生书法的代表作之一”，应“引起学术界和书法界的重视”，“希望今后能够有更多的关于此作的学术成果出现，也希望更多的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能从中获益”（见2010年香港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东坡说东坡》李景新先生的《长期隐迹的苏东坡书法巨制——东坡黄州大书前后〈赤壁赋〉之考论》、2013年第3期《放鹤亭》李景新先生的新作《徐州帖园之苏东坡书法〈前后赤壁赋〉》）。
然而笔者将徐州湖山杨氏碑园的石刻墨迹标题，文中的关键字眼以及其书法的用笔、结构进行反复考证，认为以上所说的署名苏轼书写的大字行书赤壁二赋，与杨氏碑园冒名苏轼书写的《楚颂》石刻风格一致，它不可能是苏东坡的手书。其理由如下。

一、《前赤壁赋》绝非苏东坡《赤壁赋》元题
（一）《赤壁赋》标题原本无“前”字。
在大字行书《赤壁赋》的正文前有“前赤壁赋”四个字作为标题，根据前人的考证成果，即可断定这幅作品不可能是苏东坡的手迹。
民国人汪燊在《黄州赤壁集》卷第一《赤壁赋》后曾按曰：“《东坡集》于前赋标题，但曰《赤壁赋》，惟再游之赋，题作《后赤壁赋》，此宋人元例如此。罗愿《鄂州集》中有鹦赋洲二赋，其前赋题曰《鹦鹉洲赋》，后赋曰《鹦鹉洲后赋》，与坡集正同。自坊本选古文，谬于前篇加一‘前’字，曰《前赤壁赋》，绝非东坡元题。后人但识坊间俗本，竞相沿袭，非也。《历代赋汇》亦依《东坡集》元题，于前篇但题曰《赤壁赋》，是也。此事在坊本如班书本名《汉书》，后人因有《后汉书》，乃于《汉书》上加一‘前’字，称班书曰《前汉书》，不知大失班氏元名，应即纠正。读者幸勿为俗本所误也。”
笔者之所以援引民国人汪燊的以上文字，是想以此来证明《前赤壁赋》这样的标题，绝不会出自苏东坡本人。是凡在《赤壁赋》的标题上加“前”字的，都是后世坊本刻印古文时谬加的，古今人以为苏东坡元题如此，显然是大错特错。
苏东坡在黄州除了赤壁二赋之外，还有两篇《怪石供》，前者以《怪石供》为题，后者以《后怪石供》为题，这与赤壁二赋的命名形式完全一致，亦可作为《前赤壁赋》绝非苏东坡元题的旁证。
大字行书《前赤壁赋》的作者在作伪之时，亦未甄别考证，致使破绽显露。
（二）苏东坡自书《赤壁赋》从不加“前”字。
笔者之所以作以上的判断，是因为在苏东坡留存至今的书法作品中也看不到以上的命题模式。
苏东坡离开黄州前夕，应潘大临、潘大观兄弟之请，用小楷书写了赤壁二赋，其题目为《赤壁赋》，没有“前”字，这在明代的《晚香堂帖》与清代的《景苏园帖》中皆可以看到。
众所周知，苏东坡写给傅钦之的楷书《赤壁赋》，其标题是《赤壁赋》，也没有“前”字（见《景苏园帖》）。而现存的墨迹长卷，即由文征明补书三十六字的《赤壁赋》墨迹，其标题是《赤壁赋》，也没有“前”字。
以上所说的赤壁二赋，宋代权威的《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一皆已收录，《赤壁赋》也没有“前”字。
由此得知，苏东坡自己书写《赤壁赋》，从不带“前”字。
大字行书《赤壁赋》将标题书写成《前赤壁赋》，一看就可以断定非苏东坡手迹。

二、苏东坡在《赤壁赋》中用“食”不用“适”
将苏东坡的手书《赤壁赋》墨迹与后世坊间的刻本进行比较，我们不难看到这样的一种情况：后世的坊间刻本常将原文“而吾与子之所共食”的“食”字改刻为“适”字。而大字行书《前赤壁赋》中也沿袭了此种错误，书写以上文字时亦为“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以上提到的苏东坡为潘大临兄弟书写的小楷赤壁二赋写于元丰七年四月上旬，是苏东坡离开黄州之前书写的，这幅作品应该是《赤壁赋》的定型之作。留存至今的石刻中 “而吾与子之所共食”清晰明白，这与写给傅尧俞的那幅作品，即文征明补书三十六字的《赤壁赋》墨迹中的“而吾与子之所共食”的文字完全相同，由此可知，苏东坡从不将这段文字写成“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金代李冶（1192-1279）在《敬斋古今黈》卷五中记述说：“东坡《赤壁赋》‘此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食’，一本作‘共乐’，当以‘食’为正。赋本韵语，此赋自以‘月’、‘色’、‘竭’、‘食’、‘籍’、‘白’为协。若是‘乐’字，则是取下‘客喜而笑，洗盏更酌’为协，不特文势萎薾，而又段落丛杂，东坡大笔，必不应尔。所谓‘食’者，乃自己之真味，受用之正地，非他人之所与知者也。今苏子有得乎此，则其间自乐，盖不可以容声矣，又何必言‘乐’而后始为乐哉？《素问》云：‘精食气，形食味。’启玄子为之说曰：‘气化则精生，味和则形长。’又云：‘壮火食气，气食少火。’启玄子为之说曰：‘气生壮火，故云壮火食气；少火滋气，故云气食少火。’东坡赋意，正与此同。”
明人沈德潜曾在《归愚文钞》中为文征明手书赤壁二赋题跋说：“尝阅文待诏《嘉靖己酉年日记》，云‘书东坡赤壁二赋，前后共五十件’，计其年七十有九。
此卷为嘉靖丁巳年，已八十有八，系五十本后一本也。中与世俗本异两字，‘沧海’作 ‘浮海’，‘浮’字较胜；‘共适’作‘共食’，盖用释氏语。声是耳之食，色是眼之食，恰与上‘清风’、‘明月’相对。改‘食’为‘适’，未晓成处也。此是待诏多看书，不随俗处。”
明人娄坚在《为人写〈赤壁赋〉后题》中也说：“此文与世俗异者二字，自注者一。‘沧海’作‘浮’，信是句中有眼。‘共适’作‘食’，盖用释氏书：‘声是耳之食，色是眼之食。’味长不可与‘适’等也。又‘更’字下注‘平’，不注，则读者必且谓意同‘复’字矣。以长公雄文，意到笔随，何尝作如此推敲。识此，即于读古文词，庶不草草。”
从以上前人的记述，即可知苏东坡《赤壁赋》中的“食”字是用释氏语，后人因不懂“食”字的出处，故擅改“食”为“适”字或“乐”字。大字行书《赤壁赋》既将“食”字书写成“适”字，书写者绝不可能是苏东坡本人。
三、从书法的角度看，大字行书赤壁二赋没有苏书的用笔特色
将大字行书赤壁二赋与世人公认的苏东坡手书《赤壁赋》的墨迹进行比较，即可看出大字行书赤壁二赋品位低俗，绝对是伪作。

伪造者虽然有眉有眼地在《前赤壁赋》后留下了“学书数十年，始信右军《题〈笔阵图〉后》‘多力多骨者胜’，不我欺也，轼”的一段文字，但将苏东坡留存至今、世人公认的两件《赤壁赋》墨迹与之比较，即可发现大字行书赤壁二赋中的字没有一个与苏东坡的字想似，其点、横、撇、捺、折的用笔及其结构与苏书相去甚远。
众所周知，一个书法家有他习惯的运笔特征，有些字已经形成定式，一落笔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个人风格，这是造假者难以模仿出的。
书法与苏东坡齐名的黄庭坚曾形容苏东坡的字如磨盘底下的活蝦蟆，那是因为苏东坡的字呈扁式，但字的点画遒劲有力。苏东坡的字为什么有异于书坛习气，独呈横扁之式，这是他有意在继承魏晋人尚韵的书风、不愿步趋唐人尚法的基础上进行改良的。众所周知，钟繇、王羲之父子的字体皆呈横扁之式，而唐人笔下的字型大多取纵式，其书体因此而大变。
在大字行书《后赤壁赋》之后，伪造者煞有介事地写道：“去岁作《赤壁赋》，未尝轻出以示人，钦之有使至，求近文，遂楷书前赋以寄，后赋笔倦未写。今日钦之来，持长卷索大书二赋，故复走笔。此二卷虽一挥而就，然几不能胜其任。钦之加意秘藏，方见爱我之深也。元丰六年十月廿四日，眉山苏轼并记于黄州之临皋亭。”
品味以上的题跋，伪造者显然是仿造苏东坡手书《赤壁赋》墨迹后的跋语加以发挥创作的。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把将世人公认的东坡手书《赤壁赋》墨迹后的题跋抄录如下：

轼去岁作此赋，未尝轻出以示人，见者盖一二人而已。钦之有使至，求近文，遂亲书以寄。多难畏事，钦之爱我，必深藏之不出也。又有《后赤壁赋》，笔倦未能写，当俟后信。轼白。
将以上两则题跋的文字进行比较，其遣词用句虽然大略相似，但将二者的字迹进行比较，几十个相同的字竟然没有一个写得相似。同是元丰六年的手迹，书体与用笔完全不同，如果说以上两则题跋皆出自东坡一人之手，这是让人无法相信的。
问题还不止这一点，傅钦之亲到黄州持长卷求苏东坡大书赤壁二赋，在苏东坡留存至今的诗文中没有只言片语，让人生疑。按照苏东坡的性情，傅钦之亲到黄州，苏东坡不可能不与之诗文唱和，不可能不留下蛛丝马迹。大字行书《后赤壁赋》后的题跋无根无据，纯属空穴来风。
又，元丰六年十月，苏东坡已搬迁至新建的南堂中居住。苏东坡在与蔡景繁的书信中说：“近葺小屋，强名南堂，暑月少舒，蒙德殊厚。”又曰：“临皋南畔，竟添却屋三间，极虚敞便夏，蒙赐不浅。”文字表明，苏家在元丰六年的夏月之前就已搬进了南堂。在《南堂五首》之二中，苏东坡说“故作明窗书小字”，表明南堂有书写诗文的条件，用不着再到临皋亭去写字作文了。
如此看来，苏东坡在临皋亭书写大字行书赤壁二赋的可能性不大。
傅钦之（1024—1091年）号尧俞，山东郓城人，曾在孟州、河阳、许州等地为官。他与王安石相善，但又是新法的反对者。他与苏东坡相交甚深，但在元祐年间又极力谤讪苏东坡。
四、将大字行书赤壁二赋与公认的苏东坡赤壁二赋墨迹比较，错漏字不少
将大字行书赤壁二赋与苏东坡的书法真迹与《景苏园帖》二赋石刻进行比对，即可发现二者之间明显存在差异，大字行书赤壁二赋的错字、漏字以及衍文不少。

（一）石刻《后赤壁赋》中表示自己，用的是“余”字，而在大字行书赤壁二赋中却是用“予”字代替。石刻《后赤壁赋》中共有“余”字八个。
（二）石刻《后赤壁赋》“凛乎其不可留也”，大字行书赤壁二赋却书写成“凛乎其不可久留也”，“久”字明显是衍文。
（三）石刻后赋“时夜将半”，大字行书后赋作“时将夜半”。
（四）石刻后赋“巨口细鳞”，大字行书后赋无“鳞”字。

（五）石刻后赋“我有斗酒”，大字行书后赋作“吾有斗酒”。
（六）石刻后赋“不时之须”，大字行书后赋作“不时之需”。
（七）石刻后赋“呜呼”，大字行书后赋作“呜乎”。
（八）石刻后赋“薄莫”，大字行书后赋作“薄暮”。
（九）石刻后赋“状似”，大字行书后赋作“状如”。
（十）墨迹前赋“浮海”，大字行书前赋作“沧海”。
（十一）墨迹、石刻前赋“何为其然也”，大字行书前赋作“何谓其然也”。
（十二）墨迹、石刻前赋“横槊赋诗”，大字行书前赋缺“诗”字。
（十三）墨迹、石刻前赋“吾与子之所共食”，大字行书前赋作“共适”。

从以上的比对，即可知大字行书赤壁二赋中既有缺字、错字又有衍文。特别是前赋的“诗”字与后赋的“鳞”字在文中皆为关键字眼，倘若是苏东坡亲书，这两个字是绝对不会遗漏的，因为“横槊赋诗”的“诗”字缺少了就不能成文，“巨口细鳞”的“鳞”字缺少了就不能成句。苏东坡作为原创者绝不会将以上两个重要的字忽略不书。
五、黄庭坚的题跋亦有伪托之嫌
冒名苏轼的大字行书赤壁二赋除了有苏东坡自己的题跋之外，尚有黄庭坚、朱熹、魏了翁等名人的题跋，给人的第一感觉是这幅作品流传有绪。
然而当我们认真体味以上大家的题跋，却发现其破绽甚多。
（一）黄庭坚题跋的时间不合常理。
众所周知，有“天下第三行书”之称的《黄州寒食诗帖》，并未有苏东坡的署名，正是因为有黄庭坚的题跋而名闻天下，但黄庭坚在题跋时也未曾书写自己的姓名。这是因为两位大家在书坛久享盛誉，自信自己的大手笔用不着署名即能为人熟知。
黄庭坚在《黄州寒食诗帖》后的题跋中有“他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的文字，而大字行书赤壁二赋黄庭坚的跋中亦有“东坡倘见此跋，又笑我于无佛处称尊”的说法，细味这款题跋伪造的可能性太大。
大家知道，苏东坡病逝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而黄庭坚题跋的时间是在建中靖国的冬至后二日，也就是苏东坡逝世的四个月后，苏东坡既已故数月，黄庭坚言“东坡倘见此跋，又笑我于无佛处称尊耶”显然是不合乎逻辑的。
黄庭坚在《黄州寒食诗帖》后题跋时苏东坡健在，言“他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合乎常理。时在儋州谪居的苏东坡当获见黄庭坚草书陶渊明之诗的作品时即欣喜地回复说：“张融有言：‘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吾于黔安亦云。他日黔安当捧腹轩渠也。”此可作为诠释。
黔安，黄庭坚的别号。张融，南朝著名书法家。《南史》有传。本传云：“融善草书，常自美其能。帝曰：‘卿书殊有骨力，但恨无二王法。’答曰：‘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苏东坡用张融回答帝王的话来赞美黄庭坚的草书大有长进，“他日黔安当捧腹轩渠也”，即与黄庭坚“无佛之处称尊”的题跋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在苏东坡过世之后，黄庭坚再强调“东坡倘见此跋，又笑我于无佛处称尊耶”，既不合乎常情，更有狗尾续貂之嫌。
（二）黄庭坚的题跋，古来没有文字记述，系空穴来风。
翻阅黄庭坚留存至今的诗文，没有大字行书赤壁二赋后的题跋文字，这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问题，黄庭坚的题跋亦有后人伪托之嫌。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象黄庭坚这样的著名人物，又是为苏东坡的书法题跋，八九百年来没有人发现是绝不可能的事情。黄庭坚的以上题跋，显系空穴来风。
（三）同是写给傅钦之的作品，不可能一件声名显赫，一件隐晦不为人知。
笔者以为，同是赠给傅钦之的作品，楷书《赤壁赋》在书坛享有盛誉，而大字行书赤壁二赋却被“长期隐迹于民间而消声于书法界和学术界的视野之外”，这本身就存在着问题。事实说明，大字行书赤壁二赋来历不明，即令伪造出黄庭坚的题跋，也是不能让人深信的。
众所周知，苏东坡于元丰六年应傅钦之所请书写《赤壁赋》时，其心态是“多难畏事”，故嘱傅钦之“深藏之”。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苏东坡重返朝廷，其仕途扶摇直上，是时赤壁二赋已公开且被时人传颂，用不着担心小人们断章取义，捃拾其中言辞而兴风作浪。
以上说过，苏东坡离开黄州前夕，应潘大临兄弟之请，以小楷书写了赤壁二赋，而潘大观随后即摹刻上石，赤壁二赋于元丰七年（1084）就已公之于世，根本不存在深藏不出的成份。
“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1053-1110）在《续离骚叙》中说：“赤壁前后赋者，苏公之所作也。曹操气吞宇内，楼船浮江，以谓遂无吴矣，而周瑜少年，黄盖裨将，一炬而焚之。公谪黄冈，数游赤壁下，盖忘意于世矣，观江涛汹涌，慨然怀古，犹壮瑜事而赋之云。”（《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一引）
赵令畤（1051-1134）在《侯鲭录》中记述说：“黄鲁直云：‘……既饱，以康山谷帘泉烹曾坑斗品，少焉，卧北窗下，使人诵东坡赤壁前后赋，亦足少快。”黄鲁直即黄庭坚。
以上的事情皆发生在元丰、元祐年间。文字表明，苏东坡的赤壁二赋，当时已风靡天下，文人士大夫皆以诵读赤壁二赋为乐。也就是说在元祐年间，苏东坡在黄州书写的赤壁二赋已名满天下，傅钦之用不着秘而不宣，“深藏不出”了。
倘若傅钦之手中既有楷书《赤壁赋》，又有大字行书赤壁二赋，傅钦之必定会将这两种不同书体的作品同时公诸当世。既然楷书《赤壁赋》享有盛誉，大字行书赤壁二赋也应为时人注重！既然大字行书赤壁二赋不为时人所知，就说明当时并没有这幅作品。倘若黄庭坚已为此作品题跋，黄庭坚在生前也不可能不为之鼓吹，他不可能不让时人知道！
以上推理，皆可证实大字行书赤壁二赋的来历不明。
事实上，以苏东坡为名伪作书法作品者由来已久，同时代人中就有丹阳人高述与黄州人潘岐。
黄庭坚在《跋伪作东坡书简》中说：“此帖安陆张梦得简，似是丹阳高述伪作，盖依傍《糟姜山芋帖》为之，然语意笔法，皆不升东坡之堂也。高述、潘岐皆能赝作东坡书。余初犹恐《梦得简》是真迹，及熟观之，终篇皆假托耳。少年辈不识好恶乃如此！东坡先生晚年书尤豪壮，挟海上风涛之气，尤非他人所到也。”（《豫章黄先生文集·山谷题跋》）
在《跋东坡思旧赋》中，黄庭坚又说：“东坡先生书，浙东西士大夫无不规摹，颇有用意精到，得其仿佛。至于老重，下笔沉着痛快，似颜鲁公、李北海处，遂无一笔可寻。丹阳高述、齐安潘岐，其人皆文艺，故其风声气格见于笔墨间。造作语言，想象其人，时作东坡简笔，或能乱真，遇至鉴则亦败矣。不深知东坡笔，用余言求之，思过半矣。东坡书彭城以前犹可伪，至黄州后，掣笔极有力，可望其真赝也。建中靖国元年四月乙未，早发峡州，舟中书。”（《豫章黄先生文集·山谷题跋》）
明人安世凤在《墨林快事》卷八中针对时人的伪作说：“长公平生快游自多，赤壁二赋之成为宇宙瑰宝之至耶。其捉笔重书，必有一派雄隽之气，逼十指而出。此书只可得坡仙皮毛，当非坡寻常泛书比，岂书此赋而转败兴，至此且长公字学更邃，此中多用俗法，恐模拟之失，然终非公得意之作也。又公即以文字获罪，戚友相戒。公口应而心鄙之，能吐不能茹，岂有畏世如虎，倩人以把茅盖头？公之豪逸，宁有此肠，不敢遽以诬公也。若以备咏诵，寄仰斗之思，则可耳。天启甲子七月既望。”
安世凤的观点明确，伪作赤壁二赋俗不可耐，其题跋语意浅鄙，昧者论之，视为珍宝，语同梦呓。
综上所述，署名苏轼书写的大字行书赤壁二赋及其题跋，绝不是苏东坡的手书，后人伪造的痕迹十分明显。
六、顺便说一说徐州《楚颂帖》（《柑橘帖》）与大字行书赤壁二赋的关系
在李先生的大作末尾，提到了《柑橘帖》，言“元丰七年所书《柑橘帖》与之相类，然《柑橘帖》篇幅短小，又远远无法与此巨作相仿佛也”。
笔者与李先生的看法相左，徐州苏东坡艺术馆收藏的这幅《柑橘帖》（《楚颂帖》）同样是一幅伪作。
东坡赤壁《景苏园帖》石刻中有世人公认的苏东坡于元丰七年十月二日书写的《楚颂帖》，摹自《经训堂法书》，其后有元人赵孟頫与明人董其昌的题跋，有“东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印，却没有“东坡居士轼”五个字的署名。
笔者将徐州《柑橘帖》与东坡赤壁《景苏园帖》的《楚颂帖》进行对比，虽然帖中的内容完全一致，书写的日期也相同，但是二者却没有一个字相似。
但笔者将徐州《柑橘帖》与徐州大字行书赤壁二赋相同的字进行对比，却发现二者不独用笔点画、间架结构、风格神韵酷似，且阴文印“子瞻”二字的造型错误也相同，故笔者断定以上所说的大字行书赤壁二赋与所谓的《柑橘帖》出自一人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