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里少有的“明白人”：48年跟粟司令决战前，已妥善安排好后路

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当中，王耀武是头脑最灵活、最精通人情世故的一位，在这方面几乎没有其他国军大佬可以与他相比。不光军事水平在国军将领中属于比较出众的，他处理的应变能力和情商，也比黄维、黄百韬等一根筋的兵团级将领强很多，这在解放战争中有过生动体现。

有人说1948年济南战役，王耀武不也是城破之后当了华东野战军的俘虏吗？哪里显得高明了？问题不能简单地这样看，济南兵败是在所难免的，而王耀武在济南战役前曾经做了3件事，事后品读是很令人感到惊叹的：此人的情商确非常人可比。分别是哪3件事呢？

先来看看济南战役之前，王耀武所面临的危急形势。山东地区已经大部分被解放，只有济南以及远在半岛东侧的“青岛特别市”，尚在国民党军掌控之中。济南虽有护城河和古城高墙阻挡，但是王耀武的守军只有不足10万人，其中还有一些战斗力比较弱的地方部队和杂牌军、保安团，王耀武所面对的华野山东部队足有30余万人，此时在与华北联系已经割裂的情况下，想要单独拒守一座济南城是非常艰难的。

老蒋也深知这一点，他打算以济南为诱饵，派出徐州剿总部队30余万人，趁华野进攻济南之机，从南向北抓住华野主力进行决战，争取在华东战场打一场胜仗，扭转之前的不利局面。构想虽然很好，却正中华野粟司令员下怀。粟司令早已准备了东西两个作战集团，许世友的部队只有14万人，粟司令亲率大部队在半路上等着徐州国民党援军，目的是在他们来援之际一锅端掉，若这一战术最终成功，就不会有后来那么大规模的淮海战役了。

王耀武深知，老蒋的如意算盘打得响亮，想要落到纸面上却几乎是不可能的：国军将领、各兵团之间一向互相猜忌寻求自保，怎么可能在济南孤城一座、外有华野大军的情况下派出重兵来救援他呢？之前的张灵甫被围孟良崮，最终遭到华野全歼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作为74军系的代表人物，王耀武可不想重蹈爱徒张灵甫的覆辙，为此他早早就为自己想好了出路。

脑袋灵活，是王耀武在国军当中这么多年迅速爬升，成为一方大员的重要原因。早在抗战期间，王耀武积极练兵、指挥有方，另一方面也多方疏通，重金巴结了很多国军高层官员，所以能够获得好的武器装备和快速升迁的机会，更是成为74军这支王牌军的第2任军长。此后他抓住机会把队伍扩大了起来，成为国民党抗日第一铁军，自己的势力和地盘也扩大了，形成了中央军内部的一个军队派系，在国军当中成为举足轻重的大佬级人物。这种过人的经营头脑，在解放战争后期再次派上了用场。

解决问题的办法自然不是临阵倒戈。虽然大难临头，身在济南城的王耀武并非杂牌出身，而是黄埔毕业的中央军嫡系将领，于情于理他不好直接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军阵营。尤其是1948年9月，国民党军在全国尚未完全显现溃败之势，王耀武自然不会还没开打就起义投诚，落得一个骂名。为了化解济南危局，他的三个步骤如下。

第一件事是召集心腹将领，告诉大家：兄弟们，现在是国内战争，而不是之前打日本鬼子，大家都是中国人，没有必要拼到你死我活。如果情势不利可以不必拼死抵抗。这几个人听完长官的话，面面相觑，很快明白了王耀武的意思。如果实在打不过华野，是可以投降的。这下大家心里都有了底，王耀武是在给大家留后路。

第二件是在济南战役前，他下令打开城门，疏散了大批无辜的平民百姓，避免济南人民陷于战火之中。要知道一场残酷的攻城战，攻城一方势必会使用火炮等重武器，一仗打下来，往往玉石俱焚，会有不少老百姓跟着遭殃丧命。王耀武作为济南最高军政长官，倒是没有让济南人陷入这样的绝境当中，在战前便打开了城门，这件事是为人称道的，因为在之前解放战争的几次著名攻城战当中，还没有国军将领这样做的先例，毕竟百姓是守城方的一个军事砝码。

第三件事王耀武简直做绝了：他没有经过“上峰”的同意，就要求济南的特务部门释放掉了200多名所谓的政治犯，也就是在先前革命过程当中，被济南国民党军政部门抓捕的我方工作人员，其中不乏一些重要同志。这些人之前都被秘密关押，在济南战役前，王耀武不光没有把这些人当自己的盾牌，反而提前下令释放，其用意是非常巧妙和深远的，不一定是真的宅心仁厚，却为自己将来一旦失败被俘，找到一个缓解罪名的由头，争取从轻处置。

其实不仅仅是兵力处于绝对下风，也不对援军抱有希望，王耀武曾经在之前的多次战役中和华野的粟司令较量过，早在47年的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和孟良固战役当中都多次吃到大亏，一次损兵就是3万-6万人。这次自己的这10万部队，在华野30多万主力面前根本就不够看，因此王耀武早早地把后路安排好，就是希望将来能够有一个好的出路。

事实也证明，王耀武确实是很聪明的。在济南战役后他成了俘虏，但是我军非常优待这位曾经抗日有功的国军名将，并没有为难他。在日后的功德林改造生涯中，他也是第一批获得特赦的国军高级将领，1959年就获得了自由。王耀武离开公德林之后，出任过政协委员及全国文史专员，生活和工作都有很好的安置及保障。当年他在济南精心安排的三件事，不能说没有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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